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袁鼎生教授的“整生论”思想，文学活动各部分组成的整体文学活动系统形成一个超循环整体结构。各个部分互相生发共生成新的整体质，整体新质反哺各个部分，各个部分不断生成新的整体质，并在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对立统一的共生审美态势中，形成文学活动的立体圈进式整体螺旋回升的动态平衡发展。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学活动的发展经历可以分外三个阶段，古代时期以依生为基础、以再现说为范式的客体文学观，近代时期以竞生为基础、以表现说为范式的主体文学观，当代时期以整生为基础、以同构说为范式的整体文学观。
[关键词]文艺活动；依生；竞生；整生
中国的生态美学业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山东大学的一批学者为中心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一大学派，出现了不少生态美学家，其理论形态也各具特色，袁鼎生教授师从着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在其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创新，所提出的“整生论”美学独树一帜，成为生态美学中较有体系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完整性、深刻性和系统性使得它的影响日渐扩大。全面阐释这一美学观点将为学界准确清晰地理解生态美学理论提供更宽广的视域，也为解读文艺活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依照“整生论”美学的观点，我们对文艺活动就会有一个新颖的理解。文艺活动是一个丰富而宽泛的系统结构，包括文学活动、艺术活动、文化活动、文明发展等诸部分。各种活动相互联系和谐共生，形成一个复杂的超循环系统圈，使得文艺活动不断更新与发展。文艺活动是各个部分耦合并生成新质的整体结构，整体结构又不断反哺作用于各个部分，从而不断发展。研究文艺活动的整体运动态势，可以从文学活动的发展轨迹入手。文学活动作为文艺活动的一部分，其发展变化历程显示了文艺活动动态衡生发展的规程。文学活动可以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生命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研究各个部分，文学创作活动促进文学欣赏活动的进行，文学欣赏活动的发展推动文学批评活动的运转，文学批评的兴盛带动文学理论的繁荣，文学理论又指导文学的探索研究，进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生。这是在超出原点高度的崭新的起点上的优化循环结构，是各个部分在相互的矛盾、对立、统一中整生形成的新的质点，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立体结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循环模式。
一、文学活动的超循环结构
我们认为，在生态文学观中文学活动各个部分的相生互发，形成文学活动的有机生命整体活动。在此生态结构中各个层次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形成耦合对生的格局与态势，推动文学活动的生发。人类文学活动的生态系统的发展，首先是主客体潜能的环向对生形成文学创作、欣赏、批评、研究的文学活动生态圈，文学活动生态圈的运转滋生文学氛围，文学氛围进一步升华发展为文学范式，文学范式范生文学氛围，文学氛围又规范着文学活动的运转。这三大层次回旋往复的对生，形成文学活动的格局与规律，在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作用下构成平等共生的结构形式美。形成文学活动结构的对生是基本文学活动的基本构成方式，它使文学活动的生态形式美和谐运转，促使文学活动的生态关系、生态格局、生态规律和生态目的的形成，进而构成对立统一与多样统一相互协调共生的审美态势。
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生态系统中，各个部分彼此关联、相互联系形成生态网络结构，不断进行着各种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在相互周流中，文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新质不断地在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共同生发，不断范生这个部分的类型质及各个部分的个性质。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整体质、类型质和个性质的持续不断的交错相生。这就实现在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双向回环往复的不断运动中，立体地推进了文学生态结构的动态平衡，形成立体圈进旋升的多维时空发展生态模式，形成文学系统结构的超循环旋升结构。
从整体态势上纵观中外文学活动，都体现文学活动的超循环结构规律。同时文学范式也在文学活动的发展变化中清晰可见。文学范式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最普遍的共性，最基本、最集约的精神范畴，它同时也是最普遍的规范，规范并制约着整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理想、文学欲求，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按照“整生论”观点，人类文学活动经历了依生、竞生、整生三大生态范式，形成了文学与世界关系的三个整体的阶段范式分别是：古代社会中文学与世界模仿再现的反映关系，近现代社会中文学与世界的以表现为主的反映关系，当代社会文学与世界的互现关系（这是在再现和表现两者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超越的一种复合生成），体现了文学活动的不断发展的整体结构观。
