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氏家族及其对高句丽后期政局的影响

　　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而在诸多的偶然因素中,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在某些特定时刻,这些关键人物的决定往往会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改变历史进程.如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其多次出现于中国正史之中,在高句丽是叱咤风云、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然盖苏文之专权却并非偶然,其整个家族亦对高句丽做出巨大贡献,皆掌国之权柄,这便是泉氏家族.高句丽初期为五部时代,而后进入王权时期,而泉氏家族之兴起,及随后的独掌朝政则无疑将相权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巅峰,开启了高句丽政局的新动向.那么泉氏究竟是怎样的家族呢?

 

　　一、泉氏家族

 

　　有关这一家族的姓氏,诸史籍记载有所不同,但大体为"渊"氏、"泉"氏二姓,如称盖苏文之弟净土为"渊净土"[1],称盖苏文之子为"泉男生、泉男产、泉男建"等.而"渊"、"泉"二字似乎又证实了盖苏文"自云生水中"之言,从各史籍成书时间及其记录时所选姓氏来看,应为唐时避高祖李渊之名讳,弃"渊"而改"泉".故而"渊"实为家族之本姓.但目前国内学界称其为"泉"氏.

 

　　有史可寻的泉氏家族第一代为泉子游,第二代为泉大祚,有关这两代人的介绍则主要存在于后世碑文当中,《泉男生墓志》有"曾祖子游、祖大祚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政",《泉男产墓志》更有"乃高乃曾,继中里之显位;惟祖惟祢,传对卢之大名"的记载.由墓志所刻能深感到泉氏家族对高句丽政局的掌控及其在高句丽社会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对其家族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高句丽政局之曲折演进.有关泉氏第三代盖苏文及其子孙的记载则更多见于中国正史之中.

 

　　那么,泉氏家族兴起于何时呢?从《泉男生墓志》中"公姓泉讳男生,字元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原夫远系,本出于泉,既托神以�P祉,遂因生以命族"的记述,可推知其为平壤系贵族,进而可知其家族大概兴起于长寿王迁都平壤之后,长寿王迁都本就是对高句丽内部势力的再平衡,即对国内城地域根深蒂固的旧贵族势力的打压,以防止其威胁到王权,同时亦对平壤系出身的新兴贵族势力进行扶持,以期制衡旧贵族势力.泉氏家族应为这一时期的新兴贵族.泉氏家族的兴起及独掌国政,得益于其家族历代身居高位并世袭要职,而这便是大对卢[1]84莫离支系列官职,可以说历任此类官职是泉氏家族掌控高句丽大局的前提条件.

 

　　二、大对卢莫离支体制及泉氏家族之专政

 

　　大对卢莫离支体制虽为泉氏家族得以独专国政的重要环节,但这一体制究竟起源于何时却无从知晓,《周书·高丽传》载大对卢"以强弱相凌夺",是大对卢初见于史书,可见大对卢一职的设置最迟应在南北朝时期.后期史书亦有详述"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功.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2]5319.对于莫离支,则有"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2]3621及"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3]8162的记载.由史料可知,大对卢掌国政及本部军权,莫离支集全国政务军务于一身.无疑这两个职位在高句丽都为权倾朝野的要职.

 

　　六世纪末,高句丽国势开始跃出谷底,走向复兴.其在东北方向取得了对��H的决定性胜利;在南线恢复了对百济、新罗的优势地位;在西线开始摆出了与隋朝抗衡的态势.此外,结束了为争夺大对卢而导致的内部斗争.而这也正是高句丽能够复兴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有两条史料需加以关注:其一,是《新唐书》中的"盖苏文者……父为东部大人、大对卢,死.盖苏文当嗣,国人恶之,不得立.顿首谢众,请摄职,有不可,虽废无悔.众哀之,遂嗣位".另一条是《泉男生墓志》中的"曾祖子游,祖大祚,并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政".

 

