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中反思中美政治权力观

发布时间:2017-07-15 08:25:33

  摘要:中美是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 政治权力观差异较大, 可以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一窥究竟。中国承袭传统文化中的德主刑辅、人性本善和人伦情义思想, 权力行使过程中看重权力行使的道德规约, 体现为强调教化的伦理权力观。而美国沿袭社会契约论、性恶论和实用主义思想, 权力行使过程中看重权力行使的法律规约, 体现为突出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基于中美文化比较视角的政治权力认知, 可以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I卫政治权力的人民价值立场、立足政治权力的文化传统场域、畅通政治权力的德法规治路径。
  
  关键词:政治权力; 文化传统; 《人民的名义》; 《纸牌屋》; 德法规治;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Perspectives Via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Power

  
  Abstract: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political power,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hot plays The House of Cards and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In the course of power exercise,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moral statute of power exercis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ethical view of moral power, emphasiz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United States follows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 theory of evil human nature and the thought of pragmatism.The legal statute of power exercise is emphasized in the process of exercising power, which is viewed as a practical tool of power.The political power cogni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can reflect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pow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people's value position to defend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cultural traditional field based o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clearance of the method of ruling by virtue of political power.
  
  Keyword:political power;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The House of Cards; rule by virtue;
  
  政治权力是政治实践得以运作的重要因素, 是切入真实政治生活世界、反思政治体制运行的最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理解了政治权力, 就是理解了政治本身, 因此它从最根本上折射了处于政治事件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联。理解政治权力, 本身需要融入政治权力发生的具体文化语境, 这样才能将权力、政治与生活有效勾连起来展现三者的真实关系, 也才能在政治权力规治中实现政治体制的健康运行, 确保政治服务于和谐优良共同体生活的根本目的。本文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中反思中美政治权力观得以孕育的文化境遇及其差异:国剧《人民的名义》叙述的主线是检察官侯亮平的追查行动, 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对权力的监管、维护公平正义、严查贪污腐败的决心与恒心;美剧《纸牌屋》中的权谋运作展现出一位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与他野心勃勃的妻子处于白宫之中运作权力的事件, 折射出政治权力两面性中邪恶的一面。透过这两部作品, 我们可以反思中美政治权力差异背后的文化基因, 并由此拓展对政治权力的理解, 这是在全球化文化交流背景下构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观的必需。
  
  一、政治权力理解的文化视角及其意义
  
  毫无疑问, 从本质上而言, 政治权力是一种施行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控制力。“政治权力概念所反映的是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只是它强调这种影响、制约和作用的不平衡性, 强调这种影响、制约和作用的一定方向和实际结果。只要我们不把各种政治实体看做是孤立的和静止的,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相互关系中必然贯穿着政治权力现象。”[1]29可以说, 理解政治权力就是理解一个特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复杂关联, 而文化传统以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延续着特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并由此反映一种真实的政治权力关系背后厚重的思想根基和观念养成。基于文化视角来理解政治权力, 能够复原政治权力真实发生与发展的社会生态学语境, 是科学确定政治权力边界、约束政治权力冲动与无限扩张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 权力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权”最早就是一种衡器的名称, 后来“权”逐步与政治生活相联结, 成为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关键纽结。《管子》认为“夫欲用天下之权者, 必先布德诸侯”, 而后有“以遂德之行, 结诸侯之亲”, 其意为想要掌握治理天下权力的人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 而后有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2]219-220权力与德行教化紧密关联, 并由此达到对对方的支配与控制。此时的权力不仅与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 更是与政治家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 权力、政府、人格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 权力不仅仅是操控与强制, 本身还带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量, 运行权力的过程本身就是教化天下的过程, 权力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关系绝对不是单纯的原子个体之间的物质关系, 而是充满了丰富的人文张力,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注重伦理教化的权力内涵。
  