依据上述整生论美学理论，我们尝试在历史发展的纵线上，把文学活动分为三个范式，这三个范式分别对应文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反映着人类思维由朴素向成熟、文学艺术实践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
二、文学活动的范式之一：依生美--再现说
文学活动这一整体的系统结构，不仅包括文学活动的创作，还包括文学活动的欣赏与批评。它是一个包括审美与造美的审美活动，是美的创造与欣赏共生而形成的文学活动。在古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依生之美具有典范的普遍意义，美是主客体潜能的对应性自由实现，主客体两者对应性自由实现的关系，构成美的矛盾结构、组织形式和生态过程。
依生之美是客体占据着矛盾结构、组织形式和生态过程，客体居于本源、本体的作用，客体的巨大力量使弱小的主体依生于强大的客体。首先，客体的潜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实现，客体派生主体。此时的主体是客体化的，因此构成的世界也是对象化的世界。其次，主体潜能的自由实现要依存于客体，形成高度客体化的主体，以致导致客体化的一元整体。实质上，主客体的统一，只是客体化或客体美的一种途径。因此，文学活动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文学模仿和再现世界。在远古时代，原始崇高是一种典型的审美形态，是弱小的主体依生于强大的客体形成的美。这种结构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通过异己的力量消除这种对立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通过神或上帝这些异己力量，试图实现与自然的统一。先民的巫术、图腾的崇拜等，都希望能够与神沟通并取悦求助于神，实现与自然的协调。人通过依同神构成天人合一之美，人学活动也就相应地模仿、反映世界。在中国，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体现了万物由一衍生，客体衍生万物与人，客体与主体处于非平衡状态，客体的潜能即神与自然的力量在对应性自由实现的过程中占有主体地位。中国古代的道便处于主体地位，人依生于道，人在主客体潜能的对应性实现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人处于不自由的或者说是自由程度很低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这是向道回生的过程。这体现了万物与道、自然双向对生的生成过程，暗示文学活动整体与各部分的相互对生，体现文学活动的整体运动规律。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揭示的也是对客体的审美感悟，显示依生之美的规律。钟嵘“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4]体现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再现，主观世界的感受也源于客观世界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说、文以载道说，均体现对客观世界反映的偏重。唐代到明代，写心重于外向的反映，但是“心”也不是个体化的主体之心，而是道的对象化形态，社会伦理多于个性化的表现。主体个性的隐藏性与不平衡的自由性，反映客体在主客体对应关系的矛盾结构和生态过程的本源地位。文学活动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亦即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再现。
西方古代社会的生态过程也不外乎彼岸化生此岸，此岸同于彼岸的模式。古罗马的普罗丁明确地描述了流溢与回归这一双向对生的生态过程。他认为太一流溢出精神世界，继而再流溢出物质世界，形成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与道生万物是不谋而合的。逆向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主体超越自我，心灵趋于理智，同于太一，实现了向太一的回归。这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揭示了客体的强大力量，人的力量与自由程度低下，文学是对现实客观世界反映。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也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印证了人对自然的依生关系。西方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5]追求有序的统一。这是个性与共性不充分协调发展的结果，带有浓厚的古代性印记，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依生之美的具体体现。这与中国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致，[6]均体现中和、调和和渐变的古代朴素依生之美的本性。西方中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人与万物，人以耶稣为榜样、中介，最后趋同于上帝，确立了依生之美的本质。
中西方文学活动，均是以客观世界的反映为主导，表现对自然、神的崇拜，对现实世界的神秘向往与幻想，人的主体性程度与自由程度低下，客体始终处于本源地位。文学活动也必然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再现。
三、文学活动的范式之二：竞生之美--表现说
竞生是主体本体地位对客体的对象化过程，改变了依生之美中客体占本源地位的格局，形成主体本源和本体的主体整体的质态及审美结构。它是主体性在对象世界的全面性、结构性生成，是主体性的觉醒和不断膨胀提升发展过程，引起了整个对象整体化的发展变化。主体在主客体矛盾斗争中不再满足被动地、有限地自由实现潜能，而是主动占据矛盾结构的主导、核心地位，并不断通过对客体的对立与斗争统一客体，使客体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成为自身的对象化。竞生经历了人类自身主体化、理性主体对象化、感性主体对象化、个体主体即失去规定性的非主体的对象化，近代崇高，悲剧等美学范畴也是对此的具体体现。同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和崇高不同，它呈现的不是那时的对自然的崇拜，对神的畏惧，对不可知命运的服从和无奈，而是抗争中的无畏和不屈。
