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最想讲和最应该表示的，就两个字---致敬。向所有从事文献工作和热爱文献工作的朋友们致敬，特别向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年轻朋友---最有活力的文献工作者致敬。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工作辛苦、时间长、见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学术评价不高。即使如此，仍有如此众多的学者坚守，难道不应该向这些朋友们致敬吗？文献工作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特别在当下更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是中国文化的考古者、抢救者、守护者。在很多领域难以达到真实的高度的时候，在文献工作来说，“真实”只是一个底线。在现今信誉普遍缺失的年代，我们从事的是最可信的工作。所以我为这个工作而自豪。但是首先，我想先讲一点儿我的忧虑。几年前在一个会上发言，我的题目是《历史正在消失》。我们常常讲，新文学一百年了，特别是最近，新诗百年成为我们学术界和诗歌界的一个话题。出书、研讨，一个接着一个，非常热闹。我常想，一百年对于创作者可能是一个节日，而对于我们这样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文献工作者来说，可能就不这么乐观了。一百年意味着什么？第一，我们赖以生存的纸质书报刊已经临近阅读的极限；第二，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很多都已经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200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消息，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中度以上破坏已达90%.民国初期的文献已100%损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一触即破，濒临毁灭。国家图书馆一位副馆长讲：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许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遗书，却看不到民国的书刊。而更严重的是，随着一批批老作家的故去，那些鲜活的历史就永远无法打捞了。
我是1980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到现在36年，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36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80年代，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的是原书、原刊、原报。而现在，我们只能看微缩胶卷或者电子文本。那时候，你遇到问题，你找不到当事人，你能找到旁观者。而现在，你找谁呢？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短短30年，我当时记录了有关新诗着作的资料，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物证，因为很多书刊30年前在图书馆能找到，现在下落不明了。而有的书刊是从作者手里边借到的，随着作者的故去，下落更难以判断了。所以我感到“历史正在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了。
感谢上世纪80、90年代一大批学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抢救和整理工作，相比之下，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现在投入的力量还是大大的不足。现在大家对于文献的重视程度是提高了，但具体来操作的还是不多的。几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主要是由我一个人来负责的。当时特别想组织出版一些新的资料，结果是只出了一种---就是李怡和易彬主编的《穆旦研究资料》（2013年）。其他的都是重印的。当然这可能与我们的组织不力有关，但现实的情况是，要很多老师、研究专家们，拿出几年的时间来做一本研究资料集，现在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小了。即使有人想做，现行的学术制度也不允许。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工作，不能算作研究成果，甚至连工作量都不算，什么原因让你从事文献整理并坚持到今天呢？我能回答的只能是兴趣使然。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跟我差不多，除了兴趣和满足，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其次，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搜集整理文献、做诗歌史研究，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复杂”.虽然我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用的尽量都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我只敢说是“尽量还原历史本来的丰富与复杂”,从来没敢说一定能找到历史的真实，实际上，越做越觉得离真实相差太远。诗歌史也好，文学史也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能对好多东西理解的过于简单化，比如说关于文革及之前的文学的研究。其实这是一个表面上非常简单、但是里边儿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现在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地下”部分，其实就是“地上”部分也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大家如果仔细分析地一看，后来的新时期最有成就的那一部分写作者，都是文革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练笔阶段都是在文革开始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那么简单地就能全部否定掉的问题。前些年有人对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提出疑议，说诗写在自然灾害的时期，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吃的，你还在那儿山水好，这怎么行呢？其实这种理解太简单了，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当时就只有那一小段时间有了那一点儿轻松，可以写一点儿山水，也包括严阵的《江南曲》等等。其实，他们的山水也是写得很政治化的。这里边的复杂情形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再次，关于文献整理，我还想讲三个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版本。大家都注意到了版本修改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对于研究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变化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但实际上版本的变化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常见的是作者自己改动，据此来研究作者的思想艺术变化是可信可行的。也还有别的情形，作品的发表与出版都要经过编辑和审查，好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自己改的，而是编者改的。比如郑敏的一首诗，现在看到的是很短的，实际上原诗很长，是当时发表的时候编者给删掉的。她的《诗人与死》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时候，编者觉得“诗人与死”错了，应该是“诗人之死”.这完全是编者改的。出版社很多时候也会要求作者或编者做出修改，我在跟林莽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时候，出版社觉得《疯狗》一诗是不能放进去的，一定要拿掉。问题在于，现在面对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是作者改的，还是编辑或出版社来做的。所以我说版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对待。另一个是文献的价值。我们特别想发现能颠覆文学史的文献，但实际上可能性不是很大。有的文献的价值是自明的，但有的可能是隐藏在里边儿的，表面上看不出来，需要你去发现它。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我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后，有人问我，你写得那么详细，诗集的开本、页码都写到了，这有什么文学史价值呢？我说那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你把它放到文学史里边儿，就能看出价值来。比如说1950年代出版的《臧克家诗选》是32开本、100页。而艾青的诗集是大32开，两三百页。这就能说明问题，一个是国统区来的，一个是解放区来的，当然是不一样的，它怎么能没有价值呢，就看你能不能去发现。另一个例子是“纪年”.大家可能觉得只要写对了就行了，其实纪年是两种，一种是“公元”,一种是“民国”.“民国”是对于政权的一种承认。民国的纪年，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类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只要努力去查找，就会发现好些似乎没有价值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大家研究延安文学的时候，可以看看当时的《解放日报》是怎么纪年的，或者是有没有改动，如果改动的话，那可能就牵扯到好多问题了。第三个是教训。我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做了三十多年，大家都会觉得我的长处就是三十多年，其实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不足也是做了三十多年。因为三十多年我的诗歌史观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再回到原来的史料里边重新来扒梳。放在时间的历史里边，有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这书一出来，孙玉石教授就非常敏感地抓住了一个问题，他说某某杂志里边儿还有某某的诗，为什么没有写进来呢？是因为1980、1990年代在整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他是一个演员，又不是诗人，我为什么要写到他呢？但现在的观点就不一样了，我们把他写进来就能显得我们更丰富了。所以说，时间不同，角度不同，我们对文献的评价也是不同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文献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的问题。有些人常常说，我们这些做文献的就是为研究服务的。我觉得不对。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工作规范、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已经能够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但对于文献工作却并不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的话，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说研究工作是总结创新，文献工作是发掘、是求真。研究工作与文献工作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没有文献工作，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和深入，而没有研究工作带动，文献工作最后可能会没有一个终极意义。
再回到前面的话，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太悲观了，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悲观，我对于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一直认为文献整理工作是一个快乐的工作。我不敢说理论是灰色的，但确实敢说史料是丰富多彩的。我只是感觉到时间和工作的紧迫，实际上我是在呼吁大家能够努力把学科独立。文献整理不能靠兴趣支撑，要靠的应该是制度的保证，所以在此我呼吁我们应该努力建立我们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科。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