　　从第一条史料中盖苏文嗣位的记载来看,当时大对卢一职无疑已为泉氏一族所世袭,因为所谓"当嗣",说明盖苏文不是第一位嗣位者,之前必有先例.从第二条史料来看,至少从盖苏文祖父泉子游开始,泉氏家族便已经开始独专国政了.两相佐证,可知泉氏家族至少已连续三代独揽大对卢一职了.此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即:虽然《周书》及其后的《北史》,都有关于高句丽大贵族为争夺大对卢一职而经常内讧的记载,但《隋书》却未载其事.这似乎意味着至隋代,这种内讧已经结束.然而,两唐书,尤其是在此问题上最具权威的《高丽记》却又恢复了这种记载.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对此问题,笔者有如下认识:从各史《高句丽传》来看,历代中原王朝都是根据自己对高句丽的了解记载其事的,而后代又是根据这些记载来修史的,如果史料不足以成传,则大多转引前史之记载.故《周书》、《北史》的内容所反映的大体应为南北朝的状况,而《隋书》所反映的大体应为隋朝的状况.而两唐书所以又恢复了大对卢内争的记载,主要是受到了《高丽记》的影响.《高丽记》作者陈大德为撰写这部书,确实是竭尽全力对高句丽情况进行了解.但其所为,对于全面了解高句丽而言,仍属走马观花.更何况因为盖苏文政变,唐朝险些出兵征讨高句丽,对此高句丽不会不有所耳闻,它又怎敢让唐朝了解泉氏家族三世专制国政的实情?故而在这个问题上,其用以往的情况搪塞唐朝也是很自然的.故而《高丽记》在此问题上有所失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学者武田幸男和韩国学者李文基都认为所谓莫离支并非盖苏文发动政变后为自己特设之官职,而是太大兄或中里太大兄之别称莫何何罗支的不同音译.当时泉氏家族并未真正独专国政,而是以太大兄或中里太大兄的身份参与国政的.而太大兄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是史有明载的.但这些观点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泉子游与泉大祚只是以太大兄身份参与国政的,那么,为何《泉男产墓志》会有"乃高乃曾,继中里之显位;惟祖惟祢,传对卢之大名"之说?《新唐书》又何以有"父为大对卢,死,盖苏文当嗣"这样的记载?二是如果莫离支就是太大兄,那么当时已大权独揽的盖苏文为什么会从大对卢职位上退居太大兄之职?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些学者的解释显然都是苍白无力的[4].很显然,莫离支就是莫离支,它是盖苏文为自己特设的官职,至于墓志何以将这一头衔"授予"泉子游和泉大祚,这是因为在墓志撰写者心中,莫离支与大对卢一样都不过是专制国政的宰相,故而为对仗起见而借用了这一名称而已.因此,从盖苏文算起,泉氏家族已至少三代专制国政是不容置疑的.那么,独专国政的泉氏家族又对高句丽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三、泉氏家族对高句丽后期政局的影响

 

　　对泉氏家族第一代泉子游崛起于何时并无明载,有史可寻的仅有关于第三代盖苏文的记事,"贞观十六年,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为王."[2]36贞观十六年,即公元642 年,而盖苏文从嗣位之时尚需"顿首谢众"到其具备弑主的实力,亦需要一段时间,若再依照一代20 年来计算,则盖苏文祖父泉子游应崛起于开皇时期.而此时泉子游之崛起是因其带领高句丽大破��H,从其能够"驱逼��H,固禁契丹"可知,高句丽必定已经在对��H作战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从直至隋炀帝初期突地稽才率粟末��H投隋来看,当时高句丽肯定还未彻底击败��H.以此推算,当时泉子游的政治地位肯定不断上升,但却并未达到巅峰.而恰逢此时文帝降诏于高句丽,因其在隋平陈后积极采取行动防备隋朝,故细数其罪状并命其收敛嚣张气焰.然收到诏书后,高句丽毫无收敛之意,次年竟又主动出兵侵扰隋境.高句丽因何如此嚣张呢?

 

　　有一条史料可佐证高句丽此举与泉子游不无关系.因为自《周书》始,各正史《高丽传》所载高句丽官制几乎皆载有大对卢一职,唯《隋书》无之.有些学者认为该传中列于第四位的对卢即是大对卢,但从后来的对卢高正义竟受高延寿指挥这一点来看,对卢肯定不会是"总知国政"的大对卢.考虑到《周书》、《北史》与《隋书》均为唐初所撰,故漏载的可能性不大.以此推之,则隋季之高句丽大对卢一职很可能在某一时期出现了空缺.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做如下推测:当时泉子游因为在对��H的作战中功勋卓着而威信大增,进而执掌了高句丽军政大权,但由于资历尚浅而无法担任大对卢之职,但实权在握的泉子游又不愿在自己之上有一个大对卢指手画脚,故而才使得此职出现了空缺.可见当时之泉子游是有大对卢之权而无大对卢之名.为了获得大对卢一职,泉子游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而树立起一个敢于与无敌的隋朝相对抗的形象,则无疑会极大地提高泉子游的声望.这应该就是泉子游到隋朝捋虎须的主观动机.

 

