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匈牙利当代着名作家，纳道什·彼特的创作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将自己的生命体悟融入创作之中，在《平行故事》、《一个家族故事的结束》、《回忆之书》等着作中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引发了读者对文化传统、人性善恶等问题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笔者通过研读纳道什·彼特的作品及与其本人的交流，道出了其作品的伟大之处。
关键词：纳道什·彼特；《平行故事》；人性
一、科学院里的性爱
2000年10月5日下午，坐落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链子桥佩斯一侧桥头的匈牙利科学院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四壁辉煌，气氛庄重，文艺界精英济济一堂，参加纳道什·彼特（Nádas Péter）院士的就职典礼。按常规，入选塞切尼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后，一年内就要举办就职典礼，作家讲演，画家办展，音乐家举行音乐会，但是纳道什先生由于入选院士一个月后就心脏病突发，因此一拖就拖到了千禧年。在炫耀着历史辉煌的大礼堂内，所有人都像在歌剧院里一样着正装，穿礼服，端坐，轻咳，越过人头用含蓄的微笑相互打招呼，耐心地等待大作家出场。
之前的两天，纳道什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透露说，他的就职讲演将是朗读几十页正在写的作品，至于什么内容，作家守口如瓶，只是说，他在朗读时会留意听众的反应；如果喜欢，他们会高兴地鼓掌，也许不喜欢，他们会一声不响地摔门而去，“通常谁都不会谈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可以开一扇小门，人们能从这里进来一下，不过我很快会把门关上……我想做某种调查，这也属于我工作的一部分。”纳道什的这段话，早已吊足了来宾的胃口。
掌声中，纳道什西装革履地走上演讲台。他个子不高，面皮白净，气质儒雅，舒眉悦目，镜片后不露锋芒的眼神里既有长者的智睿，也有孩子的狡黠。他拿着一叠书稿走到麦克风后，没有过渡地朗读起来，声调不高，音色丰富，节奏沉着，吐字清晰，随着他绘声绘色的朗读，大堂里变得鸦雀无声，寂静也发生着微妙的改变，空气变得黏稠，冻结，不少听众的面色变得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僵硬，呼吸或急促，或停滞……就连译过不少纳道什作品的罗马尼亚翻译家安娜玛丽娅·帕普也惊得张大了嘴巴，坐在她身边的作家艾斯特哈兹·彼特开玩笑地提醒：“嘿，把嘴闭上，小心苍蝇飞进去。”
纳道什读完了，离开麦克风，台下始终没有反应，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延迟的掌声。事后，纳道什像做了一个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的恶作剧的孩子解释说，“我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那天他到底读了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只是读了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部书中的一个片段……在匈牙利科学院官网有关院士就职演讲的网页上可以查到，纳道什读的是《平行故事》第一部《喑哑地带》的最后一章：《心宁神静的原由》。纳道什说，阿古什特和�B吉薇尔那场长达120页的性爱他写了整整两年，几乎每天写，每天改，不仅写性爱的过程，更写推动它进行的生理机制、心理推动、个体关系和生存背景。他也承认，在那样一个一本正经的地方读这样一个情节，确实有点离经叛道。“不过，文字本身是无辜的”,他解释说，“当我在写这个做爱的情节时心想，在大诗人奥朗尼当过秘书长的科学院里读这段文字，肯定不会有问题。后来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受不了那个大声朗读的自己，听众们则受不了我。一片死寂。阳光投射进来，没烧暖气。但最后我还是我，这是我的作品。”
现在，读者现在手里捧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第一部，相信你们也会读得心惊肉跳，瞠目结舌。纳道什将带着你们进入一座座身体的殿堂，进入人与人之间迷宫一般的复杂关系，进入20世纪最黑暗的记忆。
二、平行线的隐秘交叉
纳道什·彼特，是匈牙利当代作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摄影家，1942年10月14日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父亲纳道什·拉斯洛（NádasLászló）是电话技术员，母亲塔乌贝尔·克拉拉（Tauber Klára）是一位工厂女工。
