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颢注重对宇宙人生的诗意观照，其诗学思想表现了超越的本体体验，反映了诗人主体的开阔心胸和自在的生存状态。他的诗学思想引导其诗歌创作，将天人合一视为一种内心体验，讲求心物交融的“中和”之美，他在肯定诗歌创作的根本是涵养心性、吟咏性情的同时，主张立德为先是作文立言的起码要求。这种独具一格的理学诗风，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化，也是格物穷理、涵养心性、由内而发的情志。
关键词：诗学背景；诗学思想；诗歌创作
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批佛老、重纲常、疑经惑传、改造儒学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宋代新儒学---理学。程颢创立的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哲学、经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对宋代理学、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产生的影响最深。宋代诗歌相比唐代较逊色，加上前人对理学诗形成了一种批评定势，因此，学界多重视对程颢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程颢文学创作和诗文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弱，使得程颢的诗歌很少有人提起。程颢是北宋理学的先驱，他不仅是一位讲求穷理尽性的理学大师，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也颇有成就。其诗现存六十八首，本文将从程颢的诗学思想出发，对其在诗歌中理学的运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程颢诗学思想的形成
理学讲理，是理性的；诗言情，是感性的。宋代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具有相当特殊的风貌，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诗派像他们那样，将诗歌与哲学（理学）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诗学成为哲学的附庸。因此，要了解程颢的诗学，不可能不牵涉到理学，要了解其理学，不得不谈到他们的家世背景。
程颢出生于中等官僚世家，自小十分聪慧：“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十岁能为诗赋[1]”.曾作《酌贪泉》一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2]?”这是现存的他最早的诗残句，多少有些禅家偈子的意味；十五六岁时，程颢“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1]”,遂四处求道，之后“泛滥于诸家，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3].”程颢少年时期，曾受学于周敦颐，他对程颢最大的影响是，在他的少年时期，以“富贵不淫贫贱乐”的儒家传统思想引导他去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这奠定了程颢一生思想的根基，也是他诗学思想形成的来源。“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4].”周敦颐对程颢的影响，可谓浓缩了传统儒学的精髓，在为程颢的学问之途奠基的同时，也启迪了他对圆融和谐的精神之乐的追求，令他不断提高自我的修养，达到安宁和乐、自然为人的精神境界。
程颢在求学穷理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以儒家经典为局限，而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颢对《易》研究甚深，尝谓：“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他对《周易》的阐释吸收了禅宗“佛性”“真如”思想，为后来心学派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程颢的诗歌中时有佛老遁世遗俗思想的流露。作为一个厌科举之业，又寻求精神超脱与至乐的人，他不可避免地对官场有厌倦的情绪，在题咏中显示出一种超然出世的情怀。
从程颢生活的时代可以看到，虽然当时经济文化趋于鼎盛，但各种危机却渐次爆发。此时，宋王朝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内忧外患，同时还有民众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的危机。面对危机，宋儒们以重振儒家道统精神为己任，欲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来促进社会政治的改良。与此相联系，他们对文与道关系的探索自然也就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性。这样，新的儒家“道统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道论便应运而生。
二程的文道观与其理学思想密切相关，他们对于文道关系的认识深深受到了自身理学思维的影响。他们将理或天理视为宇宙和价值的本源，与理合一，追求一种将自我消融于天理大道中的人生境界。他们追求物我浑融、淡泊幽远的审美境界，强调做人与为文作诗的完美合一。这样，二程的文道观具有了以道统文的一元论色彩。
二、程颢的诗学思想
作为兼有理学家和诗人双重身份的程颢，他主张诗人应加强道德人格“敬静致知”的内在涵养，保持心性本体的纯静虚灵，达到内心情感体验与性理规范和谐统一的人生境界。
（一）格物穷理，心物交融的“中和”之美
