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西方史坛独树一帜，在国际史学界颇负盛名。自年鉴学派传入国内学界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眼中的年鉴学派有着诸多面相，在此当中有两种鲜明对立的年鉴学派形象凸显国内学者对年鉴学派的认识差异，围绕这两种形象及其形成原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西史学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关键词：史学史；年鉴学派；中西文化交流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史坛的一支中坚力量，它旗帜鲜明地反对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积极倡导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得了诸多享誉国际的学术成果。二战以后，年鉴学派的学术影响超越法国、走向世界，被西方学者称为“20世纪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派”[1].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者对年鉴学派已有耳闻。之后，随着年鉴学派在国内学界的不断传播，对其研究已成为“我国学者在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2].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眼中的年鉴学派形象有所差异，甚至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样面相。但笔者并无意对此作一全景式的描述，而是截取其中两种鲜明对立的形象，以凸显国内学者对这一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认识差异、认识转变，进而分析这两种形象的形成原因，希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西史学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一
本文所选择的国内学界两种鲜明对立的年鉴学派形象，一则为被排斥、被批判的形象，另一为被接受、被推崇的形象。前者主要出现于年鉴学派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而后者则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
被排斥、被批判的年鉴学派形象其实并非国内学者自行塑造，更多是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而成。1956年，第十届国际史学代表大会在罗马召开。会后，参会的两位苏联史学家分别撰写了会议综述文章，当年即被国内史学刊物《史学译丛》翻译介绍[3-4].由于主题所限，两篇文章对年鉴学派仅是有所提及而并未深入，这是年鉴学派的身影首次出现在国内学界。1961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康恩的着作《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该书对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研究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多处涉及年鉴学派。作者对年鉴学派有部分肯定，但总体而言，还是以“揭露、批判”为主，这与全书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整体取向相一致。
康恩批评年鉴学派在历史哲学上存在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他援引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的一段话：“历史本身创造着自己的客体。历史之创造客体并不是采取一劳永逸的方式。一切历史皆是时代的儿女。更准确些说，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国家、年龄和时代的要求，来放映历史的某一段伟大往事的影片。”在康恩看来，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事实都是由历史学家的意识创造出来的，这无疑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的观点，不由让人联想到新黑格尔主义大师克罗齐，这是当代资产阶级史学受到相对主义哲学思潮深刻影响的表现，年鉴学派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使得这个西方着名史学流派走上了反对历史科学的歧路[5]210.
康恩还批评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充分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对抗，而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他提到费弗尔对阶级划分的看法：“阶级的划分要取决于这一点：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它能使人在那个社会里受到尊敬，获得威望、权力和行动的手段……如果这是指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那么，这里的阶级就会按‘纯净’的程度而彼此区分和隔离起来。如果是指以军事为基础的黩武主义的社会，那么，这里的阶级就应该按照他们是不是武器持有者和他们是出身于战败者或战胜者来区分。”康恩对此评价道：这种对于阶级的看法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的定义，反对将经济条件视为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会得出反动的结论”[5]340.康恩还批评年鉴学派的代表们即使承认经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却不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第一性的、决定的因素，“反而把技术、商业、工业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积极性的表现”[5]378,继而指责年鉴学派的经济史范围狭窄，规避研究整个生产方式，如布罗代尔把供求关系的一般运动视为推动世界历史的力量，拉布鲁斯对18世纪法国经济史的研究把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的产生原因统统归结于价格变动。康恩认为年鉴学派的这些经济史研究彻底忽略了生产方式、阶级斗争问题，这是“严重错误的、片面的和反动的”[5]378.布罗代尔和莫拉泽等年鉴学派史家的“地理历史学”也受到康恩的批评，认为这混淆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造成了年鉴学派在历史认识上的巨大缺陷。他尤其批评莫拉泽在《西方文明概要》一书中将冷战中“苏联---大西洋的对立”归因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的对立”是政治投机而非科学研究[5]382-383.
在康恩笔下被排斥、被批判的年鉴学派形象对国内学者的影响不可小觑。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研究刚刚起步，由康恩塑造的年鉴学派形象在部分中国学者那里深入人心，《世界历史》杂志1984年刊发的一篇文章可为说明。该文对年鉴学派的评价与康恩的观点如出一辙，先是有所肯定，认为年鉴学派一些史学家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关注长期被西方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历史领域，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反映了唯物史观的不可抗拒的科学威力”[6].之后便是猛烈的批判了。该文指出，由于深受资产阶级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年鉴学派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陷入深刻的危机和矛盾之中；在实证主义、折衷主义和历史多元论的束缚下，年鉴学派不能把人民群众置于历史的创造者地位，不能深刻认识历史发展中社会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年鉴学派着意研究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精神状态史确实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其中有些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然而他们由这些数据得出的理论性概括却是一系列静态的、孤立的模式，大多是依据资产阶级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理论，排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果导致人们从年鉴学派的研究中看不出任何真正的历史发展变迁的规律性[6].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被接受、被推崇的年鉴学派形象逐渐出现于国内学界。年鉴学派被誉为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杰出代表、当代西方历史学科学化的开路先锋，他们在拓展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历史研究方法和创新历史研究理论等多方面的成绩为国内学者所肯定，具有国际影响的年鉴学派还成为了中国史学努力走向世界的楷模。年鉴学派代表史家的名字在国内学界耳熟能详，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被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所借鉴效仿，年鉴学派代表史家的论着观点成为常被引据的“经典”.