1944年3月，匈牙利的纳粹党“箭十字党”掌权后，积极配合德国人加快了对本国犹太人的迫害。纳道什·拉斯洛和几位亲友一起躲在多瑙河边一个用砖封死的地窖里印刷传单，伪造证件，救了不少的犹太同胞。1944年10月，母亲则带着年仅两岁的小彼特，凭一份假造的身份证明逃离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的诺威萨德市躲了两个月，年底刚刚返家，苏联红军就包围了布达佩斯，与德国和匈牙利的守军展开了血腥的围城战。战役期间，小彼特跟母亲一起躲到一位亲戚家，那里还藏有别的几个凭假证件侥幸逃过纳粹猎捕的犹太孩子。一枚炸弹击中了他们藏身的楼房……小彼特最初的人生记忆，除了惊惧的面孔，就是恐怖的爆炸声和发疯的哭叫。
布达佩斯解放后，一家人搬回了位于波若尼大街的公寓。在《平行故事》中，作者将精神分析师塞姆泽夫人的家就设在了那条大街上，那里也是前面提到的那120页性爱描写的事发现场。小说里，塞姆泽夫人是布达佩斯最着名的精神分析师，她的职业角色是个观察者，而她本人也是内心埋着恐怖记忆的大屠杀幸存者，她从波若尼大街那套旧公寓里观察别人，也观察自己。笔者认为，在这个角色上，曾热衷于弗洛伊德和荣格理论的作者势必投上了自己的影子。
“二战”结束后，父亲当上了维修工厂局的总工程师；母亲参政，任匈牙利妇女民主联合会布达佩斯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小彼特的弟弟出生，父母为新生儿安排了基督教洗礼，想放弃犹太教以更匈牙利化的身份开始新生活。同年，小彼特开始读小学，当上邮政部处级官员的父亲在布达山上分到一套大公寓。
好景不长，纳道什家在50年代连遭不幸。先是父亲被人指控盗用公款，虽因证据不足没被判刑，但还是受到了降级处理，随后母亲于1955年病逝。同年，小彼特染上了脑膜炎，抢救了一年才保住性命。1956年，14岁的小彼特进入一家化学技术中专读书。同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人民起义，首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纳道什·拉斯洛被临时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毫无道理地开除公职，并接连接到威胁他们的匿名电话，于是，男人带着儿子们逃离布达山上的公寓，重又搬回波若尼大街的旧房子。《平行故事》里有一个类似的细节，塞姆泽夫人在欧尔班山上的别墅先被收为国有，后被高官占有，于是搬回到了波若尼大街。1958年4月15日，就在终于接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法院判决书的几天之后，男人看破红尘，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绝望地自杀。
成了孤儿的小彼特兄弟被送到一个亲戚家寄养，住在当时列宁环路边上的一套公寓里。在《平行故事》第一部的“大公寓”中，作者花了整整一个章描写的那幢由建筑师德曼·绍穆设计建造、“能望到朦胧、灰暗的奥克托宫”、“有着八十年历史、中规中矩、比例协调的公寓楼”就坐落在这里。当年叫列宁环路，现在叫泰蕾西娅环路。
书名叫《平行故事》，想来作家是想写一系列平行发生、互无关联的故事。这本书的编辑在简介中写道，事实上，“在这些错综复杂、藤蔓丛生的故事里，存在着一些能将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地点（另一个身体在情感里）、在相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另一个身体在欲望里）、在相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公寓、建筑、城市的记忆在身体里）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各种事件，以及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里（自己的身体在记忆里）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的各种事件联系到一起的交叉枢纽。”对照作者生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平行线与他自身生活轨迹的隐秘交叉。可见，要想读懂这部书，我们还要了解许多，关于作者，关于人性，关于20世纪欧洲的历史。
三、谨慎而礼貌地保持距离
父亲的自杀，给纳道什·彼特的青少年时代罩上了阴郁的黑影，这残酷、冰冷的阴影随时间而沉积，慢慢成为作家思考的底色和出发点。就在他父亲离去的那年夏天，16岁的纳道什放弃了读了一半的化学专业，改学摄影，在他并不明原委的家庭悲剧的推动下，对人类复杂莫测、并不非黑即白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兴趣，他想通过感知和光影接近它，记录它，再现它。从那之后，光影始终伴随他的写作。
