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景颇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于先秦氐羌的景颇族先民第一次迁徙进入西南地区,在秦汉时期成为昆明族的一部分,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为寻传蛮,并从金沙江中下游再次迁徙,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发展,这基本奠定了现代景颇族的分布格局。
关键词： 景颇族族源; 氐羌群体; 民族迁徙; 寻传蛮;
Abstract： Jingpo nationalit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t first, the ancestors of this ethnic group originating from Diqiang in Pre-Qin Dynasty migrated into the southwest area and became part of the Kunming people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Later, they moved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Jinsha River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Irrawaddy River and was called the ethnic group of Xunchuan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From then on, they developed around this area, which had laid a basic foundation for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odern Jingpo ethnic group.
Keyword： the origin of Jingpo nationality; Diqiang population; ethnic migration; Xunchuan;
景颇族是中国西南的一个跨境民族,在缅甸境内的部分被称为克钦。关于景颇族的族源问题,马曜、尤中都主张景颇族是源于氐羌系统的民族,杨圣敏也认为景颇族“与中国古代的氐羌部落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语言学的研究结论,景颇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中国民族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是由古代氐羌群体分化、发展而来的。而对于古老氐羌经过先秦至隋唐漫长历史时期辗转迁徙,逐渐分化、演变为景颇族先民的历史过程,学界还未有专论。
一、景颇族族源与古老氐羌的第一次迁徙
氐羌的历史是久远的,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远在殷商初年的成汤时期就与商王朝交往频繁,《诗经·商颂·殷武》即有载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1]今世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显示,氐羌之人多以战俘身份被商人拿来做人祭的牺牲,这种情况集中发生在商王武丁时期。商朝末年,羌人作为主力之一又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战争,对此《尚书·周书·牧誓》有言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尚书》P183)有人认为这其中的“微、卢”也属于氐羌系统。[2](P8)从地理空间上讲,商周时期氐羌分布区在甘青高原东部即今天以西宁、兰州为中心的地区,距离商周王朝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比较近。可见,氐羌群体至迟在商周时期便已经与中原王朝保持有密切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参与、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当中。
战国时期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初立,希望再现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功业,派兵进入渭河上游地区发动了对西羌的军事行动。这给了羌人以极大震动,其首领忍的叔父�n畏惧秦威,带领辖下羌人向南、向西迁徙,“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3](P2876)赐支河为黄河上游,即今天的青海省东部。这是传世文献所载氐羌的第一次迁徙,西迁羌人由此也开始分化,“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3](P2876)
除了军事战争原因,土地承载力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也都容易导致古代氐羌群体迁徙。早期氐羌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自然地理环境并不优越,海拔高、气温低、空气含氧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氐羌群体经济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他们“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3](P2869)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要求大面积草场储备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并且为了以分散性来减少经济发展的风险,存在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群体,具有“所居无常,依随水草”[3](P2869)的流动性。此外,由于氐羌分布区南向与“西南夷”地区相连接,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言“南接蜀、汉徼外蛮夷”,[3](P2869)所以迁徙的氐羌群体选择了自然条件比青藏高原好的西南地区。而迁徙的通道就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几条大江大河,也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藏彝走廊”。
