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革命思想充满民族意识，她的民族意识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清末的内忧和外患直接或间接地促发了秋瑾关心国家前景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令她寻求救国之路，而革命是其中一个救国之方。笔者尝试探讨秋瑾的民族意识的形成。
一、官宦世家
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对他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家庭背景。秋瑾的民族意识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有关秋瑾的家庭背景，有很丰富的资料。其中较为可信的，笔者认为秋瑾的弟弟秋宗章的记述。根据秋宗章的《六六私乘》，秋瑾出生于书香家庭，她的长辈“均登贤书，乃为越中右族矣。”［1］先世以耕读为生，至她的高祖秋学礼才开始做官，任浙江秀水教谕；她的曾祖父秋家丞（1790—？）历任江苏华亭、青浦、上海、南汇等县知县和邳州知州；她的祖父秋嘉禾（1831—1894），字露轩，同治壬戌（1862）补行科，并辛酉（1861）恩科举人［2］，历任福建厦门海防同知和云霄同知等官职 ；她的父亲秋寿南（1850—1901），字益三，号星侯，1850年9月出生，同治十二年（1873）中浙江乡试第八十二名举人［3］，之后历任福建、台湾、湖南等地的地方官。秋瑾的母亲姓单，1845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县一个望族之家，她父亲单良瀚曾经做过安徽候补知县［3］21。单氏生有一子二女，秋誉章（1873—1909）是长子，秋瑾是长女，秋��是次女。
秋瑾的长辈从高祖到父亲都做官，而他们在官场上都耿介不阿，廉洁自好，表现出良好的品格。例如，祖父秋嘉禾曾两度出任福建云霄同知（光绪四年八月到七年四月，十五年五月到十六年八月），民间传颂他“任内省讼简政，治绩卓然”，被乡民们亲昵地称作“秋老大”。光绪六年，当地为他竖立了一块“功德碑”，而他在次年离任前夕，又为他在五里亭竖了“去思碑”；离任那天，许多人家门前悬挂“官清民乐”的纸灯笼［4］。这些记述未必可信，但可以肯定秋嘉禾做官时的声誉不差。
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早年“居福建提督孙军门幕，以劳绩保知县，分发台湾”［5］。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有一年拟委他署台北某县知县，“事已内定，忽为某有力者捷足所得”［5］143。后来，秋寿南又因劳绩“以知县保升直隶知州，将入都引见，而资斧无出”［5］143，终于“以贫不能具厚赂，一任部胥操纵”［5］143，而未得莅任知州［5］143。晚清官场贪污成风，秋寿南不会钻门路而被人捷足先登，夺去台北某地知县，又因为贫穷不能厚赂而失去直隶知州。笔者认为秋瑾长辈为官清廉的品格给秋瑾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她品格的形成影响不小。
有关秋瑾父亲秋寿南的事迹也曾暗喻于她的作品中。《精卫石》是秋瑾自传性质的文章，以黄鞠瑞自喻，黄古之（思华）暗隐秋寿南。秋瑾在弹词《精卫石》第一回云：“浙江氏族黄为姓，名叫思华知府身。少年得志青云士，愧书香世族人。祖先历代为官职，又是闽中关道身。清风两袖居官俭，传子惟遗授一经。但是那传家历代皆清正，性情古板不求新。”［6］这里暗示了秋瑾的长辈节俭及为官清正的品格。秋瑾在第二回云：“黄知府字古之，兹分发来山东候补。宦途是竟尚钻营请托，如不去请托钻谋，任你材能之士，只得袖手赋闲。古之起家寒素，又性狷介，不去营谋，虽是甲榜出身，故尚赋闲。”［6］478这里暗示了秋瑾父亲秋寿南由于不懂得钻营请托、结果不被重用，袖手赋闲的事实。秋瑾的作品印证了秋宗章的记述。秋瑾的长辈为官清廉，他们的品格也成了秋瑾的榜样。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秋瑾的民族意识的培养是必然的。
二、文化传承
秋瑾成长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开始学习写作诗词。有关她读书的情况，她的学生徐蕴华有相关的记述：秋瑾天资聪明，加以努力学习，十一岁已会做诗，常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单太夫人雅擅诗文，循循善诱。——徐双韵《记秋瑾》［7］从徐蕴华的记述，笔者可以知道秋瑾的母亲单太夫人自己雅擅诗文，因此秋瑾的童年教育都是由她负责。秋瑾天资很好，十一岁就能写诗。她喜欢杜甫（712—770）和辛弃疾（1140—1207）的作品，经常吟诵两人的作品。要注意的是两位诗人都是爱国诗人，作品中有不少作品抒发了民族意识。笔者尝试把两人的作品与秋瑾的作品作一比较，从而考证秋瑾是怎样接受了两人的民族意识。
