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郎素女》和《城门》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女性角色较多；调适宏大主题，糅合女性婚恋、日常生活等，展示女性意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巧妙运用女性化语言和表达形式展示主题；建构了女性化的花儿意象等。二者的女性意识表现也有不同之处，如小说的结局、人物刻画的侧重点和语言风格。虽因种种缘故导致文本尚有缺陷和不足，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关键词：许雯丽；小说创作；女性意识；评论。
贵州籍女作家许雯丽的小说《夜郎素女》《城门》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但研究者很少，仅有2011年黄俊杰的《文化底蕴的智性流露--许雯丽散文解读》、2012年袁仁琮的《心灵的对话--许雯丽创作引发的思考》和2017年吕学琴的《许雯丽作品<贵州女人>文化解读》三篇文章，但都不涉及这两部小说，更没有对小说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进行研究。截至目前也只有笔者在2017年于《贵州民族报》上发表的《许雯丽小说<夜郎素女>的女性意识书写》做了初步探讨。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薄弱的研究现状，采用文本细读、学理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女性意识出发，探讨这两部小说具备的女性意识特色及存在的不足。
一、《夜郎素女》和《城门》共同体现出的女性意识。
1960年代出生的许雯丽是贵州盘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作协理事，贵州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六盘水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家纪实》签约作家，目前其不仅出版了散文集《冰冷的火焰》《冰的激情》《胜境凉都》《镇远古城天地人》《双乳峰下游贞丰》，长篇报告文学《贵州女人》，写作理论《灵感与写作》等，还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夜郎素女》、《城门》及《汉朝那条����江》。
（一）女性角色较多。
《夜郎素女》以清朝雍乾两朝在贵州推行的改土归流为创作背景而建构的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个美丽善良、深明大义、略通医术却又命运多舛的汉人女子形象--鹿女（又叫樱儿、慧玄、素女）。她是贵州����江畔郎县陈知县的女儿。因受为报父仇而潜于县衙的管家撺掇，素女刚刚出生便被沉迷财色、昏庸无能、荒唐可笑、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弃。所幸遇到良心发现的女仆羞花，在献身管家后，素女没有被管家活埋才得以存活，但羞花却因此被管家推入悬崖。素女后被医术高超的汉人郎中收养，并以鹿奶喂养长大。在情窦初开至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鹿女先后被阿勒少爷、流官福全、扒瓦少爷、马河图都督、匪首刘壮等惊为天人，或被夺去清白之身，或被仰慕，或被掠之为妻，或因误解而被始乱终弃。小说正是以素女为中心人物，画卷般地展示裹挟于改土归流的历史洪流下的贵州各样人等之人性。
《夜郎素女》中的素女本身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其美丽、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粗通医术，不伤自然万物，空灵而圣洁，对美好的情感有着美好的祈求，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难能坦然处之。尹怕则是贯穿《城门》始终的一位女性。她以逃梁王婚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终，最后嫁给与其惺惺相惜的柳之文。尹怕从小便被其父送道观中习武。许雯丽在这两位女性形象身上寄托了诸多美好的女性理想，为贵州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夺目的文学人物形象。