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者鲁枢元认为， 生态学大体上包含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三个研究对象。基于此， 生态批评探讨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人与社会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三层关系。《天堂的小鸟》中， 主人公们所栖居的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自我内在的精神生态状态契合了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三分法， 从而为读者整体呈现了一幅当代美国不和谐的自然生态、异化的社会生态和病态的精神生态画卷。而故事的结尾却透露出了作家力图营造一幅生态和谐画面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天堂的小鸟》； 生态批评；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1978年， 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 在其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这一专业术语， 从而开启了生态批评理论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经历了更多欧美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多次有关生态批评的会议召开后， 生态批评才作为一种新式的、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学文化批评流派在欧美最终得以确立[1].由此可见， 生态批评这一流派的出现和确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和过程， 而对于“生态批评”这一词语在文学上的运用范畴， 中西方学者则有着不同的见解。美国学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认为， 生态批评与生态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是以地球为中心来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2].中国学者鲁枢元则认为， 生态学大体上包含三个研究对象， 即“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3].基于鲁先生的生态三分法， 生态批评探讨的关系就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人与社会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三层关系。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被誉为“女福克纳”和“美国的巴尔扎克”,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欧·亨利奖、法国费米纳文学奖等多项奖项， 已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迄今她已出版一百余部作品， 《天堂的小鸟》是其2015年出版的第57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一起谋杀案开场， 通过倒叙和多视角的叙事手法追述了该起谋杀案牵涉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本文借助鲁先生的生态三分法来解读该作品， 发现作品中主人公们所栖居的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自我内在的精神生态状态契合鲁先生的生态批评三分法， 有助于引领读者看到当代美国一幅不和谐的自然生态、异化的社会生态和病态的精神生态画卷。
1《天堂的小鸟》中不和谐的自然生态
欧茨的大部分小说中， 直接描写纯自然生态的场景不多。《天堂的小鸟》中涉及到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描写， 零散地穿插在故事的叙述中， 并且都打上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烙印。第一个自然生态场景出现在小说第一部的开篇处---
11月的一个傍晚， 我们沿着一条位于纽约州南金玛郡西斯巴塔市偏南方向的河流---黑河在雾中行驶。很长时间以来， 蜿蜒流淌的黑河一直笼罩在雾中。雨中， 一股带着金属垃圾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们， 斯巴塔的儿女们， 永远的儿女们， 无论在什么年龄， 都一直与这些气味相伴， 陪伴着这些气味、烟味和酒精生活。我们已经不感觉这气味难闻， 相反， 这些熟悉的气味对我们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诱惑力。[4]1