诗写于1904年，秋瑾留学日时期［7］165。秋瑾看到外国入侵中国，为祖国担忧“：东侵忧未已”［7］164并且想操戈上战场杀敌，救国，“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7］164这是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民族意识。把秋瑾这首诗与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比较，发现两人诗的主题思想有很相近的地方：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正月，他应召入临安。宋宁宗（1168—1224）和宰相韩�腚校�1152—1207）召见辛弃疾，但不信任和倚重他。奏对之后，朝廷没有把辛弃疾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而是将他派往镇江担任知府。这阕词就是在镇江知府任上所作，时间为嘉泰四年（1204）。这阕词也是辛弃疾希望上战场杀敌，为祖国效力的表白。辛弃疾借生子当如孙权（182—252），暗喻自己希望能为宋朝上战场杀敌，收复河山。这种民族意识与秋瑾《感怀》所抒发的情感很相似。辛弃疾甘愿上战场，为国效力，是有原因的，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说得很清楚：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阕词是辛弃疾写给他的朋友陈同甫的。陈同甫（1143—1194），《宋史·儒林六》称其“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10］他主张北伐中原，反对南宋求和苟安的政策；他曾五次上书，建议收复中原的计划，言辞激愤而直率，结果被陷害，曾三次被捕入狱。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冬（1188年），陈同甫从浙江金华到江西探访辛弃疾。陈同甫离开后，辛弃疾写了许多挂念他的词，这首词大概作于1188年，就是与陈同甫会面后写的。
在这阕词中，辛弃疾认为上战场杀敌能使自己留名于后世：“赢得生前身后名”。这种希望扬名的心态，在秋瑾写给他哥哥秋誉章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记述：如得佳藕，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
在信中，秋瑾向哥哥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抱怨，认为丈夫不能与她一起切磋学问，以致她不能扬名于后世。这种求名的心态在她的好友徐自华的作品中有更具体的说明：值庚子变乱，时事益亟。君居京师，见之，独慨然太息曰：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从徐自华为秋瑾所写的墓表中，笔者可以更清楚秋瑾愿意以自己一生的时间奉献于救国的事业中：“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而不愿平平凡凡地过日子。这种求名的心态与辛弃疾很相似。
从辛弃疾和秋瑾作品的主题思想相似性，配合时人对秋瑾言语的记述，笔者觉得秋瑾小时候大量阅读辛弃疾的作品，在潜移默化的情况下，秋瑾接受了辛弃疾的爱国思想。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在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至长安，次年（至德二年）写了这首诗。杜甫面对祖国的分裂，感触很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面对国土丧失的心理，在秋瑾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情感，如《黄河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 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首诗是秋瑾1905年6月去日本时，在船上写给给日本银澜使者的。秋瑾从日俄战图上看到国土被吞并，感到悲愤，诗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不同的是秋瑾希望上战场杀敌：“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杜甫是弱质书生，不能上战场，但在他心里也希望祖国能收拾河山，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前一年冬，唐军在洛阳附近打了胜仗，收复了洛阳等地。广德元年正月，叛军首领史思明（703—761）的儿子史朝义（？—763）兵败自杀，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杜甫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写了这首七律。这种对收拾祖国河山的喜悦心情，与秋瑾上战场杀敌的决心，两种民族意识一脉相通。从杜甫、辛弃疾与秋瑾诗中所抒发民族意识的相似性，笔者认为与秋瑾年幼时大量阅读杜甫和辛弃疾的作品不无关系，在潜移默化下，对她的民族意识的培养有很大的作用。