  在西方, 西方政治学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从而将借助言谈而达到砥砺德行的人格养成和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方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分析则带有较强的个体主义色彩。这方面的权力分析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 由此“权力”获得强力的意蕴, 权力即power, 意味着强力与强制。“在政治学中, 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 也就是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3]15在西方正统政治学中, 政治权力是中性的, 本身没有善良与邪恶的属性, 权力、政府、人格的有机结合赋予权力可能为善、也可能助恶的双重属性。在这样一层意义上, 权力带有强烈的个人自决意义:“对权力的更深的探究揭示了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包含着自决 (意愿或选择) .从权力作为目标的含义讲, 目标的达成必须是主体的某一意愿或要求, 否则, 就不能认为该主体拥有权力。”[4]63权力的主体意义由此得到体现。
  
  政治权力的运行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影响着处于日常世俗中芸芸大众的生活点滴。克里斯玛型政治家的威权是政治权力理解的宏大视角, 政治学家的理性而缜密的理论分析是政治权力理解的文本依据。同样的, 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政治权力运行细节也是理解政治权力的重要角度。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对于美国民主的阐述采用了“讲故事”的手法, 她指出:“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是非判断、情绪感慨, 欠缺的反而是‘事实本身', 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能够帮助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和细节的’平原‘.”[5]15有鉴于此, 借助影视剧作对政治权力的描述来分析政治权力背后的文化要旨, 力求于细微处见真章, 是我们借助《人民的名义》和《纸牌屋》对中美政治权力观差异进行分析的目的所在。
  
  二、《人民的名义》:我国强调教化的伦理权力观
  
  我国的政治权力观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强调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每个人的道德修养, 重视伦理规范在政治权力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特别强调人伦情义、行为示范等文化要素的作用, 这势必映射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力运行实践之中。“以道德约束为特征的传统文化, 一方面通过划分神圣与亵渎的界限, 严守邪恶的大门, 使人们对是非善恶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借助教化和培养, 使人们在道德理想的感召下孜孜以求, 不断趋向一种崇高庄严的光明境界。”[6]143可以说, 政治权力的伦理化以及对德治传统的强调是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力量。因此, 政治权力与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人民的名义》开篇就给我们勾勒出一位小官巨贪的“两面人生”:一面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生活简朴到每月给乡下老母亲寄300元生活费;然而, 令人唏嘘的另一面是在隐秘的城郊别墅里的大量贪腐赃款。由此, 权力的放纵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贪腐心态与行为的猖狂无忌通过影视剧的视听语言极为震撼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毋庸置疑, 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 传统道德规范被弱化, 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存在“空挡”期, 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尚有“漏洞”……所有这些都为权力寻租的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前, 反腐已经成为我国清理政治生态、塑造健康政治生活的重中之重, 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构成:“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7]388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也是当前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一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认识和教育, 是深入开展反腐工作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指出:“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 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 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 而不进行批评。”[8]33由是来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 而是为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9]57权为民所用, 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主旨, 也是我们当前矫正政治权力歧行、恢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基于上述我国政治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影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实际上纠缠了三种不同的政治权力观念:以沙瑞金、侯亮平为代表的以民为本权力观, 以高育良、祁同伟为代表的官亲本位权力观, 以李达康为代表的家长制权力观。
  
