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中，“审美回归生活世界”的现象既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又有其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审美回归”还原了感性的应有地位，促成了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渗透，在某种意义上为理解审美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时下的“审美回归”停留于感官享乐的浅表层次，缺少了精神超越的维度，结果往往使人们缺乏对政治权利、社会改革等更为宏大的目标的热情，导致当代人使命意识的弱化。
关键词：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审美化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大众消费文化发生了“审美回归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梳理和剖析“审美回归”的缘由、意义与局限，是深刻认知和正确评判这股潮流必须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审美回归”的缘由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大致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现代艺术与其本根的疏离是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历史原因。
一个学界公认的事实是，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古典艺术（审美）实践往往与先民的物质生产（如狩猎）和精神活动（如祈祷）结合在一起，那些精心打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同时也就是他们的艺术品，艺术与生活混沌合一，这时审美意识尚未独立、尚未自觉。艺术脱离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独立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或之上的专属领地，是现代社会造就的特殊文化现象。一直到18世纪末叶，完整的现代美学体系才被德国人康德和席勒建立起来。这种以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为核心的现代审美理念，是人类艺术（审美）发展的飞跃和必经阶段，是各类艺术形式诞生的滥觞和源泉。然而，艺术自律说使现代艺术远离了生活的根基，必然出现精英主义和贵族主义的审美取向，导致与艺术的本根相背离。无论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它们超然于生活之外、高踞于生活之上，一心专注于形式的营造，这时陷入困境、面临危机便不足为怪了。
消费社会对艺术的需求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原因。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产品日益丰盈的产物。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现时代，商品的包装和美化决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挑起顾客的消费欲望、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所必需。于是乎，审美不再囿于纯粹艺术的领地，“伸展”到了大众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居室、商场、街心公园、文化广场等私人和公共场所展示其婀娜的身姿。可见，在现代社会，艺术对消费文化的呼唤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生活与艺术的“合谋”直接促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
人的发展的精神需要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终极原因。
从总体上说，在20世纪以前，绝大多数社会人口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一生都在为生存而奔忙。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从整体上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人的精神需要普遍地凸显出来，艺术和审美不再是少数高雅之士享受的特权，而成了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当代社会大众意识和心理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趋势，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往人们主要追逐物质利益，现在人们则往往追求审美、品位等物质以外的因素，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特称这一变化是一场“寂静的革命”.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从整体上告别了物质匮乏，近年来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先富人群先后发生了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因此，从根本上说，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是人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之后转向精神需求的一种尝试，表征着人全面需要的真实吁求。
二、“审美回归”的意义
“日常生活审美化”无论对人类审美意识的变迁，还是对人的生活本质的理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克服了传统理性美学忽视感性的偏颇，恢复了感情在审美中的应有地位。
我们知道，在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经典美学体系中，“感性”一直被当作一种偶然的不确定性存在，处于被理性控制和改造的地位。韦尔施指出：“古典美学的客观矛盾，存在于其对感性实施的暴政之中，因为它没有把感觉的多样性本身理解为智性的东西并加以尊重，而是错误地将其当作粗鄙之物了。”[1]P79这里韦尔施指明了传统理性美学的特征和缺陷--压抑感性在人的生命存在中的作用。然而事实上，人的生命存在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而且感性还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凸显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经典美学忽视感性的缺陷。此外，与经典美学的离身性相反，当下的“日常生活美学”是涉身的、具身的。