在程颢的诗学思想中，他认为对诗歌本质的探讨是诗学观念自觉的标志。他从心性的理学观出发，肯定诗歌创作缘于诗人的情感体验。这一诗学情感论的深层文化意蕴，却是期望通过诗歌创作导引道德人格精神的回归。程颢认为，由于诗人受到外在物欲的诱惑，导致气质之性出现偏离，人心已发之情可能背离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性才发，便是情；情有善恶，性则至善[5]”.为了使感物而动之情回归到心性本体的至善境界，程颢主张道德主体必须格物穷理，敬静致知，保持澄明空静、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使心与物交融合一，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中和”境界。
（二）涵养心性，吟咏性情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我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的两种观点。程颢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诗缘情”的发生学观念，以为诗人创作是受到感物而动之情的激发，不得不言；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地继承和完善了传统儒家诗学中“诗言志”的思想观念。汉儒诗学观从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角度，阐述了诗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创作的心理发生机制，注重“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谈到诗歌创作的政治教化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必然导致诗人不能够自由地抒发主体之情志，而必须以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创作意向，使诗歌负载着沉重的政治功能，最终沦落为教化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程颢并没有直接提出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宣扬儒家仁义道德，发挥政治教化作用，而是以理学心性本体的哲学高度重新阐述“诗言志”理论，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是涵养心性，吟咏性情，“《诗》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咏歌之，所由兴也。其发于诚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于人也深，至可以动天地，感鬼神[2].”如果诗人能在这一根本的基础上，加强静心持敬的修身工夫，力求道德涵养的沉潜深厚，诗人便呈现出超然自在、萧散澹静的情怀与风貌，从而达到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谐统一的境界。如果诗人刻意追求诗歌的艺术技巧，专务辞藻雕琢，而不体道务德，则是舍本逐末，将有害于道，使人陷入浮靡诗风的泥潭。
（三）养德以立根本，修德存理是作文的基本要求
程颢的诗学思想中还注重诗人的品行修养问题，强调文艺批评方法之一是以人品定诗品，“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6]”.宋代是一个极为重视人品的时代，朝廷清议中不断强化的君子与小人之论就是明显的体现。从传统的价值观上说是“有德者必有言[7]”,立德为先是作文立言的起码要求。即使是对诗文创作来说，也要先立德，后艺文，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好的诗篇。
出于理学家所坚持的道本文末观，对于立言自然首先强调修德，因为若无关义理宏旨，仅为耳目之适，这样的文字是理学家所鄙视的。且强调养德以立根本是被所有理学家所认同的基本主张，凡有提及作文之事者，无不有强调这一说的。当然诗人品行修养是涉及多方面内容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一个方面，还涉及人的学问之深浅和人的精神境界之高低等等。尤其在理学特别强调心性境界的情况下，是否有超越精神的境界直接影响了诗人诗歌品味的高低。
三、程颢诗歌创作中反映的诗学思想
（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追求至善至美的“中和”
境界在程颢一生的诗作中，其早期诗作可以《游�山诗十二首》为代表。诗中时常流露出挂冠归隐、终老林泉的意趣。嘉佑五年二月，程颢与贰车晁公游历了�山诸胜，作《游�山诗十二首》及序。将近而立之年的程颢此时已任�县主簿三年，诗中透露了他想以终南山的泉水洗涤官场俗气，在山林野趣的徜徉里求得身心愉悦的渴望。在入山路途中他吟道：“吏身拘绊同疏属，俗眼尘昏甚瞽朦。孤负终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白云道中》）。”三年来在�县任主簿的种种复杂心情油然而生，对官场现状的苦闷和在终南山的闲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游山时他又写道：“久厌尘笼万虑昏，喜寻泉石暂清神。目劳足倦深山里，犹胜低眉对俗人（《游重云》）。”山中的清风明月，流云翠霭，使初涉仕途的程颢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超逸脱俗的快乐。暂时摆脱了吏务与人事的烦扰，摒弃利禄，淡薄功名，终老林泉的情绪油然而生。这正体现了心与物交融合一，至善至美的“中和”境界。他作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实际就是在对自然的观照中获得对天理人道的体悟过程，是他怡然快然、不执外物、自得其乐的心怀流露，也是一种谐和畅达、浑然物我、内外两忘的至高精神体验。
程颢的诗歌创作吸纳了理学诗的特点，擅长在诗中表现独特的自然情怀，在诗中借山水景物之趣表达对自然的体悟，他在游赏观物中注重内心世界与外物的谐和，达到浑然物我之境，表达了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精神体验。“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寄情乎外，反观诸内，这才是“吟风弄月”的最高境界。程颢在观照自然景物中，寻求的是悠闲自得、自然飘逸的乐趣，这源于他个人心境的平和安宁，故而无需丝竹管弦之类助兴。