《城门》从元朝末年开始写起，描写了一位贯穿文本始终的女孩尹怕：作为贵州邻居云南德宏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女将军、赤脚医生，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胸藏对付瘟疫之法，而在小说中她“眉如远山，目含秋水，纤腰雪肤”[1]3,聪明美貌，“身轻如燕，行走如飞”[1]3,武艺高强，十六岁时为母报仇而刺杀梁王。不幸被俘后，梁王欲对其处以凌迟之刑，后被明朝使臣柳之文所救。英雄美人，一见钟情。明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在云川黔等地兴办儒学，并利用近10年间派7位使臣劝说盘踞云南的梁王归附明朝。梁王终不为所动，失去耐心的明王朝发动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使臣柳之文不仅要说服贵州西部大小土司，还兼任绘制军事要塞地图的重任。战争结束后的1413年，贵州省成立，柳之文和尹怕终于团聚。除此而外，许雯丽也在两部小说中塑造了其他性格的女性。如《夜郎素女》中曾经阴险、后来悔过的侍女羞花；外表美丽、心如蛇蝎、诡计多端却死于非命的默香公主；清冷无情、嫁给权势的阿勒土司太太。《城门》中精通苗族巫术，“身高五尺，又黑又亮的长发垂到脚腕，古树藤箍到额头上，闪着双目，勾魂摄魄”[1]136的迷那；美丽善良、足智多谋、胆识过人、深明大义的彝族土司夫人适恭，等等。这些女性都为小说平添了诸多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丰富了小说向度，极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好恶和女性意识。法国着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女性意识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个是自然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2]在《夜郎素女》中，许雯丽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三个层面。因为文本不仅把素女置于夜郎古国的社会结构中，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其所受到的来自各样男性的阶层压迫和性别歧视，还通过樱儿有限度的反抗来展示其渐次苏醒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不是特别明显。小说的第一章就把素女抛掷于第三个层面，因为荒淫无度、懦弱无能的素女的父亲陈知县，有着极强的男尊女卑思想，所以素女一出生便惨遭其父指使管家抛弃荒野，所幸素女被医生捡拾并收养。而医生不仅有着汉族的血统，还怀着儒家济世的情怀和仁爱之心。在那个落后闭塞又远离文明之光普照的少数民族地方，素女似乎在无忧无虑地成长着，生活着，可是这种独特的环境为其以后悲惨的命运早已搭建好了舞台。
除了素女，小说还塑造了杨氏、凤儿、羞花、牧羊女、阿勒土司太太、阿苏、默香公主、珠阿伊、阿勒土司二太太、陈氏等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娇嗔枝蔓、性格迥异、个性鲜明，摇曳生姿于文本中，然大多为悲剧，为小说平添了几许凄丽之色。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的塑造，让我们看出许雯丽浓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尤其是贵州女性的生活样貌，诚如袁仁庆在许雯丽的另一本书《贵州女人》之序中说：“书中收集了贵州省26位（实为22位）女人的人生经历，这些平凡的女人，如同柔软的丝绸，在生命中绣满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图案。”[3]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有意无意的生活积累、观察与思考，许雯丽方能在《夜郎素女》中塑造如此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虽然《贵州女人》写在《夜郎素女》之后。
《城门》中除了浓墨重彩描写了女性尹怕之外，还生动形象地刻写了朱元璋之妻马秀英、陈友谅之妻、奢香夫人、土司夫人适恭、道姑白玉、梁王的妃子琪琪格、三公主、柳之文之妻冯素珍、女巫迷那沈香、侍女阿花、天资等女性角色。这些女性在小说中或穿针引线，或推动故事情节，或烘云托月，作用不一而足，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诸多女性除了有一般女性的柔美、温顺的性格之外，还有性格刚烈，能文能武，富有韬略和城府，完全有别于古代诸多诗文中的女性，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许雯丽小说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特色。