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中叶广东“号富饶而书板绝少”的境况下，清季广东的刻书之主由阮元官方性质的学海堂，到民间心怀桑梓的殷富学者士人，再到士商合作刻书的兴起，很好地展示了清季广东刻书之风的流变。尤其是士商结合的新模式，就更为凸显了其优势所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典籍刊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达成了对广东地方文献的保护、整理与弘扬。
关键词：广东；刻书；士商结合
学人崔弼在描述清季之前的广东藏书情况时曾言：“本朝广南人士，不如江浙，……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1〕确实，在清代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岭南地区，相较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藏书册数的增长严重滞后。其时“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2〕，“其它处贩运来者，价值倍昂，寒士艰于储蓄”〔3〕。而此时，与广东的窘境相对应的，却是中原地区在考据、校勘和辑刊等朴学之风兴起的同时，刻书事业的同步兴盛。
一、学海堂开刊刻之先声
毋庸讳言，欲扭转广东因缺书少藏所致的文化颓风，非学问渊博、着述宏富，且身兼威望权势之人，实难为之。故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接任两广总督可谓正应其时。
阮元一生政途平顺，功绩卓着固然是其成功之处，但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侧目。阮元晚年在其《和香山知非篇》中就曾自豪言曰：“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足可见其平生对藏书与刻书的重视。因此，阮元督粤后所定的首要之务便是重振广东的学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五十七岁的阮元一手创办学海堂，并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海堂创建之初，便立即着手组织学海堂师生进行大规模的典籍刊刻工作。事实上，阮元早前尚在山东、浙江等地任学政时，便已编刻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畴人传》，共计九十八卷。除此之外，还有《十三经校勘记》《浙江通志》等一批文献典籍。而他所辑刻的《淮海英灵集》《两浙�轩录》《江苏诗征》三部诗歌总集，更是搜残存佚，为功尤巨。这也为后来广东士人编书、刻书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阮元在学海堂所大力推动的“书院刻书”事业，其实自南宋即已有之。但通常刻书数目都比较少。书院真正开始大规模刻书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开先河者当推学海堂。学海堂第一个刻书项目，便是《皇清经解》的辑刻。具体的辑刻工作从道光五年（1825）八月开始，“编辑者为钱塘严厚民先生，监刻者为吴石华学博，校对者为学海堂诸生。”〔4〕全书于道光九年（1829）刊刻完成，凡一千四百馀卷，合辑顾炎武、段玉裁等名家的着作达183部，所涉及内容遍及小学、金石、史地、天算等领域。可以说，这部书的问世，对于推动清季广东学术研究和典籍刊刻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之后，学海堂还陆续刊刻《学海堂集》四集九十卷，《三通》四百五十卷，《两汉记》六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等等。令时人均视学海堂为广东典籍刊刻的中心。而且，学海堂所刻书籍带来的便利在于，平日其书板固然供藏在文澜阁中，以保存完好。在条件合适之时，这些书板还可供出租之用，由其时的书坊进行印刷，而所得的租金则又可以反哺，以作维护书板之款项。应该说，这种灵活而实惠的处理方式大大改善了广东藏书、刻书所存在的旧有不良状况。今学者桑兵便直言：“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5〕而且，继道光间学海堂辑刊的《皇清经解》而起，后有同治间广东书局的《通志堂经解》，以及光绪间广雅书局的《广雅书局丛书》，清季广东刻书的高潮就此掀起。
与此同时，受学海堂开创的刻书风气的影响，广东民间也出现了一股刻书的热潮。再加上张之洞在《劝刻书说》一文中也对出资刻印古书之举甚为赞赏。鼓励那些“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应积极刻印、刊布古书，因为“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故民间刻书之风在清季的广东变得炽热实是大势所趋。如吴兰修便辑刻《岭南丛书》十三卷，林伯桐辑刻《修本堂丛书》九十三卷，陈澧撰刻《东塾丛书》三十四卷等等。
二、士商文化合作的兴起
然而，在清季广东刻书之风大盛的现象背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时出资并主持对大量广东乡邦文献进行辑编和刊刻的人，除了上述提到的官方学海堂与民间热情的学者士人，还有不少是当地的豪贾富商，尤以广州十三行商人为首。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商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一切都源于乾隆二十二年所颁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广州十三行成为了当时对外贸易唯一的一个具垄断性，而又实兼官方权威的机构。这项政策的实施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都云集十三行，再由其发售世界各地，尤其是英美等国。而经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英美公司、洋行船舶运抵的外国商品，也只能通过十三行再发售内地各大城市。据统计，仅仅从康熙五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共有船只上千艘来华贸易，而除了厦门、宁波、舟山三港口有6艘船只停靠外，其余皆在广州港停靠。由此可见广州港在一口通商政策的荫护下所处的绝对垄断地位。瑞典学者龙思泰在其专着《早期澳门史》中就曾这样写道：“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和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6〕这也令十三行商人拥有了其他商人所不能企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显赫地位。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总归只是一介商人，在封建社会千百年来早已根深蒂固的“重仕抑商”思想面前，商人们的显赫声望毕竟更多是仅停留于表面的，就深层次的社会心理而言，他们始终陷于社会地位的相对劣势之中。因此，十三行商人在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富之后，便开始十分注重“商”与“士”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合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主流体系之中。更何况在这些十三行商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其本身就已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涵养，故他们在经商之余，也乐于与当地的文人雅士交往，以习儒者之气。据《番禺河南小志》记，“粤东巨室，……潘氏独以着作传。潘君鸿君轩，所居双桐圃，春秋佳日，筋咏无虚。君好佛、好客、好书、好画、好笛、好花，力勤性朴，乌衣子弟，居然名宿”〔7〕，此处之潘氏，即指同文行番禺潘氏。潘仕成更是专门搜集故书、雅记，并筑荔香园以藏之，而且其中精善本颇多1潘仕成还自设印刷之所于海山仙馆内，将藏书进行订正刊刻，并将其命名为《海山仙馆从书》。道光中所辑刊之《海山仙馆丛书》共收书五十六种四百九十二卷，分编经史子集，共一百册，为后世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献典籍。
