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广西方志对广西民间故事再采集的价值

发布时间:2013-08-31 00:20:52
  【摘要】对广西民间故事进行再采集是因为既有采集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利用好广西方志,可以对既有采集成果的不足进行有效弥补。广西方志对广西民间故事再采集的价值主要在于:一、方志本身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已经成型的民间故事,能够成为再采集时的故事来源;二、有些方志种保留了一些故事梗概,对这些故事梗概加以扩充,就可以讲出新的民间故事;三、方志(尤其旧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本身是讲述人物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是民间故事。合理采集这些人物故事,还可以增加民间故事的种类。
  
  【关键词】广西方志;民间故事;再采集;略说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这里还生活着壮族、瑶族、苗族、侗族、毛南族、仡佬族、京族、水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创造出了类型丰富、色彩斑斓的民间文化。这些民间文化往往通过实物、建筑、节日、游戏、戏剧、生活模式、民俗、民间故事等多种形态展现出来。其中,民间故事成为了观察、了解广西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当前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战略的进程中,通过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可以进一步展示出广西地方文化的特色,从而吸引国际文化爱好者对广西地方文化的关注兴趣,促进广西民族文化与东盟各国文化的有效交流与对接。
  
  一、广西民间故事既有采集之不足
  
  广西民间故事的既有采集有着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以多种形式得以保存:有的是采访稿,有的是资料本,有的则是出版物。在出版物里,有的内容单一,纯为民间故事的结集;有的内容综合,除了民间故事外,还包含着戏曲、歌谣等内容。有关广西民间故事的出版物,在广西的每一个市、县大多存在,这可以从过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1〕所附的《广西民间文学资料汇编民间故事书目》和《建国以来出版的广西民间故事(主要部分)书目》中得到印证。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成果,都因为其规模小、容量小,内容单薄而难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些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和辛勤付出,终于出现了规模大、容量大、内容丰富且影响甚大的两个选本:一是陈庆浩、王秋桂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广西民间故事集》〔2〕,二是过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限于编纂体例,这两个“集成”本所收皆为通过采访形式得到的广西民间故事。这两个“集成”本各有优劣,大体来说就是,前者所收数量多,但收录类型不全、分类不尽合理;后者因为后出,不仅克服了前者的不足(比如增加了“笑话”这一个类型,就弥补了前者收录类型不全的缺陷),而且增加了《广西民间故事讲述家》《广西民间文学资料汇编民间故事书目》《建国以来出版的广西民间故事(主要部分)书目》及《广西常见故事类型索引》等内容,这对了解广西民间故事的采集现状、保存情况及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基本情况都有重要的意义,体现出“前修不足,后出转精”的优势。但较之前者,它却存在所收故事数量不丰富的缺点,这对为全面认知广西民间故事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遗憾。当然,既要所收类型全面、又要所收数量丰富,这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有限的版面中本身就难以两全。通观广西民间故事的既有采集成果,我们感觉其存在以下不足:
  
  (一)采集成果形式单一。由于受当时采集条件的限制,早期采访人员多采用一支笔加一叠纸的形式进行采访,导致其采集成果仅以文字记录的采访稿形式出现,显得十分单一。经过采访者的整理以后,这些民间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掺入采访者的主观选择,因而它们是否能准确反应出讲述者的意图、确保所讲故事的完整内涵,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二)既有采集成果整理不够。据我们初步调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既有采集成果大多以采访稿、资料稿、打印稿、油印稿等形式保存,只有一小部分以铅印本和电脑排版出版物的形式整理面世。即便已整理出版的广西民间故事,也由于多种原因而多零星保存在一些诸如文化馆、博物馆的机构中。
  
  (三)采访人员数量少、采访兴趣点相对狭窄及采访时间不足。早期的采访多是出自民间故事爱好者自发的个体行为,很少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因而采访人员数量少。由于“术业有专攻”,不同学科的采访者本就存在个体差异,因而其采访时所关注的兴趣点也难以全面,其采访的视角也相应受限。此外,一些采访人员本来只把民间故事的采集当成一种任务,因而不愿花过多时间,这就使得采访时间相对不足。
  