如彝族女土司适恭在丈夫去世后，就成了一位女性政治家，亲历了贵州建省的进程，成了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小说描写了克服重重困难的适恭朝觐朱元璋的场景，细细地再现了她修筑贵州普安府城墙，并机智地找到挑拨土官和明军关系的小人，柔弱中有坚强，艰难中见聪慧，和奢香夫人一起，撑起了西南边陲之地独有的女性之美。又如苗族女巫医迷那，银饰叮当、兽骨满身，有未卜先知之才。在明军和苗王作战之时，迷那选择帮助明军，用手中的云雀鸟来预知消息，明确告诉田照磨不要误入苗王的埋伏圈。虽然后来迷那被苗王俘虏，但迷那并未屈服，后在苗民的帮助下，得以幸存，毕竟苗族需要这个野性十足、巫力强大、医术高超的女子。
（二）虚实结合，调适宏大主题，糅合女性婚恋、日常生活、民族文化等，展示女性意识。
《夜郎素女》《城门》都是历史小说。《夜郎素女》写的是清雍乾时期改土归流时贵州各民族碰撞、交流、冲突，乃至融合的文化生态。《城门》则书写了自明洪武朝始派文武臣子入贵州建省前前后后的历史样态。从一定程度上讲，《城门》是《夜郎素女》的延伸和升华。虽说两部小说的写作对象在时间横截面上有些错位，但都是历史小说。作为历史小说，基本都蕴含着宏大的历史主题，而此两部小说则调适宏大主题，在演进历史史实的时候，糅合了女性的婚恋，贯穿以女子的日常生活等，从女性的角度刻写人物，展示历史，体现了较强的女性意识。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实践活动。如何处理好历史语境的“实”与艺术追求的“虚”,是每一位历史小说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类小说常常把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作为描写和反映的对象，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状貌和历史演进的趋势、规律，虽然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有历史原型，然常有虚构，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姚雪垠的《李自成》、司各特的《威弗利》、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命运的嘲弄》等。虽然一切当代史都是阐述者的当代史，但诸多历史“真实”尚需要认真应对和处理。稍有不慎，或许会带来诸多诘难和质疑。许雯丽在这方面就处理得很好，基本达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诚如许雯丽自己所讲的那样：“小说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人物出现的历史事件和典型环境也是真实的，都有史料记载。为了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增强艺术性、可读性，一些情节的安排服从艺术的虚构。如小说中柳之文的侍卫盛全割自己的肝煎药救母亲，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真实故事，但救他的女巫那就是虚构的。”[4]两部小说在虚构方面基本上都以女性的婚恋和日常生活为主。
如《夜郎素女》就很难寻觅宏大、壮丽的政治叙事，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的眼光和视野建构了诸多普通又平凡的女人们的一生。或许正是这种平凡的叙述造就了《夜郎素女》的瑰丽，因为它正好反映了自人类诞生以来男女两性间如何互相尊重、沟通，如何平等相处的大命题。在那个视女性为男性附庸、家庭生育机器的小说写作空间下的封建社会，女性们对婚姻本没有太大的渴望，《夜郎素女》也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方面，然文本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是被较多地传达出来，如素女、凤儿、羞花、牧羊女等，“这些女子懂得什么是情爱，她们想主宰自己的幸福，她们被书写为有权利对着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说‘不’的形象，从而为小说涂抹了异样色彩”[5].
而《城门》在主题展示上要比《夜郎素女》直接得多，从小说的题目即可鲜明体现。在古代中国，但凡重要的地方都有城池，也就缺少不了城门，因而城门就成了政府乃至国家的象征。现代文明下的世界各国政府的办公地也无不从类似中国古代的城门延伸到建筑物而成为一国政府的标志，如美国白宫、法国的爱丽舍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韩国的青瓦台等。《城门》描述的时间就是明朝，而明朝皇帝朱棣修建的北京紫禁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明降以来古老中国的标志。因此“城门”