在广州十三行商人之中，对岭南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怡和行南海伍氏。他们凭借其丰厚的财力和文艺的钟情，“筑听涛楼于万松山杨子宅畔，多书籍、图画、金石、鼎彝，与萝村、琴山、槐卿、秋浦、子春、梦秋诸君子啸咏其中”〔9〕，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诗艺的传播与交流。尤其是伍崇曜，自小便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读等身之书，勤�n掌之业，年十三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潞河白小山大冢宰。……常熟翁文端师相尤击赏焉。”他还特地先后筑起“远爱楼”与“粤雅堂”,分别作藏书与辑书校书之所。更特意延请志同道合的乡人谭莹为其藏书作品评甄别和校勘编订，再择其罕见者刻之。光绪年间编成的《广州府志》对此也有专门的记载：“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乃延同邑谭莹与编订。首刊《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十三家集》各种，《楚庭耆旧遗诗》七十二卷，粤东文献略备，乃广搜秘本，刻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此外零珠碎壁，集腋成裘，共成《粤雅堂从书》二百馀种……崇曜所刻多世不传本，与同时番禺运使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并为艺林所重，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2〕
事实上，谭莹也是清季广东着名的藏书家，据其子谭宗浚《希古堂书目》自序云：“余家希古堂书，凡先教授之所遗，近三万余卷……虽无宋元佳本，然搜采��备”.〔8〕而且，他与世交好友伍崇曜志趣相投，均十分钟情于乡邦文化，加之他强记过人，故“于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变更，虽隔数十年，述其颠末初终，丝毫不爽”〔3〕。同时，为了使各种珍稀的广东乡邦文献乃至海内先贤的着作“不至湮没，而后起有好学深思之士，亦得窥见先进典型”〔3〕，他一生尤致力于对其进行细致的搜集与整理。同治十一年刊本的《南海县志》认为他“有功艺林尤在刊刻秘籍巨编”〔3〕，可谓公允之论。
着名藏书家徐信符有《伍崇曜粤雅堂》诗云：“岭南遗着楚庭诗，珍本雕刊赖主持。朗朗玉生资顾问，堂开粤雅有余师。”〔8〕诗中提及的充任顾问的“玉生”即指谭莹。其实，谭莹在为伍崇曜粤雅堂编书、刻书的过程中所充当之角色，远不止“顾问”,或其自认的“覆校”一职。事实上，从搜集古籍，到选择版本，再到对书中文字内容作具体校对纠错，以及撰写丛书的序言和每种书后所附跋语等一系列环节，都是谭莹以一己之力任之，伍崇曜由于商务繁忙，并没有很多地参与其中。所以，粤雅堂一系列典籍文献的辑刻出版，实是离不开伍崇曜之“财”与谭莹之“才”的完美结合。
三、结语
伍崇曜、谭莹两人的文化合作，正应合了明清以来商人与文人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的时代潮流。伍崇曜，作为一个曾经的仕宦与文化家族中的优秀一员，“读等身之书，勤�n掌之业”,本就具有儒商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也令他在与当地的学人和文人交往时游刃有余。他还广建伍氏园林别墅，在其中积极组织各种雅集，邀请当地的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吟诗作对、评谈时事。一时间，广东名士多成为其座上宾兼良师益友，谭莹便为其中之一员。谭莹虽然是少年成名，又得阮元、钟启韶、刘广礼等官员和老辈名流的极力推许，令“凡海内名流游粤者，无不慕与缔交”,但科举之路却一直不顺，院考屡列前茅，但乡场频遭�g噪。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才中举，结果又因“三场策问，敷陈削切，微触时讳，特抑置榜末，危得而几失”〔3〕。自此，谭莹“淡于荣名，于进取不甚在意。……嗣后，不复北上，惟安居教职”〔3〕。然而，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文人，虽选择了诀别科场，绝意仕进，但成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信念却仍旧炽热。此时，通过与有着显赫社会地位和雄厚财力的儒商合作辑刻丛书以实现自我价值便成为了以谭莹为代表的广东士人的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而相应地，以伍崇曜为首的行商群体则亦可借此提高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谓双赢。而且，正是因为有着伍崇曜雄厚的财力支持，有着谭莹在古籍编纂整理方面的才能与强烈的责任感，有着伍谭二人对传承广东文化、保存乡邦文献的满腔热忱，才最终顺利成就了编刻出版地方艺文着作二百六十种，二千二百六十六卷的壮举，这是近代广东文化史上的骄傲，而且对广东文献的保护和传承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对整个广东文化的近代化进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279.
〔2〕戴肇辰，等。广州府志〔M〕。卷一百二十九。光绪五年刊本。
〔3〕郑梦玉，等修。南海县志〔M〕。卷十八。同治十一年刊本。
〔4〕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G〕。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5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与流派〔J〕。历史研究，1999（3）：24-41.
〔6〕龙思泰，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301.
〔7〕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M〕。卷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8〕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61,160.
〔9〕伍崇曜。楚庭耆旧遗诗（续集）〔M〕。卷三十。清道光三十年（1850）南海伍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