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山西诗人共有109人,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地区,呈现出由晋北到晋南逐步递增的趋势,其形成原因包括自然地理、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在纵向上,大蒙古国时代与元代后期为两个顶峰.山西诗人身份广泛,他们积极参加元代的各类文学活动.代表性诗人元好问、张翥对元代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元好问还是元末文士追求独立品格的源头,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山西文学; 地域文化; 元代文学;
作者简介: 张建伟(1973-),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专业:魏晋南北朝金元文献与文化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北疆纪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ZDA281);
Abstract:There were 109 Shanxi poets in the Yuan Dynasty.These poets were from Datong,Taiyuan,Linfen and Changzhi,and the number of the poets progressively increased from north to south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geographical position,district division,cultural traditions,etc.The period of Mongolia and the late Yuan Dynasty represent two climax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oe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xi poets include(a)the poets were from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and ethnic groups,such as officials,hermits,women and monks;(b)the poets actively took part in a variety of literary activities.
Keyword:Shanxi literatures; regional cultures; literatures in the Yuan Dynasty;
0 引言
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中认为,山西在历史上非常重要,金元时期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1]谭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山西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注,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探讨了元代统治者的征服与统治给河东山西带来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2]乔新华《从"武"到"文"---宋元时期山西地域角色变化及其原因探讨》指出,山西在宋代因其为边防要地呈现的是浓重的军事色彩,而在金元两朝经济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3]赵改萍《元代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认为,元代的山西是北方全真教势力最隆盛的区域之一.[4]
涉及元代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的论着有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5],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6],但这些成果未能针对诗、词、曲等不同文体的作家,并且没有总结山西文人的特点.此外,还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到元代山西诗人群体,包括郭明《金末元初山西文人群体研究》[7]、覃芩《金元时期泽州文人群体研究》[8]、赵越《金代山西诗人群体研究》[9].
诗歌作为元人表达情怀和社交媒介最重要的载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够,还有开拓的空间.因此,探讨元代山西诗人的地理分布对于地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深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元代山西诗人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山西在元代主要为大同路(除了大同、朔州,还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冀宁路、晋宁路.本文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根据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进行统计分析.
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指出,"本籍文化"培育了文学家"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而'客籍文化',只能丰满、粗壮着他的枝叶"[10]19.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生成长之地对一个文学家的影响是要大过他的迁徙流动之地对他的影响的.基于此,在统计元代山西诗人时,对于祖籍山西而徙居他省的诗人,不将其列入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例如,张择祖籍为山西临汾,他家于湖南,流寓扬州.唐志大祖籍为山西太原,但是移居江苏.在统计元代山西诗人数量时,二人未被统计在内.
根据《全元诗》作者的统计,元代山西诗人共109人1,将元代山西各地区诗人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如表1所示.
表1中的河东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有过变化,先秦时期指今运城地区,唐代指晋南的临汾和运城两地区,之后经常作为山西的代称使用.[11]通过统计各地诗人数量,发现元代山西诗人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大同、太原、长治、临汾地区,由北向南呈现出递增趋势.
山西诗人的地理分布受诸多因素影响,可以从自然地理、政治因素、文化传统等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自然地理方面.从整体上讲,山西诗人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地区,呈现出由晋北到晋中再到晋南地区依次递增的趋势.这种情况与大同等地的文化发展是相吻合的.大同地区历来为中原与塞外的交界区,该地"俗尚武艺,风声气习,自昔而然".除了勇武之风,"大同虽涉边徼,商旅辐辏,以浮靡相炫耀",又是山西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士人劲直,率矜名节,饬廉隅,犹存忠厚之风."[12]505临汾和运城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其民不好经商而重农耕,农耕文化兴盛.良好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农耕物产在保障当地人民生活富足的条件下,为诗人创作打下良好基础.长治地区的文化在金元时期也不弱,元好问谈及科举的影响时说:"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13]674
其次,政治因素的影响.据《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元代大同路的治所在大同,太原路(冀宁路)的治所在太原,平阳路(晋宁路)的治所在临汾,大同、太原、临汾作为山西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人才中心.处在晋北地区的大同,由于位置靠北,临近蒙古而毗邻草原文化,因此,文化上不及太原和临汾.改朝换代对地域文化也会产生影响.据《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北宋时期,由于毗邻辽与西夏,山西为用武之地,民风刚悍朴直,勤于农织之业,善于治生.宋金易代,山西由边境变为金代的核心区域,其文化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晋北地区,比如代州的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县)、应州、忻州,在元代延续了这种发展趋势.