小说开篇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显然夹杂着人类活动的痕迹， 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已经让纯洁的河流变成了黑河， 就连空气中雨的味道也带有了金属垃圾的臭味。
第二个自然生态场景的描写， 出现在当克丽丝塔的父亲爱迪被卷入佐伊之死的案件中后， 克丽丝塔出于孩子的好奇和冒险心理， 一个人跑到了佐伊生前在外漂泊的地方---
漂浮着黑水的河流携带着乔托瓜与布法罗铁路站场的化肥恶臭流淌， 大功率车辆轰鸣刺耳的噪音使空气颤抖， 户外工作的人们声嘶力竭， 发出的笑声在空气中飘荡， 既有愤怒也有无奈。铁路站场把河边的土地用围栏圈了起来， 有几英亩之广。站场之外是位于丹佛街的旧火车站， 已经废置10年之久。站场旁边有一座废弃的碎砖建筑， 大约有一辆货车那么大， 窗户上花哨的镶边用木板钉死了， 墙上到处都是涂鸦和污言秽语， 充满神秘符号的气息无处不在。在废弃的火车站便道上， 满地碎玻璃， 空气中飘着屎尿的恶臭……[4]92
如果说第一个场景中， 读者还能感受到自然相对独立的存在， 那么在这第二个自然场景中， 自然显然已经逐渐退居幕后， 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及其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严重污染了自然， 这种熟悉的散发着人类文明恶臭的自然环境， 在欧茨其他小说中也能见到， 如《掘墓人的女儿》中。
第三处有关自然生态的地方， 出现在小说中第二部分。跟随佐伊的儿子亚伦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一处垃圾填埋场---
在到处垃圾的地方聚满了觅食的鸟儿， 即使你在路边也能听得到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 像在争抢什么。这些鸟中有乌鸦、海鸥和土耳其秃鹫。土耳其秃鹫是保护动物， 人们通常叫它食腐动物……大龄男孩子们会骑自行车来这里用22口径气枪砰鸟。亚伦喜欢用“砰”这个词来形容打鸟， “砰”指的是恐怖， 是伤害， 用可怕的射杀去残害生物。假如有一天亚伦有枪的话， 他也会去“砰”鸟的。[4]238
如果说在前两处有关自然环境的呈现中， 读者是间接感知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状态， 那么在第三处描写中， 读者可以说是直接目睹了人与自然的正面冲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我心雀跃》一诗中提到“儿童是成人之父”, 天生拥有一颗纯净之心， 一颗热爱大自然的心灵[5].就读初中低年级的亚伦， 本该是一个拥有一颗热爱大自然中鸟类之心的纯洁小男孩， 却在大龄男孩子们“榜样”的力量下， 也学会了如何去伤害自然中的鸟类。这种现象不得不使人心生余悸， 反思孩子们到底怎么了， 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小说中第四次描写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第三次类似， 主人公仍然是亚伦---
有一次， 他捡到一只从树上鸟窝里掉下来的骨瘦如柴的雏鸟， 它的妈妈大知更鸟在他头顶上扑打翅膀凄厉地尖叫。他想， 是把雏鸟用手撕了呢？还是爬到木材堆上把它放回巢里？他拿不定主意。就在他打算把雏鸟放回巢里的时候， 大鸟凄厉地叫着向他头顶俯冲下来， 危险极了。还有一次， 他无厘头地把一只小乌龟踢出道路， 踢下堤岸， 龟壳是不是在石头上摔烂了？他才不理呢。他希望有一把气手枪， 最好是22口径的步枪。[4]252
同样是人与自然的正面冲突， 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逆来顺受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出于爱子心切， 鸟妈妈奋不顾身冲向亚伦救小鸟；而面对愤怒的自然， 人类也会心生余悸， 思考着是否作出退让。令人遗憾的是， 人类最终还是一意孤行， 继续着对大自然的伤害， 持续与自然为敌。
小说的结尾处呼应开始处， 再次描写了咆哮奔腾地穿过斯巴塔的黑河， 岸边的码头、船坞， 仓库磨坊， 同时也展现了街道上车辆装物卸物的繁忙景象， 储油罐和漂浮油花的水池， 以及炼油厂和高耸入云的炼油烟窗上如蛇吐信的火焰。这种以人类为中心， 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发展的方式， 产生的后果是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我们经常说“损人利己”, 然而在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中只能是“害人害己”.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的自然生态异化状态， 势必对人与社会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造成不良影响， 为后续人们在家庭婚姻、社会交往、法律不公等各方面遭遇的挫败， 以及个人生存的苦闷、吸毒酗酒、暴力等行为埋下祸根。
2《天堂的小鸟》中异化的社会生态
