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鲍家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存

发布时间:2017-01-01 21:38:41
   摘要: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鲍家拳看做一项身体文化进行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访谈法, 结合走访中了解到的主观历史和文献的中的客观历史, 探索鲍家拳的起源及不同历史阶段鲍家拳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存的基本情况, 主要论述了鲍家拳从明朝至今四个阶段的传存。
  
   关键词:鲍家拳; 贵州; 少数民族地区; 传存;
  
   Preservation of Bao-Style Martial Arts in Guizhou Ethnic Minority Areas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rticle regards Bao-Style martial arts as a physical technique, and through field visits and literature coll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subjective history and the objective history in the literature.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of Bao-Style martial arts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ts existence in Guizhou minority area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transmission and existence of BaoStyle martial arts from Ming Dynasty to now.
  
   Keyword:Bao-Style martial arts; Guizhou; ethnic minority areas; preservation;

  
   1、鲍家拳的起源
  
  1.1 鲍家拳的概念界定
  
  鲍家拳是鲍家屯世代相传下来的一门拳术, 是在贵州地区传存下来的汉族身体技术, 它曾包括棍、单刀、双刀、枪、徒手格斗等, 而如今鲍家屯中所流传的鲍家拳只剩下徒手和棍。鲍屯人称鲍家拳为自己特有的军旅文化遗产。鲍家拳的招式简单明了, 实战性强, 步法稳健灵活。文章所写的鲍家拳只是明初被带到黔中的鲍家拳, 将鲍家拳看做一种身体文化进行研究。
  
  1.2 鲍家拳的起源
  
  关于鲍家拳的起源, 在鲍家屯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的鲍家拳是鲍叔牙所创的!”村民们在说这话时或多或少的带着一种自豪感。笔者在多处期刊中也有看到类似的说法, 但是并没有权威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或许这仅仅是民间传说而已。笔者认为, 接受访谈者均认为鲍家拳由鲍叔牙所创, 有一部分原因是想将鲍家拳与鲍叔牙联系在一起, 而“这样有名望的人往往被用作某一民族群体共同认同的意识引导, 并以其独特的感情感化和灌注到每一个民族的成员, 使之形成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1]站在鲍家屯村民的角度来考虑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受访谈者的话值得考量, 笔者需要有明确的判断力, 结合史料并站在一个客位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
  
  关于鲍家拳的起源笔者在访谈鲍中权老先生时, 老先生也说得十分认真:“相传鲍家拳是鲍叔牙所创的。西汉末年的时候鲍宣把鲍家拳从山东带到长安。后来鲍宣遭陷害, 流放到上党 (就是今天的山西长子县) , 鲍家拳又传到了山西, 现在他们的鲍家拳可能是这几支里面传得最广的一支了。后来鲍永把它带到了山西。然后又是鲍伸调任安徽新安郡 (也就是今天的歙县) 当太守, 所以我们鲍家拳又传到了安徽新安地区。最后才由我们的始祖鲍福宝带到了安顺这点的。”鲍家拳是否由鲍叔牙所创这一点笔者无从考证。但是鲍家拳在流传过程中途经了陕西、山东等地, 因为在访谈过程中鲍家拳的传人们一致说到鲍家拳是红拳的一支, 在笔者采集到的鲍家拳套路视频中也依稀可见红拳的影子。
  
  据笔者根据所查阅的客观历史和从村民中了解到的主观历史, 推断出贵州关于鲍家拳的来历最大的可能性是:鲍家拳由鲍家屯始祖鲍福宝带到贵州。《徽州府志》里提到, “西晋太康年间 (280-289年) 护车中尉鲍伸被派到新安任职, 自此, 鲍家拳也被带到了歙县。”[2]《续修安顺府志》载:“鲍姓, 原籍江南徽州府歙县新安卫唐越村太和舍。明朝洪武二年 (1369年) 鲍家屯的始祖鲍福宝由于”调北征南“来到贵州安顺地区, 被封为振威将军, 在安顺建立了永安屯, 即今鲍家屯”[3].两本府志都说明贵州鲍氏祖籍位居安徽歙县 (今安徽歙县) , 贵州鲍氏始祖公鲍福宝于明洪武二年 (1369年) , 奉朝廷调遣, 从徽州府歙县来到贵州黔中, 戍守西南边疆。虽然在明朝的文献和史料中并未找到有关鲍福宝使用鲍家拳的记载, 但极有可能是因为战乱的原因导致其家谱有所损毁, 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家谱都是凭借主观的回忆所完善, 难免会造成遗漏历史的情况。鲍福宝当年军官职都司, 带兵征战入黔抗击元军残余势力, 誓在死守, 印证了历史上改朝换代, 必定是腥风血雨、冷兵器残酷屠杀的景象, 作为军人要带兵打仗征战沙场, 因此当时的鲍家拳与军事斗争紧密相连, 经过无数次军事斗争, 虽记载不详, 但征南奏凯, 朝廷论功行赏, 诰封振威将军赐国田一份 (相当于现在70亩) , 从一个侧面说明鲍家拳杀敌致胜, 在军事斗争中确有其过人之处。据此笔者推测鲍家拳是此时被带到了贵州安顺的鲍家屯。
  