在竞生美中，主客体潜能对象性地实现为对立、对抗的形式与结果，形成以主体为主导的结构，并最后走向极端的过程。整体的矛盾运动的态势是在对立斗争中形成统一及造成结构的动荡与解体，不同于依生之美的结构中的整体趋同。由于对象的向内转，因此文学活动也开始关注和反思主体本身，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在主客体对应潜能的自由实现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再是依生于客体的对应关系，不再满足被动地、受限制的自由实现潜能，而是使客体成为自身的对象化，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追求人的本性的表现。
在袁先生的论着中，但丁《神曲》的例举最能凸显这一理论对文学实践的合理解释。在《神曲》中，人的力量以较为隐形的态势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维吉尔带领但丁游历地狱与净界，他是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化身。但丁的初恋情人引导他升入高空，游历天堂。但丁凭借人的理智、美好的爱情以及高尚的德行走向天堂。这种以人为中心、主导的统一于神已经明显不同于古代社会以神为主导的依生结构，人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人凭借自身的强大力量与人的主体意识，建构主客体矛盾冲突中的主体化整体的生态过程。由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影响，人获得解放与更多的自由，人的主体意识也随之增强，形成一种战胜自然的崇高感。这种崇高不再是人面对强大的客体而产生的神圣感，而是主体与强大的客体对立斗争，最终反败为胜的自我意识崇高感。崇高显示了以主体为本源的矛盾对立结构的建立。随着主客体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主体面临着强大客体的报复，主体奋起抗争，最终或毁灭、或异化。主客体对立矛盾的再一步激化，矛盾结构趋于解体、零碎，逐渐走向孤独、孤寂，最终走向虚无。这就是主体无限追求与膨胀，最终走向极端的荒诞状态的过程。这样的情状可以解释二战结束后以来一些现代主义作品如存在主义、荒诞戏剧出现的原因。
文学活动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情感。弗洛伊德主张艺术是性欲的表现。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本质就是自我表现，文学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的物化或者是对象化过程。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当主体化过分张扬时就出现变形与扭曲，荒诞就是主客体的竞生发展到极致的矛盾冲突结构，导致本来已经扭曲无序的结构走向断裂、破碎，主体虚无的存在着。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理性创作，作者的情绪、意识、个性得到自己的表现，这类作品明显不同于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它没有明确的形态和意蕴，是文学作品对读者形成了极大的召唤结构，扩充读者的自由想象与创造空间。西方的竞生之美，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斗争中展开，表现主体化结构的建构、变形及结构。而中国则多表现在人物的心理和伦理冲突及其它社会矛盾斗争之间展开，表现主体化结构的确立、否定和超越。《牡丹亭》表现的是情与理的冲突，突出主体感情对伦理的胜利，彰显强烈的主体崇高感。《红楼梦》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对立关系，伦理压迫与宝黛之情、玉钗之欲的复杂矛盾对立。爱、情、欲、理等冲突无法解决，宝玉用出家的方式，摆脱、超越了现实的一切。西方竞生导致主体的实际解构，留下断裂的残片。中国则走向对主体化的超越。这与中国的佛、道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这种超凡脱俗、追求极乐的超越不同于西方强烈的个体意识，对主体的建构、扭曲和对主体结构完全结构的主体力量的彰显与肯定。[7]
纵观中西文学，可以发现近代文学活动对本质力量的表现是全面而深刻的，关注人的思想、感情，深刻反映人的意识活动及社会生活状态，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表现说。
四、文学活动的范式之三：整生之美--互现说
整生之美是主客体潜能耦合运动共生整体新质的整体结构，是系统新质的整生化、整体化过程，即整体生成、生长过程。整生是主客体潜能的自由对生性实现了系统质的整体生成，形成整体本源、本体的生态审美结构，既不同于依生中客体化的整体结构，也不是竞生之美中主体化的整体结构。
竞生之美的结构结局，是对主体无限制地张扬主体性的反讽。无规律无目的的处境使主体意识到，必须在合乎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合乎目的，必须服从整体的目的，才能合乎自身的规律和目的。文学活动亦然，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同时也是对主体世界的表现，从整体上观照对象世界。文学活动是对主客体对象的综合反映，人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人与社会、环境是共生的。共生是整生之美的重要概念，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主体与客体都是整体所孕生的，双方的矛盾对立关系受整体制约，双方也能在整体制约下，生发新质的整体。从存在学角度上讲，个体必须在群体中才能持续存在，脱离了共生关系，个体就会走向灭亡。个体与群体既相生又相克，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形成整体协调与稳定的发展机制。整生之美的整体结构既不是客体化的结构，也不是主体化的结构，而是主客体对生、共生的新的整体结构。因此，它不同于客体潜能的单一质，也不同于主体潜能的单一质，而是主客体潜能的共生质。主客体潜能的整生是在科学技术综合化、经济活动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整体文化背景下，初步形成整生之美。