1961年，19岁的纳道什通过了摄影专业考试，到《妇女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在那里，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几岁的女记者绍拉蒙·玛格达（Salamon Magda），1962年3月两人开始同居，纳道什开始写他的处女作《圣经》，那本书在当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收笔。从那之后，玛格达成了他文学生涯的见证人，他俩在相知相伴30年后于1990年结婚，住在一个叫贡博塞格（Gombosszeg）的小村庄里，全村只有四十几位村民，他住在那里是为了能够不受干扰地思想，写作。所有读他作品的人，都或多或少对他的隐私感兴趣，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能写出这样沉重、灰暗、另类的书？但他始终谨慎而礼貌地与人群和社会保持着距离，保持着神秘。
处女作《圣经》1967年才出版，在这期间，纳道什在布达佩斯的记者学校读了两年书，随后服了两年兵役，复员后在《佩斯周新闻报》当记者。他曾两次到夜校补读高中，但两次都中途放弃了。1965年，他曾到马列主义夜大读了两年哲学，但是没参加毕业考试。他越来越意识到，他想学的东西只能从生活中感悟，文凭对他毫无价值。
1968年夏天，纳道什搬到田园牧歌般的基什欧罗希（Kisoroszi），那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他辞掉记者工作，开始闭门写书。1972年，他写完了《一个家族故事的结束》，这本书到1977年才跟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曾两度去东柏林留学，从那之后他与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上也受到德语文学的深刻影响。前不久，我见到《平行故事》的德文版翻译克里斯汀娜·维拉格，她说她翻译纳道什的书时并无障碍，因为跟德语文学的关系太密切了，有时她甚至感觉纳道什的写作是用德语思维。
长篇小说《一个家族故事的结束》是纳道什的成名作，从一个10岁孩子的视角，观察并讲述了一个传统家族的矛盾和破败，无论从小说对时间的处理、叙事的技巧，还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家族小说题材来看，都不愧为匈牙利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奠定了作者的文学地位。近30年来，它是被译成语种最多的匈牙利小说之一。
迫于生计，纳道什从1974年开始在一本教育杂志《我们的孩子们》当过几年编辑，他在基什欧罗希买了一块不大的葡萄园，自己动手盖了一间12平米的小木屋，远避尘嚣，埋头写作。那12平米的狭小空间，仿佛是他审视世界的了望台，他在那里观察世界，也观察自己。1978年，他获得弗什特·米兰文学奖金，之后再度辞掉工作，专心创作，并跟恋人绍拉蒙·玛格达搬进布达佩斯塔尔诺克大街内的一套公寓里。
1980年，他创作的话剧《扫除》公演，颇为成功；同年获得米凯什·凯莱曼奖。1981年，他获得为时一年的DAAD奖学金，这次他去了西柏林，全力以赴地创作那部已经动笔7年的《回忆之书》。
四、但他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据纳道什说，两卷本的《回忆之书》他先后写过两稿，第一稿于1973年夏天动笔，一年后自己销毁，几个月后开始写第二稿，那才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这本。
1982年，纳道什从西柏林回来后，又回基什欧罗希的小木屋里闭门笔耕；1983年，他卖掉基什欧罗希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更偏僻的小村庄--贡博塞格，继续写那部长达千页、分上下两部的《回忆之书》，1985年最终完稿。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散文集《回家》。1985年，纳道什获得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次年获得厄尔莱伊文学奖和年度图书奖金。
《回忆之书》前后花了作者12年的光阴，书的题页上了印了《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但他（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在这部书里，将肉体、性与身份置于显微镜下，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让人类身体相互连接的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复杂体系。想来，社会之所以可以对人们身体间的关系发生影响，因为身体就跟社会一样，本身也是作为关系呈现的。
《回忆之书》问世后好评如潮，无论评论圈，还是读者圈，都公认他是最具原创性、思想性和现代性的作家，甚至有人将他比作普鲁斯特。在这部作品里，纳道什将身体文学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所有读过它的人都会感到内心的震撼。正如匈牙利评论家考尔玛·梅琳达所说：“这部书不仅保存了我们意识中超乎寻常的批评性和讽刺性，也将我们对隐于现实背后的存在预感的渴望进行了编辑。因此，留给我们能做的只是，一方面看到彻底同一的不可能性，另一方能在我们身上寻找能将我们朝着较为彻底同一的方向引领的形式。”