  曾经鲍家拳包括拳、108棍、单刀、双刀、枪、铛等, 但是目前为止只剩下拳术、棍术、单刀了。如今鲍家屯的鲍家拳已在传到二十三代, 除了基本的套路以外, 许多练功的功法已经被遗忘。据笔者了解现在山西上党 (长治市长子县) 、广西等地也有鲍家拳流传, 可见如今鲍家拳的分支不少。鲍家拳确在历史中起到过戍守边疆及保卫屯堡的作用。
  
   2、贵州鲍家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存
  
  2.1 传存的概念界定
  
  有关“文化”的论述, 一般都会想到文化的传承, 文章中却用了传存这一定义, 这是由鲍家拳这一身体文化的现状所决定的。从许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出传承是文化变迁的必然过程。传承是一种伦理选择, 古人说“苟日新, 日日新, 又曰新”, 这些语句都是希望文化能够不断传承发展, 不断更新, 随时都呈现出最新鲜的姿态, 使得青春可以散发出光芒。然而, 世间万物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俗话说:‘有生就有灭, 有荣就有枯, 有兴就有亡, ’这好像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世间任何物种的进化, 人类文化的进�与发展似乎都在物竞天择的规定性当中[4].鲍家拳似乎也离不开这种物竞天择的规律, 从明朝“人人能打的军事武术”变为现在“极少人习练的民间武术”, 鲍家拳也是从高峰逐渐滑向低谷, 保存到现在实属不易。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来说, 一个事物要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就要有创新的积累,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据鲍家拳传人介绍, 鲍家拳传到现在只是失去了许多套路或功法, 保留了原有的技法, 并没有加入新的东西, 这样便使其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
  
  笔者有感于鲍家拳在传承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传承人越来越少, 传承下来的器械种类和功法与历史上较之也大不如前, 因此认为使用传存一词更为贴切。传存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贵州省的鲍家拳在历史上发挥过保卫疆土的作用, 也帮助过周边少数民族, 但在社会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下鲍家拳逐渐走向落寞;第二, 时下在鲍家屯中会使用鲍家拳的只剩六人, 且两位是年长者已没有能力再练习鲍家拳, 鲍家拳只是得以传承和保存下来。笔者站在“文化传存”的视角, 试图通过对鲍家拳历史文化的研究丰富对其身体文化的研究。
  
  2.2 贵州鲍家拳的传存
  
  2.2.1 明朝时期贵州鲍家拳的传存。
  
  鲍家拳起初是一种具有军事性质的武术,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鲍家拳确实在“调北征南”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否则鲍福宝也无法带领鲍屯人民征战西南、建立屯堡。战争胜利结束后, 鲍屯人将鲍家拳作为村庄的传家宝, 在村中修建起练武场和比武擂台, 利用农闲季节, 组织青少年操兵演武, 使鲍家拳得以传存。
  