文学活动的发展也在古代的依生之美、近代的竞生之美共生而形成的整生新质。我们这里把它叫做“互现”,是因为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达到了一种基于整生基础上的平等，客体作为生命体的组成部分与创作主体一样平等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相互呈现自我，构成“主体间性”.因而，我们所言说的“互现”是有特指意义的，完全不同于作为文学表现手法的“互现说”.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源泉，既是对历代文学精华的吸收，又有对现当代科学技术等社会发展的感悟，更与作家所处的生境息息相关。生境是指作家具体生存的家庭环境，生活状况与具体所处的自然环境。这些都对作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因素的相互整生，为作家的创作基质与平台。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接受主体各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与作品形成主客体同构同生的共生之美。主客体同构共生的环境美，是双方审美潜能耦合共生的过程，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相生相克，包括同化与顺化。
在文学审美过程中，主体被自己环绕的审美对象所陶冶，逐渐与对象达到审美同构，即形成共鸣，这是主体对客体的审美顺化而使主客体同构而共生出来的美。另一种是主体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改造对象，使主客体达到审美同构，这是对客体对象的同化而使双方潜能同构而共生的美，即作品的召唤结构为读者留下的审美空间。主客体审美潜能的共生整生出新的整生质，促进文学欣赏活动的双向动态发展。经由文学批评与文学探究各个环节，使文学活动系统各个部分在相生相克的运动中，在不断协生即整体自身的发展机制与衡生即整体自身的稳定机制中，实现动态平衡。文学探究活动及文学理论进一步指引文学创作活动，展开新的文学活动系统。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反哺、回馈，在相互的影响和作用中形成新的整生质，使整个动态的生态平衡系统和谐发展。同时，也使整个文学活动形成超循环结构，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欣赏及文学批评，文学探索研究，在研究理论指导下进行新一步的文学创作。这貌似是从头开始了文学活动的过程，但是这次的文学创作这个开端不同于之前的文学创作，它是一个新高度和平台，是在最初的终点的升华中形成的新起点，文学活动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超循环结构。当然超循环环形回复上升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是文学活动的正发展。文学活动也有可能是恶性发展，即某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是零发展或者倒退发展。比如说中国10年文革期间的文学活动就是停滞发展期。从历时上看，文学活动是一个不断整生的过程，是回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超循环结构体。在现当代整生的平台上，生态美与环境美已经初步形成，现在的文学也越来越关注人与自然、社会、科技、文明的和谐发展。生态美是指主体在日常的生活中，主客体潜能的自由实现所形成的美生境界，它涵盖了生存状态、生命过程、生态关系三方面的美。这一美生境界是整体结构的美，是主客体潜能对生、共生的，是在各个部分相互制约、共生的整体协同、有序、和谐的境界。环境美是主体与他人、主体与生境同构适构所共生的美境。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美也同样涵盖社会环境美，同时也建立在两者的基础之上。社会美和自然美均体现主客体潜能的耦合共生。环境美的构成显示了客体的属人性，它是人的属性和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主体而存在，为主体所认可和倾心。同时，也显示了它的为人性，它适应了主体的存在和发展。最后，环境美是主体的审美情趣与客体的审美特质同构所形成的境界，这也是使平常的社会美、自然美转化为环境美的关键。袁鼎生先生举了一个很恰切的例子：《红楼梦》中各个姑娘所处的地方，都与主体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或者说环境的特点就是主体性格的真实写照，与主体的潜能同构共生。就潇湘馆而言，它就是黛玉的环境美，它的偏僻冷静及竹子的清冷与高傲的特质，同黛玉的清雅与孤傲对立共生，倘若换作任何一个人便再也不能生成主体的环境美，而是一般的环境美。环境美的形成使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更加充分的彰显。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整体观的同构说已经成为文学活动的主导。
总之，以黑格尔艺术发展三个阶段和周来祥的和谐美学体系为理论启发，袁鼎生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整生论”生态美学思想。以此为理论依据，我们逻辑地推演出人类文学活动经历了依生、竞生、整生三大生态范式，暗合了人类文学活动的三个时期，形成了文学与世界关系的三个阶段范式，体现了文学活动不断发展的整体结构观。用这样的生态理论试图来揭示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仅是对生态美学思想的丰富，也是为生态文学理论的当代建构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