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左联作家和自由主义文学家之间的着名文艺自由论辩，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想、欧洲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影响。同时，文学政治化和工具化给整个20世纪带来了历史影响：这种趋势配合革命浪潮，反对国民党的文学专制，宣传革命思想，开阔作家创作题材和精神世界，但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如政治审美代替文学审美，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导致作品的艺术水平下降，并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钳制了文学发展。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文艺自由论辩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一直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政治在人类生活中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甚至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这一特殊概念的重要因素，而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和文明成果最重要的一部分，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将具体地、历史地分析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形成的原因，并分析这种关系及其所展示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和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的定义在政治学领域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中的“政治”是放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来探讨的。首先，这里的政治并非指政治权力，3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方面确实作为一个“反政治权力客体”存在，然而当时文坛的话语实则并非掌握在当权政府的手中，而是在左联的手中，30年代的文艺论辩最能说明这一点。另外，这场论辩中的政治，实际上被“阶级斗争”和“革命”概念大大缩小了其内涵，然而鉴于时代背景，就不对这一点做特别的纠正了。
下面介绍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两个理论：第一，等同论。“为政治而艺术”,就是将文学等同于某一阶段的文化或文学政策，是文学政治化的最大化和文学功利观念的极端化，无限夸大文学的政治性而忽视文学的其他性质。第二，对立论。“为艺术而艺术”的对立论是另一极端，其割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文学脱离政治，过分夸大文学的自主性而放弃其社会性。这种理论不论是从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还是内容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当政治权力的介入压迫文学时，对立论常作为文学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为文学的自由抗争。上述两种理论倾向的存在有利于我们具体分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影响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三个因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人以“人文”的学科观囊括了文学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是兼政兼文的社会角色，中国士大夫身上的政治情结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文人与政客是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身份[1].左联的活动和左联作家的作品，难免会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也有利于理解欧洲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这里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学的独特审美观点。第二点是由第一点衍生而来的。
首先，儒家文化融合了文学与政治。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文以载道就说明儒家文艺思想中注重文艺的功利性。儒家强调经世致用，经世就是“治世”,是儒家积极入世人生观的表现。儒学深深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态度、信仰各个方面，并代代相传。受儒学影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中国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色彩，而做官之后的行政公文却具有文学性。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就非常密切。
在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不论是左联作家还是“第三种人”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左联的文艺理论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甚至把文艺作为一种“武器”.即使是“第三种人”苏汶，也曾在发表的文章《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中提倡文学的任务是揭露社会真相，监督社会，而不能单纯为政治服务。[2]198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待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上，双方观点有分歧，但其实辩论双方在方法论上都有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的影子，在追求的目标上也都有为社会福祉奋斗的要求。这也是后来鲁迅能够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称为“同路人”的基础。
其次，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也表现为文人对“风雅”的追求。“风雅”的定义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毛诗大序所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同时，不同文体的文学政治性也有区别，散文政治性最强，诗次之，词则个人化程度最高。传统不同文体的政治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被模糊了，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可以看出左联的文学政治化是全面的、极端的、不分文章体裁的。此前，在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与政治结合，小说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性质。承接中国的“风雅”精神，小说的政治化是近现代文学史上小说获得正统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在30年代，具有政治性的文学艺术审美也异化为简单的政治审美了。这也是中国“风雅”精神在30年代民族危亡时期异化发展的一个表现。
（二）欧洲启蒙思想培育出的30年代新传统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脉络是比较清晰的，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在西方强大的军事打击和经济侵略下，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巨大变化。受欧洲影响，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文学是人学”,反对空泛的政治文学。他们信仰欧洲的启蒙理性和个性主义精神，以此来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在康有为、严复、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之下，形成了一套以救世为宗旨，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深具“乐观意味的思想话语”.清末民初所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内外环境诸种要素的持续作用下，逐渐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曾充当了社会思想启蒙的重要角色。梁启超把中国新文学与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新文学民族主义化了。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却也为后来艺术功利化埋下了伏笔。30年代新传统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核心内容是关注人本身和人的自由发展。西方启蒙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理性主义。然而，中国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启蒙的概念有所模糊，有时是指启蒙国民性，有时是指知识分子自身启蒙。不过无论启蒙的概念多么模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蒙昧，并在寻求新的出路。
结合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来看，革命的现实主义和追求艺术的浪漫主义构成了30年代文坛的两翼。其中“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实际上就是承袭了欧洲的现代性思潮，包括启蒙主义、人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例如，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该文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艺自由论”的口号，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绝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2]6矛头直指“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另外，苏汶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他写道：文学的武器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整个包括文学的涵义”.在谈到文学的阶级局限性时，他说：“假定说，阶级性必然是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那我便敢大胆地说，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2]150胡秋原和苏汶的观念与欧美浪漫主义的观念相亲。
（三）乘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下对西方现代性反思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自主选择。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政治和文学以及政治与文学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构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这一时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建立起话语主导权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在30年代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和“新传统”在救亡图存中破灭有直接关系。同样，“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加之世界性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潮便产生了反现代的社会实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追求。在这一时期，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和相关研究着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一同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3].