  (四)受访对象范围相对较窄。通过翻阅《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所附《广西民间故事讲述家》记载的讲述家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讲述家无一例外的是中老年人,尤以老年人占绝大多数。中老年人成为民间故事讲述的主体本来无可厚非,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出故事,那么中年以下的人群为何就不能成为采访的对象呢?况且,随着老年人的渐次离世,一些民间故事只流传在中青年甚至少年儿童的口头。因此,在确定受访对象时,有必要打破固定思维,扩大采访范围,方能采集到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故事。
  
  (五)采集渠道受限。广西民间故事的采集者习惯于从受访者口里获取民间故事,并几乎把它作为采集民间故事的唯一渠道。从受访者口里获取民间故事固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它并非唯一渠道。在翻阅《赤雅》〔3〕、《桂故》〔4〕、《桂海虞衡志》〔5〕、《桂胜》〔6〕、《粤西丛载》〔7〕等着作时,我们发现,在这些着作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原就是民间故事,只不过它们被古代的采集者以文字形式保存在他们的着述中。如果再随性翻查一些广西旧志,就能愈发认可这一结论了。由此可知,采集广西民间故事不能只局限于口头采集这一渠道,还应把这些着述和方志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采集渠道。
  
  (六)对新时代的民间故事采集不够。通过粗略考察,我们发现既有采集成果绝大多数属于上个世纪,最晚成果见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8〕(采集的时间与采集成果的刊发时间必然会有一段距离,则采集的时间还应更早一些)。自此而后以迄于今的数十年间,必然又有无数的民间故事诞生。然而,由于人们对民间故事的采集兴趣不高,加之采集队伍青黄不接,这些故事很难及时得到采集,最终随风而逝。
  
  上述几方面的不足都体现出了既有采集成果的一个共性,即数量上的严重不足。这一不足正表明与广西民间故事密切相关的广西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挖掘在力度上还不够,学术界对广西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还不够,学人对传承广西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历史使命感的认知还不够。随着时间的流逝,广西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不可避免会渐次离世,既有的采集成果也会因各种原因(客观原因如保存条件恶化、保护意识不到位,主观原因如对民间故事的价值认知不够、整理使命感缺乏等)而逐渐消失。其结果将导致广西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缺位,这不仅是广西文化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因此,在新的时代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正是地方文化学者应当肩负的神圣使命,也是他们学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广西地方文化典籍中的民间故事或民间故事因素,不仅能保证采集数量,还能提升采集质量。这里,我们就广西地方志对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的价值粗浅地谈谈看法。
  
  二、广西方志对广西民间故事再采集之价值
  
  地方志为地方之史书,为记载一地之方物、地理、人物、艺文、风俗、制度、历史沿革等的地方文化综合资料汇编。它对考察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地方志之重要,古人都有深刻的认识。明人何御在《廉州府志·序》中说:“夫国有史,郡有志。今之郡,古之国也。今之志,古之国史也。国而不录其疆域、沿革、政事、风俗、�S祥、赋役之实,是无国也。郡亦如之。”〔9〕在何御看来,一个地方之史志相当于古代一国之国史,没有国史,则一国无存;没有郡志,则一郡也似有若无。地方志事关郡国之存亡,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因此,古代的地方官必须重视地方志的编纂,清人吴虎炳《梧州府志·序》中曾言:“史志舆地,非采风列国、考献征文不足以信。今而传后,此郡邑之志所由�P欤?夫星野既分,疆域以定,山川风俗虽亘古如一辙,而其间建置之变迁,政治之兴废,与夫人物、艺文之盛衰升降,则又因时制宜,代有沿革。一事不备,即缺一事,一时不载即缺一时。守土之官固难辞其咎已。”〔10〕他认为,要编纂地方志,必须要在“采风列国、考献征文”的基础上获取可信的资料。如果地方官没有编好地方志,则他们将有着难以推脱的过错。他把编好地方志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标准,意在引起地方官对于编纂地方志的重视。实际上,通过地方志,官员们可以充分了解其所治地方的疆域山川、田赋户口及人物风俗等情况,这对于他们治理好一个地方有着重要的帮助。不仅如此,后来的地方官还可以通过前代所修地方志来获取治理经验,有效地实施他们的治理措施。这一点,清人王巡泰在《兴业县志·原序》中说得很到位,他说:“志者,史也。记其疆域山川之广狭,田赋户口之增减,人物风俗之盛衰,使后之观者有所劝惩考稽也。”〔11〕在这些话里,“使后之观者有所劝惩考稽”一语,尤其体现了王巡泰对地方志价值的深刻认识--即地方志能为后代的地方官提供治理某地之宝贵经验。
  
