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风回梦记》具有独特价值。叙事方面，它继承晚清狭邪小说的叙事模式，加入第三者，增加了叙事魅力；人物形象也具有新的内涵。小说既表现了新的情爱观，也刻画出深刻的人性内蕴。文本通过分析小说对天津都市生活中不同身份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展现了时代背景下天津的市井风貌、社会变迁，使其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关键词：《春风回梦记》；人物形象；恋爱模式；情爱观；人性观
《春风回梦记》是津派社会言情小说的发轫之作，是与张恨水并称“南张北刘”的通俗小说作家刘云若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描写女艺人如莲和富家公子陆惊寰的爱情悲剧。如莲在曲艺园子卖唱时和惊寰相识，忍受两年相思之苦后终于私定终身。但是，身份地位的悬殊使他们无法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于是，他们约定在三年之内，让惊寰的家人接受如莲，而如莲则卖身青楼攒钱留给母亲养老，以便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和惊寰在一起。不幸的是，惊寰家中为他迎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惊寰私会如莲的事情也很快被他的父亲发现并开始百般阻挠。当他父亲远行做官，两人恩爱胜昔时，惊寰的表兄若愚夫妇又在这对恋人之间设障，如莲为了成全惊寰无奈忍痛割爱。当陆惊寰幡然醒悟决定义无反顾娶如莲为妻时，如莲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惊寰夫人也因为一直受惊寰冷落，抱病而终。《春风回梦记》回归了清末民初狭邪小说中名士与名妓相恋的模式，但是在人物塑造以及蕴含的思想内涵方面都与狭邪小说不尽相同，凸现出中国近现代言情小说嬗变的轨迹。
一、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女主人公如莲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淡雅清丽。如莲不同于一般艺妓将自己的命运付诸别人之手，在她与惊寰真挚而又热烈的感情中，她始终保持着自己内心的意愿。为了与惊寰长相厮守，她甘为娼妓；在两人感情受阻时，她提出两个人吃大烟自杀。在与若愚夫妇交谈后，如莲又自我牺牲，成全惊寰的幸福。刘云若将她塑造成一个至情至性的女性，与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了金钱争风吃醋的俗妓张惠贞、沈小红，《花月痕》中的碧桃完全不同。她与陆惊寰相恋完全是感情驱使，不但不谋求陆家财产，还为母亲沦落风月场中，身处污浊却一直保持着初心和尊严，不谄媚也不消沉。如莲身处妓院这样特殊的场所，却能够保持内在精神的纯洁，更多地继承了《花月痕》中刘秋痕这类名妓的品质，是对狭邪小说言说纯洁情感传统的延续。同时，如莲形象中还蕴含着超越传统的品质。《花月痕》中刘秋痕和杜彩秋都受压迫于专横无赖的老鸨，刘秋痕更是因为采取了消极的反抗方法被老鸨识破而酿成悲剧。而如莲在进入妓院之初，就和老鸨郭大娘表明“以后到了您那里，可不许这么叱咤，还要随我挑拣客人，谁也不能管我。”相比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如莲已经有了维护自我尊严的意识和勇气。而传统名妓在妓院这一污浊场所中，精神和经济上受到双重打压，她们缺乏自我认同也回避自己的职业身份，大多将自己塑造成知书达理的良家妇女形象。“高级妓女的一生都是在演戏……她们希望像贵夫人一样保持尊严……”[1]（P517）如莲虽然也是因为无奈而卖身妓院，却对自我身份和自我需求有了明确的认知，这不仅仅是妓女自身思想的转变，也是时代精神的进步。普通女性乃至妓女的社会处境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开始积极追求理想中的爱情。
男主人公陆惊寰身上的名士特征在刘云若笔下已经不再明显。他虽然也生于书香门第，但书中所说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中学生”,已经与传统教育不同。在与如莲相处的过程中，他并未展现出自己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没有对如莲进行任何文化浸染。比起传统名士，陆惊寰文弱书生的身份标签更加显着。当若愚想方设法拆散他和如莲，派周七等人去恐吓他时，陆惊寰所表现出的胆怯显示出了他对封建家庭庇护的依赖。在感情上，陆惊寰和如莲的爱情也并非传统狭邪小说中名士在妓院休闲遇到名妓并相恋的模式。两人相遇在戏院而非妓院，陆惊寰在两人还未相识的情况下风雨无阻地顾曲两年，在两人私定终身之后依旧没有发生性爱关系。刘云若想在普通读者认为缺乏廉耻的风月场里建构一份较为纯粹的爱情，却未让陆惊寰完全摆脱传统名士对名妓的认知。文本描写他面对家中妻子时并不排斥，反而觉得美貌体贴；并且拿她与如莲比较，心中也认定如莲出身风尘不及新妇。他对新妇的排斥并不是感情上的抗拒，而是出于良心的驱使不想辜负如莲。其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着如莲与其他俗妓一样水性杨花的看法，当他发现如莲移情朱媚春的假象时，心中的偏见便被无限放大，从而酿成两人爱情的悲剧。虽然陆惊寰已经有别于传统名士，他与如莲的交往也超越了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但通过其对妓女的偏见和歧视，我们可以发现：“在惊寰这个读书人身上则是更多地刻下了转型时代新旧文化交叠碰撞的印记。”[2]
书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国四纯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名士形象。他延续了传统名士的文化人格，惊寰看到他给如莲写的对子“倚阑人冷阑干热，擎莲房见莲子多”时，感叹“词句虽是拆对昆曲，却不拘不俗，浑脱有味。”但是，“刘云若淡化了名士文化板滞、繁缛的形象”[3],显然也认为他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真名士。“一般来说，到妓院休闲，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青春，四要才华。否则，是会被拒之门外的。”[4]）（P76）而国四纯作为前清遗老，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性情、风度和趣味。他让朱楣春穿上各种戏服供他欣赏，也感叹“我是老得快死了，世上的艳福已没了分，不过还愿意瞧着旁的青年男女成了美眷，比我自己享受还痛快呢！”经历家国飘零，在迟暮之年仍有这番真性情，不拘泥于旧伦理，这段话既是对自己已至风烛残年的慨叹，也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国四纯无疑是一位接受过传统思想文化浸润的名士，虽然他身上尚存传统名士的特点，但是，已经找不到晚清狭邪小说中那样的名妓作为休闲对象了。因此，其名士特征逐渐消解。传统名士从故事主角逐渐往故事边缘转化，其形象的解构凸显出过渡时代的特征。从这类形象中，既可寻得名士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的踪迹，又预示着新的文化内涵建构的可能性。
