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前中日国情之差异

　　中国和日本仅一水之隔且为传统友好的国家.在隋唐时期,构成了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邻国日本却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于是,日本决定以中国为师并数次派遣留学生、遣唐使赴华交流.日本今天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博物学等,大都是由中国传过来的."[1](P220)而在明朝时期,公元1590年日本在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丰臣秀吉为首的好战派,"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2](P8358)与此同时,万历皇帝随即派大将宋应星、李如松等入朝支援,后经中朝人民的同仇敌忾,日本最终大败而归.到了近代,中国和日本都遭到欧美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日双方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打退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是,当日本经过近代化革新之后,一举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的强国.紧接着,便踏上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征程.除此之外,日本"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3](P3)的自然人文环境特征,给本国居民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对岸的中国大陆却是一块非常理想的居住地,日本由此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大陆情怀",进而导致日本要对邻国进行武力征服,最终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劫难,使双方的深厚友谊灰飞烟灭,直至影响到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一、甲午战争前中日双方的革新成效

 

　　(一)日本明治政府革新的成效

 

　　1868年日本政府组建以后,一方面"努力于破坏残存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致力于积极从事各项新政建设".[4](P77)而此次改革的积极效果表现为:(1)建立了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实现了"脱亚入欧".1868年明治政府创建了皇学所和汉学所,第二年又把昌平学校、开成学校等归并为"大学校".[5](P518)1871年明治政府改"大学"为文部省.翌年,文部省公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学制》.[6](P404)随着《学制》的颁布,日本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朝野上下普遍存在崇洋、恐洋的思潮.因此出现了不顾国情的移植欧美文明形式的倾向."[7](P399)(2)日本涤除了经济发展的阻力,构建了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功能齐备的现代化民族工业体系,促使日本经济步入快车道.据统计,仅"1866年至1873年日本的工业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32.2%,而英国(1851-1873)则为3.3%,美国(1861-1873)为5%,德国(1861-1873)为3.8%".[8](P255)从中不难发现,日本国民经济的增速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3)消灭了地方割据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利于政令畅通和社会安定;同时也提升了军人的素质,形成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军事工业部门,构筑了全面的军事指挥系统,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实力.

 

　　(二)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的效果

 

　　鉴于清廷面临的危机,清政府内部一些开明地主开展了着名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它推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步伐,且涉及领域较广阔,如传播了西方激进的思想,廓清了国人的迂腐观念,促进了思想理念的现代化,打造了一支能够强国御悔的新式军种,推动了清廷海军的近代化等.

 

　　但是,清政府却坚决拥护封建专制制度,同时又想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并且"均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而这也正是自强运动走向破产的核心因素.[9]具体表现为:(1)中国经济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形式为支流,且对新兴经济具有鲜明的反抗性、抵抗性、排他性.(2)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具有循环守旧、固步自封的特点,并极易与西洋文化发生排外或抵抗.其典型事件是,晚清政府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往欧美留学",[10](P113-P114)期望将来能成为国之栋梁.但是作为翰林院编修的吴子登却忧虑留学生"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心未艾",极可能变成"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11](P135)这正彰显了当时一些人一味死守儒家思想反对西洋文化的观念.(3)洋务运动自始至终都受到清政府内部反对势力的影响.尤其是作为晚清三朝元老、理学名臣的倭仁盲目抨击,"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12](P24-25)换言之,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13](P128)不言而喻,"这种传统的民族观在本质上是强调中华文明的先进",[14]而对西方文明则全盘否定.

 

　　二、甲午战争前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清政府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困境

 

　　自乾隆后期,清政府沿着以往历代王朝的老路,逐渐走向没落.主要表现在:(1)政治腐败.上至清政府最高层,下到地方官员无官不贪.特别是晚清实际掌权者慈禧为了庆贺她的60岁生日,动用国库大修颐和园和"三海一山".而地方官员更是唯利是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无孔不入.(2)阶层矛盾突出.一是,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在光绪帝时期,出现了帝、后两党之争.而在战前,面对日本大兵压境的战争形势,清廷两派"中枢亲王大臣并未真正有统一的意见,而且在战和问题上一直瞻前顾后,迄无定议."帝党主张"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而后党却无动于衷,一味的要"稍留余地,以观动静;若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然则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正是由于帝后两党的火拼,很大程度影响了对日政策,最终导致清王朝惨败.二是,劳苦大众和清政府的矛盾.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时,熟视无睹且毫无除旧布新的决心,反而压榨和剥削民众,最终遭到了人民的反抗.(3)经济落后.尽管晚清政府开展了近代化的革新运动,但是中国没有形成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二)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经济危机

 

　　为了确立天皇的领袖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动用媒体的力量,大肆宣扬天皇具有神一般的力量,且是上天派往人间的唯一合法者.此外,日本当局还派天皇到国内进行考察,以期进一步提升天皇在民众中神圣的领导地位.