  (一) 民本论:以民为本权力观
  
  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中, 蕴含丰富的朴素民本思想。但在古书籍中偶现“人民”一词, 多是泛指, 与现代“人民”一词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代民本思想本质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 多是“人”与“民”的分用。古代朴素民本思想最早产生于西周《尚书》中“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朴素民本意识。在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 以儒、墨、道三个主要学术流派的民本思想最为鲜明:在孔子关于“民”的思想中, 核心是仁、仁政、爱人、仁者爱人等;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则强调了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爱民”体现出早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民本思想, 这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贝淡宁指出, 对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而言, 高超的智识能力和社交技能固然重要, 但运用这些技能为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服务才是更值得赞许和称道的, 这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0]85当前, 我们党强调的“权为民所用”, 也是这种朴素民本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影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时时闪动着这种权为民所用的民本论权力观。侯亮平的凌然正气、沙瑞金的朴实作风所展现的都是新时期国家公务人员对政治权力及其背后的人民主旨的�I卫和坚守。通过对巨额贪腐的查处以及后来在汉东省风云变化的政治生态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操守, 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政治权力底线的“侯亮平们”从容坚定的政治立场、冷静缜密的理性分析、傲不可侵的政治品格……而在这背后支撑他底气十足的根源还是在于政治权力背后的人民性价值支撑。对政治权力腐败的零容忍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十八大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政治魄力。沙瑞金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 上任伊始就深入人民群众中去, 到各地进行实地调研摸底,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经验材料, 体现出了务实为民的朴素情怀和工作作风。他勤政为民, 邀请陈岩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党课令人印象深刻。借这次特殊的党课, 他告诫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永记英雄先烈们的事迹, �I卫权力的人民底色, 树立以民为本的权力观, 用正确的权力观指导自己对权力的使用, 做到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监、权为民造福。
  
  面对新时期政治权力运行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市场因素的挑战和冲击, 要坚守政治权力的人民价值主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共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夙夜在公, 勤勉工作, 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7]5新时期领导干部在依法用权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人民的名义》中, 沙瑞金、侯亮平一身正气, 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严格自律, 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放在工作的第一位, 做人民的好公仆, 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合理、合法、合情运用政治权力的典范。
  
  (二) 关系论:官亲本位权力观
  
  官亲本位权力观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关系”, 这里所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社会学中的“人际关系”.中国文化中的“关系”附着巨大收益、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等的人情网络。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界定为, 在传统文化讲情义、重仁和的观念影响下, 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 但又超越这一相互关系的, 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社会流动途径、制度外活动空间以及可资利用的人情网络、共同的情感认同、人际亲疏认知等。[11]10重“关系”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不断延续。官亲本位权力观在《人民的名义》剧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师生嫡系关系。
  
  在剧中以高育良、祁同伟为代表的师生嫡系关系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官员任命上只任用“自己人”.高育良一路提拔祁同伟, 后明知祁同伟背后所做的违法事情依然力保, 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错综的关系, 祁同伟的岳父对高育良有知遇之恩, 带高育良进入政界, 同时祁同伟又是高育良的得意弟子之一, 两人之间的关系网错综交缠;二是背后的隐情, 高育良、祁同伟与高小凤、高小琴之间的男女关系状况。剧中生动地展现出这种官亲本位权力观的复杂关系脉络, 在官亲本位权力观的影响下, 任命党员干部成为个人政治权力为一己之私服务的表现。祁同伟出身农村贫苦家庭但在大学期间成绩优秀、能力突出, 到后来的轰然一跪, 继而位高权重。原本高贵的人格在巨大的权力贬抑中变得不值一提, 脱离人民价值主线的权力运行轨迹注定是个悲剧。一己私欲的权力膨胀最终葬送了自我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也在警醒着其他那些处于官亲本位权力关系网络中的权力掌控者们。高育良的老谋深算、祁同伟的跌宕起伏演绎着偏离政治正道的权力主导下的政治悲喜剧。政治权力可以让人在政治正道上达成最大的自我实现, 也可能让人在政治偏狭中最终迷失原本纯真正直的自我人格。
  
  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非一种破坏性的相互利用的工具性关系, 其中蕴含了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平等承认的积极关系。也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 承认的政治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基于此, 政治权力关系的建构需要超越传统的官亲本位关系, 在现代法治语境中应该是一种政治证成关系, 也就是说, 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满满的自我实现感和存在感, 而非感受到的权力的压抑和贬斥。当前我国的政治权力关系应该努力超越这种官亲本位关系, 克服传统裙带关系的消极影响, 在政治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中实现政治权力的现代化建构。
  