最后,文化传统对于山西诗人地域分布的影响也很重要.太原长久以来为山西的政治中心,《隋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14]860.这说明太原既有刚直强悍的风俗,又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在宋代,晋南的文化状况强于晋北,入金后继续发展,保持繁荣局面.平阳(今山西临汾)在大蒙古国时代成为杂剧中心,出现了石君宝、孔文卿、李潜夫等曲家.[15]
总体上,山西有唐尧之遗风,虽不免于俭啬褊急,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晋南地区.成化《山西通志》引《平阳府志》曰:"君子忧深思远,小人俭啬,甘苦辛,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绛人经晋伯之余,尚多勇敢.蒲、解邻秦,其人乃有秦风.隰、吉居山,其人多质朴信实,霍人与平阳颇类."[16]40晋南的临汾、运城地区向来重视文化,其性格质朴,好谋而深思,民风淳朴.临汾地区的诗人数量共19人,在山西诗人总数中占比最多,所占比重达到总数的近五分之一.运城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诗人七人,再加上河东地区的九人,临汾与运城共有35名诗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诗人的影响力来说也毫不逊色,活动于大蒙古国时代的河汾诸老中的大多数诗人都出自这一地区,元末诗人张翥也是临汾人.
2 诗人的历史分期及其原因分析
根据元代山西诗人的生平,按照元代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大蒙古国时代(1206~1259年)、元世祖至元武宗时期(1260~1311年)和元仁宗至元末(1312~1368年),山西诗人整体上呈现出两个创作高峰时期,即大蒙古国时代和元仁宗到元末.
2.1 大蒙古国时代
大蒙古国时代是山西元代诗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文化上,在遭受金末战乱之后逐步恢复,出现了雅集、诗社、唱和、同题集咏等.[17]蒙古、色目各族进入中原,这些北方民族豪迈不羁的文化以其原始性和开放性,给濒于僵化的中原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
大蒙古国时代,诗人众多是延续金代的势头,山西在金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18],词人数量在金代词人地理分布中占据第一名的位置.[19]山西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诗人数量方面,还有其诗人质量,如元好问、郝经与河汾诸老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人,代表了大蒙古国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2.2 元仁宗至元末
元世祖至元武宗时期,山西诗人相对沉寂,元仁宗至元末为山西诗人创作的第二大高峰,其中延佑开科的影响尤为重要.仁宗、英宗时期是"汉法"治国的鼎盛时期,虽然有泰定帝的蒙古风回潮,但是,到了元文宗时期,建立了奎章阁,征召了一大批文士,文宗与他们在这里鉴赏法书古器,汉文化在朝廷的影响达到顶峰.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也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因此,这一时期是元代诗歌的高峰.
山西诗人数量在延佑之后大幅度增加,与元代诗歌的发展走向是同步的.随着元朝统一全国,隔绝一百多年以后,南北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山西诗人加入了南下的队伍.比如,张翥随父宦来到江南,受业于大儒李存,又从仇远学诗.他诗名甚着后,游扬州,来学者甚众.阳曲人王守诚从邓文原、虞集游,大同人郭天锡至元年间宦游江南,寓居杭州,与廉希贡、鲜于枢、赵孟�\、乔篑成等人以诗文书画定交,其中,廉希贡出身高昌,为畏吾人.元末大量山西诗人南下,参与到玉山雅集、耕渔轩唱和、题郑氏义门等文学活动中,活跃在江南诗坛.
