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传》、《战国策》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散文着作，其文学价值和语言艺术成就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从行人辞令的风格来看，《左传》讲究文曲优美，语博而奥，《战国策》擅长雄辩滋肆，纵横驰骋。从时代特色来看，春秋、战国之际正是诸侯割据、社会动荡的是非之时，也是催生哲学家、政治家的有利时机，《左传》和《战国策》在反映不同时代外交辞令特色上，折射了不同政治背景下，各自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和尺度，进而形成独具魅力的迥异文风。
关键词：《左传》；《战国策》；行人辞令；风格特色；比较研究
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基本符合体系，更是借助于语言材料的修辞手法，来提升语言的表达力度和生动形态。陈望道在修辞学研究中提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词使达意传情能够获得更适切的一种努力”.《左传》和《战国策》作为春秋行人、战国策士外交辞令的集大成者，在描述那个年代各国诸侯、大夫之间语言思维表达情势下，其自如的语言、娴熟的表达，丰富的言谈方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素材，也为语言的修辞、润色、加工和社会交际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表达效果。从内容上来看，《左传》和《战国策》包罗万象，反映了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和关系，两者的辞令特点堪称先秦历史散文的双璧，更为我们了解汉语，挖掘汉语语言表达形式的艺术魅力平添五彩的斑斓。
一、《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特色概述
（一）《左传》特色概述
《左传》的创作背景属于春秋时期，其内容多以春秋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为载体，突显对战争的历史性描述与语言刻画。从史学着作来看，《左传》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更接近于对儒家的尊崇，尤其是强调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并试图通过简洁的道德观念来评述复杂的历史实施。然而，面对诸侯各国的战争，在道义上无法辨明是非曲直，仅仅将胜负结果作为考查探讨的对象。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在称霸野心下高唱“君义、臣行、父慈、子孝”等伦理道德，难以给人留下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即便是在尊王命、讲王权上，也难免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嘲笑。然而，抛却《左传》自身的史学意义，单纯从《左传》的文学修辞上来看，其语言风格普遍强调一个“文”字，尤其是言论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都用大量的篇幅来进行情感上的表达与呈现。辞令的高雅与优美，成为《左传》行人辞令的一大特色。
（二）《战国策》的特色概述
进入战国，混战不休。作为封建社会的开端，在历经春秋的激烈争霸之后，周王室日趋衰落，而战国七雄的后起，成为群雄逐鹿的社会常态。在空前的战乱现实下，政治斗争的激烈，催生了外交、军事的相互倾轧，也使得礼法信义遭到践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策士们以“合纵”、“连横”为外交策略的游说成为时代新宠并走上政治舞台。在适应战国斗争需求上，策士们或主横、或主纵，以三寸不烂之舌活跃于政治最前沿，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写道“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口。……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下全面展示战国时代政治斗争的宏大着作，《战国策》从内容上多以策士的游说之辞为本，消弭了春秋时期的礼法信义，摆脱了《左传》赋诗言志的拘束，在争强贵战、捐仁弃义中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陈厉害，以策为术，以智取胜，在语言的铺张扬厉中注重修辞的形象化，并成为《战国策》外交辞令的一大特色。
二、《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
（一）语言风格的对比
无论是《左传》中的行人，还是《战国策》中的策士，其共同点在于通过语言技巧来取胜。《左传》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礼”的时代，对“礼义”传统的遵循成为当时行人的主要观念。因此，在说辞的组织和表达上，无论是外交还是政治都渗透彬彬有礼的语言特点。以《宣公三年》中楚王攻打陆浑之戎为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在说辞上提出“在德不在鼎”,并从问鼎中来阐释鼎之轻重与德之大小关系密切。楚国虽然强盛，有霸主之权，但对于周室来说，鼎之重轻实乃为楚国觊觎周室之故。王孙满从中机敏的分析楚王之意，并对楚王的挑衅未给予直接驳斥，反而就问鼎之事进行了延伸，从侧面来进行徐徐应对。昔者，夏朝有德而鼎盛，桀王失德而鼎迁于商，商纣失德而迁于周，以具体实例来阐述周德虽衰，但未亡，对鼎之轻重而自知矣。对于楚王的狂傲与挑衅，王孙满的委婉与不可侵犯的言辞，严挫楚王的霸气，维护了周王的尊严。同时，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四教”,即文、行、忠、信。