1987年2月的第一天到1988年2月的最后一天，他写了一本《年志--1987》，记录了只有44位村民的贡博塞格风景和他日日夜夜的所思所想，记录了自己身与心的对话，记录了那些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又确实发生了的事。
纳道什在书里这样写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像某种可能发生的‘该发生而没发生的事’一样地发生，想来其结果也可能跟所有那些正发生着的事情一样同样地明确、致命或影响深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不会引起我思考。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这意味着，‘该发生而没发生的事’发生了。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从事物的那个方面想：当我们感觉现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只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恰恰现在发生？为什么没发生在别人身上，为什么偏偏在我身上？这时候，或许我们会置身于这样事件的影响之下，我们既不了解事件中的那些角色，也不了解操纵他们的那些力量，然而这些陌生的力量使我们在体内感到它们的影响，也就是说，感觉到发生。”总之，《年志--1987》是一部写真的随想录。
1988年，纳道什获得了戴利文学奖。1989年4月末，他和瑞典好友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wartz）一起终于实现了他俩计划已久的事，一连4天坐在录音机旁用德语敞心长谈，谈文化，谈灾难，谈混乱，谈内心的法则。随后，他根据这次谈话写了一本《对话--1989年里的四天》于1992年出版。
1989年，他应青民盟的邀请为年轻人做了一次题为《关于天上的爱与地上的爱》的讲演，谈论了情爱与性爱、纳西瑟斯的自恋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之后他扩展了讲演的话题，1991年以散文集出版。
东欧剧变后，纳道什曾在文学期刊《匈牙利日记》工作了两年。1990年，纳道什获得匈牙利文学界颁发的克鲁迪文学奖，两年间他频繁往返于布达佩斯和柏林之间，亲自参与了《回忆之书》的德文翻译工作，这部书的德语版于1991年底问世，为他的作品走向世界铺架了桥梁。
五、让我们记起死亡的孤独
1991年纳道什·彼特获得奥地利颁发的欧洲文学奖。1992年，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了最高国家奖--科舒特奖。1993年3月，他被选为塞切尼文学艺术学院院士，一个月后因突发心梗入院急救，正因如此，他的院士就职典礼因故推迟。正因推迟得太久，才有了开头讲述的那一幕。试想，如果再早举行两年，他至少还没写那120页。
早就知道纳道什跟艾斯特哈兹一样，都是出色的朗读高手，几天前我还参加过他的一场读书会，朗读他正写的回忆录。纳道什喜欢站着读，一读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比话剧演员还要敬业，迅速均匀，不打磕巴，由于离阅读灯近，烤久了会热，他偶尔掏出白手帕拭一下额头，为了不中断阅读，连备好的水都很少喝。他说，他的阅读本领是在德国练出来的，德国读者很喜欢参加朗读会，许多朗读会是买票进的，感觉是看一幕独角话剧。德国人对文学的热衷是其他民族不能比的，这话我从凯尔泰斯嘴里也听到过，凯尔泰斯的原话是：“最好的读者在德国。”
当然，这话也不是那么绝对，别的地方也有热情读者。有一次跟纳道什一起吃饭，听他讲了一个比就职演说更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他应邀去诺维萨德开朗读会，他读了当时正在写的《记忆之书》中的一个章节--《我们坐在上帝的掌心》，里面也有一段细腻入微的性爱描述。他摊开手稿刚开始朗读，从外面进来一队匈族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原来，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境内的匈族区，只要有匈牙利作家来，匈族学校的老师们都会带着孩子们前去参加，不仅当成学语言的机会，而且为培养民族性。总之，来了几十位女学生；纳道什感到不妥，但已没有选择，因为手头只带了这一叠书稿，只好硬着头皮念下去……事后讲起这件事，纳道什说，尴尬虽尴尬，但不是他的错，他的读书会是给读他书的读者开的，老师在带学生参加之前，应该知道来的是什么样的作家。这就是纳道什，活得很真，很自我，通情达理，但有艺术原则。事实上，他不仅活得很真，死也很真。
就在他心梗发作后的一年半中，他在几家医院间辗转，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出院之后，作家回到自己的桃花源，又一头埋进书稿里，全力以赴地写他早从1985年就开始动笔的鸿篇巨着《平行故事》，现在我们读到的开篇故事，就是这一年加上去的。
