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势力迅速膨胀，儒学式微，王通以道自任，主张儒风变古，自觉地祭起弘扬儒学的大旗。他跳出传统经学章句注疏的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认为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以实现“三教归儒”、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最终目的。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承认了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儒学正统的立场，使儒学真正融化并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关键词：王通；儒风变古；三教可一
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谥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县）龙门人。河东王氏世代以儒学传家，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王通自幼博览群书，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一生授王佐之道。“（通）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_，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1]263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3年），王通进献《太平十二策》，虽受文帝赏识，但未获重用。王通继而退居河汾，收徒讲学，门人弟子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名重一时，俨然为隋唐之际思想文化界之翘楚。他倡导王道，以孔孟之道为立身行事之本，提出“三教可一”的理论试图挽救儒学衰微不振的局面，对中国隋唐之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儒风变古的迫切性
儒学在汉代确立为国家的统治学说之后，并非长期稳居独尊地位，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革之中。儒学在成为统治学说之初，就有众多分歧，汉代有齐学、鲁学之分，以后更是“言人人殊”,注疏层出不穷。北方自永嘉之乱后，“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典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2],经学沦丧十分严重。加之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者或重玄老，或崇佛教，而儒学衰微，经学诠释本就纷乱不一，这时非但家法不能守，反倒徒增滋乱。北朝以来，书籍渐聚，学校恢复，经学昌盛，乃至形成与江南“南学”并立的“北学”,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其为“经学分立时代”[3].总体而言，经学呈衰败之势，主要因为北朝经学基本上承袭汉代师法、家法，固守章句之学而无创新。晋南渡之后受玄学清谈世风和佛教传播的影响，学者多以玄言解经注经，而疏于训诂；北朝较多继承了汉末的经学传统，重训诂，死守章句。无论这些家法、师法有多少，都是基于《五经》进行诠释，这种诠释往往采用注疏体形式，多固守旧说而无新见，儒学则深陷于空洞琐碎的经义中不能自拔。儒风变古，势在必行。
王通之家世传经学，其《时变论》《五经决录》《政大论》《政小论》《皇极谠义》等皆以创通大义、贯串群经为主，非传统“章句之儒”一路。他论历代得失及帝王之道，不讲训诂注释，也不据汉魏各家之注论经义，对于那种固守家法、师法的章句之学和博综各家之说的学风予以猛烈的批评。他在《中说·周公》中说：“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1]105王通认为刘炫解经繁言赘句，只求先儒注传之同异，不能贯通群经，融通大义，只能是小成其道。他痛斥当时经学之失：“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1]57章句之儒的注与孔子本义日渐疏离，不可避免地走向繁琐的章句之学，而走上章句注疏方向的经学则是一种僵化的经学，久之竟流于形式而成为弊病，极大地妨碍了经学的发展。唐初为了抗衡佛道力量不断增长以及“儒学多门、章句繁杂”[4]4941的情形，唐太宗强调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理论，下令整理《五经正义》。然而唐太宗崇尚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5].唐高宗嗣位后，“薄于儒术”,武则天称制，“国子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4]4942,而到唐中后期，“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4]4198,士大夫也有弃儒从释者。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国子祭酒杨奏曰：“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殆将绝废。”[4]4820王通早已意识到章句之学的发展势必造成儒学的严重危机，所以他强调以义理之学替代章句训诂，跳出传统经学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以经世致用来应对时局变化。他说：“《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1]198日本学者安进小太郎在其《经学史》中多次探讨汉唐章句之学与宋儒义理之学的差异，他十分赞同同胞诸桥辙次先生的论断：“学问的实用化，即努力于以经书的解释匡救时势。宋儒经常感叹汉唐的学问无益于经世之用。”[6]王通于儒学的想法，正如宋儒一样，是将经学的实用化置于重要地位。
其二是统治者提倡佛教，严重威胁到儒学的统治地位。隋朝以降，一统的王朝需要有统一的思想，以修身为起点，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道之风披靡天下、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式微不振。南北朝以来，东晋的孙绰以佛教为本；南齐的张融认为三教本一，无本末之别；梁武帝定佛教为国教，以佛喻日，儒、道为众星，明确主张佛教是“正道”.儒学日益“玄学化”“佛学化”,地位每况愈下。隋统一全国后，文帝废除北周禁佛政策，于是“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7]1099.自中央到地方，虽庠序重设，然“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7]1706.即便如杨素、苏夔、李德林等当朝肱股之臣亦“言政不及化”“言声不及雅”“言文不及理”,天下儒者无礼、无乐、无文，到处都是尸位素餐者，则“王道何以兴乎？”[1]12儒学发展步履维艰，危机重重，已经到了非对其自身改造不可的地步了。改造和振兴儒学的重任就落在王通身上。王通身处隋末乱世，曾上言《太平十二策》以“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1]263兜售自己，“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1]202,然“有道无位”,终以失败告终，只好带着“我道不行，今知之矣”的无奈，归隐乡间，着述授徒来彰显其志。王通效法孔子续“六经”,传学布道，在他看来，“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1]9.这正是王通虽居魏阙之下，江湖之远，仍以复兴王道、重塑儒家正统为己任的原因。他曾言：“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1]52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1]160.儒学具有观先君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的功能，只有通过执古以御今的方式，在不悖于理的前提下，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和调整，儒学才能真正承担起恢复王道、延续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才能够重新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二、儒风变古的途径