《天堂的小鸟》中异化的社会生态， 主要从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层面体现出来。社会方面， 其氛围令人堪忧， 给人一种混乱和不安全感。我们看到废弃的火车站便道上， 满地碎玻璃， 同时闻到了空气中飘着屎尿的恶臭。我们还看到常常有神秘的人群出没于此， 这些人大都是乞丐、流浪者或衣衫不整、用破毛毯胡乱裹身的无家可归的人。间或，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20郎当岁的年轻人， 可能是中学男生， 浅黑色的皮肤看上去像印第安人。每逢夜幕降临， 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买卖毒品， 当场吸食“思必得”“结晶迷思”, 追寻迷幻刺激。克丽丝塔的哥哥本不屑地称这些人为“瘾君子”“玩粉者”“吸毒人渣”[4]92.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类毒品在斯巴塔的女人和姑娘中间被视为减肥珍品。高中的啦啦队员们、医院的护士们、家庭妇女们， 甚至老太太们， 都对这些毒品趋之若鹜。而快速丸则是在劳动阶层的中年妇女中最流行的毒品， 她们希望通过吸食快速丸来保持迷人的身材和活力。这种社会生态现象反射出了社会大环境的恶化：首先是衣不果腹、无家可归的边缘人群的大量出现， 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下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其次是本该待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却混迹于成人的毒品交易区域， 展现了美国社会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弱效应；最后是隐藏于美国社会自由、平等和民主面纱下的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男权思想。
小说中的种族歧视既有显性的， 也有隐性的。小说中提到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签订了条约， 强迫其聚居在离斯巴塔北部几里路的塞内加印第安保留地， 而“这个地方崎岖不平、不宜人居”[4]12.书中还提到佐伊的丈夫德莱尔的一个堂兄弟卷入了一宗二级过失杀人案， 这种案件如果在保留地外可能被认定为二级谋杀。而对于保留地的人， 警方并不会有一丁半点的关注， 认为只不过是“一个印第安醉汉杀了另一个印第安醉汉， 仅此而已。然而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把白人踢死， 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4]109.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明文规定把印第安人圈定在不适合人住的保留地内的做法， 彰显的是明显的种族歧视政策， 而法律判决上的偏差， 则隐含着种族歧视的因子。美国社会中这种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 造就了不同种族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激起了受歧视者的反抗意志。如纽约土生土长的6个部族子孙， 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对高加索受益者们实施报复， 于是， 跟随克丽丝塔来到佐伊生前租住屋所在的街区。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印第安长相的12岁左右的推着一辆婴儿车的女孩对克丽丝塔的突然到来的敌意， 眼神里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白妞！白猪！狗屎白妞， 来这里干什么？”[4]94显然， 这种社区内有色人种的“恐外”心理， 是美国社会中长期以来种族歧视导致的后果， 种族的不平等和赤裸裸的法律歧视， 让美国社会中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再处于和谐状态， 于是乎双方对对方都怀有敌意、不满和仇视心理。在这种情况下， 克丽丝塔的母亲让克丽丝塔和哥哥本远离印第安人亚伦的叮嘱也就不足为怪了。小说中， 社会生态的恶化除了显性和隐性的种族歧视外， 美国法律方面存在的徇私枉法和不公正现象也归属其中。例如， 杀害佐伊的凶手富人安顿因为有“警察局长”这样的朋友， 虽然事发之时有人将其名字报给了探员， 可是之后却没有了下文， 致使通奸者爱迪和死者丈夫成了替罪羊和重大嫌疑犯。这种上层社会中的权与钱的合谋现象让身处其中的无权或无钱的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们无力反抗、无法逃避。