其次，“日常生活审美化”让审美走出了精英化、贵族化的传统窠臼而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
如前所述，现代审美专注于艺术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美学的发展和各门艺术形式的成熟，但其弊端是精英化、贵族化倾向过于浓厚，对生活世界的美不够重视。“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拓宽了审美活动的领域，由单一的艺术美转向多重生活世界的美。这里所谓“多重生活世界的美”,一是体现在艺术与生活的关联互动：“美”进入普通群众日常的居处、购物、交际、休闲活动以及自身身体的“改造”之中，这种“生活的美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时也是精神享受的获得，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一是彰显出美学原则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确立：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设计的“小空间”到城市规划的“大结构”,都烙上了“审美化”的印记。这对于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美的本原，为正确理解审美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的需求不仅有功利实用的一面，同时更有精神超越的一面，这其中就包括对审美的需求。在早期人类的生活世界里，美与生活、美与功利实用本来就是浑然一体、并行不悖的，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自律说才造成了艺术与生活之根的断裂。这说明审美原本就是生活世界的“份内”之事，艺术美本来只是生活世界之美的一种提炼，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地只顾欣赏艺术而无视生活世界的美呢？总之，“日常生活”的本质就是审美的，审美状态就是“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美的本原就在生活世界之中，“美”是生命本真境界向人的开显。
三、“审美回归”的局限
“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人类审美意识“回归”的迹象，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还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它不成熟的一面及其历史局限性。
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只是整体性“审美回归”中的一个世俗的、浅表的层次，完整的审美应是世俗性和超越性的统一。
只要不抱成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无疑存在着艺术、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现象和趋势，然而却不可高估这种现象和趋势的意义，而应当清醒地看到其中的局限和不足。正如梅琼林所指出的，当下现实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弊端，过度强化了感官享乐的一极，削弱了精神超越的另一极，不能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2].杨春时明确反对把审美降格为感性娱乐，提出开展“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重建“超越性美学”[3].总之，“日常生活美学”停留于感官享乐的浅表层次，缺少了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对此我们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
后现代大众文化对生活的理解，全然摒弃了从理性逻辑上去认识和思考的精英文化取向，着重社会大众庸常的生活本相和生命本能，因此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面感性化和欲望化。在当下语境下，我国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叙事具体表现为对大量感性生活细节的呈现和感官体验的表达。感性化叙事的极致表现则是身体叙事--对身体欲望的诉求与张扬，其具体表征一为影视、广告中直接的身体呈现，一为文学创作领域里大胆的身体写作。
在这个大众狂欢的时代，影视广告画面中呈现着各色流光溢彩的身体形象，互联网空间也充斥着各种审美化和肉欲化的身体映像。总之，以影视广告以及网络为代表的当代视觉传媒不遗余力地制造了美仑美奂的身体形象。然而，这些身体形象并不是真实的真实映像，而是经过了视觉工业“流水线”修复过的非真实或超真实的“拟像”.可怕的是，人们误将这些非真实的“拟像”认作真正的实在，不惜血本以“拟像”为标准打造合乎时尚的身体。可见，如果没有一定免疫力，当代视觉传媒通过身体拟像的展示和传播就有可能把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引向浮泛、低俗的歧路。
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书写深藏着一股“身体写作”的暗流。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陈染、林向等人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男权制传统道德的颠覆，具有彰显女性意识和妇女解放的意义；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棉棉、卫慧等人的身体写作则凸显了在市场机制背景下的商业化、消费性特质，呈现为对身体欲望赤裸裸展示和宣泄。不可否认，文学作为人类生存意识的感性表达，“性”是一个绕不开、少不了的话题。文学史上世所公认的伟大作家都不乏性爱题材的伟大作品，关键是性爱题材中精神内涵、价值意义的高下和有无。《十日谈》宣扬的性爱和性自由，显示了薄伽丘挑战教会禁欲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理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的性描写极为细致，展现了劳伦斯面对工业文明显露出其异化的本质，因而寻求自我解放道路的思考。稍有一点文学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只是体现其内在意义的外在形式，而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永恒魅力，则是这些外在感性形式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意义。