对年鉴学派的接受推崇更突出地表现在将年鉴学派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者趋同的倾向上。前后几代年鉴学派代表史家们在特定语境中对马克思个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有过积极正面的评价。例如费弗尔曾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只要他受过些许教育，就必然会感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以巨大匠心所表达的许多思想，早已被纳入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宝库。”[7]年鉴学派另一位创始人布洛赫也曾讲过：“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决定为自己建设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指马克思）银髯飘摆的半身塑像必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8]布罗代尔在论述其着名的长时段理论时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9]年鉴学派第三代着名史家、“年鉴-新史学”运动的旗手勒高夫在由其领衔的法国新史学总结之作《新史学》一书中有如下阐述：“在很多方面，比如问题意识、跨学科研究、关注长时段和整体研究等，马克思可谓新史学的大师之一。”[10]9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的这些言论纷纷出现于国内史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论文中。一时之间，曾经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顽固对抗的年鉴学派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道中人。
出版于2002年的一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论着中对唯物史观派（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分析可作为国内学界年鉴学派新形象的例证。该书指出，唯物史观派在学术史层面有若干意义：从学术理念上看，唯物史观派特别强调史学与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从历史理念上看，唯物史观派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从治史路数的取向上看，唯物史观派追求跨学科研究，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唯物史观派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从学术嗜好上看，唯物史观派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变动。而这些特点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取向一一呼应，最后得出结论，唯物史观派与法国年鉴学派几乎同步产生，二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唯物史观派就是中国的“年鉴学派”,它所塑造的其实也是年鉴范式[11].
二
面对同一个年鉴学派，却出现前后如此对立的两种不同形象，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笔者以为，国内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方面条件构成的综合环境是这两种对立的年鉴学派形象产生的深刻背景。
由苏联学者一手打造的被排斥、被批判的年鉴学派形象附着了冷战时代学术研究政治化的浓重色彩。客观地讲，康恩如同大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学者一样，他们治学认真、功底深厚，不仅掌握了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能够直接阅读原着，而且还搜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因此，他对年鉴学派的分析并不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但与此同时，康恩并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对西方史学文化的分析认识没有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缺乏理解，甚至简单粗暴地给对方扣上一顶顶帽子。
这里试举一例，上文提到费弗尔曾讲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只要他受过些许教育，就必然会感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以巨大的匠心所显示的许多思想，早已被纳入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的宝库。”这句话并不难理解，表达了费弗尔对马克思主义广泛影响的承认。可康恩对此是如何评价的呢？他指出，“从这些话中也可看出现代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共同意图：他们想抹杀马克思主义和他们自己的观点之间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尖锐分歧。如同现代的哲学唯心主义往往盗用唯物主义的词句一样，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局部的原理，却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整体，是社会科学的彻底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企图把它（指唯物史观）溶解于唯心论的折衷主义的稀粥之中”,但“唯物史观的彻底性，往往使他的资产阶级意识感到难堪”[5]375-376.显而易见，“有凭有据”的资料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中性客观的学理分析，而更多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原料。
从新中国建立至新时期之间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在诸多领域深受苏联“老大哥”影响，史学领域也不例外。这一影响在中外史学文化交流层面既体现在交流渠道上，又体现在认识立场上。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在对外史学交流方面主要向苏联敞开大门，而与西方史学界划清界限。以年鉴学派为例，1978年前国内学界有关年鉴学派的论文论着只有前文提到的两篇苏联学者的译文以及康恩的两部译作。虽然被公认为将年鉴学派带入中国的引路先锋张芝联于20世纪60年代在贵阳师范学院就曾以年鉴学派为题讲学，但除此之外并无详言，可见国内学界对这样一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知之甚少，或者说不屑一顾。考虑到这些情况，苏联学者眼中的年鉴学派形象得以移植于国内学界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初期出现的仍被批判的年鉴学派的形象，反映了当时国内学界在对国外史学文化的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缠绕依然存在，对待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年鉴学派依然缺乏包容理解。《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一文直陈其研究目的在于揭露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危机和变迁，加深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巨大科学威力[6].