  据上引可知,地方志的主要功能是记载一地之事,且所记之事类型丰富,内容繁富。地方志所采资料来自民间采集与前代各类文献,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因此它对考察一地之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民间故事作为一地之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地方志编纂者的采集与记录范围之中。因此,在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时,通过翻查数量丰富的广西方志,可以检出更多的未见于他处的民间故事,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广西民间故事既有采集的不足。广西方志之于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广西方志本身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已经成型的民间故事资料,能够成为再采集时加以汲取、利用的重要来源。一般而言,现代新编的一些广西方志,大多在有限的篇幅里收录了一些为数不多但又很有代表性的民间故事,如《北流县志》〔12〕的附录三“民间传说”收有题为“李绍�P的传说”“阙邦觐的传说”“葛洪在勾漏洞升仙”“葛洪与黄野”“黄婆岩”“望夫山”“龙门斗口”“鸭塘鱼”“青蛙嘴角上的火疤”“鹅不吃鱼”等的传说故事10则,附录八“奇闻异事”收有题为“奇怪的喷水洞”“七十老翁长新牙”“有趣的巧合”“老鼠偷鸭出奇招”“捕获‘王’字号蜘蛛”等趣事5则,这两类合计收有15则故事。这些故事的类型,按照《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的分类标准,可分归入“人物传说”“地方传说”“动植物传说”“动物故事”“人物故事”“生活故事”等中。其内容活泼生动、诙谐有趣,让人颇长见闻,倍增身心愉悦之感。更关键处在于,这些故事采自民间,皆不见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因此,它们对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意义重大,是属于可以汲取、利用的重要资料来源。又如《合浦县志》第七十一章附录第四节收有题为“苏东坡在合浦”〔13〕的小考文章,名为小考,实则记录了苏东坡在合浦的有趣行事,并在其间穿插了苏东坡在此间所作的部分诗篇,这些故事不见于正史,却是研究苏东坡其人其诗的珍贵资料,于他处难以觅得。在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时,当然应该补入。
  
  (二)方志中(尤其一些旧志中)还保留了一些故事梗概,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可以对其加以扩充,从而讲出新的民间故事,给广西民间故事的再采集补充虽旧而“新”的资料。如《平乐县志》卷二《山川》“华盖山”条记载云:“华盖山,在城西南十里,与荔浦交界,峰峦闪烁,俗呼火焰山。(《通志》作‘在城南四十里',误。袁太常云’在郡南十里,荔浦江岸‘.)其高万仞,峰顶尖削如火腾焰,层次辉煌,故俗呼火焰山。以其丽于南而名之,名之固有理也。山无树木,芳草蒙丛,四时苍翠,不减春夏,秀色堪�{,远映城市,碧云恒覆。山顶或和烟岚,横山如带,朝暮卷舒变化,千态万象,不可名状,正郡志大观也。山蒙则雨,山开则霁,童叟占验,如操左券,此又山之灵气,不可解者。”〔14〕此段文字对华盖山的记述虽十分简略,然其山之壮美、秀异、奇特如在眼前,读者也可从中感受此山之华美与莫解之神秘。此华盖山既有不可解之灵气,则其蕴神藏仙亦并非不可能之事。而其“高万仞,峰顶尖削如火腾焰”之华美,自然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为。这其间难道不可附会出一个关于该山由来之故事吗?所以讲述者在阅读此则材料时,若能添加些吸引人的内容,扩充其情节,从而讲述出该山之由来与神秘感,必将会是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定能让读故事者心向往之。其实,这样的故事梗概在广西方志中很多,或关乎人事,或涉及山川、风物,俱可让人充分领略广西风土人情之美。民间故事的讲述者若能多翻检这些志书,必然会讲出越来越多的好故事,这对广西民间故事再采集必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能让读者看到更多有质量的民间故事。
  