3 山西诗人的总体特点
山西诗人身份广泛,从民族看,包括蒙古、契丹和色目各族.蒙古弘吉剌氏也先溥化(1306~?),字西英,占籍平阳路太平县(今山西襄汾西).河西唐兀人孟�P,字天��,占籍太原.2历任翰林待制、南台御史、行枢密院判官等职.契丹人述律杰(?~1356年),名朵儿只,字存道,别号鹤野.祖上居太原阳曲,他世袭了万户之职,曾受命抚晋冀关陕,又出镇云南.
由于各民族混居,因此,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非常普遍.例如,崔斌(1223~1278年),字仲文,他本为马邑(今山西朔州)豪族,忽必烈在潜邸,就很赏识他.崔斌跟随阿里海牙攻克南宋,做了湖广行省参政、左丞,后为权臣阿合马所害.他的身上出现了蒙古化倾向,其蒙古名为燕帖木儿.《元史》本传说他"性警敏,多智虑,魁岸雄伟,善骑射,尤攻文学,而达政术"[20]4035.这说明崔斌既有武力,又兼文采,还擅长理政.
从身份看,山西诗人既有官员,也有隐士.诗人做官比例高达64.4%.这与福建形成鲜明对比,元代福建诗人有140多人,与山西同属第二集团,但是做官的诗人只有31人,占总数的22.1%,而且多担任学正、书院山长、儒学教授等学官,这是福建诗人作为南人政治地位低下的表现.[21]比较而言,山西诗人群体中有迁入的色目人,即使是北方的汉人,在仕进方面也优于南人.陵川人郝经、交城人张易、浑源人雷膺、屯留人李汝明、太原人郝天挺、怀仁人赵仁荣、赵城(今山西洪洞)人徐毅、临汾人王泰亨、汾西人傅岩起、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冯思温、阳曲人王守诚、高平人贾鲁等人都位列高位,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元代河北诗人90多人,数量上与山西相当,其特点略有不同,河北诗人在仕宦方面强于山西,尤其是出现了藁城董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三大汉人世侯,"在元初保护并征辟了大量金源文士,并与这些文士进行诗歌赠答活动"[22]50.但是从创作方面看,河北诗人的成就与影响力均不及山西.
从科举方面看,山西诗人中有进士九人3,占诗人总数的8%,与同为诗人数量处于第二集团的福建相比略少.福建诗人142人,有进士13人,占比9%.山西还有两位女性诗人,一人是元好问之女元严,夫亡后为女冠.在元代,作为女冠诗人,这一身份也是山西独有的.另一人为大同人刘宜,据《元诗选·癸集》壬集下,她为翰林待制刘翼侄女,张亨妻子,在元末动乱中做了烈女.
4 丰富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人因为科举制的废除而在仕进方面陷入困境,但正因政治宽松、没有科举分心,元人对诗歌极为重视.在元代,论诗风气浓厚,文人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兴起了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山西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下面分别论述.
4.1 同题集咏
同题集咏是元代盛行一种诗歌活动,杨镰先生说:"元诗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人群因赋咏同一个题目,而纳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圈."[23]624元代诗坛的同题集咏题目广泛,着名的有西湖竹枝词、上京纪行诗、佛郎贡马、题咏岳飞墓与岳庙、静安八咏、咏郑氏义门、咏余姚海堤等.
元代山西诗人积极参加各类文学活动,大蒙古国时代和元代后期是两座高峰.大蒙古国时代,元好问、刘祁与河汾诸老在山西举行了多次同题集咏与雅集,最引人注目的同题集咏是为刘祁的归潜堂题诗.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刘祁返乡作归潜堂,元好问、白华、麻革、高鸣等20位文人先后为归潜堂题诗,这一同题集咏反映了易代之际文人的出处观念.[17]
元代后期的同题集咏形式多样,题目更为丰富,有赞颂家族、官员、咏物、悼念名人、歌咏名胜古迹、书画鉴赏等.