　　泉子游深知隋朝早晚会将矛头指向高句丽.为此,他努力加强备战.而从其敢于反隋,挑起隋丽战争这一点也可看出泉子游其人倔强不屈的性格,而这也决定了他绝不会向隋朝低头.对于文帝时期的征讨及炀帝时期的两次讨伐,高句丽都持一种极为强硬的对抗政策,然而,在炀帝二次东征后,高句丽在周边政策的调整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炀帝三征高句丽过程中,这一对抗政策却忽然发生逆转,取而代之的是高句丽传统的中原政策,即在不损害实际利益的前提下,不惜低头服软,力求避免冲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隋炀帝第三次东征期间高句丽对隋朝的"乞降".对于这次"乞降",当时之史家将其归因于"高丽亦困弊"[5],目前学界则大多会认为这不过是高句丽又重新表演了一次其惯用的诈降计而已.但如果我们摆脱掉自己的惯性思维,认真加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先让我们对所谓"高丽亦困弊"略加分析:经过隋炀帝的两次东征之战后,高句丽的确难免有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损耗,但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这种损耗还不至于使高句丽"伤筋动骨",尤其是高句丽在战争中的大批俘获,更足以部分地弥补其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困弊"应该是相对而言的.要知道,隋炀帝的第三次东征已呈强弩之末趋势,事实上,当时隋炀帝已无法再组成一支像样的东征军,即使高句丽不"遣使乞降",此次东征恐怕也难以成行.且当时正处于两国交锋之际,高句丽对隋朝的形势亦应有所了解,它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至于"诈降计",这虽然是高句丽在处理与中原关系的惯用伎俩,但此次"诈降"显然与之前的几次诈降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几次诈降,总是在请罪服软与甜言蜜语之后,便是一连串坚硬的铁拳.而此次诈降,除了事后高句丽王未来朝贡之外,便再无其他强硬之举.更为重要的是,高句丽还将叛逃至本国的斛斯政也送还给了隋朝.需知,在两国交锋期间,将敌方降将送还敌军,这必定会对己方的士气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由此而言,高句丽的此次"乞降",的确带着几分"诚意".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高句丽政策的调整?笔者以为,只能是泉子游的去世.具有如此不屈性格的泉子游是绝不会做出对隋唐两朝一再妥协之事的.故此笔者以为,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后,泉子游一定是去世了.那么,泉子游死后,继承者应该就是其子泉大祚.虽然现存史籍对于泉大祚全无记载,但有一条史料却为我们了解此人提供了线索.这就是《新唐书·高丽传》中关于盖苏文嗣位之前遭到"国人"阻挠的记载.盖苏文其人亦不失为人杰,故金富轼称其"亦才士也"[1]551.以其行事之果敢有为,若有一个好的基础,则必足以服众,因而绝不该发生国人群起而攻之的现象.由此足见泉大祚必是一位才智平庸、缺乏铁腕治国的魄力与领导艺术的人,其生前未能赢得众人的拥戴,因而死后也只能给盖苏文留下一副烂摊子.而这样的性格和能力又恰好与隋炀帝第三次东征及其后高句丽对隋唐的政策相吻合.

 

　　泉大祚执政后,改变了父亲泉子游所实行的与隋对抗政策,转而实行了一条相对柔和的对隋政策,从而结束了隋丽战争.但由于当时隋丽关系过于紧张,所以这一政策尚无法得到积极实施.而随着唐朝的建立,高句丽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泉大祚顺势而动,制定了亲唐政策,从而使唐丽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贞观中,泉大祚亡而盖苏文继任大对卢,其任职之后便日益独揽大权.

 

　　贞观十六年,盖苏文便发动了一场政变,弑高句丽君主,改写了高句丽的历史.然而杀死荣留王高建武与大臣容易,但要彻底清除"王党"在高句丽各个领域内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及影响却很难.因此,为了消灭敌对势力,巩固泉氏政权,盖苏文以极端的暴政统治来震慑反抗势力.然而暴政统治只会激起人们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如果要使政权真正得到巩固,就必须设法化解国内矛盾.盖苏文作为一个权术家,自然深知其中道理,因而决定挑起对外扩张战争.这样,一来可以将人们的视线从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战争上来.另一方面,盖苏文还可以通过开疆拓土来树立个人威信.最终,盖苏文决定进攻新罗,但他机关算尽,却忘了一点,那就是他的计划一旦得逞,必然会导致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失衡,进而对唐朝"中华册封体制"的稳定构成威胁,而这又恰是唐王朝所不允许的.

 

　　盖苏文已经公然向大唐权威发出了挑战,在劝说其放弃进攻新罗无效后,唐太宗准备亲征高句丽.在激烈的唐丽战争中,盖苏文表现出与其祖父泉子游如出一辙的强硬政策.盖苏文的暴政统治既暂时稳定了高句丽的政局,同时也激发了高句丽臣民对泉氏政权的不满,从而为高句丽埋下了灭亡的祸根,他的才略和铁腕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稳定高句丽局势的人.随着唐麟德元年盖苏文的去世,其三子不久便发生内讧,高句丽政局陷入动荡,并最终导致了灭亡.

 

　　综上所述,在古代东方社会的极端专制体制下,最高执政者的品格和能力对于一国各项政策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其各项政策莫不打上执政者本人的烙印.而对于专权高句丽的泉氏家族,不论是雄才大略的泉子游复兴高句丽之策,抑或守城泉大祚的稳健治国,铁腕权相盖苏文的独裁统治,还是泉氏三兄弟内讧而带来的高句丽内部分崩离析,都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其家族每代人的烙印,左右着高句丽政局,对其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葺

 

　　[参 考 文 献]

 

　　[1]金富轼着,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 6《新罗本纪·文武王》[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2003.

　　[2]刘 �d《.旧唐书》卷 199 上《东夷·高丽传》,卷 3《太宗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6,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9,8162.

　　[4]刘 炬,付百臣《.高句丽政治制度史研究》[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149-151.

　　[5]魏 征《.隋书》卷 81《东夷·高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