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并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政治美学"强调的正是文学、艺术服务于不同时期的政治与道德目的,且与暴力有着亲缘关系.以此来审视现代乡土小说,不难发现从早期的乡土"械斗",到农民对地主压迫的"抗斗"与土地革命时期被"批斗"的剥削者,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等不同侧面构成了暴力书写的基本秩序,体现了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实践激情,表明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探究不同精神内涵暴力元素所体现的"政治美学"品格是我们整体上把握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新视角.
关键词:现代乡土小说; 暴力; 政治美学;
作者简介: 卢月风,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学者骆冬青开启了国内"政治美学"的研究先河,他认为"政治美学"的肌理是意识形态美学,并与暴力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1].实际上,"暴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辞海》对这一词语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力量".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暴力"描写多与战争、革命、翻身等话语相关,以不同时期的"政治美学"为基础,记录了乡土社会统治秩序的更迭,即从乡绅、地主为主的宗法制到以村长为主的基层民主政权.这一过程中的暴力有乡土"械斗"的愚昧,又有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积极与合法性,因而暴力与政治美学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视角,并引人深思文学、暴力、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在一个充斥着革命、暴力、斗争的年代,文学的功利性被强化,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对于现代作家而言,如实表现变动的农村社会成为叙事重心,也形成了乡土启蒙与乡土革命的主题,两者均含有暴力与政治的内容.只是乡土启蒙中的暴力书写倾向于民众思想的愚昧无知,而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农民暴力行动被赋予了积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唤醒的野性、匪性精神在民族战争中得以升华,这是民族救亡背后强大社会价值使然,一定程度上规约着乡土作家的主体精神及文学创作的方向,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为了国家、大众的整体利益,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
政治美学的两翼包括节制情感与激发情感,而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暴力叙事蕴藏着同样的内容,体现了启蒙批判与战争、革命视角下不同情感指向对暴力的不同理解.五四时期,鲁迅《阿Q正传》中阿Q被"杀头",《药》中夏瑜的"砍头"等,王德威先生曾把这种暴力行径视为社会与礼教、身体与精神蒙昧的象征,旨在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其实也是通过节制情感可以避免的暴力倾向.同样,乡土"械斗"也是应该摒弃的陋俗,是古老农村普遍存在的解决村落、宗族矛盾之方式,这种野蛮的暴力冲动常常招致无辜伤亡,如许杰的《惨雾》、王鲁彦的《岔路》等小说都有对这一陋俗的描述.《惨雾》中玉湖庄与环溪村因争抢河水冲出的一片沙地而发生冲突,结果新媳妇香桂姐的丈夫与弟弟作为械斗的双方,不幸牺牲,被放置祠堂门口充当死亡人数,怕引起人们疑忌而不允许家人哭悼,这种凶残的暴力令人唏嘘.这也是农民固有的宗族观念使然,他们"对外部世界,对外村或外乡,则抱着提防和疏远的心理.不仅家族排斥非血缘关系的外人介入,对外来的侵扰和袭击,全族、全村或全乡人也都有义务共同防卫或抵御"[2].的确,不同村庄往往以地缘为基础排斥异己,有时原本善良的乡民间会发生残忍杀戮,是家园意识极端化的外化.《岔路》讲了吴家村与袁家村同时遭遇鼠疫侵扰,他们在无奈中根据习俗抬出关公像出巡来驱妖压邪,因总管人选而争执,又因迎神队伍的出巡路径意见不合,引发械斗,"两村的人都擦亮了储藏着的刀和枪,堆起了矮墙和土垒,子弹在空中呼啸着……"[3].颇有嘲讽意味的是,人为的械斗伤亡远比蔓延的瘟疫灾难更厉害,无理性的暴力,视人命为儿戏的行为是村民受族众心理蛊惑的结果.相对于西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文化,而不可动摇的宗族统治权威就是传统乡土最大的政治.
胡也频的小说《械斗》,讲述发生在浏、濮两村的暴力事件,原因是浏村的一个媳妇遭到濮村人羞辱后跳井自杀,浏村人在村长号召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杀进濮村,械斗中,浏村被杀死了二三十多人,取回了濮村十几个头发散乱、血肉模糊的人头,空气中弥漫着惨烈的气息.这种惨烈的暴力械斗总能让人思考生命的价值问题,那彪悍野蛮的习俗何尝不是民族现代化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强大阻力,五四时期作家以启蒙精神观照乡土暴力的蒙昧,控诉封建宗法社会的"吃人".当然,对现代乡土"械斗"现象的描述还有西戎《两涧之间》、孙谦《大红旗小红旗的故事》等作品,均提到村民之间为抢水浇地激起的暴力冲突.这种群体斗殴事件是应该被否定的暴力形式,因为极端的宗法观念把人异化为统治工具,但被塑造的乡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邪恶的政治"对个体生命本能的压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阻碍,无辜的牺牲恰好暴露出以封建宗族伦理为核心的政治美学"道德嗜血"[4]的本质.而马烽的《村仇》属于当代文学初期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村庄在宗族械斗中结下冤仇,但在土改运动中他们意识到结仇的根子是地主,最后团结起来打倒阶级敌人,接受新思想洗礼,摆脱落后的奴性思想束缚,以团圆的喜剧式结局续写现代乡土小说中的传统械斗故事.