《天堂的小鸟》中的学校教育没有试图改变社会生态带来的不良影响， 没有试图挽救问题学生的治疗措施， 也没有去了解问题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当学生犯错， 如违反校纪校规， 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正常秩序， 并对学校的权威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威胁时， 学校采取的直接做法就是把问题学生开除， 推向社会。欧茨小说《狐火》中也是这种做法。然而我们看到， 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反而加剧了社会生态的恶化。小说中叙述到长大后的亚伦 （即克鲁尔） 颇受年龄大一些的家伙们的尊敬， 他们有些来自保留地， 有些住在离奎利路不远的斯巴塔北部郊区， 也有一些是他的邻居， 这些人都是像他一样的男孩子， 他们的父亲都像亚伦的父亲， 如采石工、建筑工、货车司机、焊接工、工厂工人和技术工人。这些男孩子和克鲁尔一起分享香烟、大麻烟、啤酒甚至威士忌。课间休息时， 他们有时候会在男厕所和走廊上从口袋里掏出还带着体温的罐装啤酒， 迅速、肆无忌惮地往嘴里灌， 往往因此呛进鼻腔。这些行为足够引起学校注意， 足够被学校开除的条件。他们抽烟， 从小学开始。如果买不起结晶安非他命这样的毒品， 他们就买便宜的塑料瓶装胶水， 把胶水藏在纸皮袋里凑在鼻子上吸。胶水味儿冲入鼻腔， 使人出现病态的晕眩进而使人产生“泡芙”的感觉， 一种致命的“泡芙”, 据说会把脑子烧坏。他们和别的男孩子打架， 向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好”孩子们寻隙。他们精力过剩， 像一群流浪狗毫无目标地到处瞎逛， 在公园长凳上洒漆， 打烂窗户， 给轮胎放气， 无所不为……他们在垃圾填埋场射杀受保护的鸟类， 扑杀松鼠、地鼬、浣熊、流浪狗以及小猫[4]247-248.像亚伦这些孩子的行为最终带给他们的结果就是被学校开除或者自己退学。亚伦先是被留级， 后来高中没毕业就被学校直接开除。等待他的后果是去父亲的修理厂打工， 在成人世界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学会了酗酒、吸毒、滥交、斗殴等不良习气。
《天堂的小鸟》中， 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反映出了现代夫妻关系的异化， 外显为婚姻伦理道德的丧失。小说中的两个家庭原本都是完整的家庭， 一边是克丽丝塔的父母爱迪和鲁西尼组建起的育有一儿一女的家庭， 父亲在建筑公司上班；另一边是德尔莱和佐伊组建的有一个儿子的家庭， 父亲开了家修车铺。原本和和美美的两个家庭， 最终却因爱迪和佐伊的通奸而落得家毁人亡、两败俱伤的境地。爱迪爱上佐伊是爱上女方的美色和性感， 以及婚外情带来的刺激；佐伊爱上爱迪则是爱上对方不错的经济条件和男性对女性的阿谀奉承。这种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反映出了社会的不良风气， 揭示出了人们追逐金钱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空虚。爱迪的妻子鲁西尼经常在非公开场合对人说她从来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虽然和这个男人生活那么些年， 还有了两个孩子， 但是我从来不了解他的心。”[4]16丈夫爱迪也心知肚明， 是他背叛了妻子， 背叛了家庭。“除了佐伊， 他和别的女人也有露水关系”[4]113.这种夫妻关系的异化使人联想到当代科幻小说大师雷·布拉德伯里的经典作品《华氏451》中妻子督促丈夫给自己买第四台电视， 想把自己围在其中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的滑稽场景， 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着名诗人马修·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中所描绘出的婚姻中夫妻关系极度缺乏精神和感情交流的异化画面。我们看到， 父母是失败婚姻中的直接受害者， 孩子则是间接的受害者。在这种充满冲突的异化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由于缺少父爱或母爱， 心智和心灵都与正常的和谐家庭氛围里成长的孩子有所不同。小说第四部分中， 这两个家庭中三个孩子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及其各自作出的反应就是例证。
3《天堂的小鸟》中病态的精神生态
《天堂的小鸟》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是不和谐的， 在此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下， 人物的内在精神生态也是消极堕落、萎靡不振的。下面， 我们将聚焦在两代人的身上来展开讨论。
作为父亲的爱迪， 家中有妻子照料着两个可爱的孩子， 然而他却从家人处寻不到满足感， 而是想尽办法找机会去吸引别的女人的注意。当和佐伊发展了婚外情， 对方被人谋杀后， 他也就惹火烧身， 不能全身而退， 其结果是毁灭性的：警方立刻把他列为头号嫌疑犯；妻子得知后也立刻与他一刀两断， 将其逐出家门；公司也因他多次不上班和私人作风带来的不良影响将其开除。此时身陷囹圄的他内心感受到了家人对他的重要意义。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并能见到心爱的女儿， 他不惜持枪冲破法律对他的禁令， 把女儿作为人质带到一个旅店逼迫其妻来见他。可悲的是， 妻子不愿前来相见， 拨打了报警电话， 其结局是“地方执法官临时组成的枪队在10秒钟内莫名其妙地对着他连射18发子弹， 置他于死地”[4]1.