90年代是纳道什·彼特的创作高峰。在这10年里，他总共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集、文学评论集。1995年，纳道什·彼特在德国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获得图书大奖。1998年获得斯洛文尼亚作协颁发的文学奖；同年，《回忆之书》法文版获得了法国最佳翻译图书奖。199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出版社推出他8卷的自选作品集。2001年荣获索罗斯大奖。2002年，纳道什·彼特60岁生日，匈牙利和德国分别举办文学论坛为他祝寿。2003年，他赴布拉格领取了卡夫卡奖。2004年，纳道什出版了一本特别的书，题目叫《自己的死亡》。
“醒后我就觉得，身上有什么不舒服，但我在城里有许多事要办，我进了城。那些天，天气毫无过渡地热了起来，夏天突然到了。”这是书里的第一句话。
“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出家门，因为要想严肃正视事物的现实存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要妻子买十只衣架，要她挑最好的、最好看的、最贵的买，然后送到医院，找那个大个子女人。至少他们不用再找衣架了。”这是结尾的最后一句。
在这两句话中间，作者用287页的篇幅、配了自己163幅摄影作品。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一是来自他连续一年每天为自家院里的一株老梨树拍下的照片，二是在1993年他从临床死亡岛复苏之间的3分半钟，他在书里记录了那3分半钟和前后发生的事，平和，客观，真实。在书里，作者试图战胜死亡的恐惧。笔者很喜欢瑞典日报一篇书评的题目--《纳道什让我们记起死亡的孤独》。
六、巨大失败还是巨大成功
纳道什前后写了18年的《平行故事》，终于在2005年出版了，厚厚三部，总共长达1500页。第一部《喑哑地带》，第二部《黑夜深处》，第三部《自由呼吸》，总共又分了39章，每章都有分别的标题，其中有几章相对独立，可以当成短篇来读。小说里包含了许多个线索不同、错综复杂、平行发展、交叉叙述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主要从“一战”讲到东欧剧变（1914-1989年），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十分复杂，涉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莫哈奇和陶希托特村，德国的柏林、柏林的魔鬼湖、杜塞尔多夫、临近捷克边境的安娜伯格和一个编造出的城市--普斐兰，另外还有些情节发生在荷兰，小说提到的欧洲城市更是难以计数。小说里不同的故事并没有分开，而是穿插到一起，发生不同时空的不同故事，并非按时间顺序或情节关联相互网织，有的情节隔了许多章才继续讲述，有的根本就无始无终，有的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在一个章节并行发展。另外，诸多故事的主题也截然不同，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细分为家族小说、成长小说、犯罪小说、推理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心理小说……因此，书的内容很难用三言两语简单概括。
总之，作者把彼此独立、互无关联的许多故事以超出想象的方式串联到一起，这种串联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段都无法达到的。书中的人物多得难以计数，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载负着不同的记忆，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通过身体展现，又远远不止于身体。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笔者会选匈文版简介中的一句：“小说讲述了人们肉体的相互影响、相互诱惑、相互渴望和相互珍存记忆的宏大故事。”
《平行故事》在匈牙利出版后，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不仅是读者，评论家也一样。有人抱怨根本就没法读，数以百计的人物和纵横百年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头无尾，有的无头无尾；有人被大尺度、大篇幅、惊人细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情色描写惊得咋舌；有人连读几遍，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作者写作生涯的最高峰，是关于20世纪的史诗性小说。当地评论界也分裂成两派，老牌文史学家、评论家马尔古奇·伊什特万毫不掩饰内心的激愤，他宣称“这部小说是一个失败，一位大作家的巨大失败”;着名诗人、评论家楚尔达什·伽博尔则不吝褒词，称《平行故事》是“世界文学的杰作”.