总的来说,这些向西南地区迁徙的氐羌群体最终分化发展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景颇族先民也包括在其中,因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就明确指出景颇族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4](P210)现代景颇族的民间传说、创世诗歌等也都表明其祖先来自青藏高原东部,这与古代氐羌群体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在景颇族的历史记忆中,他们最初的故乡位于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以北遥远的青藏高原,毗邻藏民,在一个叫作“木转(拽)省腊崩”(意为天然平顶山)的地方,这里的山上终年积雪,气温很低。[4](P210)1甚至有景颇族人认为其祖先所在的“木转(拽)省腊崩”就是今天青海省东部的日月山,对此龚佩华主张“该地可能是景颇族的发源(或形成)地,也可能是景颇族各支系开始分化之地”。[2](P5)此外,景颇族去世老人的送魂路线也是从景颇族今天的居处地往北追溯至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源头一带,这佐证了景颇族先民来自青藏高原东部、为氐羌系属的观点。因此,虽然缺乏唐代之前景颇先民的史料记载,但是依据其语言系属和诗歌传说以及送魂路线所保存的历史记忆等,基本可以明确景颇族先民是从氐羌群体中分化而来的。[5]
还有,云南省景颇族研究会曾组成“景颇寻根考察队”,以景颇族“送魂路”、创世史诗《目瑙斋瓦》中的迁徙路线为线索,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穿越滇、藏、青、甘、陕、川6省,一路向北探寻景颇先民的发源地,最后形成《景颇寻根》一书。考察队将其祖源地“木转(拽)省腊崩”追溯至今天青海省境内的日月山,又从青海、西藏一些地名,例如青海南部的囊谦以及西藏的八宿、邦达等在景颇语里有对应的地名称谓,认为景颇族源自古代氐羌部落集团的活动地域——甘青高原,[6]2这一推论与民族史学界依据历史文献及语言亲缘关系得出的观点一致。该团队所进行的此次景颇寻根考察活动也增补了史学界对于景颇族族源认识的民族学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景颇寻根考察队”认为景颇先民可追溯至中国上古炎帝部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炎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文共祖,所以这样的认识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地看,这本身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表达了以景颇族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自然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亲近。
二、从氐羌、昆明到寻传蛮
中国西南特别是今天云南、川西南地区多高山大川、深谷平坝,进入西南的氐羌群体与当地土着混居融合,各自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当中发展,到了秦汉时期逐渐分化出“昆明”“�k”“叟(�`)”“笮”等,其中昆明是较大的一个民族群体。马曜在其主编的《云南简史》中指出,景颇先民与秦汉时期的昆明族有源流关系,或者说是从昆明族当中分化出来的。[7](P15)
根据中国传世文献记载,昆明族最早分布在“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的今滇西地区。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G榆,名为�Q、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8](P2991)“�G榆”为今天的大理,《元史·地理志四》记载“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时说,“本汉�G榆县地”。[9](P1479)对于“同师”张增祺考证,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理以南到保山以北的澜沧江河谷地区。[10](P20)此后昆明族分布区有很大扩展,从今天滇西经楚雄到滇东一线都分布有众多的昆明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载道:“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怜昆明诸种反。”[11](P2846)3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时期的“姑复”为今天云南省丽江市的永胜县北,“叶榆”为今天大理古城,“弄栋”为今天楚雄州姚安北,“连然”为今天昆明市的安宁,“滇池”为今天滇池东南岸的晋城,“建怜”为今天昆明市晋宁和玉溪之间。可见至迟到东汉初期,“昆明诸种”已经从“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的今滇西地区发展到“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怜”即今天云南省的中东部一带。“昆明诸种”加上“�k”“叟(�`)”“笮”等构成了两汉时期分布于今天云南省中北部、四川省西南部和贵州省西端这一相连广大区域内的氐羌群体。4从生产方式来看,他们仍然保持着在西北地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生产生活特点。
东汉结束的一百多年后,今天云南省及邻近地区分布有昆明族之事,在由成汉入东晋的蜀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中仍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越�Q郡》“定笮县”条有载曰:“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12](P320)同书《南中志·总叙》又记载,“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12](P364)“南中”并非一个严格的行政区划名称,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巴蜀以南广大地区的概称,其与当时的宁州可相互指称,约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贵州省西南方向大部分、云南省全境以及越南西北角一带。[13](P100)
氐羌群体的迁徙和演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进行。经过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时期源于氐羌系统“昆明诸种”的今天中国景颇族(在缅甸境内被称为克钦)的直接先民在中国历史文献当中被记为“寻传蛮”。5“寻传”一称最早见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的《南诏德化碑》,唐人樊绰纂成于唐懿宗咸通年间的《云南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寻传蛮的社会发展情况,此后《新唐书·南蛮传上》等众多史籍对寻传蛮都有记载,只是相关内容多为抄录。