浦江(今属浙江)郑氏自南宋至明代中叶,历经15世,同居共食长达360余年,被称为义门郑氏,屡次受到朝廷旌表,还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24].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冯思温作《咏郑氏义门》,诗曰:"忍字多书忆昔贤,浦江郑氏又光前.一门聚食数千指,九世同居二百年.家法有条知戒惧,宗盟无背水流传.白麟溪上檐楹外,题表峨峨耸翠烟."[25]诗人认为,浦江郑氏能够绵延200多年,主要在于推崇"忍"字,家规严格.阳曲人王守诚作有《义门曲》,河汾人张昌作有《麟之水》,赞美郑氏的孝义,颂扬其家族美德.
余姚(今属浙江)判官叶恒筑堤�I海,护卫百姓,太原人董幼安参与了歌咏其善政的活动,作《咏余姚海堤》,诗曰:"使君佐治余姚日,海曲为堤�I怒涛"[26],称赞叶恒的功绩.王守诚、张翥也有歌咏之作.
至正十九年(1359年),杭州太守邀请顾瑛赴杭州观赏梅花,未能成行,事后以"西湖梅约"为题征集诗歌,占籍太原的唐兀人孟�P就参与其中.
同题集咏还有悼念先贤与朋友的活动.至正中,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谢应芳为乡贤北宋宝文阁直学士邹浩修复墓园,并将诗人题咏编为《思贤录》五卷,其中收录了绛县人王兴祖、云州(今山西大同)人潘如告的《复邹忠公墓诗》.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今属浙江),元朝守臣石抹宜孙死于乱军之中.很多文人写诗悼念,并州(今山西太原)人易履作《挽浙江参政石抹宜孙》.阳曲人王守诚作《挽宋显夫》,怀念宋�.太原人牛时中曾作《曹文贞公挽章》,悼念友人曹伯启.
除了以上这些形式,为名胜古迹题诗也是同题集咏的一种.长子(今属山西)人元凯作有《登潞州德风亭叙并诗》,根据诗叙,河东人张瞻甫为潞州(今山西长治)知州,他治理有方,并于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修复了德风亭,元凯与郝唐臣等人陪张瞻甫登览游赏,作七律十首.本地人崔可举、高翔、高伯庸等都作诗庆贺.曾在山西为官的畏吾人�挠窳⒃�作《登德风亭诗》,阳曲人王守诚也作有《德风歌寄题张使君新亭》.这是发生在山西本地的同题集咏.
元末时,上海西侧静安寺僧人释寿宁,将寺庙中的七处名迹赤乌碑、陈桧、虾子潭、讲经台、沪渎垒、涌泉、芦子渡,加上绿云洞,成八景,汇集诸家之诗,会稽杨维桢作序并评点,寿宁编为《静安八咏诗集》一卷.晋阳人唐奎参与其中.
书画鉴赏与题咏也是元代流行的文化活动,弘州顺圣(今山西大同)人魏必复曾为马远《潇湘八景》等画题诗.太原人刘庸曾为赵雍《五马图》题诗,涑水(今山西夏县)人陈让曾作《题郑所南推蓬竹卷》,郑所南即郑思肖,为元初着名遗民,能诗,尤长于画.董旭作《长江伟观图》,山西人何九思曾为其题诗.建安(今福建建瓯)人黄介翁参与了赵孟�\为钱德钧所画《水村图》的题咏.并州人易履作有《题破窗风雨》.