再说佐伊。她性感、漂亮， 是一个有自己的乐队伴奏的乡村西部音乐歌手。生前曾经是一个嗜毒者， 海洛因吸食者。佐伊的女朋友杰奇曾说：“我们喝啤酒， 喝得烂醉如泥， 我们抽大麻， 抽得死去活来。只要出去做脱衣舞娘， 佐伊就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脱衣舞会上的有钱男人多得是， 就是所谓的嫖客。”[4]102在过上这种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导致被杀之前， 佐伊家中曾有崇拜她、爱她的丈夫和儿子， 而她却嫌弃这个贫穷的家庭， 想要通过个人的魅力和努力摆脱这个命运。于是她一意孤行， 与丈夫分居， 到西弗利街349号租住， 以此方便她到处结交男性。在选择交往对象时， 佐伊不管对方的长相、是否有家室， 一个条件， 只要有钱或有权就行。她原本是想借对方的经济条件和关系帮助自己组建的黑河乐队发展壮大起来， 以期实现她的脱贫致富和成为艺术家的梦想。然而， 她的一味追求金钱的价值取向和滥交异性的行为， 以及依靠男人实现梦想的思想， 注定了她的悲剧性结局。故事的第三部分快结束时， 佐伊生前的女友杰奇在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时， 对佐伊的儿子亚伦和爱迪的女儿克丽丝塔道出了佐伊真正的死因：佐伊本来和一个叫安顿的有钱有势的男人正在交往， 后来当她打算和一个“企业家”去维加斯发展她的乐队的事被安顿知道后， 安顿不愿放手， 于是直接到租住屋子将其残忍杀害。
年轻的一代中， 克丽丝塔因为缺乏父爱和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初中时就表现出了自虐倾向。在斯巴塔中学的课后篮球赛中， 初中部的克丽丝塔身材瘦小、体重不到106磅， 她本可以选择和自己年龄相近、身材相仿但技术不如她的女同学玩， 但是她却故意选择和高年级的来自塞内加印第安保留地的女孩子们一起玩。“这些女孩比克丽丝塔要大4到5岁， 体格高大粗重， 打球时故意冲撞克丽丝塔或者猛拽其马尾辫， 致使克丽丝塔失去平衡、重摔在地， 有时半天爬不起来， 有时摔得鼻青脸肿甚至流血， 有时大面积擦伤或者一瘸一拐”[4]12.即便如此， 克丽丝塔还是愿意和这些女孩子们在一起玩， 这不得不说是有自虐或者是受虐倾向， 也可能是她内心孤独感的一种发泄方式， 因为这样， 离家的父亲可能会突然在球场边出现看她打球， 然后开车把她接走。克丽丝塔对父亲的思念让她感到孤独和心里刺痛， 就连做梦也会突然醒来。哥哥本也有类似感觉。不同的是本对父亲的依恋由爱生恨， 后来拒绝再见父亲， 也不愿跟伤心欲绝的母亲和孤独的妹妹多呆在一起， 放学之余， 宁愿选择在杂货铺兼职或做其他的兼职工作， 以便尽量多存一些钱有朝一日能逃离这个令他厌恶的地方。等上了高中， 克丽丝塔就和一些大点的女孩在一起， 不愿去学校上课， 有时和男孩子们在一起吸食大麻或其他毒品甚至玩两性之间危险的游戏。有一次在吸毒后被一个男孩子丢进火车厢差点丧命， 幸好亚伦及时出现救了她。克丽丝塔这种精神上的苦闷和危险的发泄方式， 除了受社会生态方面不良习气的影响外， 与父母间的矛盾及离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说亚伦。母亲佐伊的离开让幼小的他无所适从， 只感到凄凉和愤怒， 觉得“佐伊把光和热从他睡的床上吸走了。他觉得气温陡然下降， 佐伊的缺位带来寒意， 空无一人的房间冰冷， 使人难以入睡”[4]231.亚伦一直以来很爱母亲， 对其充满了崇拜感， 母亲在其心中是美丽能干的好妈妈。当母亲决然与父亲分居离开家去外边租住时， 亚伦一时难以适应， 突然感觉整个家里的空气都是冷冰冰的了。虽然如此， 他仍然爱着母亲， 渴望见到母亲。比如有一次， 不到13岁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留级生的他， 去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哈尼斯通奶品店找母亲， 结果引起老板娘阿黛尔的嫉恨、恐慌和攻击。亚伦为了自卫和维护母亲的形象出手打了老太太几下， 结果被斯巴塔警局记录在案， 罪名是涉嫌人身攻击、企图抢劫、威胁人身及财产安全。而母亲佐伊死时的场景给亚伦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小说描写亚伦在母亲租住房内目睹的场景是， “一个半裸的女性尸体倾侧在破床外边， 一条血淋淋的手臂横在地上， 好像在摸索什么……”[4]225.每当亚伦回想起他第一次经历的这种恐怖时刻， 感觉就好像有一种东西直冲向他， 冲向他的脸， 像蝙蝠一样的黑影要吞噬他， 使他眼前一片漆黑， 腿软打颤地整个人跪在地上， 双腿抖抖索索。他坚信自己当时闻到了母亲的尸臭味。自此后， 亚伦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暴力的倾向， 轻者如自然生态部分对鸟类和动物的恶意攻击， 重者先是在学校打架， 有“冒犯”和轻度攻击行为， 后来发展到对克丽丝塔的哥哥本的跟踪、暴打， 以及言语上的侮辱和恐吓。再到后来上高中时， 竟然与同学发生混战， 起因只是因为有两个同学看到他时好像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味儿， 就啐了一口痰。混战的结果是亚伦被斯巴塔警方带走， 罪名是攻击、扰乱秩序以及抗拒逮捕。从此， 亚伦被斯巴塔高中永久除名， 回家在父亲的修车铺打工。长大以后的亚伦， 吸毒成了家常便饭， 女伴也不少， 在有家有室后也在外找别的女人， 他的生活显然与其父辈们的并无二样。