 

　　1868年,刚刚继位的睦仁宣布《五条誓文》,其内容:"广兴会议、盛行经纶、各遂其志、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同年,又公布《政体书》,并以此构建了中央集权运作机制.1871年,日本再次进行官制改革即确立太政官制度,而"太正官制一直实行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至此,整个国家运行依靠左院、正院、右院分工合作,其中正院在三个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往往由天皇统帅,而这就标志着近代天皇体制的诞生.从此日本天皇便拥有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绝对统帅地位,且权力神圣不可动摇.恰如日本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近代天皇制从诞生起就展现了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日本政府在建立近代天皇制度后,便立即着手制定本国成文法典.1881年,明治政府颁布《大纲领》,从而奠定国家宪法的基本框架.

 

　　第二年,日本当局命伊藤博文出访欧美各国,而"回国之后,他们就筹划国家的机构改革,为向立宪政治过渡做了准备."1885年,明治当局决定效仿欧美组建议会.1888年,日本政府"采纳伊藤博文的倡议,设立枢密院,即以伊藤为第一议长."[21](P187-188)起初它的职能是起草各种法律条文,但后来却成为具有统帅地位的总枢纽.翌年,日本政府制定出酝酿已久的《明治宪法》,虽然它留下了部分封建残余,但却使日本沿着近代民主发展的轨迹前行.紧接着,日本政府又设立国会并进行大选.这样,日本政府便组建了内阁、宪法、国会等一系列完善的国家政治组织制度.自此,君主立宪制度便在日本扎下了根.

 

　　时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又巧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推动了本国工业化建设,同时民族经济也获得了飞速的提升.但是,1890年全球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日本国内到处充斥着工厂破产、银行倒闭.与此同时,国内的资本家为了�I卫自己高额的利润,大肆哄抬物价,盲目进行裁员,压低工人工资,而日本政府此时却无力解决危机.因此,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当局经过深谋远虑,决定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民众的视线,从而解决出现的危机.所以,明治政府剑指朝鲜并将其作为射击的靶子,然而正当日本绞尽脑汁、搜寻契机时,恰巧"明治二十七年四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于是,日本政府便以此为托词对中国进行武装入侵.

 

　　三、甲午战前中日双方的军事外交状况

 

　　"战前,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远没有日本人敏锐深刻."此时,清政府采取了一种消极的防御思想即借助欧美列强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相反,日本则自始至终利用有利的契机,采取分化瓦解的外交策略,粉碎了列强可能采取的干预.

 

　　(一)清廷军事的腐败和外交政策的破产

 

　　战前,"就清军军官的收入水准来看,绝无饥寒之虞.但当时官场的奢华风尚,使军官个个有如穷瘪三."它既体现在汉族地主阶级所创的湘军、淮军中,又体现在新式海军中.虽然清廷凭借凶悍的湘、淮两军保住了百年基业,但是这支军队随后就变得如朽木一般.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清廷组建了海军衙门.随后在1889年9月,"正式向慈禧太后奏呈《北洋海军章程》,三天后,奉懿旨依以,《章程》遂为定稿,颁行实施."至此,北洋军队正式列装服役.但是,从成军那一刻起,腐败就已经渗入到整个军队中.

 

　　战前,清政府为了尽早解决朝鲜半岛危机,想利用英国政府进行调解.1894年6月,李鸿章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希望利用英国的影响予以阻止,……您会利用一切机会,……防止两国关系破裂."[26](P25)随后,英国召见了日本驻英大使青木并期望日方迅速从朝鲜撤军,从而避免发生意外事件.而日本却致电英国外交部,谎称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望予以谅解.首次调停以失败而告终.随后,又在英国的外交斡旋下,中日双方再次会晤,但是由于双方不肯让步,结果不欢而散.到了7月中旬李鸿章第三次央求英国政府予以调解.此刻,日本为了不得罪英国,决定采取"拖字战"策略,并最终在7月21日拒绝和谈.当获知结果时,英国除了大失所望,就是无动于衷.恰如日本外相陆奥阳之助所说:"与其说英国政府有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决心,毋宁说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至此,战前利用英国来调解的想法彻底破产.