实际上,农民从宗族仇恨到阶级与民族意识觉醒的转变,预示着新的历史主题生成.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农民遭受封建统治者所施加的暴力无以复加,如夏征农《萧姑庄》、张天翼《仇恨》、蒋牧良《高定祥》、艾芜《丰饶的原野》等,写了地主乡绅对农民的暴力欺压,他们"被折磨于生活的方式不同,而被地主绅人官人压迫以至于死总是一样的"[5].又如彭家煌《喜期》中静姑出嫁当天遭到反动军阀的暴力掠夺,结果大喜的日子"没有一丝喜意,如出殡一般没有喜意."同样,抗战时期国统区作家沙汀一直关注着四川农村的生活现实,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欺压民众的丑恶行径.他在《淘金记》讲到"一个有地位的人吃一个弱者乃是一桩当然的事情",《凶手》《堪察加小景》《替身》等作品,写到"有地位的人"对弱者的横征暴敛,还有国民政府暴力抓壮丁酿成的家庭惨剧.当农民意识到"真的有抢谷的强盗啊""这样的世道,不把鬼子打走,哪个都莫想过太平日子"的现实后,总能激发出他们反抗暴力的怒火.马克思曾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恩格斯补充道:"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7],因而列宁曾表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是现代乡土革命主题的叙事源泉,为农民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合理依据,体现了政治美学中应该被激发的情感.
二
在传统社会,封建地主、乡绅是专制政治的维护者,是特权阶级与施暴者,几千年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使底层民众精神枯槁、心理扭曲,他们的命运始终处于"坐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产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8].这种破坏力量是阳翰笙《深入》中不堪忍受欺凌的老罗伯父子率领农民武装攻打地主庄舍的暴力;是茅盾笔下的多多头带领村民到镇上"吃大户,抢米囤";更是吴组缃《樊家铺》中假扮"土匪"的农民群体攻破监狱救出同胞的行动等.有时为了强调被压迫者的暴力情绪,作者会刻意渲染现场气氛.如丁玲的《水》,写了农民受难、自救、反抗等过程,尤其塑造了一个光膀子黑脸汉子,他勇敢站出来戳穿了国民政府与地主的骗局,呼唤民众"跟它拼",后来有了饥饿的灾民"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的暴力斗争.民众群体对抗压迫的革命暴力,契合了政治美学的集体本位思想.同样叶紫的《火》,也极力营造立秋和癞大哥联络村民暴力抗租的场面,"曹家垄四周都骚动了,旷野中尽是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喧嚷奔驰,一个个都愤慨的,眼睛里放出来千丈高的火焰……'冲呀!'四面团团地围上去,何八爷的庄子被围的水泄不通;千万颗人头攒动,喊声差不多震破了半边天!"[9]似乎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农民反抗地主宗法势力的激情,嗅到革命的硝烟,也是当时黑暗统治秩序下农民强烈求生欲望的外化.吴组缃《一千八百担》描绘了一幅农民群起冲向祠堂的抢粮图,一群赤膊汉子紧握畚箕、筲箩、箩筐等工具围满整个祠堂门,吓得宋柏堂、松龄等义庄管事狼狈而逃.农民的群体革命行动构成了乡土小说中反抗地主压迫的暴力叙事,也是推翻腐朽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之需要,体现了作家政治化写作模式.成仿吾认为,作家应该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丁玲反复强调"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的人"[10].作家的政治意识使小说被赋予了政治美学精神,革命话语给予乡土情感、人物以新的内涵,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政治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形成特定性格,尤其像华生(王鲁彦《愤怒的乡村》)、鱼鬼(王西彦《鱼鬼》)等这些革命英雄形象,他们把民族解放与个体的人生理想融为一体,是现实局势的需要,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革命的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11].现代乡土小说中农民以暴力革命清算地主阶级的罪孽是建立新政权的过程,因剥削者不会主动让出特权与利益,而暴力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手段.当尖锐的阶级矛盾唤起农民的阶级意识时,他们心中积聚的复仇火焰、怨愤情绪会一触即发.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中县长以理性与权威都难以遏制群众的暴力复仇行动,恶霸地主李如珍在公审大会后,被村民撕裂致死,整个院子被弄得血淋淋.萧也牧《货郎》中农民"不二价"曾经被地主马俊义抢占土地并赶出村子,农村土地革命时期,他结束流浪生活重返故乡.在控诉地主的村民会上,第一个跳到台上揭发马俊义的不仁,并提出吊起一天一夜,驱逐出去的惩治方法.这样的暴力虽显得鲁莽,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充当叙事内驱力的不再是'人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甚至不再是人的基本情感(它被认为是小资情调),而是革命的基本原则:斗争、战斗、革命的力必多(仇恨哲学与阶级爱的结合)以及典型的二分法"[12].农民对地主的暴力或许掺杂着个人报复心理,但不可否定其消解地主、乡绅在农村的宗法势力,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等意义,顺应农民获得土地的需求,推动历史前进与社会变革.