不管别人怎么争论，他就像从科学院大礼堂的讲演台走下来时那样，“但最后我还是我，这是我的作品。”他回到贡博塞格的家中，对着窗外那株老梨树，继续写他的书，获他的奖。2006年他获得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和帕拉斯文学奖，被选为柏林艺术学院院士，还出了一本名为《六国日记》的散文集。
《平行故事》问世后的10多年来，先后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等十几种语言。美国作家亚当·兰格在《纽约时报》撰文说：“这部带有巨大的野心、令人惊叹地别出心裁、经常稠密得让人发疯的小说故意模糊掉历史、地理、文学和结构的边界。《平行故事》并没有真地试图讲述这些故事之间如何互动。它们时而聚敛，时而发散，时而重叠，时而交错，时而循环或返回到彼此，使之成为一部具有挑战性的非线性小说，这部书试图完成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即重现20世纪匈牙利人四分五裂、高压之下的生活体验。”
兰格认为，纳道什·彼特是当代文学的超级明星，可跟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从风格上看，他的小说则跟阿兰·罗伯-格里耶、安东尼·伯吉斯有相近之处。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不仅不是“巨大失败”,而是巨大成功，国外的评论几乎全是一边倒地盛赞，认为《平行故事》是国际文学迦南的重要作品。先有《记忆之书》，又有《平行故事》，更让纳道什在近10年来，每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选人物。
七、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
2014年初夏，当笔者跟纳道什先生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我开始翻译《平行故事》。老人高兴地问：在哪里翻译？在匈牙利还是在中国？因为据他所知，韩语、丹麦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们也在同时翻译这本书，他说有这么多的陌生人在世界各地用不同的语言为他的同一本书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既奇妙又可怕的感受”,加上已经出版的外文版的翻译，足以组成一个大家庭了。他邀请笔者去贡博塞格，并说很希望能有机会将大家聚在一起见一个面。随后，我们开始了邮件往来，他对我翻译中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没想到，纳道什的这个心愿很快得以实现。
9月28-29日，在匈牙利翻译之家负责人、诗人兼翻译家拉茨·彼特（RáczPéter）的筹划和组织下，在巴拉顿湖畔的巴拉顿弗莱德市专为《平行故事》组织了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十几位译者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对翻译这部书时遇到的问题和作为译者对这部书的理解进行了探讨，笔者也做了半小时的发言。拉茨先生还请来了多位评论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就《平行故事》做了专题演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听众多达上百人，几乎所有文学媒体都参与了报道。自然，研讨会的高潮是纳道什先生出场，他特意从贡博塞格驱车赶来，不仅接受了公开访谈，兴致勃勃地朗读了新作，还跟我们共进晚餐，下榻在同一酒店，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族长，跟我们聊过午夜。要不是大家担心他的身体，催他休息，他恐怕会跟我们熬到天亮。
对译者来讲，与作者交友至关重要，能在闲谈中围绕作品了解许多书页外的故事，不仅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对语言的把握，而且更容易完成从接近到走进作者的情感过渡。想来，译者要跟作者朝夕相处地共度3年，没有精神和情感层面的交流是很苦闷的，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喜欢翻译在世作家小说的原因。每译一本书，生活中就能多一位敬重的朋友。
在聊天中，纳道什提到，德国出版社曾想建议纳道什做一个能帮助读者阅读的人物表，纳道什说，他也想过，但不太可能，有些角色只在某个情节中出现，但也有名有性有面孔。的确，这本书里写了上百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红楼梦》里的还要复杂，如果要做人物谱也不能平面列表，需要做一个类似复杂分子式的立体模型。
我问纳道什，书里的人物有原型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他为了给这本书收集素材，先后阅读了200多本匈、德语作品，做了大量笔记，书中的许多人物、地点和历史事件都不是凭空杜撰的，每个人物都有可信性，但不等于说这是历史小说。纳道什一再强调，这是虚构作品，不希望读者对号入座。