“文”作为春秋时期的人才必备条件，既体现了行人的人格教化和道德修养，也是衡量行人价值观的重要标准。正如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左传》中的行人辞令，都十分重视说辞的文采表现。如《文公十三年》中对郑穆公与鲁文公之间的宴饮记述中，在谈话中多以诗来表达。“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从你赋诗，我对赋的谈话中，将郑国的请求与鲁国的推托进行呼应，达成协议，既含蓄又隽秀。再如《襄公十五年》中子罕谢绝玉石之事。对宋人所送之玉，与子罕之不贪之心，在对话中进行了幽默呈现。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在整个献宝、拒宝过程中，子罕以各自的“宝”为美，来委婉谢绝献玉者，言简而意丰。
战国时期，对礼法教条的打破，使其在辩说和辞令上更显得自由而宽泛。班固提出“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可见，战国时期的论辩艺术，在不受礼义、德信的束缚下，行人们在游说上凭借廉耻、礼让来打动国君是行不通的，而此时的行人，越发演变成善用权术来纵横游说。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对苏秦与秦惠王之间的谈话，利用文字的铺陈来渲染时局，大量采用排比句式来增强音韵和谐，极具煽动性。苏秦在概括秦国之大时，将进可攻、退可守、凭关据险作为地利条件，将人员富庶、土地辽阔作为兵多将广的人和条件，将古代的神农、尧、禹、文、武及齐桓公等为例来指明兼并诸侯的天时已到，整个言辞气势逼人，无懈可击。再如在《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中，对于张仪的说辞，更是文笔酣畅，词锋咄咄逼人。“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在语言艺术上可谓是犀利淋漓。还有《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苏秦在对齐宣王进行游说时，估计对说辞进行渲染夸饰。如“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在夸张、对偶、排比的呢过修辞手法的运用中，将苏秦的声调、气势及生动表演进行了深刻揭示。
（二）表达方式上的对比
从认知修辞学来看，对于交际双方的心理特点与修辞方式存在关联性，据此可以来探讨修辞表达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徐斡在《中论·言贵》中对认知心理与修辞进行了精辟阐述，提出“君子将与人语大本之源而谈性义之极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唱焉以观其和，道焉以论其随”.通过对对方言谈举止的观察，围绕对方的心理变化来调整不同的劝说策略。在《左传》中，周王室式微，对于外交上的王权、王命仍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因此在言辞谏辞上，委婉的表达方式是其一大特点。如在襄公二十六年，卫候要复君位，派兵攻打孙林父统治的戚地，而卫候在赴盟时被晋国拘禁。齐候、郑伯向晋候求情并设宴款待。宴席中齐候与郑伯首先称颂齐郑两国的友好德性，“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候知其意，故意奉迎，“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以表达晋国、郑国之间的兄弟之情；接着子展赋诗“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请求放了卫候，而晋候不为所动，并回复“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希望晋候能够采用怀柔诸侯的方式来控制刚烈的马；子展心理变动，以“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来责备晋候，难道不怕别人议论吗？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子展的暗示让晋候理解，最终“乃许归卫候”.在这场不动声色的含蓄表达中，对于心理的把握及拿捏，使得弦外有音，意在言外。
相反，对于战国时期礼法的土崩瓦解，策士们在由于纵横家思想的影响，在辞令表达上更加放言无惮，甚至采用骇人听闻的表达。如在《秦策二·齐助楚攻秦》中，对于齐国帮助楚国来进攻秦国，秦惠王请张仪来商讨对策。张仪在对策上提出直接以“利”来游说，并许诺土地来打动楚怀王之心，以实现瓦解齐楚联盟之目标。最终使得楚王在利益目前失去判断力，断绝与齐国的关系，最终导致战败。可见，在《战国策》中的以“利”为说辞的例子很多，也是战国时期，出于对一己之利的考虑，各国政治家都希望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获得最大利益。再如《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中，对于燕昭王继位后所采纳的礼贤下士的故事，从郭隗与昭王的对话中，“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於隗者乎？”.郭隗从古人重金求千里马的故事中，来对照昭王的招贤之志，并从自我入手来直言建功立业的心理，其敢于直斥昏君、抨击庸主的表达方式，实属罕见。
三、结语
总的来看，《左传》的行人辞令讲究谦和婉转，并善于从理性分析上来让对方屈服；而《战国策》中的策士们，则摈弃了传统礼乐的牵绊，以夸张、肆惮的雄辩，巧妙的渲染来获得游说目的。当然，从《左传》的行人辞令中，他们借用诗句、妙用事理来表达自我的想法；同样，策士们多从寓言故事中，一扫迂曲的婉约，利用滑稽而幽默且不失哲理的故事，在寥寥数语中其意自现，促人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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