  (三) 集权论:家长制权力观
  
  承袭传统封建社会集权和族权思想, 形成了集权论的家长制权力观。这种权力观在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强调和突出权力行使的集中性、统一性, 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 是在家国同构思想支撑下君权、父权和夫权共同建构形成的,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度绝非多元, 其基本理念是上下有序、中央集权和国家要为社会传播正确的道德框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传统, 是中国最非凡的成就之一。在这方面, 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特别强大。”[12]13这种家长制权力观具有厚重的文化传统积淀, 在整合和优化政治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自身的优势, 但依然是传统政治权力运作方式的体现, 体现出个人专断和权力集中的问题, 与不断优化和完善的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格局的要求有较大距离。
  
  在《人民的名义》中, 李达康就是这种家长制权力观的集中体现。他在工作中铁面无私、雷厉风行、果敢耿直, 但霸道自负, 很难接受下属甚至同侪的建议。青年李达康在担任金山县县长时作为二把手力推修路, 在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 强行向下摊派要求各村捐款, 完全不顾当时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 充分体现了这种只重视效率忽略迂回的强硬政策和急于求成的家长制的权力观。中年李达康十分重视所在市的GDP的增长, 是个所谓的“GDP控”.丁义珍的出逃, 李达康有间接责任, 他为了能稳住光明峰项目的投资商, 反对将丁义珍交给最高检。同时, 为了地区的政绩不顾国家大局的观念, 在自己的执政范围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地方利益。本该由民主决议的事情却变成了李达康的一言堂, 在大风厂的安置费问题上, 李达康强制性地把安置费摊派到“三个最有钱”的部门, 同时要求法院特案特办, 干预司法。可以说, 在李达康的身上, 家长制权力观体现得淋漓尽致:独断专行, 关注政绩, 时刻维护自己的政治前途。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作为党员干部更是要坚持民主决策与民主行政。在家长制权力观的影响下, 党员干部决策行政具有道德的正当性, 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的面貌就是一种全面的政治监护人的形象和角色。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 这种权力观毫无疑问具有正当性。但从强调程序正义的现代政治权力运作模式来看, 这种权力观极易造成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集中和膨胀, 在个人信息、知识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这样的权力观念甚至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从更深层次上来看, 这种权力观将普通的社会民众视为不成熟的、缺少自主理性的个体, 没有将之当做一个具有独立法权意识的公民主体来对待。“这其中隐含的观念是, 被统治者或被引导者是处于劣势地位的, 这种劣势既包括等级意义上的劣势, 也包括永久的或暂时的智力不足、经验不足等等, 这使得他们被认为欠缺自主的能力, 因此也就需要被引导。”[13]85这种缺少民意支撑和民主程序维护的家长制权力观, 与政治现代化的要求和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现代政治发展不需要荫庇子民的政治权力观, 而是需要将政治权力视为需要被监督和制衡的能够带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优化的公共性力量。
  
  上述三种政治权力观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在权力运作主体上突出了个人主观色彩, 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强调依靠个体的道德自律, 在权力运作效果上则缺乏现代政治效能感。在国家治理体系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坚持与�I卫权为民所用的根本价值立场, 我们需要调整和优化政治权力运作的公共关系空间, 我们需要约束与监督政治权力的越位与缺位。政治权力的实施, 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外在表现, 更是一个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的内在体现, 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优良与否的集中展现。毫无疑问, 政治权力的规治需要权力运行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 因为他们本人就是公共权力的承载者和体现者, 其本身的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教化和示范效应。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法律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法律观念。它起源于古代中国的自然秩序---天道---思想, 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与自然秩序相和谐, 而统治者的职责就是保持这种和谐。统治者既然是以他的崇高德行和道德规范来影响人心, 而不依靠法律, 因此觉得通达事理受过教化的人就自然会受到这种规范的感召指引, 不须用法律来制裁。”[14]93然而, 事实却是, 不被节制和约束的政治权力是放纵和可怕的, 这并非是对权力运作中人性的不信任, 而是基于现实的政治权力考量而做出的审慎判断。我们需要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 实现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提升, 还需要充分考量来自他者有效监督的积极作用, 这也是政治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维度。
  
