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文学批评观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与其美学价值相互排斥，文本的政治性会损害文本的美学价值，反之亦然。因此，历来的文学批评都在二者中进行艰难的抉择。然而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特殊环境使得其天生具有政治属性，故美学方面的构建则长期被忽视。事实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政治性与审美性并非不可调和，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在文本的反讽的时刻得到解决。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性；美学；反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政治环境，这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得不面对相较于新批评等文学批评所没有的问题。首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能避开其中的政治性，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本身必然会带有政治的基因。再者，女性写作这一姿态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所以它必要背负的一个使命即是改善或者改革女性所受到的性歧视、压迫等恶劣的社会现实。但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必须要回应文学艺术所提出的问题，即美学问题。因为一个文学艺术的批评理论最终所要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文学所提出的美学问题，即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于其他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这部作品优于另一个作品，优势在何处。同时，这也关系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未来，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学评价标准而自说自话，势必会沦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倘若得不到认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担负的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使命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以传统的观点来看，政治与美学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特别是康德派的纯粹美学，对诸如政治、历史等外在因素的排斥尤为显得决绝彻底。所以有很多批评家如哈罗德布鲁姆宣称，过多的政治性有损于审美。可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诞生至今以及未来都必然要面对政治性和美学这两个问题：进行选择或者做出调和平衡的努力。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凸显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流派。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时期，为了抗议文化上的性别歧视，一些女权主义者把目光放在了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性别歧视与压迫，由此产生了以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作为初级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政治的关系，美国女诗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安德里安娜·里奇指出：“政治观点与人们强调的文学新观点之间呈现着一个清晰的动态：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的学术运动就不会迈出第一步”.1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政治的亲缘关系，也明确地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是政治性的女权主义运动催生的结果。
此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来自挪威学者陶丽·莫伊。在《性/文本政治》一书中，莫伊说：“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这场文化、政治的战斗必然是双向的：它的目标的实现，既要通过政治改革，又要通过文学媒介2.”这意味着女权运动最终目标的实现，不能仅局限在直接的政治社会的实践性领域，也要着眼于其他的方方面面。而在文化领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将文学政治化以配合直接的政治改革来实现女权运动的最终目标。因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这使得它有别于诸如新批评或者阐释学等文学批评流派，所以它的目标不能局限在解释这个世界，更应该要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世界。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的目的，也是它赖以存在的根基。
二
政治与美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来自父权的根深蒂固的美学观，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要打破这一束缚，就要解构美学与政治的对立。在这一方面，美国理论家保罗·德曼倡导的“修辞性阅读”解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德曼关于解构美学与政治对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美学的意识形态》。在本书中，德曼以“修辞性阅读”方法解读了一些哲学家的文本。同时也为了回应一些批评家批评他为“非政治性”的理论家，德曼说道：“我总是认为，人们只有在批判性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才可以进入意识形态问题和由此引申的政治问题。”3在这里，德曼明确了他的批评策略：通过文本分析介入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说，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离不开对美学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到底的是一个文本性的问题，而美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属于意识形态或曰政治的范畴。
德曼的修辞性阅读方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回到文本的语言上来，用解构修辞的方法解读文学文本。而将之应用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则是将之视为一个称之为“反讽”的莫比乌斯环来解决文学文本的政治性和美学价值之间的冲突。
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指出，反讽本质上是关于在场与缺席的关系的问题。反讽是对字面意思的否定，可以言此意彼，甚至字面意思与实指意思完全相反。反讽的力量就在于它所拥有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否定性。一个着名的例子是哈姆雷特的反讽，当哈姆雷特对杀死他父亲的叔父说“我谦卑地感谢你”这样的话时，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指出的，我们会“不寒而栗，因为这位王子毫无谦卑和感激的意思”.4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女性写作所用的语言是渗透了男性父权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语言，是男性的语言，体现了父权制的语言。然而，女性作家不可能不用这样的语言写作，而另创一套女性语言体系。这迫使女性作家以反讽的姿态写作。比如，在以上的哈姆雷特的反讽中，如果写作《哈姆雷特》的是一位女性戏剧家，那么这句“我谦卑地感谢你”就多了一层政治的含义。哈姆雷特对国王叔父表面上的遵从，就暗示着作为女性作者替身的哈姆雷特，对象征着父权统治者的叔父的表面顺从，而实际上是不满与反抗，充满了颠覆的意味。这即是用父权的话语反抗父权，在不损害美学的情况下又不失政治性。在这反讽的时刻，一切原本坚固的东西就烟消云散了。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政治性和美学价值一直是文学批评家的两难选择，但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其政治性和美学并不必然的是对立的。通过反讽的方式，可以实现政治性和美学的调和。正是在反讽的时刻，文本的政治性和美学价值同时得到保存，并相得益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有兼顾文本的这两个方面，才能实现其健康的发展，并完成其所担负的女权主义的使命。
注释：
1.TorilMoi.Sexual/TextualPolitics:FeministLiteraryTheory[M].London:Methuen,1985.23.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8.
3.麦克奎兰。导读德曼[M].孔锐才译。重庆出版社，2015.92.
4.哈罗德·布鲁姆等。读诗的艺术[M].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