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视为重要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要适应物质发展的阶段，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世界。[4]在此基础上，上层建筑中的各个因素又是相互影响的。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平等的、影响是相互的。简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与文学）而上层建筑中的各个因子则“相互影响”.
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时，“自由人”所持有的“为艺术”和“非功利性”的自由主义和“第三种人”超阶级的文艺观，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讨论的话，是没有正确看待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左联过于强调“为社会”而政治的单向性，没有正确看待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相互”影响的双向性，这一点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仍然没有被正确看待，比如有人认为左联作家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是由于其“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5],实际上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正如上述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来没有对上层建筑中的各个因子进行过单向性分析，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误读。
二、20世纪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影响
20世纪30年代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是文学政治化传统形成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五四启蒙精神，下启抗日救亡。“启蒙与救亡”的影响既有好的一面，即配合革命浪潮，反对国民党的文学专制，宣传革命思想，开阔作家创作题材和精神世界，但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如政治审美代替文学审美，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导致作品的艺术水平下降，并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钳制了文学发展。对此影响，我们应该辩证评价，既要认识到其价值，也要承认文学本身在那个时代受到的损害以及这种关系对其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造成的影响。
（一）文学的工具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30年代[6],包括作家人格的政治化、政治实用主义、宗派主义、政治性猜疑等。30年代后的很多政治敏感时期，极左遗存就表现出来。30年代以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变化，但文学政治化思路无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文学家、艺术评论家政治立场的关注超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
（二）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审美的异化
经过30年代，革命文学成熟起来。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式、关注的题材、传达的思想都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在前期，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例如，蒋光慈创建的“革命 恋爱”的创作模式影响极大，之后又有戴平万《村中的早晨》画出了“新的农民的姿态”,丁玲的《水》发展了蒋光慈恋爱革命文学道路，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人民大众。这一阶段新小说诞生，作家们大都选取了重大的现实题材并表达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
在后一阶段，随着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上都逐步丧失了自主性，在历史语境下沦为政治宣传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功能，即他所谓的异在效应是通过审美来完成的，美感的和谐使文学作品得以自足。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性需要在文学审美形式下表达。而在3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对文学过度政治化直接导致了艺术政治功能的退化，即审美的异化。政治审美替代了文学审美，在这个概念中文学的自主性已经消亡。笔者认为，政治的审美形式可以被接受为众多审美形式的一种，而且这也是无数革命文学作家努力创作、积极探索的结果，也曾配合了政治革命，为救亡图存贡献过力量。但这种审美是以牺牲文学审美为代价的，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已经成为历史之后，单一的审美形式需要适应社会变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才能更好地得以发挥。
三、和谐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再思考
文学与政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领域，哪一方面过强或过弱都会损害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学本身确实具有政治性，即具有对政治的关怀，文学在追求自主性时不应排除政治性，而应关心政治和社会的命运，文学家不能为追求所谓的纯文学而将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中，应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肩负起关心民族命运的责任，在两者交集的范围内有限地合理地运用文学的政治性和教化作用，但同时不能将文学等同于政治的工具。
考察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后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观表面上看是由受欧美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影响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开启的，实际上却是在极左文艺理论之下催生的。本雅明认为，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有两个极端：只看重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或者只看重它的展览价值。[7]“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是对“膜拜价值丧失”危机的反应，这种艺术神学极大地强调艺术的膜拜价值，否定艺术的社会功能。本雅明说：“当衡量艺术产品的本真标准失效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艺术的根基不再是礼仪，而是另一种实践：政治。”[8]
进入90年代，一批学者提出“反对文学的非政治化”立场。这正是走出“危机反应”回归理性批判的表现：文学被政治俘虏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条化的表现，所以文学对政治、社会的关注，对世界理想的构建、表达，对人类普遍幸福追求的价值，不能因为30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失衡而被全面否定。
打破“危机反应”机制下的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和极左时期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一元化理论，是文学重新回归公共领域自由行动、重新唤起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社会问题与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批判、展现文学内涵中高尚政治品格的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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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着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C]//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马列文论研究（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5]陆咏梅。政治文化视角：左翼文学的政治化倾向[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3）：29.
[6]朱晓进。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J].文艺争鸣，2002,（2）：42-46.
[7][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王炳钧，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68.
[8]王炳钧，杨劲。译后记[M]//[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