  三、《纸牌屋》:美国突出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 “性恶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是政治哲学上的主导思想。西方社会文化传统的“性恶论”是基于基督教文化中人“原罪”思想而来。资产阶级推翻中世纪的黑暗封建统治的过程中, 主张“天赋人权”,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被奉为美国思想建国先师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指出, 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由而平等, 但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保护, 为此人们之间相互订立契约出让自己的部分权力给代表人, 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政府由此产生。但是, “政治权力是一种危险的善, 需要约束和控制。”[15]172同样也是约束与制衡政治权力肆意扩张的基础, 而这也成为美国突出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的文化渊源。
  
  美国的国家哲学是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倡导的价值准则是立足于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这深刻影响当代美国人的政治权力观。当然, 实用主义中也含有奋斗、开拓、冒险、求索的积极内容。美国的政治权力的现实运行中充斥着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纸牌屋》作为政治题材的热播美剧, 是以美国的政治心脏---白宫为特定政治场域, 以一位极具野心、私欲的多数党党鞭政治家弗兰西斯·安德伍德为主角, 以夫妻两人合谋在政治上最后谋求政治权力高峰为故事主线而展开政治剧作, 具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感。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G·罗斯金所指出的:“也有人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为权力而斗争, 是一套以权力为目的的大型游戏。比如, 选举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权力。但是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如果权力排除了其他目标, 成为政治的目的, 它就会变得愤世嫉俗、野蛮残暴, 甚至自我毁灭。”[16]14《纸牌屋》所演绎的正是这样一场美国政治权力的异化现象。
  
  在20世纪着名思想家福柯看来, 社会中结构化的人际关系体现、编织并生产或再生产了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是社会空间的分割与压缩, 是个人自由行为的监控与宰制。“福柯把权力关系看作是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 以一种毛细状态渗透于社会中, 而非从像国家这样的单一一个控制重心传’下来‘.”[17]203“权力实践在此依靠的是空间, 空间完全被一种检查的权力所布满。”[18]106在《纸牌屋》中交织着三种权力关系:异化的夫妻关系、相互利用的男女关系、编织的金钱和谎言关系。《纸牌屋》描述的是男主角弗兰克·安德伍德作为民主党的党鞭, 与自己的妻子合谋争取最高权力, 由副总统到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的政治升迁之路。英国着名思想家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由于有权比无权更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欲望, 而且权力还能使我们赢得他人的尊敬, 所以撇开怯懦的影响不谈, 人们自然希望得到权力。”[19]14可以说, 权力之所以被人追逐, 就在于它能带来仅仅靠个人所无法达成的自我满足感。剧中的夫妻二人对权力的追求可谓达到极致, 甚至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由此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金钱交易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在国际舞台上因拥有健全民主制度、高度开放舆论、全方位权力监督而自居的美国, 被《纸牌屋》中还原描述的残酷的美国白宫政治斗争剥落了最后的遮羞布。在剧中, 展现了政治恶人如何在体制内完美的作恶而不受法律的严惩的事件, 这是罔顾实质正义的价值目的而一味主张所谓程序正义的后果, 是程序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强大的政治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和无力在影视剧作中的充分展现。
  
