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作璋是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蜚声中外，在史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构建了以秦汉史研究为中心，涉及中国通史、历史文献学、地方史、运河史等多领域、系统化的研究体系。他跨越新旧两个时代，深受乾嘉考据务实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实际相结合的治史原则； 始终坚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 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治史理念； 始终坚持业精于勤和持之以恒的治史态度； 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治史宗旨，展现了老一代学者的治史路径与求真致用的史学精神。
关键词： 安作璋； 治学思想； 治学方法； 学术成就。
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史学园地里已辛勤耕耘 60 余年，成就斐然，以中国秦汉史研究为中心，对秦汉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并扩展到中国通史、历史文献学、地方史、运河史等领域。曾有人向他请教治史秘诀，安作璋回答： “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作不出真正学问的。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要经过热桌子与冷板凳的锻炼。”①这是他的谦逊之辞，亦道出了其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实际相结合的治学原则； 坚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 坚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治史理念； 坚持古为今用的治史宗旨，同样是先生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与方法意义上的法宝。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实际相结合的治史原则。
关于史家修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较为丰富的理论遗产。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就提出了“史家三长说”,即“才、学、识”.他认为：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k，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F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②刘知几明确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才能担当史任。这是他的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③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对刘知几才、学、识的史家三长说加以丰富与发展，提出“史德”素养，构成了“史家四长说”.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谓着书者之心术也。”①所谓“心术”者，就是说史家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自觉提升史学素养，成为良史者。
安作璋结合自身治学历程，对“史家四长说”这一中国优秀史学理论遗产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他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便是史识。这个正确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把握这一“史识”,安作璋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随着时代发展，历史研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论，但我们始终不能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史学研究就必然要走入歧路。二是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乱套，而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具体到秦汉史研究领域，就是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秦汉的历史实际相结合，以便探索出一条研究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罗马式的或其他形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途径，这是学习研究秦汉史的最根本的途径。②他曾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学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这个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安作璋治史先从秦汉经济史入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与指导。他在一次学术采访中就明言： “我研究秦汉史从经济史入手和当时我接受的新理论体系有关。当时我正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从经济基础开始，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是农业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是一个决定性的部门。恩格斯就说过，研究经济首先要从农业开始。古代经济基础的关键部门是农业，像中国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形成，基本上都是从农业开始的，因为中国是农业立国，……所以说，历史研究要从经济基础入手，经济基础主要是在农业经济，这是我选择从农业经济史入手的原因。”③安作璋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其理论指导就是马克思主义。《西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篇长文，是其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成果。该文通过分析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几个基本特征，结合秦汉历史实际，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即西汉应该是封建社会，但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来说，西汉还没有达到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而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初期或形成时期。④诸如《班固与〈汉书〉》（ 后又有增订本《班固评传---一代良史》） 、《秦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特点和历史作用》等论着⑤，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所作的史学研究。
前者，是对班固家世、生平，特别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作了客观梳理、分析和研究，体现了一位研究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后者，是对秦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客观分析了这一历史主体的历史作用，他在文末言道： “只有这样来认识秦汉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始终坚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
史学家司马迁的着述追求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变思想遂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这既体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又影响到史学撰述的宗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二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指通史编撰，二是指要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两者相辅相成，只有通过通史的编撰和研究，才能得出更加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规律； 反过来，以总体性特征和规律认识和把握每一社会形态或这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历史性。
安作璋的史学研究就呈现出这样的治史追求。正如他所言： “大家都知道我是专治秦汉史，实际上治秦汉史只是我研究历史的一个试验田，通过治秦汉史，我摸出了一点门道，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真正想研究的还是通史，就是通古今之变，这是我最后的目的。”①1986 年编撰出版了《中国史简编》，1993 年主编出版了九卷本（ 12 册） 《山东通史》，2001 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运河文化史》，2004 年主编出版了八卷本《齐鲁文化通史》（ 与王志民主编） ,2008 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济南通史》，这些论着都是“通古今之变”这一治史追求的重要体现。
就如何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安作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一是纵向的“通”,也就是弄通历史的来龙去脉，或者叫做纵向联系、逆向考察和顺向考察。具体来讲，首先要弄通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 其次要弄通前一个社会形态如何向后一个社会形态转变以及转变的环节； 再者要弄通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前一个历史阶段怎样向后一个历史阶段转变。二是横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种事物与其左邻右舍的关系，或者叫做横向联系。