  明初时实行的屯田制, 即士兵在其戍守的地域内开垦田地, 达到自给自足, 同时还能有粮上交国家。因为朱元璋认为:屯田自给不仅减少政府供军粮的负担, 还可以减少士卒逃亡问题[5].尽管屯兵在以武力震慑元朝地方势力的同时还不断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 但是屯堡官兵占据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田地, 少数民族不断受到包围和驱赶, 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 民族矛盾十分激烈, 只是当时屯军还享有较高权利和地位。卢百可博士认为:“虽然当时屯军的人数并不占优势, 但他们拥有着潜在的势力和权威, 包括相对于周围少数民族的优越感和优先权, 这些都已超过了他们自身的的人数比重。但他们作为明朝皇帝皇权的执行者以及在某此方面的压迫者, 又很容易使其成为大众的敌对目标或发泄愤怒的潜在对象。”[6]这一时期贵州以“汉---夷”的二元社会关系为主, 汉夷之间的矛盾颇深, 鲍屯人既要屯田、守城、防范周边少数民族, 必要时还要出兵征战。由于周边政治局势的影响, 为了守城和防御周边少数民族入侵、为了随时准备出兵征战, 鲍家拳此时的军事武术功能尚存。张明莉认为:“明朝初期统一西南, 主要鉴于‘四面皆夷, 居其地者悉武弁之士, 其所习坐作进退成阵之法, 其所辖雕题椎髻侏离弁裳之徒, 知尚武不知尚文’的情形, 此时鲍家拳的军事价值, 在平定战争中得到发挥, 在当时是一种军事性质的武功。”[7]“明中后期屯田制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宣德初年, 西南地区军屯地区出现诸多问题, 如士兵逃亡、屯田侵占、隐入民田、混入寄籍、隐入轻科余田以及屯军严重失额的问题, ”[8]屯田制度基本就废弛了。宣德四年 (1429年) , 户部尚书郭敦感叹的奏称:“虽有屯田之名, 而无屯田之实”[9].作为第一批进入贵州的屯军鲍家屯也没能够幸免。元末明初的战争结束后, 鲍家拳的军事价值是依附于屯田制度而得到体现的, 当它所依附的的载体受到冲击时, 其军事功能就不断的弱化了。明朝中后期鲍家屯的军事价值已然不再那么突出, 鲍家拳的军事功能正在弱化, 但仍然保留。
  
  2.2.2清朝时期贵州鲍家拳的传存。
  
  明末万历二十八年至清初康熙二十四年 (1600年至1685年) 是明清交替之际, 朝代的更迭使贵州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政府康熙年间逐步废“卫”立“县”, 明中、后期早已严重衰退并呈半废弥状态的屯田制度以及明嘉靖、万历时期屯军数量仅为原来三分之一左右军户的卫所制度, 随着中央王朝的更迭, 被彻底作废了。因此,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最后便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终结了。随着屯田制的终结鲍家拳的军事功能受到极大的冲击, 逐渐向民间武术转化。与此同时, 在没有强制习武的条件下练习鲍家拳的人数开始减少, 即便在如此混乱的年代, 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时间去练拳。
  
  屯田制的终结也使得高傲了几百年的明朝屯堡人失去了他们高贵的军人身份, 大量的外来移民又一次进入贵州地区, 给原有的屯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移民类型大体可归纳为四大类:迁滴、充军与罪徙移民;以抽取与开发自然资源为目的的移民;以贸易与手工业为生存手段的移民;以垦种的方式进入贵州的移民[6].这些新来的移民又一次使贵州的经济得到发展, 也使得贵州这一大环境中的群族关系发生改变。新人来到想占土地, 原居人想保护自己的土地, 从而形成了对土地等资源的资源竞争局面, 最后成了生存性的竞争, 对于没有田地、无家可归的汉族移民来说更是一种竭尽全力的竞争[10].正因如此清朝时的贵州变成了“新汉---老汉---夷”三元一体的社会模式, 在新汉人的冲击下所谓的“老汉人”和少数民族站到了同一战线, 鲍家屯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趋于缓和。清咸同之乱时期鲍家拳不仅保卫了自己的屯堡, 也帮助周边少数民族保卫了村庄。鲍家拳传人鲍吉祥说:“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叫小关口的少数民族村庄有一个扁担术, 那其实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他们寨子经常着骚扰, 我们的祖先就教给他们鲍家的棍术, 只不过换成了干活常用扁担, 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
  
  “清代的中国给了武术更多的发展空间, 自认为‘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对武术颇为看中, 因此在禁止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的同时, 又对民间武术的习练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11]介于清政府对民间武术的宽容和屯堡自保的需求, 加之清朝末期西洋火器的输入导致武术逐渐退出军事舞台, 鲍家拳得以顺利向民间武术转化, 鲍家屯的民间英雄也逐渐显现出优势, 为世人所乐道, 他们不仅保护自己的屯堡, 也帮助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寨保护自己。鲍家拳传人鲍安清说:“鲍家拳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几个德艺双馨的高手出现, 大家口口相传, 总是有长辈们提起祖先们以前的英雄事迹。”
  