  (三)广西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本身是志书编撰者对搜集的人物资料加以整理的产物,都是讲述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并不见于正史,只是流传于民间,因此本身就是民间故事。如《贺县志》卷八《列传》“任侠好义有事实可纪者”条记梁仕谦事云:“梁仕谦,号臣,西岸团兴安村人。幼聪慧,家贫,不克卒读。由士而农,由农而商,家始小康。生平重然诺,与城厢蒋达臣相友善。咸丰戊午,城破,达臣殉难,其子敬堂被寇掳鬻之。仕谦方办乡团,白于官,且出资赎之归,其信义如此。居心坦直,里中皆敬服之。子镇堂,武庠。镇兴,登仕郎。培��,岁贡,历任富川、贺县知事。”〔15〕梁仕谦为梁培��之父,其人事迹入志与梁培��修志自有关涉,此可不论。但梁仕谦不甘家境贫困而经商致富之事在当时必然具有励志效应,且其为人处世讲信义,出资赎回友人蒋达臣被贼寇贩卖之子的事迹,在当地也应是家喻户晓,对净化其时之民风、引领民众向善也有积极意义。这些皆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也是民间故事的极好素材。志书所记虽仅其人事迹之梗概,但若讲述者就此梗概加以扩充,增加事实与情节,再经娓娓道出,必然也是一篇优秀的民间故事。
  
  此外,从广西地方志中采集人物故事,还可以增加民间故事的种类。如所有广西旧志的人物传皆设有《列女传》,记载了广西历史上十分丰富的女性故事,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广西历史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绚丽风采。如《钟山县志》卷之十三《人物·列女·贤媛》记陶氏事迹曰:“陶氏,处士陶维汉之女,幼归同里源头村钟永彩,家贫无怨,事姑曲尽妇道,抚子宾鸿,纵之读。尝诫之曰:’教尔读,望尔奋勉为人也。顾吾家世守耕读,尔能读,固好;否,则耕亦能养活。如不读不耕,将何以为人?又何以对宗祖?‘语慈而严。居恒寡言笑,有向之言是非者,辄默然,不置一词。处妯娌间,性极和霭。殁时,闻者咸为涕下。”〔16〕短短几句话,就刻画了一个甘于贫困、任劳任怨、孝侍公婆、慈爱子嗣、和谐妯娌、深明大义、不言是非的女性形象。陶氏身上的故事或许本身并无多少奇特之处,其人之形象或许也并无多么典型可言,甚至还可说是相当平凡,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在其平凡的生平行事中所传达出来的如何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处世原则,却能给后世女性如何为人处世以启迪,其故事的教化意义实在不可忽视。粗翻广西旧志之《列女传》,可以发现其中的女性形象异常丰富,她们或贤良孝敬,或贞烈刚毅,或敢作敢当,或舍生取义,或大爱无疆,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教育后世女性的为人处世、自爱自守、不畏强势、奋发图强等皆具有不可磨灭的永恒价值。然而这些在广西方志中的女性故事,很少活跃在现代民间故事讲述者的口上,从而使得各类广西民间故事的辑本、选本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故事类型。因此,在再采集广西民间故事时,充分挖掘广西方志中古代列女既平凡又可歌可泣的故事素材,加以悉心编排和讲述,不仅能弥补广西民间故事在类型上的缺失,而且能提升广西民间文化的档次,深化广西民间故事的教育意义。因为,这些《列女传》已经成为广西古代女性为广西历史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见证,已经成为研究广西女性文化的重要宝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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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梁培��等纂修。贺县志[M].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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