  在《纸牌屋》中, 错综复杂的三种权力关系展现出美国民主政治下强调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宪政民主所依赖的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在西方社会正在逐渐消失。这导致了社会政治的全面分裂和对个人利益日益强烈的追逐。法律曾经被认为是超越纯粹权力政治的尝试, 现在却越来越被立法者和选民双方都视为一种满足派别野心的工具, 一种强制他人服从的方法, 或者一个有待清除的障碍。”[20]90-91在《纸牌屋》中蕴含了三种被政治权力的追逐所扭曲的人际关系:一是异化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 也是相对稳定牢固的情感关系。结婚是爱情的结合, 是在心灵相通基础上现实社会关系的体现和认可。而在剧中安德伍德夫妇是无性的权力合谋与相互利用的关系结合体, 仅仅为获得彼此追求的最高权力与地位而结成夫妻关系。《纸牌屋》剧中向观众展示平等合作共谋利益的夫妻关系, 家庭成为了利益关系链条的一个环节, 这是对本真婚姻家庭关系的亵渎, 也是对人类纯真情感关系的践踏。在政治权力的追求中, 情感成为了筹码和工具, 唯有无所顾忌、无所限制的权力追求以及由此达成了利益满足才是真实可靠的。二是相互利用的男女关系。弗兰西斯与女记者两人都深知媒体的力量, 女记者色诱男主角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得重要的政治内幕, 从而保住自己的工作并获得职位提升, 男主角利用女记者媒体人身份报道政治新闻是为了影响政治上人员的任命。在剧中, 男女关系之间充斥着互利互用, 一切可利用的关系被当做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此过程中, 媒体、慈善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都充当了政客们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三是精心编织的金钱和谎言关系。在剧中各政治权力主体之间充斥着金钱和谎言堆砌的政治关系。在弗兰西斯的竞选中, 传统能源公司桑科集团为其花费600万美元, 并为男主角建立一座图书馆。从弗兰西斯的竞选主张反对能源改革支持传统能源中, 直接反映出美国政治中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商人的政治佣金是政客登上权力高峰的助推器, 同时政客当选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谋取利益, 从而达成一种政治上的利益合谋关系。同时, 谎言充满整部剧作并环环相扣, 这既有政客内部或政客与其他对手间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谎言, 也有政客与选民间比较“中观”的谎言, 也有国与国间的对抗这种比较“宏观”的谎言。由此显露出政客无耻、政治黑暗、政事虚假的政治关联。[21]83
  
  工具论的权力观是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政治权力观中的反射, 杜威“工具主义”的真理观认为思想观念和理论不过是人们为达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它们是工具, 和一切工具同样, 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 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22]87工具主义的真理观反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就是一味强调结果的效果论至上思想。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人人都可以参选, 但是还受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选票决定着能否当选, 而选票背后是金钱的支持。在金钱主导的工具论权力观的驱使下, 政客的利益被无限放大, 国家与国民的利益被无限缩小甚至是忽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以华盛顿为总部开始了密集的游说活动。利益集团已经不需要依靠政党系统, 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23]239可以说, 政治权力以及政治领域都有可能成为被操控的对象。工具论权力观是美国在实用主义主导下的一种表现为“去伦理”的权力观, 带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在《纸牌屋》中, 观众直观感受了美国众议员的权力进阶之路, 从而了解到美国权力观的工具性和实利化趋向, 这也是美国式民主遭到质疑和批判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反思
  
  通过对中美两部政治热播剧分析可以看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情境, 那些掌权者是被赋予权力的, 只有授予权力的反应流不停的发生, 他们才能有所依靠和生生不息。”[24]13尽管政治权力的定位与目的存在差异, 但其中蕴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却是共同的。在注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全球化时代,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刻不容缓。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借鉴国外优秀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 另一方面要做到“为我所用”对其进行改善使之符合中国特殊国情。在这样一个全球宏观语境下, 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当今特有国情, 我们在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 并从立场、场域和路径三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 �I卫政治权力的人民价值立场
  
  人民性价值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的根本特征, 也是其合法性根源和得以健康运行的基本依据。“民主在价值层面上的含义是人民主权, 这一点在当今世界获得了广泛共识和普遍的法律确认。”[25]9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 政治权力是民主形成的, 是需要民主监督, 并最终体现为全民共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生着人民主体地位, 在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所谓实践主体就是指政治权力的实践要确保人民意志的贯彻与实现,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承担了授权者和督导者的角色;所谓评价主体就是指政治权力运行的科学与否最终由人民来给出评判, 并由此确定未来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式和趋势。政治权力的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最终归结为政治权力确保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的价值归宿,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实现了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这样的政治权力不再是纯粹政治上层建筑里的虚幻演绎, 而是真正扎根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单纯的利益交换和纠缠的工具, 而是真正融入全民共建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之中;这样的政治权力不再是欺骗、虚伪甚至暴力的实现形式, 而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协商中融入自由对谈、真实表达的话语政治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坚定�I卫政治权力的人民价值立场, 这区别于以往时代、其他国家的政治权力的运行实践。
  