二、小说中的第三者形象及其作用
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文本内蕴也受到时代的影响。《春风回梦记》在情节设计及思想内涵方面已经有了新的意蕴。与传统狭邪小说相比，在名士与名妓的二元人物设置中，刘云若设计了第三者的出现。这种较为复杂的恋爱模式，使故事的构建和冲突更加多样，在感情纠葛中树立更为丰富的人物特征，“使小说从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转向对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的体验和表现。”[5]惊寰夫人正是三角恋爱关系中矛盾的聚集点，她是旧女性的代表，在传统文化下对于自己的命运从未拥有过主动权，看似参与了这段爱情，实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惊寰夫人命运悲剧的诱因，是因为旧家庭对于女性爱情和命运的干涉及控制；在惊寰和如莲的情感发展中，刘云若特意安排了封建家长的缺席--陆老爷和周七、怜宝的相继离开。两人爱情中最大的障碍被清除，他们却依旧没有好的结局，便耐人寻味了。“他借悲惨人生中的‘三角恋爱’来表达这样一个主题：苦难生活中的爱情从来都是充满纠葛，破碎且不堪回首的。”[6]（P326）惊寰夫人和如莲相继离世，象征着封建的一夫多妻制走向末路。对人物命运的悲惨设计，可以看出刘云若对自由恋爱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知道旧时代旧婚姻已经滞后，人们可以有自由恋爱的想法和行动；另一方面，在传统女性被救赎的过程中，爱情和婚姻并非容易获得，很多时候需要当事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春风回梦记》借女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作家的情爱观。与封建思想中女子的贞洁高于一切不同，他强调的是两个人彼此相爱。如莲为了母亲毅然卖身于青楼，惊寰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她。刘云若让女性自主掌握命运，对女性给予尊重，摒弃了封建社会病态的贞操观。新时代的爱情、婚姻不应该再受贞洁观的束缚，他抛开了形式上的婚姻，使主体成为两情相悦的精神伴侣。同时，他否定了惊寰夫人这种幽怨、柔弱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闺房中默默等待，没有行动能力和意志冲动，试图通过细致的感化而非爱情去吸引男人。刘云若对于惊寰夫人这类女性是同情的，却没有给她们美好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和惊寰夫人想要通过婉转悉心的体贴来获得男人的爱情的做法相比，刘云若更肯定如莲的自我牺牲精神。与《茶花女》中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和他的家庭做出牺牲、与阿尔芒绝交的命运相似，同样是妓女身份，如莲也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所爱之人。于个人感情中揉进自我牺牲精神，既是对个人情感的尊重，也是刘云若对于传统情爱观的突破。
情感生活最能够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因此，言情小说对人性的展现程度如何，是评价其水平高下的标准之一。对人性的描写和肯定也是《春风回梦记》相对于晚清狭邪小说的进步之处。尤其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如莲，不是仅仅依靠美貌换取男人芳心的俗妓形象，而是有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其爱情、人生都在自己的思想掌控之下，即使是为爱献身也是主观意识的选择不是封建思想的驱使。刘云若使这一女性形象拥有了“人”的特质。与惊寰相见的欣喜，短暂？分别的想念，还有默默等候再见时的焦灼和迷惘，这些细腻的内心情感演变轨迹的刻画，都使读者开始关注如莲这一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本身。国四纯身上也承载着至诚至善的人性，他与如莲非亲非故，却因为对她的同情和欣赏对她照顾有加。他尊重如莲对感情的选择并无条件给予帮助，还在如莲死后为她撰写墓志。国四纯身上体现出了人性之“善”和纯正性情。如果说国四纯的名士身份使人性的凸显变得理所应当，那么，对于周七人性的呈现则证明了其普遍性。周七作为市井中最普通的底层民众，又是长期混迹烟馆的无业游民，却拒绝让如莲登台卖唱，又救了殉情的如莲和惊寰。他身上的侠气和对善恶的判断，以及粗放性格中闪现的仁者之心，都体现了困苦生活中尚未泯灭的人性。这种对人的自由存在的关注，以及对人性的肯定使小说内蕴有了现代意义。
三、结语
《春风回梦记》作为刘云若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采用了晚清狭邪小说言说名士、名妓情感的模式，也受到幽怨、感伤的哀情小说的影响，为读者呈现出一部至情至性的爱情悲剧。但是，在人物形象、情节安排以及思想内涵方面，刘云若都将新时期社会观念和世俗生活的转变注入其中，使小说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春风回梦记》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刘云若创作重心的转变，也奠定了其在天津文坛上的地位。”[7]自此，刘云若的创作重心由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通过对天津都市生活中不同身份的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将时代背景下天津的市井风貌、社会变迁展现了出来，使其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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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以钢，张斌。新旧杂糅的时代表征--刘云若小说《春风回梦记》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J].求是学刊，2016,（6）：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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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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