中春时节百花明，何必繁弦列管声。
借问近郊行乐地，潢溪山水照人清。
面对春日繁英，溪山清景，自然令人胸中一爽。而“照人清”三字，不单是绘景之笔，也反映了程颢混同物我，浑然清透的心境。这是他亲近自然之时所获得的至上之乐。
（二）超然自在、体现萧散澹静的情怀
在程颢的早期诗作中，尚有一部分咏物诗，其中既有咏莲的，又有诵菊的，好象是对其师的名篇《爱莲说》的呼应。周茂叔的《爱莲说》是“退居”思想与佛家教义的结晶，程颢的题名为《盆荷二首》、《桃花菊》的诗作正是要表现那种孤风远操、高栖遐遁的意境和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与理想。在《桃花菊》一诗中，他先点出：“仙人绀发粉红腮，近自武陵源上来”,桃花菊来自桃花源，道出菊是花中的隐士。接下来又道：“存留金蕊天偏与，漏泄春香众始猜。兼得佳名共坚节，晓霜还独对楼台。”程颢极力称誉菊花经得起种种折难而保持的“佳名”与“坚节”,让人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和超然世外、萧散澹静的风度。程颢《盆荷二首》的第二首写到：“衡茅岑寂掩柴关，庭下萧疏竹数竿。狭地难容天池沼，浅盆聊作小波澜。澄澄皓月供霄影，瑟瑟凉风助晓寒。不校蹄涔与沧海，未知清兴有谁安？”程颢笔下的荷花是如此清通绝俗、气度高华，与周茂叔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蕴含的佛道思想不谋而合，可见程颢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曾杂揉进相当成分的佛道思想。
与先儒讲《诗经》重章句训诂不同，程颢更强调对诗歌内涵的生命体验，他不把经义强加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多去“玩味”.“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又云”物理最好玩“”读书要玩味“.在诗歌接受过程中重直觉、轻理性，重视玩味和体验，是因为程颢认为只有经过直觉体验才是真正的所得。程颢尝言：”心得之，然后可以为己物。“不因对”理“的尊重而轻视”感“,正是其”一元论“哲学思想的体现。
（三）温润含蓄气象，吟咏情性，追求艺术的至境
理学家对道德人格的肯定，具体表现为要求作家具有圣人贤者的浩然正气和性情之正，把道德自律的人格修养与文以气为主和吟咏情性的诗文创作联系起来，以读书穷理和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程颢认为，人都应注重自己的”气象“,即人的精神境界的外化，即人的修养。理学家将所谓”温润含蓄气象“作为个人修养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在理学大师程颢的身上表现为这样的”气象“,被其学生谢良佐描述为”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其弟程颐也说：”视其（程颢）颜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先生接物，辨而不同，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择取程颢后期诗作中颇有代表性的几首诗，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涵养深沉的理学家的形象。
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
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偶成》）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秋日偶成》第二首）
这里依旧是平淡质朴、明白如话的诗风，依旧是表现内在心境的恬淡与闲适，但已不再是早年向往的山林野趣，表现出的是新儒学标榜的人生态度与节操。这位诗人所向往的”从容“”优游“”心乐“与”自得“,已经不再是魏晋时期高士隐者冲淡闲远的情趣，抒发的恰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执着情怀。程颢以一种乐天知命的豁达态度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富贵不淫贫贱乐“是一种安贫乐道的生命态度与自得襟怀，是真正的无欲则刚。在他的心中，没有扰乱自然本性的私欲，而是一派超然的满足、快乐与自由。程颢还通过恒常的自我修养使自身生命的节奏与生活、自然运转的节奏达到至高的和谐，并最终至最本真的人性的回归。他说：”男儿到此是豪雄“,正是对这种温而不厉、强而不凌，蕴藉而超然的精神境界的肯定。这是个人道德的哲学化与艺术化，也是诗教对礼教的熔铸与陶冶。在这样的理趣诗歌中，程颢追求精神世界与道德修养最终融而为一的艺术至境，陶铸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趣。
程颢在理学作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独辟蹊径。在他的诗作中，自然地描述一种淡远宁和的意境，阐发一种流溢真情实感而简然易知的哲理，流露出一派亲切圆融的性情心绪，因而愈发给人温柔敦厚、风致蕴藉的感觉。
程颢诗风达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基础上形成的诗歌中和美的极致，他的温厚气质乃是学道有成的表现，他的诗主张真实无饰的平淡朴拙，他把平淡诗美和平易心性联系起来强调，对世俗的富贵贫贱、荣辱声誉都不应介意，才能真正的体会”孔颜乐处“.可以说，程颢诗风表达的情感经过理性筛选、过滤，呈现为宁静、和谐、蕴藉的境界。其诗风之醇厚和他的人格是如此和谐，可以说，程颢的诗决定了他的生活。程颢的创作风格带领之后的理学文人集团开启了一派诗风，使理学诗人得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开辟出理学诗人的广阔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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