族称“寻传”当为历史上景颇或克钦群体自称的汉语记音。“寻传”一词在汉文史籍《文献通考》《(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滇考》中记作“寻傅”,《南诏德化碑》《云南志》《新唐书·南蛮传上》则记作“寻传”,即“寻传”,“传”和“传”二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繁简字关系。对此,方国瑜认为:“今克庆即寻传部族遗裔,而自称准婆,则寻传或即寻博之误”。[14](P414)方国瑜又注引尹梓鉴《野人山调查记》曰:“野人,缅语呼为克庆,自称为准婆。”[14](P414)另外,“寻博”仅仅是景颇族先民自称的汉字记音之一,其他还有“准婆”“新波”“新福”“荆濮”“整颇”“寻颇”等,例如从中国迁入印度阿萨姆邦的景颇人就被印度政府记称为“新福(Sinfo)”。总之,“寻博”“准婆”“新福”等称呼为景颇群体在不同情况下的族称记音,他们发音虽不相同,但却是相近的,这可以说明汉文史籍中的“寻传”的确应该是“寻博(傅)”在转辗抄写过程中产生的误记。因此,《景颇族简史》认为:“因为景颇族中景颇支自称‘Sinzhpo’‘jinghpo’‘Singbo’,汉文音译有‘寻傅’‘寻博’‘新波’‘新福’‘荆濮’‘整颇’‘寻颇’等各种称呼,但都离不开‘hpo’音,而此音在乌蛮各族及近代彝语中即为‘人’之意,至今许多彝族的自称仍带有‘hpo’音,‘景颇’一词,在景颇语中也是‘人’之意。”[15](P15～16)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人樊绰《云南志》等史籍当中的“寻传”乃历史上中国景颇(缅甸克钦)自称的汉字记音“寻傅”“寻博”的误用,其历史演变过程是古文“傅”“博”讹为繁体字“传”,而“传”到了现代又被写为简体字“传”,即景颇(克钦)先民在中国史籍中的族称用字由“寻傅”“寻博”至“寻传”,又至今天的“寻传”。
寻传蛮群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部分寻传蛮又被称作“裸形蛮(野蛮)”。根据唐人樊绰《云南志·卷四(名类)》记载:“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为野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16](P161～162)很显然因为这部分寻传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所以中原史学家根据他们的生活特点将之记为“裸形蛮”,甚或蔑称“野蛮”。对此,木芹、尤中主张裸形蛮“当与寻传为同一族属”,裸形蛮就是寻传蛮中更为落后的一部分。6
在隋唐时期的西南地区,同样源出昆明的还有乌蛮等民族群体。由于源出同族,寻传蛮和乌蛮在文化上仍然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根据《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卷四(名类)、卷七(云南管内物产)、卷八(蛮夷风俗)》《新唐书·南蛮传上》的有关记载,7寻传蛮与同为昆明族分化而来的乌蛮都有披“波罗皮(即虎皮)”的传统。
三、景颇族先民寻传蛮的第二次迁徙
源于氐羌“昆明诸种”的寻传蛮经过第二次迁徙,至迟在唐代其主体已经从原来的金沙江中下游地区发展到了澜沧江以西至今天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基本形成了今天中国景颇、缅甸克钦的民族分布格局。
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向西迁徙的景颇族先民之外,唐代金沙江流域还留有一些寻传蛮,这从《云南志·卷二(山川江源)》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又有孙水(即今四川西昌的安宁河),源出台登山(在今四川冕宁县境内),南流过�`州(今西昌),西南至会川诺赕(今米易)与东泸水(今雅砻江)合。东泸水,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流过邛部川,又东折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今云南丽江市以下的一段金沙江)合。磨些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牦牛石下,故谓之牦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16](P70～71)“孙水”为今四川西昌的安宁河,“台登山”在今四川冕宁县境内,“�`州”为今西昌,“诺赕”为今米易,“东泸水”为今雅砻江,“磨些江”为今云南丽江市以下的一段金沙江。这里所说的“寻传部落”在东泸水与磨些江合流处,即今天雅砻江汇入金沙江一带,也就是四川省盐边一带,属于南诏国剑川节度、会川都督和弄栋节度的交界地区,当地并不称为寻传,但所居人口却称“寻传部落”,是因为东边和西边的寻传蛮是同一民族群体。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寻传蛮主体又向西迁徙,至迟在唐代已经分布在了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寻传蛮在这一地域的分布区为南诏国丽水节度以及永昌节度中部,也就是今天滇西的保山市和德宏州以及缅甸整个克钦邦加上实皆省北部。
西迁寻传蛮主要居处在南诏国“西开寻传”[16](《卷三(六诏)》P115)后所设的丽水节度8区内。丽水节度因丽水而得名,丽水就是今天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被唐人樊绰《云南志》等记为寻传大川,所以节度驻地丽水城又称寻传大川城,“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16](《卷六(云南城镇)》P248)也就是今天缅甸北部克钦邦密支那南、伊洛瓦底江东岸的达罗基。木芹、尤中等人主张南诏政区划分与民族分布相吻合,地处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丽水节度区则主要为寻传蛮居处。9丽水节度区还分布着寻传蛮群体中较为落后的部分——裸形蛮(野蛮)。对于丽水节度区的裸形蛮,《云南志·卷四(名类)》记载道:“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为野蛮”。[16](P161)同书《卷六(云南城镇)》又载曰:“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丽水渡西南至祁鲜山。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16](P248)“寻传城”应为丽水节度治所所在地,即“丽水城、寻传大川城”,10“丽水渡西南”的祁鲜山即今天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那么裸形蛮则分布于甘高山及其以西地区。还有,《云南志·卷二(山川江源)》又曰:“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16](P67)文中的“野蛮”就是寻传蛮群体中较为落后的裸形蛮。金宝城为今天缅甸克钦邦境内的密支那,“野蛮”便分布于密支那北部的“周回百余里”一带。南诏国丽水节度东邻的永昌节度内也有裸形蛮分布。根据《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的记载,“永昌城”地区“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16](P237)综合樊绰《云南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文献资料,这里与“金齿、漆齿、银齿”等杂处的裸形蛮主要应该分布在南诏国永昌节度中部,也就是今天云南省保山和德宏一带。