  (二) 立足政治权力的文化传统场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观不能割舍和脱离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这一生存性语境。政治权力的运行实践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 遗忘甚至忽视政治文化传统的政治权力都是不真实的虚幻权力想象。在对待政治文化传统上, 要自知更要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 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26]17在强调差序格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 政治权力的运行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 尽管这种秩序格局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等级的固化, 但它却深深印在每一个处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中的个体公民身上。唯有正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现实, 政治权力才能更好地调整社会秩序和优化公共生活。同时, 我国政治文化传统对政治人格的道德教化作用非常重视。因为政治权力的运行必然落实和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中, 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担当, 政治权力运行中的主体都不是去背景的原子化存在, 而是具有丰厚伦理意义的关系存在, 都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个体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为政以德, 强调政治行动在行为规治之外的伦理教化意义, 这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超越当今西方强调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表现。在这样一层意义上, 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就是政治人格展开道德教化的过程, 这是真正的超越机械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公民教育必须要重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观是在政治文化传统的语境中所实现的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是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之审慎理性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 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力运行方式在观念层面的提升和超越。
  
  (三) 畅通政治权力的德法规治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观内生着德法规治的发展路径。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自律与伦理教化为我们的政治权力实践提供了立身之本, 但这种事无不可对人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文化基因在遭遇全球文化冲撞的过程中如何与美国政治文化中基于对人性不信任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规则约束协调起来?这是我们在当前畅通政治权力的德法规治路径中必须要认真考虑的。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 就意味着开放、包容、交流、取长补短与融合发展。在现代政治权力体系的建构中, 必须要充分考量中国人对人性的高度自信, 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人对政治利益博弈之残酷性的充分意识。必须要将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道德教化与法治约束结合起来, 重视政治权力的伦理规制, 培育政治权力实践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加强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教育, 使法的权威和规则意识获得真正的心理认同, 并融入政治权力运行的点滴细节之中。实现政治权力运行的道德教化是以培育良心自觉的形式来促成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合法成长;实现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规范是以对规则意识的自觉认同和法治观念的潜移默化来实现政治关系的调整、优化和完善。“法律下的人不是机械, 不是螺丝钉, 不是原子, 不是没有意志, 不是纯然理性;相反,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是情绪化的动物。因此, 法治不是绝然孤立的, 而是与人治须臾不可分离的, 是人治下的治理方法。”[27]75由此可见, 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和法治规范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而是高度融合的一个政治过程的两个方面。唯有如此, 政治权力的运行实践才是健康的, 才是通达优良公共政治生活的积极助推力量。
  
  五、结语
  
  中国强调教化的伦理权力观与美国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 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具有民族和时代的双重烙印。《人民的名义》中体现的中国伦理权力观,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重情义关系、性善论的思想因素在当今中国政治权力中的展现。《纸牌屋》中体现的美国工具论权力观, 是其实用主义、社会契约、性恶论的思想因素在当今美国的政治权力实践中的展现。强调教化的伦理权力观重视道德伦理对社会成员的规约强调自律, 但易忽视法律的他律作用;突出实用的工具论权力观体现的是“去伦理”的实用主义工具论思想, 重视权力的分权制衡, 但易不受道德约束而容易产生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我们要努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当今中国语境的重要表现,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 同时蕴含了文化交融背景下中西政治智慧的辩证统一, 体现了伦理与法治、自律与他律、事实与规范等方面包含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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