摘 要：编译者宇文所安的能动建构重新勾勒和扩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图景；以目的语文化诗学为导向的融合英译策略充分传递出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所需的文学、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列入诺顿文选系列有利助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世界广泛地接受与传播。
关键词：宇文所安；《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编译
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异域的译介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需要打破固有的视角。作为文学译介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译可以为中国文学的外播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蜚声国际汉学界。他独立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以下简称《诺顿中国文选》）不仅是西方各大学东亚文学和文论研究的指定书目，也成为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权威选本，堪称编译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的里程碑之作。宇文所安为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养成
宇文所安，其中文名字姓氏“宇文”来源于胡人鲜卑族酋长的姓氏，原意为“天子”,“所安”则语出《论语·为政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所安”二字，这种独具融合胡汉文化的身份符号体现了中西杂糅的特点，显得别有韵味。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的他在14岁那年，首次读到中国古诗忧郁的诗句：“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内心深藏的某种神秘的中国情结突然爆发，从此便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72年获得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宇文所安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94年被哈佛聘为欧文·白璧德中文与比较文学教授（Irving Babbi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7年起任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特级教授至今[1].2005年宇文所安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Mellon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从最初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到随后在耶鲁大学汉语语言文化的专业学习，宇文所安自始至终对中国古典文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毕生孜孜不倦的努力使得他取得了丰硕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果，最终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坚实的地位。
在探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和文本意义过程中，宇文所安始终以一种跨越中西二元对立的学术视野和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突破“国别研究”的限定，使得汉学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它们必须获得一个具有张力的相对边缘和差异空间：既不能失去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彰显国家色彩”[2].同时，宇文所安指出，在新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下，国别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物，单单强调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努力挖掘中国文学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中国文学只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才能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并且发扬光大[3].源自最初的兴趣以及对古典文学的一种情结，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译也是建立在相当的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在国际文学史上，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文化和话语权利的不平等，对欧美西方读者而言，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需要一位代言人[3].而他以一位西方汉学家的身份，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重新表征与阐释，在强调中国文学传统连贯性和多元化特征时，深刻把握了文学传统丰富且变异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在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几乎以一己之力，编译了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权威选集---《诺顿中国文选》，极大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
二、中国古典文学整体图景的扩展和重新勾勒---宇文所安的能动建构
因其在唐诗研究方面做出的显着成就促使他有缘编着《诺顿中国文选》。1996年，他独自选编和几乎全部英译了该部文学选集。这部选集系统收录了自先秦、唐宋直至明清时代几千年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内容涵盖最初的诗歌总集《诗经》、儒家典籍、唐代诗歌、宋词明曲、传奇、散文、小说和戏剧等。该书问世后西方各大高校东亚系立即纷纷指定其为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材和必读书目。
在他1998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回顾其自身二十几年学术生涯出版的所有着作，宇文所安这样谈到：
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你的哪本书最重要？”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诺顿中国文选》。这也许会使中国的学者感到奇怪吧？其实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主要是为了美国的文化建设，而不完全是为了对中国文化发言。我的这部着作被列入了着名的诺顿（Norton）经典系列，这意味着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可。凡是在校大学生，只要学习中国文学，都要读它，所以它的影响面，远远超过我其他的任何一本书。我很重视这本着作，为此，我整整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美国能有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1].
编译《诺顿中国文选》这部着作过程中，与以往汉学家和研究者不同，宇文所安突破了“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将其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宏观上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全盘的把握与关注，最终实现了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研究，即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学和文化当作研究对象，从而对美国自身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他编译的《诺顿中国文选》及其文学史的研究描述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流变，展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以“他者”的视角打破对常规序列的描述以及层次的划定，一方面解构了汉学家心中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另一方面透过文本的选择和英译，强化和修正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构筑。他试图通过多维度的选集编排方式，保持不同时期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历史回响，展示文本的多个侧面，让读者达到深入的主题阅读效果。
在对文学作品的编译方面，宇文所安全面收录和英译了中国自早期先秦时代直至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这是整个西方汉学界迄今为止为数极少的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的选集之一。文学翻译不可能脱离主观性而存在，对原作的甄选、英译以及编排等每一个环节都与译者息息相关。这部文学选集的作品完全按照他自身的理论思路，以相应主题为纲进行排列。他本人整整花费了近四年的时间，承担了几乎所有作品的英译以及阐释。而相比此前西方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选集如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 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至14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4]以及《中国文学选集：从14世纪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Literature: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5]两卷本，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6]以及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与中国学者刘绍铭（Joseph S.M.Lau）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Volume I: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7]都是集体编选，书中选入的译作也都出自多个译家之手。这一方面体现了宇文所安多年来对中国文学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另外最大化程度上保证了选集内译文的质量以及风格的连续性、统一性，更是他作为汉学家个人独到的英译解读和学术观点的完整呈现。此外，选集以各种分类方法的交织互补，努力贴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本身错综交织的互文面貌，实现特定文本与前后作品间跨越时空的历史呼应。他选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不同题材，把每个文本置于其他文本的互文系统中作为参照，以此建立文学话语间的相互关联性，从而循着这些题材流通的“话语群体”来描绘和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图景。总体而言，这部英译选集的整体构思和编译体现了宇文所安力图在英语世界构筑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景观、对古典文学进行跨文化的阐释和能动的建构。
三、以目的语文化诗学为导向的融合英译策略
由于该选集几乎为宇文所安举一己之力而成，其中体现的主要为编译者个人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和理解。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化、诗学和形式上都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英译过程中，译者在选集中充分融合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特别是涉及到中国文化意象的内容时，比如中国历法、动植物以及中国古代乐器等项目，宇文所安主要采用“归化”的英译方法。他把中国文学作品里的“蕙”译成“lavender”,“杜若”译成“mint”（薄荷），“薜荔”译为象征友谊和爱情的“ivy”（常春藤）。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中，为了将中国花卉词语在这部英译选集中构成一个互文的英语语言文化语境，宇文所安并没有将“梧桐”按惯例译成“wu'tung”,而是选择将其译成“beech”（山毛榉）。琵琶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大众乐器，译者从其弹奏方式和音色的角度考虑，认为它与西方的曼陀林非常类似，译为“mandolin”[8]xlv-xlvi.通过这种方式，宇文所安生动传达了中文植物、花卉和乐器的丰富含义。尽管宇文所安采用了一些归化方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尽量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异质性。例如翻译古典诗歌《天净沙·秋思》时，他有意摒弃一些连接性的词语，而是通过并置原诗的各种意象，努力再现与原诗文学诗性相似的特质，重现原诗的风格：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Withered vines,old trees,twilight crows.
