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军”创建根据地的尝试及其历史教训

发布时间:2017-04-07 06:28:43
  摘 要:从1855年开始,在长达十余年的抗争中,黔东先后爆发了铜仁"红号"、思南"白号"、德江"黄号"起义,号军根据具体条件,进行了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尝试,创造了经验,但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号军;根据地;历史教训

  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满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号军起义.号军聚集兵马数十万,控制了贵州大部分的地区,坚持斗争十四年,沉重打击了贵州的封建统治.因为诸多因素的制约,号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但其创建根据地的有益尝试,为后来在黔东地区开展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借鉴.
 
  1号军创建根据地尝试
 
  1.1立寨建垒,进行武装割据
 
  1855年十月初二日,铜仁举人徐廷杰、梅济鼎,灯花教首毛正年以反苛捐、折征为由聚众万余起义,因起义军头包红巾,故称之为"红号".红号军占领铜仁府州城后,经徐廷杰等人部署,兵分多路向四周出击,一路势如破竹.各路号军先后攻下了松桃厅城,正大营及思南、石阡、思州府城,随着又攻下了清溪、玉屏两个县城,并向四川的秀山,湖南的凤凰进军.红号发展迅猛,占领区域不断扩大,但也造成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当清军前来攻打时互不能援,红号军很快被各个击破.
 
  1857年腊月初三日,白号军(头包白巾,故称"白号")起义于思南鹦鹉溪.起义成功后,白号吸取红号失败教训,在攻下思南向周边府县挺进过程中,除沿途收编团练、吸收教徒、扩大队伍,还实施"步步为营"战略,先后在思南境内建立城头盖、荆竹园、秦家寨、汪家寨、中城、岗家寨大小屯为主的数百大小营寨.这些营寨互为犄角,相互拱卫,一方受敌,四方支援,既是号军进行武装割据的战略支点,也是号军前进的后方基地,至此号军势力不断壮大,至咸丰八年初,白号军发展到10余万人,根据地也逐渐扩大至印江、石阡、龙泉(今凤岗)、湄潭、遵义、仁怀、绥阳、正安、桐梓广大地域.稍晚起义的黄号军,先后以玉华山、尚大坪为根据地开展活动,后与白号军相互配合,扩大至大方、黔西、毕节等地.
 
  1.2建立政权,提出斗争目标
 
  随着军事的不断发展,号军斗争从当初的反折征、反捐输、反横征暴敛的纯经济斗争,逐渐转向了政治斗争,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民康物富,公平正直,普乐咸熙"的太平世界的奋斗目标.并于城头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立朱明月为秦王,刘仪顺为左丞相,统领军政大权,秦魁榜为右丞相,主管军事,何冠益为大老板,统管军内外教务,起义领导集团开始形成,实现了政令教令统一,为号军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861年,号军在城头盖发布《誊黄》.《誊黄》首先无情地鞭挞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明言:"当此胡虏无道,败坏纲常,忝灭伦纪,弑兄弑叔,天理何存;纳姊纳姑,良心安在;用夷变夏,衣冠类禽兽之形;隐姓称名,骨肉等腥膻之习,又以重旗不重汉,满相专权;顾利不顾名,诠衡暴虐.用是暴敛横征,庶民之脂膏已竭;卖官鬻爵,士子之诵读何庸,贪官污吏满尘寰,群惧豺狼当道;硕士良民遭荼毒,实畏鹰鹳逞残……",在号军领导层心目中,腐败清王朝已完全失去其政治与道德的合法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灭此胡党,宏我汉京",明确提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纲领,并号召清军官兵和地方绅士投向号军等等,落款为"大明江汉八年月日誊黄",这是号军反抗清朝腐败统治的一篇战斗檄文,标志着江汉政权作为要与清廷争天下的一股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将这次起义斗争向前推进.
 
  1.3发展经济,巩固占领地域
 
  1.3.1重新土地分配,满足群众土地诉求
 
  号军的主要成分是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在起义前饱受横征暴敛,受够了地方官绅的盘剥之苦.他们成为灯花教教徒,进而参加起义军,无非就是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江汉政权建立后,没收了清军的屯田和庙产公地,并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耕种,采取且耕且战的方法(即平时种地练兵,战时打击敌人),解决根据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这项政策的实施客观上造成了三个结果,一是兑现了对农民的经济承诺,使得新政权获得农民更大的支持;二是使号军占领区很快在粮食上实现自给自足,为与清军长期斗争作了物资上的准备;三是更加有利于与清廷争取群众,当时与号军对垒的清军,粮饷全靠川湘邻省供给,加之在途中多被号军截获,清军为了保障粮饷供应,只得向农民强夺粮食,更激起了农民对清军的愤恨,使清军难于立足.
 