徐敏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政治行为、文本行为都是语言行为,具有同构性;政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进入艺术文本之中,从而在政治文本与艺术文本之间形成文本间性."[13]正是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文本间性赋予特定历史时期农民暴力以合法性,应该说推翻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要政治.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张寡妇用榆木棒子痛打地主韩老六的肩膀还不够解恨,便扑上去咬.中国历史舞台从不缺少革命农民的身影,他们伴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始末,是摧毁旧秩序的力量源泉,因此"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觉醒后的"斗地主"行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发展趋势.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生动描述了穷苦农民武力批斗地主钱文贵的"火暴场面",撕烂他的衣服,扔掉鞋子,白纸高帽也被踩烂,最后像一条将死的狗躺在那里,达到"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这种暴力复仇的冲动虽缺少理性,甚至过激,但这是他们蕴蓄了太多的怨愤,同强者的长期蹂躏压榨有关.正如沙汀笔下的冯大生所言,仇恨就像借贷一样,不会自动销账,而是不断累积,不到连本带利都偿还清的时候,受害者是不会遗忘干净的.革命意识形态自身的美学意蕴就在于打破规则,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决裂,建立现代统治秩序,其过程自然少不了暴力形式.在这里自私、邪恶将无地自容,正直、善良是人性的主导,民众在激情气氛渲染下产生了"爱憎分明"的价值取向,怨恨现存政治秩序,对新的民主政权充满向往之情.
不过,乡土小说中的革命暴力叙事,有作家在政治理性与生活体验基础上的想象,留下了人物扁平化、主题概念化的痕迹,也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学者骆冬青说:"政治美学的要害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人的具体感性生存只是为某种'形而上'的目标而行动,人的一切行为都成了要让'日月换新天'的一个途径,人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无论是强调主体性也罢、'自然的人化'也罢,由于某种预设的、虚悬的目标,人本身变成了实践的工具."[14]108这种弊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表现较为明显,如经常会出现三类人物形象,农民多陷入苦大仇深的境地,身上的革命性也最强;地主多为富不仁,有流氓无赖的秉性,其财富积累凝结着贫雇农的血汗;而先进农村革命干部是民主政权的代表,农民革命与翻身的领导者.俞林《老赵下乡》中的老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程仁,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等革命干部向群众宣传革命斗争思想,发挥着"政治缓冲带"的作用,虽有刻意为之的不足,但也是特殊时期政治伦理与革命话语的需要.纵观农民群体"批斗"地主的暴力,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特定时期推翻乡村几千年腐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重建乡土秩序的政治文化诉求,而从政治美学的人性层面来看,民众的暴力何尝不是带着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坚定意志与信仰,净化人心,打破传统社会因地位、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束缚,重获尊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三
学者刘禾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15]因此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暴力描写既是"土地革命"的镜像图解,也有抗日战争历史的投射.