Small bridge,flowing water,people's homes.
Ancient road,west wind,gaunt horse.
The evening sun sinks westward.
A man,broken-hearted,on the far horizon.[8]
英译中通过引入异质文学的特性，宇文所安不仅传递了原文的诗意，更重要的是透过字里行间，把原作者不曾言说的那层意味，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让读者独自去体会。
此外，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选》是他作为教师、研究者和英译者，在哈佛大学课堂上给学生教授中国文学这门课程时的教学研究成果。历经4个寒暑，这部文选终于付梓出版。为了使这部文选得到学生的广泛接受和认可，每学期在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课程时，他都会不断修改所教的文本或引入新的文本，观察学生们对新文本以及译作的反应。如果学生无兴趣或是译作很难让学生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宇文所安就剔除不用，这也充分显示出选集的编译是一个倾听读者和接受其反应的过程。逐渐地，在与学生的教学互动和反馈中，他建构起一个文本家族，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对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和英语读者可接受的中国文学两者间不断进行调适的过程。”“It is a mediation between what the Chinese se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at works in English”[9].也就是说，宇文所安的这部文选是中国古典文学为适应目的语文化诗学和读者接受调适后的产物。文选编译并不是译者完全主导控制下的产物，很多文本的筛选和英译策略都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情况。英译过程中，宇文所安总是试图找到这样一条途径，使得这部中国古典文学选集能在英语语境中运作，同时又能在该语境中传递出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所需要的文学、文化和历史语境。
四、中国古典文学广泛地接受与传播---赞助力量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选》经由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意味着中国古典文学已被纳入世界文学经典，这对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在西方世界的阅读、接受和传播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该文选在美国推出后，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强烈推介此书：
“《诺顿中国文选》被誉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开创性的一部着作，它涵盖了中国自先秦直至20世纪清朝末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文选的编排大致以历史年代为纲……极富创见地将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与历史三者有机交织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学图景”（笔者译）。
“Hailed as a groundbreaking text in Chinese Studie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rings to-get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system in 1911.Moving roughly chronologically …… the anthology's innovative structure provides a previously unavailableview of the interplay among Chinese literature,culture,and history[8]back cover.”
显然，该选集在西方广泛地接受与传播可以说与一贯以出版各国文学经典的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密不可分。到目前为止，诺顿出版公司已跻身成为全球大学教科书出版领域最具影响、最权威的出版社。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诺顿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世界文学选集。对于作为使用大学教科书的教师、学生和文学研究的爱好者们来说，这些权威的文学选集几乎是案头必备书目。随着诺顿文学选集在文学经典传播中持续不断累积的声望，一些主要的文学选集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多次经修订再出版。例如《诺顿世界名着选集》第一版于1956年首次问世，一直以来被读者奉为经典，推崇备至，这个最早的版本主要是译欧洲文学为主，很少涉及非西方文学。2003年，在对第一版进行增补和修订后，推出了新世纪版本的《诺顿世界名着选集》即第二版。2014年，又推出第三版，是截止到目前的最新版本。与之前两个版本相比，该版本增添了上百篇新的选文及译文，包括大量介绍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学的篇幅，尤其注重介绍中国文学。例如，在“中世纪的中国文学”部分，增加了“关于文学的文学”（Literature about Literature）的主题介绍，并且还增加了古代文论家曹丕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指引读者理解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值得一提的是，宇文所安作为该文选编委会成员之一，参与了《诺顿世界名着选集》的编撰工作，其中也收录了不少由他英译的中国诗歌[10].他的努力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更广泛地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各大媒体、学者和评论家对宇文所安编译的这部文选在欧美的传播与接受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刊登书评，认为此书在覆盖面、编译以及创造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之前的选集，比如《哥伦比亚文学选集》，赞誉其英译风格的统一。选集面世不久，夏威夷大学H.R.Lan教授在《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上称赞该选集：如果编撰一部文集是一种文学再创造，宇文所安教授的这部新作就是一种成功的创举。这部文集别出心裁地融合了中国文学历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文学选集新作[11].英国汉学家杜维廉（William Dolby）在《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盛赞这部选集：“它能列入诺顿文学经典丛书系列就意味着中国文学通过翻译，在所有非汉学的英语读者中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地位和影响力的一次极大提升[12]”.香港中文大学孔慧怡教授指出，宇文所安的这部着作是目前西方学界三部中国古典文学选集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部文选[13]
.五、结 语
在汉学这一特殊的学术平台与研究领域里，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译是以一位西方汉学家的身份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和建构。而作为编者和译者，宇文所安的这项“文化工程”被列入西方着名的诺顿系列且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取得了成功。宇文所安以一种他者的视野，通过《诺顿中国文选》，为西方读者重新勾勒了一幅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图景，在这幅全景图中，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汉学研究紧密相连，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是“另一种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传递出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所需的文学、文化和历史语境，增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有力助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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