4 结语
《天堂的小鸟》一书反映了作家欧茨一贯对现实主义的关注点， 对美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揭露：悲剧性暴力事件， 紧张的家庭关系， 女性梦想的破灭， 大男子主义对女性的粗暴， 迷恋吸毒和性爱的青少年等[6].自然、社会、精神是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的体系， 自然生态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状态， 而人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状况除了相互影响外， 反过来又作用于自然生态， 或促进或阻碍其和谐发展。鲁枢元提出的关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生态三分法， 为本文对欧茨小说《天堂的小鸟》的解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让我们看到作品中美国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精神生态环境的异化。自然生态方面， 人与自然之间充满冲突，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 大力发展科技， 给自然母亲带来了满目疮痍的伤害， 纯洁健康的生态环境不复存在；社会生态方面， 受自然生态恶化的影响， 社会风气不良， 夫妻之间缺乏交流诚信， 婚外情、通奸现象盛行， 青少年吸毒、性交、暴力犯罪成为常态；精神生态方面， 受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 大多数人物的精神生态整体处于不良状态， 已婚男性要么萎靡不振、借酒消愁， 要么寻求婚外情的刺激， 已婚女性追求物质享受、滥交异性， 青少年则以自虐、吸毒、性交、斗殴等方式来排泄内心的孤独和苦闷。这些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弊病又反过来加剧了自然生态的恶化。
整体来看， 《天堂的小鸟》给读者呈现的是一幅生态系统的不和谐状态， 然而在不和谐的外表下，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的用心之处， 即在使人警醒的同时， 试图努力构建一个生态系统和谐的世界， 让人与自然能和谐共生， 人与社会、人与人能和谐共处， 人与自我能和谐统一。小说的结尾处， 如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中的乔治·威拉德最终离开他长期生长的温士堡镇， 去别的城市寻求他的作家梦一样， 更似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埃斯佩朗莎怀揣着有朝一日离开她记忆深处的芒果街区， 去往远方逐梦， 其目的如她所言， “他们不会知道我的离开是为了回来， 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 为了那些无法走出去的人”[7].《天堂的小鸟》中， 已是成年人的克丽丝塔已经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在远离斯巴塔的皮克斯齐耳城市， 克丽丝塔作为一名协办律师志愿者， 专门替像他父亲爱迪或亚伦父亲德尔莱那样的人， 被法律误判或错判的又没有条件申诉的男子翻案。当杰奇临死前为了让自己的良心不再遭受煎熬， 打算把佐伊的真正死因告诉克丽丝塔和亚伦时， 命运再次把她和亚伦召唤在了一起， 二人34年后的再度重逢， 再次点燃了两性间的激情， 感觉不会再爱的克丽丝塔沦陷在了亚伦狂野的男性魅力下。然而， 激情过后， 克丽丝塔在对方沉沉入睡后迅速、果断地离开了酒店的房间， 独自一人在夜雾中开车离开了斯巴塔， 去往皮克斯齐尔。这个结局表达了作家对生态所持的美好意愿， 克丽丝塔的职业体现了她为改善社会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努力， 克丽丝塔与亚伦的激情碰撞彰显了自然生态的美好与活力， 而克丽丝塔的抽身离开则表现了女性精神生态的成熟， 不愿再重蹈覆辙， 走父辈们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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