抗战的爆发使民族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当硝烟逼近乡土,农民没有向敌人的淫威低头,而是拿起武器�I卫家园.乡土作家以此为背景的创作,尽管风格各异,但"抗日话语"与强烈的民族意识却是相通的.艾芜《咆哮的许家屯》最早描写东北沦陷区一个小镇上,农民暴力反抗被奴役的处境.萧军《八月的乡村》,写了农民把镰刀等农具当成作战工具,勇敢杀敌,�I卫家园的场景.骆宾基《边陲线上》同样以东北沦陷为背景,关注爱国农民组成民间抗日队伍,顽强抵抗侵略的暴力行动.有学者曾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观念深入人的感情中,成为政治美感的重要部分.战争使国民万众一心,暴力抵御外辱,民族独立是一种"政治潜意识"常存心间,调动个体的生命欲望,实现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人意志的统一,同时也完成了个体性格的英雄化.如舒群《农家姑娘》中的农家姑娘洗净涂满柴灰的脸到前线同日军作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李辉英《松花江上》讲到日军到村子里"缴枪",村民暴力抗争,袭击日本兵驻所.端木蕻良《大江》中的铁岭加入义勇军,始终冲在前方,打击日军进攻,还有李三麻子原本是贪婪、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到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后蜕变为英勇的革命战士.抗战的历史语境标志着民族救亡与国家独立成为中华儿女的政治信仰,乡土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农民英雄形象,是企图"把一部分人的情感与观念升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所有人的情感与观念"[14]111.这也是政治美学的魅力所在,以一种先在的信仰激发人的革命潜能与民族国家意识.
诸多作家把民众在日军铁蹄下的苦难与反抗精神诉诸文字,他们笔下的农民由"乌合之众"蜕变为"抗日英雄".张光芒认为:"对于鲁迅常说的'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来说,其政治美学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启蒙美学,因为将一个愚民塑造成江姐、刘胡兰很容易,而将他塑造成娜拉、浮士德就太难了."[16]乡土小说中,被调动起抗日情绪与信念的农民战士身上同样暗藏着政治美学的魅力,那是抡起铁锨劈向无理取闹日本兵的耿大(罗烽《第七个坑》);是只身闯入日本军营,用剪刀戳死仇人的梅大娘(陈瘦竹《春雷》);是机智地同日军作斗争,并用计谋炸毁敌军巡逻船的"鳜鱼梗子"们(甘棠《鳜鱼梗子》).他们的人格在宏大的政治理想中得以升华,而"政治实践的审美化就在于人们将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赋予政治的含义,涂抹上理想的色彩,从而在崇高的政治理想中体现到心灵的满足和愉悦."[14]110抗日农民的英雄主义精神中一样孕育着民族救亡的政治信仰,如姚雪垠《差半车麦秸》中的王哑巴,《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牛全德、红萝卜等,端木蕻良《大江》中的铁岭,《风陵渡》中的马老汉,《大地的海》中艾老爹等.他们从长期沉默中彻底觉悟,用行动诠释了"地之子"面对暴力时的勇往直前与大无畏精神,身上的"野性"转为"民族性",这样的抗战英雄形象塑造完成了启蒙美学无法企及的社会解放内涵,像王鲁彦《愤怒的乡村》,农民把抗日战争编成歌曲:"中国男儿是英豪,不怕你日本鬼子逞凶暴,大家齐心协力来抵抗,为把帝国主义来赶掉,死也好,活也好,只有做奴隶最不好".思想意识觉醒的民众以"超我"(信仰)为支撑,完成了"本我"的改造,也是政治美学的旨归所在.
骆冬青说:"政治实践的审美化就在于人们将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赋予政治的含义,涂抹上理想的色彩,从而在崇高的政治理想中体现到心灵的满足愉悦.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对于政治本身的情感."[17]整体上来看,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暴力叙事,无论是早期的宗族"械斗",还是农民的"斗地主",抑或是农民的"抗日",都隐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美学,民众在政治信仰感召下的行动也被打上了理想主义底色.尽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功利性特征,在理想主义旗帜下,人的行动甚至成了"日月换新天"的途径,但因契合了特定时代的"斗争哲学",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事实上,文学中的暴力叙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武器的批判",而由此导致的革命、牺牲等话语背后传达的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也是一场代价沉重的历史前进方式,并以正义、道德的标准赋予一方的行为以绝对价值.乡土小说中出现的农民与地主、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搏斗,是阶级、民族矛盾的集中体现,以乡土为载体勾勒出理想的社会图景,民众被高尚理想所鼓舞的观念升华着激情,使抽象的政治美学具体化.
现代乡土小说中暴力叙事是一个复杂的审美与文化范畴,因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话语的密切联系而有了政治美学内涵,如启蒙视角下的乡土械斗书写打上了"奇观化"的特征,而以阶级话语为中心的"批斗地主"内容则体现着"罪与罚"的叙事策略,抗击日军的暴力书写基调是"侵略-反抗"的感情诉求.事实上,乡土文学一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乡土书写路径的多元化,如沈从文、废名、师陀、孙犁等作家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因过多的理想主义气息而被边缘化,而许杰、王鲁彦、沙汀、赵树理等笔下的暴力叙事总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受到作家青睐,显现着"启蒙""革命""救亡"等文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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