就具有了明确的主题指向：城门在闭守中，起到推动中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为了展示该主题，小说如实描述了如今贵州唯一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城门--盘州市古城门，并设置了两个隐喻性质极为明显的典型环境：乌撒（草海威宁）、普安（盘州），暗指从贵州进入云南之门户，预示其在明朝起到城门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凸显主题，作者不仅还原了历史人物柳之文，重塑民间传说人物女英雄尹怕，并贯穿始终，还挖掘了许雯丽先祖许德成，打造了众多史书中记载的人物，如傅友德、沐英、顾城、刘成等，这些人物为贵州建省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倾尽心力，使得这些文学人物生动形象，增强了小说感染力和艺术性。
（三）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巧妙运用女性化语言和表达形式展示主题。
两部小说都展示了较强的地域特色，体现了贵州多民族风采，尤其是汉、苗、彝着墨较多，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文化、土司文化，甚至佛教文化、道家文化。
如《夜郎素女》中的汉人郎中、陈知县、素女、流官福全等都鲜明体现了儒家思想，然在素女身上又可发现佛道痕迹，而以阿勒土司、扒瓦土司为代表的彝族土司文化则已不言而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石英曾这样评价《夜郎素女》：“我对这部小说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浓郁优美的文学语言。
它不只局限在某一章某一段，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小说中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散文的语言诗的美质。这就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令人读之，不仅了解到它所告诉你的是什么，而且受到了艺术的陶冶。”[6]在《夜郎素女》中，或用比喻、拟人、夸张……修辞，如：“延伸到窗前的梨树枝上的雪化了，粗糙的树皮露了出来，像龙身一样的枝干，是通向自由的阶梯。”[7]38“洞口藤树相缠，四季常青，像门帘，幽着甜甜的秘密。”[7]38“鹿女和扒瓦少爷骑在马上，穿过一片竹林，又穿过一片杂树林时，见春树发出的春芽，像鸡毛毽子，一丛丛长在树梢，桃花李花矮矮地开在春树间，穿过杂树林，眼前是一片肥沃、平坦的坝子，菜花轰轰烈烈地覆盖了大地，春风从菜花上荡过，菜花就拥挤着，在春风里醉得很灿烂。”[7]123等等，将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事物，打上了女性独有的感性色彩，赋予对象以较强的审美感受。或跳出原有的叙述模式，不管不顾地发表一番自己的见解看法，颇有女性的执拗和乖僻之气。或在某件事情上，用大段大段的抒情性文字去展示胸臆。《城门》更明确地描写了柳之文的儒家安邦之才，尹怕的佛道之性，贵阳土司、乌撒土司、普安土司的地域之色。如通过女性人物尹怕，《城门》不仅展示了积极入世、治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也借助尹怕、道姑白玉展示了顺心适意、恬淡无争、“无为无不为”的道家文化。刻写尹怕改名玄义入禅院与沐讲禅师学佛，表现了缘起性空、人生在于参悟苦集灭道“四谛”,待人对物要秉持平等观，修“六度”“四摄”之法门的佛教文化。文本还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女土司、女性的日常生活描写掺杂了苗彝少数民族文化，并凸显了屯军文化对贵州建省、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建构了女性化的花儿意象。
两部小说描写了诸多花儿，如百合花、杜鹃花、灵芝草花、樱桃花、蒲公英花、腊雪花、蔷薇花……这些花的意象犹如一座盛开的大花园，描摹了西部边陲之地诱人的美景，刺激着读者的视觉，激发了人们的嗅觉，同时也正是这些意象的建构体现了许雯丽特有的女性主义意识，因为“花其实是中外文化史上共同享有的一个隐喻，它最古老最主要的隐喻意义是女性，如果组合成一根认知链条，即花=红色=血=生命=女性，如果将中间的三个等项抽出去，凸现的便是’花=女性‘的观念，而由此引申的采花行为实际上就是想拥有女性的一种愿望，暗含着明确的性的象征意味”[8].