一是倡导王道。隋末之世，儒学式微，已不能适应新王朝建立的需要。王通曾言“王道之驳久矣，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1]51,他一生�I卫周孔之道统，宣扬儒学，推崇以“五常”为重心的王道思想。“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1]52王通之教正是继素王之道。其《中说》，首列《王道》，其次《天地》，再次《事君》，继之《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终之《关朗》，正是其法天地，立圣王、倡教化、兴文立制、穷理尽性之王道思想的高度凝炼。他说：“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则“皇《坟》帝《典》不得而识”[1]252,不以三代之法治天下，国则危。贾琼因汉武帝从来没有接受过劝谏，而称其暴虐，王通却说武帝为英明之主，虽不听劝谏，然可以“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晦则康帝业”[1]154.武帝借观乎人文，完成以化成天下的壮举。王通认为这正是圣王事业，即所谓王道。王通乐而好道，勤而不倦，屡伸己说，而承先人之志。他在陈述写作《元经》的原因时，极力批判晋、宋、齐、梁、陈五朝弃先王之道而致国亡，主张君子当“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而求更新也”[1]179.房玄龄对薛收说“大道不行已知之矣，先生何必汲汲于此呢”?薛收云：“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1]241历代儒者前仆后继，延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而王通俨然是此种正统意识的继承者、弘扬者，其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8],正如宋代叶适所言王通是“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9].
董常尝言：“夫子自秦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1]72000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仁、义、礼、智“四德”.西汉时期董仲舒首先把“仁义礼知信”作为整体道德要求，概括为“五常之道”[10].王通认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抓根本，为政的根本就是“明王道”.他云：“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五常守中焉。”[1]114这就是说，天下的安危、得失，需要举天下之力共同来治理；而天下的安危、得失又是时刻处于千变万化之中，此消彼长的。尽管为政者治理天下，头绪繁多，但其最根本原则就是“守中”,即坚守“中道”.他所说的“中道”,实际上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即由周公创立、孔子述作的儒学之道。“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1]181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同时又统一在道中。这与理学家将“理”或“心”作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是一致的。
“仁”是古代社会人伦思想系统的核心，是五常的基础。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1]王通特别重视仁义，因为仁义是教化之本。先王之道的实施都是从仁义始，继而发扬道德、兴起礼乐。因此王通强调在上者，无论面对何种情况，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都要以仁义为先，这正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一贯精神的体现。王通虽十分重视仁义，却认为仁义需由礼来节制。
礼是通向仁者，达到大中至正之道的门户所在，得礼则道在其中。“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12]礼是人道之极，圣人以礼节制天下。礼废，则天下无成人，无家道，遗其亲，忘其祖。他又强调礼是实践仁义的凭借，“申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1]155,圣人明礼，故“能辩上下，定民志”[1]159.正如张怀承所说，“仁义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和胸怀、一种德行，但仅有仁义是不够的，还需要礼来约束和规范，只有这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活的良好制序和人际关系”[13].礼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准绳，规定个人对家族、国家的权利、义务，是维护社会生活，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手段。
“信”从来都被儒家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说：“信则人任焉。”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之于有政”[1]147,如此道就等同于实行矣，王通继承并发扬了孔子这种理论。如果发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情况，统治者“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不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世之法。王通希望在上者都能够通过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在治民、使民时能够“推之以诚”“镇之以静”,使百姓敬服，就能达到“不言而信，不行而谨”[1]110的圣人之道。王通重视五常之道，倡导主体的一切行为均应以礼为准，这正是其恢复治国安邦之道、纲常名教之理的政治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二是提出“三教可一”论。南北朝后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已发展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道教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儒学失去独尊地位，受到佛、道的严重挑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以确保政治一统。然儒、释、道三教相互斗争，彼此削弱，无法真正满足新兴封建国家对统一思想文化的迫切需求。一些儒者主张强行废除佛道二教，以保障儒学独尊地位。王通明确反对将佛、道与儒学一起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样会导致“政恶多门”的局面。但他也不主张强行废止佛、道二教，因为用暴力的行政手段遏制业已成为民众普遍信仰的佛、道二教，必将引发信奉者更为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废佛、止道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国家之长治久安。作为一位具有大局观的思想家，王通在对待佛、道问题上，表现出较一般人更多的理性。