由此可见,在唐代绝大多数寻传蛮已经向西迁徙到了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只有少部分还留在金沙江流域。唐代寻传蛮东部少、西部多的分布格局也显示了其从东向西迁徙移动的历史过程和迁徙路线。
关于景颇先民寻传蛮到了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便不再往西、往南迁徙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第一,自然环境原因,如果再往西往南就炎热、多雨,而“瘴气”是这些来自青藏高原的氐羌群体很难承受的,所以他们选择了海拔1000米至2000米左右的山地生存发展;第二,社会环境原因,如果景颇族先民再往西往南,碰到的将是信仰佛教的民族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同时伊洛瓦底江上游生活着众多与他们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人口,例如今天傈僳族、拉祜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的先民。正是因为如此,到了现代缅甸政府才将包括景颇在内的诸多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人口统一确定为克钦族。
小 结
综上所述,景颇族源于先秦时期的氐羌群体,至迟战国时期景颇族先民离开西北青藏高原,在秦汉时期首先进入到金沙江中下游,在这里停留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史籍称之为“昆明诸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绝大部分景颇族先民又向西迁徙,渡过澜沧江、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在隋唐时期已经广泛分布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中国史籍称之为“寻传蛮”。这一时期的景颇族直接先民寻传蛮逐渐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事着简单的农业生产,创造出具有山地特色的农业文化,并伴有部分狩猎采集,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南诏国“西开寻传”后,景颇族先民成为其治下居民,社会财富的集聚规模迅速加大,社会动员能力、文明程度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此后古老的景颇群体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一族跨多国的分布态势。由此可见,景颇族先民经过两次辗转迁徙,以极大的生活勇气不断跨越高山大河,战胜了瘴气,战胜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险阻,最后才定居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景颇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景颇族先民的发展历史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景颇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景颇还是一族跨多国的民族,与缅甸克钦和印度新福等有着族体上的亲缘关系,所以对景颇族族源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东南亚的顺利落实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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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樊绰.云南志校释[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注释
1“木转(拽)省腊崩”在杨圣敏主编的《中国民族志》中又记为“木砭省腊崩”,见杨圣敏.中国民族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258.
2《景颇寻根》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该书认为景颇族先民最初的生活地域应在现今陕西、山西、河北等广大北方地区,等等。
3关于此句引文,唐人李贤等有注曰:“姑复,县,属越�Q郡,余六县并属益州郡也。”可能受之影响,中华书局本《后汉书》在“昆明”前标为顿号。而笔者以为,此处“昆明”当作族名解,对此句的理解当为“夷渠帅栋蚕”与“姑复、�G榆、�Y栋、连然、滇池、建怜”等地的昆明族“反叛,杀长吏”。见李艳峰.“昆明”考释[J].昆明学院学报.2011,(1).
4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6～49;段丽波.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0～122.
5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如果仅就分布区来说,秦汉时期昆明的分布区和隋唐时期寻传蛮的分布区(详后)并不重合。
6见[唐]樊绰.云南志补注[M].木芹,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60;尤中.云南民族史·第五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182～183.
7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五章·南诏德化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62、163、164;[唐]樊绰.云南志校释[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59～160、280、289;新唐书·南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4
8为治理寻传蛮南诏政权于永昌以西设置了镇西节度,驻镇西城,即今天缅甸克钦邦东南部太平江北岸之曼冒,后向北移治丽水城,即今天缅甸克钦邦密支那南、伊洛瓦底江东岸之达罗基,镇西节度遂改置为丽水节度。
9见[唐]樊绰.云南志补注[M].木芹,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41;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78.
10有人认为寻传城在今天缅甸克钦邦江心坡地区,我们以为“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当不至于江心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