4.2 赠答唱和
大蒙古国时代,山西人元好问、郝经、白朴等都与保定张柔家族有过交往,参加过这一家族的文化活动,郝经曾为张柔作《大宛二马》(原注:天厩所育,诏锡张蔡公).蒙哥汗二年(1252年)白朴游览顺天,曾为张柔妻毛氏作词《垂杨》《秋色横空》《摇落初冬》等.[27]796
河汾诸老之间多有诗歌唱和,比如房�与段克己、成己兄弟有交往,作《寄段诚之》.曹之谦在《麻信之为寿》中称颂麻革"卓荦英才块磊胸""浊酒数杯遗世虑,清诗千首傲侯封"[28]51.陈庾与麻革交情甚好,他曾作《送麻信之内乡山居》.段氏不但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多有唱和,而且还组织诗社活动,与金源文士集会唱和.诗社的地点为河津(今属山西)龙门山一带,其成员除了段氏兄弟外,还有杨彦衡、封仲坚、张汉臣、卫行之等十余人.[29]135
除了大蒙古国时代,元代后期为山西诗人活跃参加各类文学活动的第二个高峰,比如发生于山西境内的有"春日游晋祠"诗歌唱和.据清人方履�]《金石萃编补正》卷四,至正五年(1345年)上巳日,河东宪佥�挠窳⒂肜钍薄⒄胖粗械热擞卫澜�祠,并作诗词纪游.
山西诗人参与的文学活动更多发生在山西之外.河东人王恒元末流寓吴中,与柳贯、胡助、干文传等人为吴山之游.晋阳人冯思温、曲沃人刘尚质都为胡助离别赠诗.
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瑛组织的玉山雅集是元末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活动,这一雅集延续了十多年,杨维桢、倪瓒、袁华等200余人参与其中[30]57-59,太原人王楷参与了顾瑛组织的玉山草堂雅集,作了《题绛雪亭》,绛雪亭为顾瑛玉山草堂美景之一.河东人李元��、涑水(今山西夏县)人陈让也参与了玉山雅集,李元��还与倪瓒等南方文人诗词赠答.陈让所作《至正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听雪斋会集以东阁官梅动诗兴分韵赋诗得东字》,说明他参加了顾瑛至正十年(1350年)的一次雅集.
阳曲人王守诚、霍州人贺方都作有《送傅与砺赴广州教授》,送别傅与砺前往广州任职,这也是同题集咏的一种方式.
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月,太原人王凯与友人出游四贤书院,会集于姚琏之西轩,取苏轼《赤壁赋》十六字分韵赋诗,并由屠性写引,结为一卷,王凯也参与其中.
蒙元时期,蒙古、色目等各族从漠北、西域迁入中原,山西是这些北方民族的家族占籍地之一,在逐步汉化的过程中,这些家族也涌现出了不少诗人.比如,信仰伊斯兰教的萨都剌,他的祖上占籍雁门(今山西代县),他的文集就以《雁门集》来命名.再如,蒙古弘吉剌氏也先浦化,为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
元朝归入汉人的还有契丹、女真等民族.述律杰,字存道,号鹤野,契丹人.祖上居太原阳曲,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他是元代着名将领,战死沙场.述律杰能诗,多于文人交往,他出镇云南时,虞集、吴师道、许有壬等十余人都写诗相送.曲沃人靳荣也参与其中,他的《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说:"飘萧白发老书生,横槊哦诗万里行.蛮貊望尘无敌国,朝廷赖汝作长城."[31]326诗歌赞美述律杰文武全才,预祝他马到成功.
除了山西本地的北方各族诗人,汉族诗人与其他民族诗人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交游唱和.临汾人王士元曾作《吉州道中用�挠窳⒃先�首》,�挠窳⑽�高昌维吾尔族人,�氖衔�元代知名的华化家族,家族出了九位进士,在元代首屈一指.[32]元代形成了多民族文人以诗词书画为媒介的交友圈,山西诗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来复(即见心和尚)曾将与自己交往的170多人的诗文作品编为《澹游集》,占籍太原的河西唐兀诗人孟�P就是其中之一.曲沃人张士明也有赠答来复之诗.与僧人交往的还有河东人唐巩,他于至正中与嘉兴水西寺释克新交游唱和.[33]
徐达左的耕渔轩是元末明初着名的文人游览汇聚之所,太原人王琏与徐达左交游,加入了耕渔轩之会,他的《春日过溪山访良夫先生》《奉寄良夫先生》分别被徐达左收入《金兰集》卷二和卷四.