《中说》云：“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108王通并不否认佛教对于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与作用，但是佛教作为来自西方的学说，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就像“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一样，未必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王通十分欣赏道家的“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1]140“自知者英，自胜者雄”[1]119等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又云“长生说”是欺人之谈，“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1]166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生命过程的长与短，而在于能否在有限的生命中修习仁义、重视孝悌。儒家在毁佛、排道之前，总是极力夸大其祸国殃民，蛊惑人心的负面作用，王通不同意这种偏执之论。他云：“《诗》、《书》盛而秦（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1]107在王通看来，儒、释、道三教只是一种学说，它们可以对政治发生相当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地决定政治的进程和结果。一个政权的覆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某种学说。前人把晋、梁亡国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谈玄、佞佛，释氏，这极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于三教之间的关系，王通不是简单地要求废除佛、道，儒学一统，而是认为三教各有所长，同时又各有缺陷，应“善述九流”[1]98,“共叙九畴”[1]97.在王通看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九流”都有其不可偏废的方面，也各有弊端，没有绝对完美的思想理论。王通非常重视各家思想学说，反对固执己见，墨守成规，强调儒家应以“不度不执，不常不遂”[1]69的态度，吸收释、道二家之长，使三教相互融通，最终达到三教一统的目的。“王通对佛老采取宽容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从总体上视为与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儒家思想同质的一种思想体系。”[14]这样，王通便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释、道二教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既承认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又拒斥他们的虚诞成分。
从儒、释、道三家倡导的价值目标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来看，儒家追求现实的功名，以整体利益作为价值目标；道家追求的是生命永恒，以精神独立自由为价值目标；佛教则追求生命的超越，以彻底的觉悟为价值目标。儒、释、道三种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三重目标，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基于此种认识，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论。有学者认为：“所谓’三教可一‘,不是三教合一，组成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可一‘于’使民不倦‘这一传统儒学的政治教化目的。所以，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不是纯粹学术性观点，而是带有明显政治教化性质的实用观点。”[15]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从王通的一贯思想来看，他说的“可一”,不是“合一”,而是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使儒学吸收佛、道的哲学精华，以增强其思辨能力，继续保持儒学的统治地位，维持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统一，最终达到“使民不倦”的目的。
总之，王通一方面渴望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另一方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儒者那样盲目排斥佛道，相反，他期望在容忍释、道二教独立存在的同时，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从而实现“三教归儒”的最终目的，重建儒学的新体系。
三、儒风变古的典范意义
中国文化在历代都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释、道二教的发展过程，也是与儒家主流文化矛盾斗争、调和互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言，王通弘扬儒学，标榜王道，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首先，王道自任的使命感泽溉后人。穷愁困厄历来是重任在肩者所由之途，仁者生命的价值在于以天下为任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既以文化托命自身，以弘济苍生为心，慨然当任天下之重，每至国家正统思想临危之际，无论在朝在野，儒者都常以天命在兹自勉。董常之亡，王通奔丧，当地人不肯接待，他被饿得面黄饥瘦，仍注《易》不辍。他告诫弟子：“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1]189他的学生常以先生不仕而感到惋惜，叔恬深谙王通之志。他说：“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1]199王通虽无由出仕，其王道思想借助其续“六经”之举得到充分施展，又安用仕？王通常常感慨，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繁多而杂乱，以致出现“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1]6的情况，王道之晦暗不明久矣。魏晋至隋，儒学颓废，王道丧失极为严重，不仅庠序无闻，甚至于“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阱”[4]4953,所以王通感慨“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1]263“甚矣！王道难行也。”[1]91王通一族六世弘扬儒学，以继承儒家大道为己任，然未尝得其用，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以志其皇极之道。在他看来，要恢复儒学就要“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这样“天人之事，帝王之道”就会昭昭然明矣！[1]1他云：“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1]233当然，王通复古，不是惟古是从，实以复古而通变。王通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1]97作为一传道者，他续“六经”以明周、孔之道，传达其济世安民的务实精神。这种天命在兹的使命感正是文化命脉传统所系的核心所在。“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而是匪难乎！”[16]王通之后，华夏历遭劫难，继统而立者，不绝如缕，韩愈、柳宗元、陆象山、叶适、朱熹、李贽无不受其滋溉。为了与佛、道相抗衡，消弥其社会影响与危害，韩愈认为有必要重振儒学，恢复儒家道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社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17]这种以仁义为中心的道，正是对王通“王道”思想的延伸。宋代孙复、石介对王通、韩愈备加推崇，而朱熹则将韩愈的代相传授的系统正式命名为“道统”,其影响可见一般。