进入20世纪9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席卷中国社会，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彻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现实状况的剧变反映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就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所疏离，史学理论、方法出现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降。有人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世纪之交前后，国内学术界多次围绕唯物史观地位的讨论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汇集了多篇文章组成专题讨论，编者按指出：“迈入21世纪，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挑战。史学工作者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个值得深思并已引起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本刊刊出这期笔谈，意在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12]该专题讨论所收多位国内着名史家的文章都提到了唯物史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引起老一代唯物史观信仰者的怀疑，遭到部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冷落[13-15].
与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下降相伴的是，异彩纷呈的西方史学潮流奔涌而来，给长期在唯物史观框架中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求新求变的学术发展内在冲动推动着中国学者纷纷把这些新鲜的理论、方法应用到自身研究之中，但对这些新鲜事物多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心中，特别是在年轻人心中对其盲目崇拜，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年鉴学派在这时开始受到追捧，与此时史学界的整体环境密切相连。当然，也有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尴尬境地甚为担忧，他们希望能为唯物史观的有效性、科学性重新正名，途径之一就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新潮之间的一致性，借以阐明唯物史观仍未过时，人们所推崇的西方史学新潮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实是不谋而合。
然而，将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同看待，这样的认识符合实际吗？前文提到的年鉴学派诸多代表史家对马克思个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同赞赏之词确系出自他们本人之口。年鉴学派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他们自身也确实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绝非同道中人。年鉴学派先驱亨利·贝尔曾讲过：“马克思的影响是一切有知识的和真诚的历史学家都感受到的，也都承认的……但是，他的学说是不能接受的。”[16]这段话在年鉴学派不少史家那里得到呼应。以上文布洛赫对马克思的评价为例，这句话被认为是布洛赫认同马克思的证明，其实这句话只是断章截取了布洛赫一段论述中的一部分。翻阅原文，看看布洛赫都说了什么？“我个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工作极为钦佩。作为一个人，我担心，他（指马克思）恐怕是不太好相处的，作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他的原创性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没有人比他更令人信服。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决定为自己建设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银髯飘摆的半身塑像必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接下来笔锋一转，“但是他的教导能够成为适用所有时代的教义模式吗？……似乎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的，基于那个时代一个学者依靠社会学知识创立起来的理论在1940年依然有效似的！”[8]显而易见，引者从中只截取一句，或者出于无意，并未认真阅读原文，或者实乃有心，片面以此作为支撑论证的论据。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心态史，使其成为年鉴学派享誉世界的一个史学研究领域。而在他们谈到心态史兴起的原因时都指出，不满足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过度重视物质、经济的历史解释，要跳出唯物史观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局限，是他们提倡心态史的初衷。勒高夫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用以观察社会的经济这面镜子只苍白地反映出了抽象的理论”,心态史正是因此而被重视[17].杜比也讲到心态史的兴起是“为了拒绝承认经济条件决定社会体系的论调”[18],“是对马克思主义痛苦和令人振作的反思”[19].被归入年鉴学派第四代学人的法国史家安德烈·布吉耶尔在总结年鉴学派史学特色时着意强调，“年鉴学派所提供的不是一套教义或历史理论，而是方法；同时在知识上也远离意识形态及深受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20].
从这些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年鉴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可谓“敬而远之”,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相异性并不比一致性少。从20世纪50年代起，年鉴学派史家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围绕法国大革命、计量史学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等问题都展开过相当激烈的论争也可为证明。法国史家弗朗索瓦·多斯的评判恐怕更为中肯，他认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都试图把握、理解所有现实，这是他们思想上的共同之处，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在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在对历史运动的总体理解上，年鉴学派既不赞同韦伯，但也不赞同马克思，他们主张历史是一个整体，一个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的复杂集合体，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占据决定性地位的[21].
其实，年鉴学派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发生重大转变这一现象并非孤例。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学界。198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由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组织的“‘年鉴派’今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的形象与此前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与会苏联学者对年鉴派的总的评价、对相关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甚至根本的变化。一些早年抨击年鉴学派的苏联知名学者纷纷盛赞年鉴学派历史学，过度的溢美之词使参加会议的法国年鉴派学者都表示不敢苟同[22].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对年鉴学派认识的转变并没有像苏联同行那样走向极端，但两者都反映出各自在学术研究上背负了沉重的时代包袱。
有论者言，20世纪中国史学存在三大弊病：仍未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以政治意义取消学术价值；排斥多元，把理论意识形态化，导致教条主义；引进西方理论往往不求甚解[23].本文探讨国内学界前后两种鲜明对立的年鉴学派形象，意在从个例层面既展示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风云变幻，也体现出这些弊病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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