二、《夜郎素女》和《城门》女性意识表现的不同点。
然两部小说在展示女性意识的时候也有些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局不同。《夜郎素女》是女性的悲剧，因为素女先后被阿勒土司少爷、扒瓦土司少爷、福全、马河图或有意或无意地抛弃，终成哑女，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而《城门》则是女性的喜剧，至少对明朝统治者、柳之文、尹怕、屯堡将士们来说是的。
二是人物刻画的侧重点不同。《夜郎素女》重在刻写女性形象，而《城门》虽涉及了诸多女性形象，然还是把较多笔墨用在刻写贵州建省过程中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形象，如明朝的武将、使节、大小土司等等，多为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不怕牺牲的男性形象。
三是语言风格不同。《夜郎素女》的语言相对感性、飘逸、空灵，女性色彩较重，然而略显突兀的是插入作者议论性的句子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阅读的流畅性和美感。《城门》的语言则要干净素雅些，女性色彩较轻，流畅性也有较大改善。
三、《夜郎素女》和《城门》文本存在的缺陷。
《夜郎素女》和《城门》尚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两本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常跳出原有的叙事轨道与情节，由写作主体以全知的视角去臧否人物、品评事件，如此带来的问题是破坏了阅读的流畅性和受众自身的独到感受。其次，部分动作刻写单调，场面描写尤其是宏大的战争场面和仪式性场面展示力有不逮。三是部分标点使用有误或脱漏，如“战俘中，有一个女人在躲躲闪闪。被朱元璋发现……”[1]27句号应该是逗号。“判官道……”[1]111句只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不是选择逃离就是装死。何况是君王。”[1]195应在“逃离”后加逗号，第一个句号应改为逗号，第二个句号应改为问号。“别急，再走六十里……”1]258缺少上引号。四是尚存在少量错别字，如“她听到女人说不知道，就悟出了女人的意思是……”[7]16和“这时，阿勒土司送给她的女人阿苏站在土司身后……”[7]41中“她”当为“他”之误。“阿勒土司不喜欢这样的冷美人，但是他现在要请她出谋划策，就只好给眼前这个冷阔的女人一点……”[7]46中“阔”当为“酷”.“他怀疑我儿子拿了他家的镰刀，就打伤了我就儿子”[7]82中“就”应该为“的”.“管家且能容忍慧玄的到来”[7]187中“且”应为“焉”.“即使捷报到了皇帝哪里……”[7]200中的“哪”应为“那”.“刘基调此征南的主张……”[1]62“此”应为“北”之误。“普安卫纳粮最高，达到78 444亩，而在普安卫中，要数你们平彝所最高，达到2 906石……”[1]287“亩”“石”不统一，等等。五是部分语言不够简洁、妥帖，甚至出现讹误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如“郎中在诊病的时候，神情茫然，诊出病情，晴空万里，他胸有成竹，开出处方，交给鹿女。”30中“神情茫然”不是很妥帖。《夜郎素女》第131页：“默香公主雇了600百工匠，在阿勒土司庄园四周，筑城墙，大建营城。还雇了360名石匠……”[7]131中的“百”是否多余？与同页后文“364名工匠全被酒毒死”的数量和称谓不一致，与第132页的“我要为我的364位兄弟去见皇帝”[7]132的数字也不一致，而在第200页又变成了“那次为了364名做石匠的弟兄申冤……”[7]200到底是工匠，还是石匠，前后表述不一致。“公元1360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应天府内，一个婴儿赤身裸体地降生了……”[1]17-18中“赤身裸体”多余。“马秀英接过儿子，见孩子肥头大耳，神情镇定，王者风范……”[1]18用词不够妥帖，毕竟描写的对象仅仅为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而已。“世上最难当的就是忠诚，忠诚如果不忍辱负重就当不了忠诚。忠诚所做的事明明是对的……忠诚还不能与无知狭隘斤斤计较……所以当忠诚，连计较的资格都没有……”[1]24结合上下文及语境，该句出现的六个“忠诚”当为“忠臣”之误。“但这只犬却不知道是自己的忠城害了主人。”[1]176中“城”应为“诚”.在描写迷那的时候，一处写其“又黑又亮的长发垂到脚腕……”[1]136,另一处却成了“垂到腰间的长发……”[1]前后不一致。“朱允文当上皇帝后……”[1]184“文”实为“��”.在写柳之文和阿兹发生冲突的时候，文中写到“柳之文拔出剑刺向阿兹”[1]339,这一剑刺中与否，阿兹的命运如何，文章未加书写。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夜郎素女》和《城门》具有诸多女性意识的存在，也正是这些存在使得许雯丽小说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贵州文学创作上的空白。当然，其小说的女性色彩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其存在的薄弱点，尚需要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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