其二，“三教可一”的理论可以更好地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则为儒，退则为道，而再退则为佛。儒家以社会为安身立命之所，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具有强烈的入世性。道家则以高迈、超逸的态度直面社会和人生，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而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以追求生命的超越为目标，以无我之心待人待物，最终悟性成佛。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18]李约瑟曾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如此，德效骞说得好：’儒家思想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则是失败者或尝到过成功的痛苦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以及对《道德经》中悖论式的’无欲‘的话的体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19]似乎三教水火不融。王通撇开历来学者对三教的成见，强调儒、道、佛不总是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也可能存在交叉，三者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共存并协调发展，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提出“三教可一”说。“三教调和”之论起于东汉末年的牟子，南北朝时更是盛行。孙绰、宗炳、梁武帝等人多儒玄双修、儒释双修，不囿一教一宗。但这些学说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在现实实践中真正实行，而王通则是以儒家身份大力倡导儒、释、道三教互通互融、互补互利，“这是儒、释、道三者关系由引互排拒为主向相互融合方向转变，并形成以儒学为主体的混合型意识形态的一个信号”[20].这样三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又各自独立，这对于构建国人的理想人格具有典范意义。
其三，“穷理尽性”的理论对宋明理学产生具有开创意义。隋代儒学地位不断下降，逐渐丧失了和佛、道竞争的能力，必须进行改造才能挽救自身的危机。王通认为：“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1]97儒学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广收博纳，成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才能保持其主导地位，在与佛、道的斗争中占得先机。王通对儒风变古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穷理尽性”的理论。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1]126-127在王通看来，“道心”是人潜在的深层思想，“人心”是人后天行为的结果。如果“人心”过度膨胀，就会抑制“道心”,就须“以性制情”,故君子须“思过而预防之”.王通说：“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岐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1]235他特别重视人本性的发明、“道心”的培养，并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天命”是达到“以性制情”的方式手段。如此就可以尽人之本性，达到“明三纲，达五常”的境地。王通对“人心”和“道心”的思考以及思考中所孕育的新因素，“对唐宋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对于理学的产生，显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21].
总之，王通的儒学变古思想不仅承认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了儒学的立场，而且改变了以往儒、道凭借本土文化反对外来佛教，把佛教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及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儒家士大夫们部分接纳和吸收佛、道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儒学真正融化、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沛。中说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8.
[3]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170.
[4][后晋]刘�c。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陈寅恪。论韩愈[M]//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21.
[6]安进小太郎。经学史[M].林庆彰，译。台北：万卷图书有限公司，1995:135.
[7][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83.
[9][北宋]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743.
[10][东汉]班固。董仲舒传[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2505.
[1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29.
[1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74.
[13]张怀承。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9.
[14]崔大化。儒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21.
[15]赵吉惠。中国儒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463.
[16][南宋]高似孙。史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4.
[17][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M].阎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22.
[18]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07.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8.
[20]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隋唐五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5.
[21]尹协理，魏明。王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