这又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意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其次还要和处于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时期的外国历史相联系，进行比较，方能显示出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三是类通，也就是以类相从，逐类贯通。每个社会形态的每一项历史内容，虽然分散在不同章节，但又都是自成体系，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脱节，又便于使人认识和掌握每一类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规律。
安作璋的上述“通史”编撰思想与方法，是中国通史编撰学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除了这一史学贡献外，他对于区域通史或地方通史的编撰也有自己的思考，亦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为我们提供了地方通史编撰的成功范例。他从编撰队伍、体例、史料搜集、问题研究、成果吸收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于编撰新体系的构建和正确处理地方通史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山东通史》的编撰，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编撰的各种体裁的优点，分为通纪、典志、列传、图表四大部分，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山东地方通史体系。以上四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有详有略，详略互见，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山东历史的全貌。在处理山东地方史和中国通史关系方面，他提出既要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突出山东地方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对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只能作背景叙述，而集中论述其在山东地区的表现； 对山东地区特有的事件，除集中论述其本身内容外，也需简要论述其对全国的影响。
三、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治史理念。
任何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继承、吸收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其所产生的理论与方法。从大的背景来讲，就是要继承中国优秀史学遗产，如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重视历史遗产继承的传统，实录精神，史家修养，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经世致用等传统。同时，还要吸收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和世界文明发展趋向保持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国际史学界保持交流和沟通，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不做时代的落伍者。否则，我们的史学研究必将逐渐失去生命的活力。当然，我们对待国际史学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接受，尤其是不能被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史学牵着鼻子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地吸收，科学地改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继承、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安作璋多次指出，创新决不是无根据地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继承发展，对今日和以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他主编的《山东通史》的意义之一就是能为今后山东各专门史的研究起到一种导向的作用，这就是《山东通史》的创新之一。
如何才能创新？ 安作璋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第一，正确处理专与博的关系。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要想部部精通是不现实的，应该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规划而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这是重点。但有重点不等于取消一般，没有一般也就谈不上重点。治史贵乎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并不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就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仅要精通，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专与博是辩证的、统一的，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一条途径。
第二，调查研究，了解行情。一旦研究范围领域确定了，那就要对这个范围领域内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都应该有所了解，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这就叫了解行情。
安作璋还就了解行情的方法作了说明，即索引编制，并强调指出，闭门造车是很危险的。
第三，博采众家之长。安作璋认为，治史如学书、学画，要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成一家之言。
博采众家之长，不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别人的治史方法，取其所长，加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创新。他读大学时，就善于吸收导师张西山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路径，工作后又积极继承、学习马克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和理论认识。
第四，善于选择结合点和突破点。这一点对于史学研究创新至关重要。针对有人说秦汉史这个领域没有研究空间，安作璋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秦汉史虽然研究基础很好，也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但这个领域还是一片没有完全垦辟出来的荒原，仍大有用武之地。如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史、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历史人物、文献整理与研究、考古与文物等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课题。关键是要选择一些结合点和突破点，譬如秦汉博士制度前人已作了若干研究，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疑难问题了，但如果把博士制度与秦汉政治、教育、文化的关系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新的课题。《秦汉官制史稿》（ 与熊铁基合作） 就是安作璋关于秦汉史研究的突破口之一，这是受到邓广铭先生所谓治史“四把钥匙”（ 年代、地理、职官、目录） 的启示而产生的新课题、新成果。
安作璋所做的秦汉山东地方史研究，亦是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结合点和突破点。他曾指出，如果把秦汉史的研究和地方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但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且还有可能写出一部既有秦汉大一统背景下的共同性，又有各个地方的特殊性的全方位的丰富多彩的秦汉史。事实证明，这一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除了以上四点外，还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勤奋努力，以及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些都是史学研究创新的重要路径、方法和基础。这对中国秦汉史、中国通史的其他内容研究，都是很好的启迪和理论指导，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四、始终坚持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的治史态度。
安作璋曾提出，勤奋出成果，这是个真理。这既是他多年辛勤耕耘于史学园地的经验之谈，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凡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都主张三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这一认识，系统地阐释了历史学研究的史家素养之基本要求。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需具有研究历史的基本功，这便是“史学”.老一辈史学家所言的治史“四把钥匙”,就是入门的基本功。当然，仅有这四把“钥匙”还不能登堂入室，还需有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其他方面的基本功。
治史不仅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还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基本的功夫，还需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技能，这便是“史才”.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库中找寻到所需的材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以卡片为着录方式，是搜集资料的重要方法。搜集到的资料，还要进行辨伪存真。有了材料，就要进行分析与写作。写作也是一项更重要的技能。根本的要求就是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恶，这便是“史德”.