5 山西诗人的文学价值
与元代其他时期相比,大蒙古国时代战乱频仍,文人流离失所,不属于文学发展的高峰.但是依然有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蒙古、色目等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文学的新活力.第二,文士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追求,那就是温柔敦厚,元好问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第三,文学俗化倾向.处于金元过渡阶段的大蒙古国时代,正是散曲与杂剧步入繁荣的关键期,山西人元好问、白朴等人都属于最早的元曲作家.[17]
多民族文人雅集是元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同题集咏也是元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现象.在大蒙古国时代,这些文学现象都已经具备雏形,在山西发生了归潜堂集咏和河汾诸老诗歌唱和,山西诗人是大蒙古国时代重要的文学活动参与者,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元代后期,多民族文人雅集与同题集咏更为频繁,形式也更为丰富,山西文人也积极投身其中,这是山西诗歌除了大蒙古国时代之外的另一个高峰,成为元末诗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诗人数量,还是诗人的影响力,山西比不上浙江、江西.浙江出现了赵孟�\、戴表元、袁桷等重要诗人[34],杨维桢的铁崖体引领了一时风尚,他成为诗坛盟主,金华文人群体在元代文学与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5]"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36]具体表现在,程钜夫促进了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吴澄主张理学的宗朱融陆,江西龙虎山玄教在宗教占有重要位置.程钜夫、虞集等人立足于元代的多元文化融合,推动了元代文坛平易正大风格的形成.
山西的代表诗人元好问、张翥虽然没能通过馆阁影响文坛风气,但通过交游、着述等方式,同样对元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大蒙古时代的文学深受元好问的影响,无论是山西的郝经、河汾诸老等人,还是山西之外的王恽、刘秉忠、、阎复、杜仁杰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元好问的沾溉.杨镰先生说:"元好问处在金元诗的结合部位.是金诗的巅峰,元诗的起点."[23]223甚至元人选元诗也受到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影响,虞集想仿效《中州集》,编选《南州集》,他为蒋易编选的《皇元风雅》作序就提到《中州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顾瑛编选《草堂雅集》仿照了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为诗人作小传.[37]158-159
晋宁(今山西临汾)人张翥交游广泛,他早年去南方求学,曾从学于李存、仇远等人,他仕宦显达,为文坛名家,与沙剌班等各族文人交往甚密.张翥可考的交游对象有大都官员10人,江南文士11人,其中既有提携帮助他的前辈师长,也有游览唱和的诗友和追随他左右的晚辈.[38]张翥南北游历使得他的诗词烙上南方文化的印记,也在南方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杨镰先生认为,张翥"是打破南北分野的诗人.他身在江南,而不受'铁雅体'影响;在朝中任职,而没有熏染馆阁气息.早年学诗于仇远,所作以清润稳妥,格调不俗着称.后期久居大都,与馆阁诗人周旋往还,古诗得元白张王遗意"[23]322.对张翥评价非常高.
元好问论金后期诗人时多次提到"以诗为专门之学",这与女真民族政权有关,是金代诗人身份独立的标志.[39]元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方面,文士政治地位低,仕进道路艰难,导致与政治疏离.另一方面,文士又享有宽松的文化环境,没有文字狱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文学生态导致了文士淡化了对朝廷的责任感,各种思想都可以流行,反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诗歌的繁盛.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士的独立品格逐步形成.[28]虽然文士追求独立品格突出表现在元末,但是其源头是金末元初的诗人元好问.比起诗坛风气,这方面的影响是隐微的,却关系到文士如何看待自身价值,因而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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