 

　　清政府致电美国政府并希望能够发挥建设性的调解作用.随后,"虽然华盛顿劝告日本避免战争,并愿调停中日之间的争端,但是美国的外交团所做的仅此而已."然而,日本却据此判断美国绝不会纠集他国等力量来出兵恫吓日本.事实上,美国同样十分清楚日本绝不会退缩,所以美国采取听之任之的策略.

 

　　清政府决定打俄、德、法三国的牌,主张三国拥有"一同处理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力",但是三国为了避免引火烧身,编造了一大堆理由来敷衍清廷.因此,尽管三国表面上采纳了善意的劝告,而实际上推行了一种怂恿的外交策略,即背地里支持日本对华作战.清政府依托俄、德、法来调解的想法也是以夭折而收场,最终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

 

　　(二)日本确立现代化的军事制度和对外侵略的国策

 

　　日本政府为了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从1868年到1870年先后在东京组建陆军、海军院校."1870年10月,日本在兵部省内设置陆军司和海军司,迈出了后来陆海两军分别各设部的第一步."1871年日本建立起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军法令."1872年日本当局出台《征兵令》,随即组建国家常备军并推行义务兵役制.同年罢免兵部省,重新建立海陆二省.1878年日本决定构筑陆军省、海军省等协调作战的三个中枢部门,并由天皇调度国家所有的军队,并形成完整的军事指挥单元.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逐步加大国防军费预算的比重和部队的整训力度.据统计,"从1885年到1892年明治当局对陆军的财政投入比重增加了22%",到了1886年,日本当局又"发行巨额的海军公债达1700万日元".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军费的实际投入达22523万日元."1890年,日本在爱知县举行了国内最大一次陆海军协同作战的演练,自此以后,不但军演的频率增多,而且军演的意图更加具有针对性.日本在武器装备上不断地更新换代.一方面不断引进欧美大国的先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提升对国产军事装备的研发力度.19世纪70年代中期,明治当局决定从大英帝国采购若干军舰.19世纪80年代,成功研制出改良版的村田式步枪.19世纪90年代,明治当局从法兰西采购"松岛""严岛"两艘巨舰,同时日本又生产出"桥立号"军舰.至此,打沉北洋旗舰的三景舰最终成型.在战前,日本拥有水面舰支30多艘,鱼雷艇20多艘,满载总排水量达6万吨以上,且"性能优异的战舰吨位已经超越清国".

 

　　1894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若仅仅考虑对外武装侵略的思潮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特别是在睦仁天皇执政时期,日本当局率先提出了征韩论.素有日本政治活动家的桂小五郎也建议:"速定天下方向,派遣使者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则论罪,攻击其土,……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其于国家大益必有可言者."这也折射出日本政界人士急不可耐的心态和对外穷兵赎武的野心.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征韩论,明治政府内部呈现出两大派别:一派是文治派,"主张悉心革新内政以充实力";另一派别是武功派,"主张出兵征韩以扬国威."但最终以岩仓具视为首的文治派占了上风.究其原因:一是明治政府刚成立,整个国家体制不够完善;二是日本国内经济疲软且出现了财政危机;三是欧美列强也想继续扩大对日侵略.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界提出了"义战论",媒体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宣传机器,鼓吹全民皆兵,一致对外,开疆扩土.到了19世纪末,山县有朋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护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随后,明治当局便走上了"肇祸东亚,危害人民的军国主义道路",而日本最终获得的是咎由自取的苦果.

 

　　四、启示

 

　　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带来的启示有三:一是韬光养晦,积聚力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力量强大与否影响其自身的地位.二是认清国情,切忌骄傲自满.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大清朝自诩为东亚唯一强国,而视日本是"未开化之国度".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中国的惨败令国人震耳发聩,从而掀起救亡图存的篇章;而日本却报了丰臣秀吉征韩失败的百年遗恨,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三是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39](P2)当前,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日本的"右倾化"动向,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

 

　　[参考文献]

 

　　[1]〔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张廷玉.明史:第2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王迅中.日本历史概说[M].重庆:正中书局,1942.

　　[5]伊文成,马家骏.日本维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6]冯玮.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