  1.3.2制定经济政策,开展商贸活动
 
  号军还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以扩大号军的政治、军事影响.号军自秦家寨建立嗣统政权之后,即铸造了"嗣统通宝"铜币,加之实行减租减息措施,号军辖区内呈现初繁荣昌盛、生机盎然的景象.另一面,号军大力发展商业贸易,在边区开设蓝白场(因白号军头包白巾,其所辖市场为白市;清军头戴蓝帽,故所控制的市场为蓝市),每逢场期,棉花、布匹、粮食、猪牛羊等满市,交易十分活跃."边区蓝白场,如杨思坝、高家田等处,以粮为主的各类货物上市亦很丰富,赶场人用'嗣统通宝'.不然就是以物易物,其他钱币一律不用.在赶场人中,就是清兵只要不带兵器,遵守场规,也可以来赶".通过蓝白场,号军军民所需的粮食、布匹、土特产等都从蓝白场上得以解决,号军还组织戏班子到场上搭台唱戏,既增加了场上的热闹气氛,又对清军及其统治区的百姓进行了宣传.
 
  1.4配合友军,共同对抗清廷
 
  号军起义时候,正是太平天国走向全盛之时,不管是其军事力量的强弱、还是统治地域的大小,都与清廷并驾齐驱,足以威胁到清朝廷的存亡,故清廷只能集中人力物力去对付太平军,对号军的镇压,只能靠贵州本省两万多人兵力和一些地方团练,这就给号军的发展装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军事环境.而在本省,号军则与黔西北苗族英雄陶新春领导苗族起义军、住毕节猪拱菁和黔南潘名杰领导的起义军并肩作战,相互配合,先后攻下毕节、大方、黔西、长寨、广顺、定番等府州县厅城,这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在军事上进一步巩固了占领区.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找寻政治军事同盟,是号军能快速聚兵数十万,纵横驰骋千余里,占领大半个贵州的重要因素.
 
  2号军起义斗争的历史教训
 
  从1858年到1867年,整整十年,是号军的兴盛时期,其人数达到数十万,然而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当清廷腾出手来全力镇压时,却在短短几个月内损失殆尽,这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本文仅从根据地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
 
  2.1缺少根据地发展的整体战略
 
  号军兴起之初,声势浩大,而驻守贵州的清军只有区区两万余,一遇号军来攻,清军便闻风而逃.当时在号军占领区流出着:"打思南,如破泡米花;打石阡,如走婆家(外婆);打印江,如拿豆腐渣;打湄潭,犹如水推沙"的民谣.这一方面说明号军军威之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驻黔清军战斗力很弱,简直不堪一击.号军不仅占领了贵州大部分农村,而且攻下了数十个府州县厅城,还联合苗胞和友军围攻了省城贵阳.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领城市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不仅可以把占领的农村地区连成一片,而且可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根据地的巩固.但号军攻下城市后,没有在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而是住上一两天有主动撤回原地,一旦号军撤走,清军又回到城中.
 
  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并以城市为据点继续与号军对峙.这些城市就像钉子一样,把号军分割在互不相连的农村地区.以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号军完全有能力彻底消灭贵州境内的清军势力,在贵州境内建立起完全的统治,并东出两湖与太平军配合,开创有利于己方的斗争形势.然而,号军还是将城市拱手让给了清军,自我限制,退回了农村,这是号军无法冲出贵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存在先天缺陷
 
  号军起义的性质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性大多是迫于贫困,希望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而领导层则受传统改朝换代思想的影响,以"争江山以定国,夺社稷以安邦"为目标.为能集中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号军采用政教合一的形式,先后建立起江汉、嗣统这样的总政权,在政权机构内,既有丞相,王、侯、元帅、将军、军师等封号,又有大老板、二老板、大师傅、二师傅的教内称谓,各尽职责管理号军的军政教务.但各山寨营垒多是固守自保,没有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统一指挥的整体.朱明月、刘仪顺等虽然是号军共同的首领,却没有完全的指挥权."刘仪顺仍然是一个空头教主,朱王只是一块空招牌,各自为政的局面依然固我",以致中央政权的号令无法贯彻到各山寨营垒,各部号军力量也无法进行有效整合,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以致号军得不到更大的发展.
 
  2.3没有一支忠于革命目标的武装力量根据地是作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方式存在的.
 
  要进行武装斗争,首先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有了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保卫根据地,打击敌人,才能在巩固中发展根据地.号军起义后,实施"且耕且战、兵农相兼"政策,这虽然有利于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但也造成号军士兵因缺少训练而导致军事素质普遍不高,难以承担起打击清军、保卫根据地的重任.在起义初期,号军虽然攻破数十座城市,但主要靠的是人多势众,因为清军畏战先逃,号军并没有给驻黔清军造成致命的打击.在号军发展顺利时,不少投机分子趁机混入,他们原先不是清军、就是官办团练,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加入号军之初确实也立下战功.但太平军失败,五省清军入黔后,他们又觉得号军没有希望,加上清军招抚,导致出现了众多的叛徒,众多号军被出卖被害.其中"尚大平号军大营何黎氏、谭光前、刘俊民、王虎臣、王顺成叛变,导致灯花教教主刘仪顺,白号军总首领覃魁榜被俘遇害",至此号军斗争进入尾声.
 
  参考文献:
 
  [1][2][3]贵阳市政协文史委等编.咸同号军起义[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
  [4]曾召南.刘仪顺的灯花教与贵州号军起义[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5(2).
  [5]曾令华.八大军事叛变是号军的致命伤[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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