三、时代环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要割地、赔款及开放通商口岸，而且要允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办厂。当时正值全国各地举人云集京城会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1 300多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后来，要求变法的风潮遍及全国。
谭嗣同（1865—1898）、唐才常（1867—1900）等维新人士在湖南开办了财务学堂，而且创办了《湘报》《湘学新报》，宣扬变法救国。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件事对秋瑾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这封信写于1905年12月。秋瑾当时因为反对《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风潮而准备回国。王时泽（1886—1962）是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学生，根据他的《回忆秋瑾》，王时泽当时没有回国，他去为秋瑾送别。秋瑾回国后写了这封信给他。从这封信，笔者可以知道秋瑾对庚子事变的国耻深感痛心，决心要为救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秋瑾这种为国牺牲的决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的好友徐自华为她写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见上文）有更详细的解释，这篇文章作于1907年12月，秋瑾死后。徐自华忆述她在北京见秋瑾时，秋瑾感慨人生在世，应该“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这是中国传统“立功”留名后世的思想。由此可见，秋瑾的民族意识及革命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的建功立业的思想。这首诗写于1900年七八月，当时秋瑾在湖南。秋瑾写这首诗时，正是庚子事变的同年。从诗中，秋瑾有强烈担心祖国的情绪——“漆室空怀忧国恨”，诗句流露强烈渴望战争停止的思想——“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这首诗写于1904年，秋瑾留学日本时期。秋瑾在诗中流露担心国家安危：“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以致想上战场杀敌：
“闺人欲负戈”一个女子竟有上战场的思想，在传统中国是很前卫的。从上文的论述，可知秋瑾因为中国的外患，而担心祖国的命运，这是出于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到了强烈时，就想负戈上战场，但这时还没有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思想。
四、现实境遇
清末外患严重，外国很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但又常常欺压中国人民。对秋瑾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秋瑾小时候陪同祖父做官期间目睹的事件：因祖父嘉禾，任厦门知府，父寿南，母单太夫人，都随侍厦门，所以秋侠于18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生在福建厦门。厦门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帝国主义者强辟为商埠，秋侠童年，眼见英国教士态度恶劣，屡屡恃强闯进祖父办公室，无理要挟，百般侮辱。老人的愤慨，播下了秋侠革命的种子，助长了秋侠革命的根苗。
从秋瑾学生徐蕴华的记述，知道秋瑾小时候亲眼看过英国传教士曾恃强闯进祖父的办公室，无理要挟，态度恶劣。外国人欺压中国人的行为就这样深深印在童年的秋瑾脑海中。中国被欺压的情况促成了秋瑾救国的民族意识。要了解一人作品的思想情感，最有力的证据是他的作品。这件事应该发生于1906年2月至4月秋瑾任职于浔溪女学期间［11］200。秋瑾1904年留学日本后，就已离开了家庭［14］。从徐自华的记述，笔者知道最令秋瑾担忧不是亲人，而是国家的命运，因此秋瑾在明朝亡国之日，感触流泪。
综上，秋瑾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她成长于书香世家，长辈又曾做官，长辈为官清廉为秋瑾立下很好的榜样；秋瑾的家庭教育对她影响也很深，她年幼时大量阅读杜甫和辛弃疾的作品，两位爱国诗人对她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时代环境也有不小影响，当时清朝面对外国入侵，又屡次战败，加上秋瑾陪侍祖父为官期间，目睹外国人对祖父的欺压，对秋瑾民族意识的形成，更是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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