无论史学、史才、史德，都需要勤奋与坚持。
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好学问的。但这不是说要把所有精力全放在做学问上，生活上的诸多事情还是要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安作璋提出，要处理好整与零的关系。所谓“整”,就是专业方向或研究课题的整体规划，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要轻易改动，切忌见异思迁，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成。所谓“零”,就是不要贪图“一口吃个胖子”,一个整体规划决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应把它分解为若干具体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这叫“化整为零”.等到所有的小课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再归纳综合，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这叫“化零为整”.
从中学时代，安作璋就表现出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虽然学习环境恶劣，但毫不影响他对历史知识的渴望。反过来，历史知识中所包含的百折不饶的精神，又鼓励和激励着他的学习热情。考入齐鲁大学，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在图书馆、资料室或宿舍学习，晚上 12 点之前几乎没有睡过觉。这也是他成为当时能毕业的两名学生之一的很重要因素。刚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在完成教学之余，差不多写了近 10 篇论文，其中就包括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1955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汉史初探》，影响很大。除了师友指导与帮助外，主要是他自身的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起作用。
例如正是在大学勤奋学习外语，遂产生了 1957年撰写完成的专着---《两汉与西域关系史》。
从 1951 年工作至今，安作璋已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 60 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先生业精于勤、持之以恒治学态度的结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与敬佩。
五、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治史宗旨。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优秀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这一优秀遗产，是当今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人民服务，为现实服务，这是史学研究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安作璋多次指出，深入探索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才是治史的真正目的。
面对所谓的“历史无用论”,他不断反思与辩驳。他认为，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有助于正确认识今天和未来，有助于提高人们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文化素质，现实生活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历史具有难以替代的教育功能。
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在今天发扬光大。
安作璋十分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这一点可以说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对于安作璋所从事的山东地方史研究，原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苗枫林曾说：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把我们与古人之间隔开得非常遥远，但是，安先生却把这个遥远距离拉得近些再近些，并且不时地在他的书房里，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又言： “《山东通史》的编纂和出版，负有‘当国之龟镜’的责任，它理应唤起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科学地认识山东，开发山东，把山东重新推上祖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驱。它理应唤起山东人民的正确的自我意识，使命意识，奋斗不息，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去重新书写新一代山东人的光辉历史。”①这样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彰显了安作璋史学研究的现实生命力。
在安作璋看来，研究齐鲁文化，弘扬齐鲁文化的精髓，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秦汉官制的探讨等史学研究，同样呈现出安作璋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为通过秦汉官制的考察，使得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代及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走向。②在史学研究成果普及方面，安作璋充分利用历史这门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课程，有意识地通过若干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和成败得失等具体生动的事实和评价，使得更多的人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历史经验教育。他亦长期致力于传统道德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传统道德与精神文明》《说孝》《为国·为学·为人》等文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入挖掘研究区域的历史文化。
正如安作璋所言，只有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成一家之言。总结安作璋 60 余年史学研究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一方面是表达对一位前辈史学家治学成就的敬仰，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安作璋治史路径与求真致用的史学精神，共同推动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