  2.2.3 民国时期贵州鲍家拳的传存。
  
  民国时期, 贵州的政局十分不稳定, 清末遗留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在此时一一暴露出来。遗留的社会矛盾加上辛亥革命的冲击使得本来就积贫积弱的贵州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军阀之间的斗争、派系纠纷、当地政府内的腐败以及中央政府的无能, 使得当地群众严重受害。”[12]贵州地处偏远西南地区、地势复杂、政局也十分不稳定, 这导致民国政府对贵州存在着一段疏于管理的时期, 直到1930年以后才受到民国政府的管辖。这一时期鸦片的进入也给当时的贵州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贵州甚至比清朝中后期还要混乱, 土匪猖獗、四处作乱。据鲍家屯的鲍灵佑老先生回忆:“听我的爷爷说, 他年轻时附近的土匪很多, 白天还好一些, 光天化日下不敢做什么, 但是到了晚上就要十分小心, 有的土匪胆子大会直接闯到家里来。那时候白天与外人打交道都要小心, 因为白天看起来很正常的人可能到了晚上就会变成土匪去抢劫, 有的土匪怕别人听出口音还会特地变换成其他地方的口音。”
  
  此时期的贵州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秩序大乱的时期, 而原来有助于保障人们安全的正常的社会关系, 如家族、民族、经济阶级等, 基本都失去了功能, 导致每个人都不能得到安全感。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与生命, 于是各村寨都组织起来了, 人们付出了不少努力, 成立了保卫队和壮丁群, 获得了武器, 有了自己的警卫。传统的连接和界限都已模糊了, 而只能以家庭或小地域为单位团结起来, 这样才能互相保护。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鲍家拳自卫防身的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 这样一来, 许多鲍家屯人因为迫于社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又开始将鲍家拳作为防身自卫的的本领重新拾起。民国时期为了自保就连屯堡中的女性也开始练习鲍家拳, 但是后来又逐渐地没有了。
  
  2.2.4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贵州鲍家拳的传存。
  
  1949年, 贵州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鸦片的种植与贸易得以控制, 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因为土地政策而得到好转,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学习鲍家拳, 而更愿意去劳动、挣工分。这样的基本需求与利益驱使使得练习鲍家拳的人数骤减, 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练习鲍家拳了, 如此一来鲍家拳的防身技击功能便弱化了。
  
  “20世纪40年代, 屯堡人中的知识分子才对自己的民族成分做了”凤头鸡非苗人说“的辩解。”[13]之后鲍家拳也随之被公认为一个汉族的拳种。1982年我国实施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首次整理全国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拳种共129个, 笔者在《拳械录》中并未查到鲍家拳这一拳种, 笔者在当地体育局也了解到并没有关于鲍家拳的任何记录。或许是由于鲍家屯交通的闭塞和新时期下鲍家屯经济的落后, 鲍家拳逐渐地很少有人知晓。即便这样, 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守着这份属于老汉人的传统文化。近年来屯堡文化的保护与整理使得鲍家拳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鲍家拳独特的魅力也逐渐被人们所知。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 鲍家拳除了健身功能突出以外还衍生出了新的功能---文化功能。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 而武术文化是流淌在人体上的活记忆, 这种活记忆以动态的方式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因子[14].在安顺地区屯堡文化及旅游业兴起的今天, 鲍家拳的健身功能和文化功能尤为显着。
  
   3、结语
  
  文章重点描述了鲍家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将鲍家拳看做一种身体文化分析了其不同历史阶段传存的情况。首先, 关于鲍家拳的起源, 根据史料方志和鲍屯人的描述, 笔者推断关于鲍家拳的来历最大的可能性是:鲍家拳由鲍家屯始祖鲍福宝带到贵州。鲍家拳确实在历史中起到过戍守边疆及保卫屯堡的作用。其次, 关于鲍家拳的传存, 由于鲍家拳习练者人数越来越少, 笔者引出了一个“传存”的概念, 从明朝至今的四个主要历史阶段描述了鲍家拳由古至今的状况, 通过历史的变革引出鲍家拳的传存情况:明初时军事武术功能尚存, 后期军事功能逐渐弱化但仍保留;清朝时随着屯田制的终结鲍家拳的军事功能受到极大的冲击, 逐渐向民间武术转化, 同时在没有强制习武的条件下练习鲍家拳的人数开始减少, 即便在如此混乱的年代, 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时间去练拳;民国时迫于特殊的社会环境, 鲍家拳自卫防身的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 许多鲍屯人因为迫于社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又开始将鲍家拳作为防身自卫的的本领重新拾起, 甚至出现女性练习鲍家拳的现象, 但是后来又逐渐消失;新中国成立后鲍家拳最突出的则是健身功能和文化功能。政局的变化对拳种的传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处于贵州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也决定了鲍家拳特殊的传存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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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14]李金龙, 贾美英。武术功能的社会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1)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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