关于小说的结构，不少人读后说“结构混乱”,“弄不清作者想讲什么”.纳道什对此有3种应对策略：一种是对付大众的，他说“世界本身就混乱不堪，我只是记录而已”;另一种是对付批评家的，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本以无终无果为基本结构特征的小说”;再有一种则对包括我们译者在内的理性读者的交心解释。他说，他之所以采用这种开放结构，是想藉此展现那些人的故事，那些也许从来都没有见过面，或仅是泛泛之交或擦肩而过，但还是对另一方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的人们的故事。他说为了刻画这样的关系，需要搭建这样的“混沌结构”.纳道什还说：“这种隐秘、隐性的关系在封闭的叙述结构中找不到位置。这表明，我不仅只能放弃封闭结构，而且还要回溯到古希腊最本原的混沌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意写一部跟19世纪小说写作传统决裂的小说，不是让读者被动地听作者讲故事，而是逼着作者去想，去想象。换句话说，读《平行故事》，比弄清作者想讲什么更重要的，是读者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想了什么，想象到什么。
1997年，《回忆之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苏姗·桑塔格曾称它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平行故事》上。实际上，可以把这两部书看成一部书，与前者相比，后者只是往身体的殿堂里走得更深。
八、凡是读过它的人……
《平行故事》的德语译本是2012年出版的，德国人对它的评价极高。着名女评论家伊莉丝·拉迪施说：“当下文学生活中一部鸿篇巨着。凡是读过它的人，都不再会是原来的自己。”笔者很赞同她的观点，她这话说明了这本书的力量。不过，笔者更乐于换一个角度用另一种说法：“凡是读过它的人，都会更接近原本的自己。”
翻译《平行故事》，是一种文学历险、历史历险和心理历险。在笔者看来，译书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译一本书，等于读百遍书，并可能成为除作者之外最懂这书的人。《平行故事》里物众多，但每个人物都孤独、绝望，完全没有快乐的能力。这一点也让一些习惯看“大团圆”的读者难以接受，就连身集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评论家于一身的拉德诺提·山多尔也忍不住调侃说：“这部小说的世界是如此缺少幽默，纳道什写它的态度太过正经，有时他的意愿变成了幽默。”不过，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的人类史，特别是中东欧历史，其中该有多少欢乐呢？笔者曾翻译过的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诺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一本文集，书名就是《欧洲的沉重遗产》，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祖国，家乡，国家，不幸的20世纪》。从时间上看，纳道什的这部巨着从20世纪初写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期间匈牙利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经历了纳粹大屠杀、布达佩斯围城战、1956年革命、苏联占领和高压专制，在这近一个世纪里，哪代人的成长的健康的？哪个人心里没有阴影？
身体文学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纳道什对性爱的狂热和虔诚，让人相信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有神的宇宙。读他描写的情色场面，就像让《撒旦探戈》的导演、以长镜头着称的塔尔·贝拉来拍《情人》中的一场床戏，长得令人疯，细得让人狂。然而，纳道什写身体绝不止于身体，而是我们身体对历史、家族、经历和关系的记忆。
总之，《平行故事》是一本绝对好看、但也绝对难读的小说，需要逐行逐字地读，需要我们像福尔摩斯一样将散落在书中的蛛丝马迹拼接成一条条平行线，需要我们耐心、细心并动用知识和各自身体的经验寻找平行线的隐秘交叉点。
笔者翻译的《平行故事》的第一部《喑哑地带》和第二部《黑夜深处》的繁体版已经由“漫步文化”在台湾出版，《喑哑地带》获得了台湾“2015年开卷好书奖（翻译类）”,目前正在继续翻译第三卷《自由呼吸》。《平行故事》的简体版将由“世纪文景”推出，预计第一部将于2016年夏天跟大陆读者见面。所以，在读者还没有读到书之前，笔者写这篇文章，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作者和读这本书的意义，等三部书全都面世之后，笔者会写更多知道、悟到的更多秘密……不过，即使读者们全部读完了1500页，仍会觉得作者还有2000页没写，或许正在写。两条向无限延伸的平行线，理论上不会交叉，但会在另外的维度里交叉，也许在书里，也许在书外。
纳道什先生曾在访谈中说，他是柏拉图主义的孩子，同时也是启蒙主义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