其次，“日常生活审美化”往往以美的幻象、物的丰盈把人的需求吸引到感官享乐方面，结果往往使人们消解对政治权利、社会改革等更为重要的奋斗目标的热忱。
陶东风教授曾经借助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后全权社会”概念来分析这一现象[4].“全权社会”的特点是，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姑且不论这种政治热情是否合理；“后全权社会”则相反，人们把政治问题抛诸脑后，而将关注度和兴奋点放在感官享乐以及对生活环境和自身身体的美化上。平心而论，后全权社会的政治冷漠及其所追逐的感官享乐是对全权社会全面禁欲的逆反，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代价却是，在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亟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年代，大家却往往把政治和权利问题束之高搁，而沉湎于畸形消费和感官享乐之中。从我国经验看，1980年代的审美文化还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1990年代的审美文化却无可避免地世俗化了。
再次，“日常生活审美化”促使文化消费品位去神圣化和凡俗化，导致当代人使命意识的弱化。
曾几何时，文学艺术是高雅之士实现精神超越的途径，被赋予升华精神、拯救人性的使命。但当代艺术在市场化、商业化潮流的裹挟下不再高居庙堂之上，不再神圣，变得通俗，甚至带有娱乐和游戏成分，其品位和格调从高雅向着凡俗的方向急剧滑落，这主要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崇高精神的退场。
我们知道，传统文学艺术无不以对崇高精神的颂扬为己任。从五四到建国前，面对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危亡，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文学艺术也担当起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的主题就是歌颂时代、颂扬英雄。到了文革时期，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文艺创作沦为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撼动人心、摧人奋进的壮美蜕变为空疏与虚伪的“高大全”式的典型形象--崇高被异化了。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崇高”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拨乱返正”,艺术中的崇高精神也逐渐回归。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此后的改革文学都在崇高的格调下讴歌了那个时代的伟大变迁，记录了人们奋斗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作为对“高大全”式伪崇高的逆反，人们对崇高由反思、批判走向解构、嘲弄与躲避。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力图摆脱社会、文化等宏观要素，着力描写庸常的生活本相，开始出现“躲避崇高”的倾向，此后的新体验小说、“私人化写作”等迷恋个人欲望、渲染金钱万能，崇高精神已然荡然无存。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影视、网络等大众消费文化勃然兴起，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大众文化摒弃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理性取向和求索精神，而代之以一种轻快、庸常的感性路向，并且沿着两个向度迅即蔓延开来。一个是道德的向度：个体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责任、使命、理想、信念等人生价值被放逐，把贪图享乐、损人利己等人性之恶当作“生活的真实”来追捧；另一个是审美的向度：那种以巨大的冲突和痛感为特征的崇高、以受难和献身为表征的悲剧性形式被逐出审美的领地，而最适应大众文化形态的审美形式便是喜剧，且迅速膨胀开来。
是我们这个时代“形势一片大好”,只需莺歌燕舞、活在当下，无需抖擞精神、思索未来了吗？诚然，当今社会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过去的生存危机、阶级对立等许多尖锐矛盾和冲突渐趋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题，松驰一下紧绷的神经、享受一下安逸的生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个学界公认的事实是，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具风险性，例如环境污染等自然风险，技术失控等科技风险，文化冲突等社会风险，人类行为的任何疏忽或闪失都有可能把自身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况且，从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来说，缺失了责任和使命，放弃了信念和信仰，孱弱、疲软的精神将导致灵魂的分裂和退化，造就狭隘、卑琐的人格，使之可能在严肃而重大的选择面前逃避责任，无所作为。因此，无论从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还是人性的需要，责任和使命意识、忧患和抗争精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感性表达，应当自觉地担负起启迪心灵、唤醒灵魂的使命。当然这不是说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摆出一幅忧心忡忡的面孔，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是不能缺失的，因为人的灵魂需要从中得到滋养，从而积蓄能量，精神抖擞地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行。
参考文献：
[1]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梅琼林。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审美化生存[J].文艺研究，2008,（6）。
[3]杨春时。“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J].吉林大学学报，2010,（1）。
[4]陶东风。走出精英主义，坚持批判精神[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