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论文热门推荐范文10篇之第十篇：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路径探讨
摘要：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方式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面向，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探究既是一个新的视角， 也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的一种新的思考。社会资本是基于人际网络和行为规范之上的社会普遍信任的程度， 能够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共同发力， 影响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及其深化。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 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路径可包括社会网络创建、规范约束和认同调控三个方面， 具体表现为深化民族交往交流的程度与范围、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制保障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社会资本； 民族团结进步； 网络；
社会资本的概念大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 至90年代后迅速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热门议题。社会资本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合作等视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多民族社会中， 民族团结无疑是一种可贵的"黏合剂",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不断倡导与助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就是旨在不断提高团结这一"黏合剂"的黏度， 从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发展提供更优质更厚实的社会资本。
一、概念厘定：社会资本与民族团结进步
社会资本与民族团结进步均与"关系"有关， 前者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 强调由社会个体构成的网络的重要性， 后者具有中国特色的品质， 追求民族群体间的关系和谐与全面发展。虽然两者的内涵与特性不同， 但两者对于社会建设和发展而言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学科关注的概念。关于社会资本的著述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等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和埃米尔·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等社会学家， 以及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等政治学家， 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解释1[1].
作为首位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 利达·贾德森·汉尼凡 （Lyda Judson Hanifan1916） 认为社会资本包含着善意、友谊和同情等内容， 由此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及由此形成的网络的重要性[2].后来， 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探讨多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具体而言，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98） 认为社会资本是凭借制度化的关系网络而形成资源的总和[3];詹姆斯·S.科尔曼 （James S.Coleman 1988）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包含着互惠期望的公共产品， 且由高度的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所控制[4];罗伯特·D.普特南 （Robert D.Putnam 2001） 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特征，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林南 （Nan Lin 2001） 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投资策略， 即"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投资， 在市场上有预期的回报"[6].简言之， 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视为由个人或群体凭借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 它由高度的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所构成， 能够通过促进多层面、多领域社会行为主体的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 从而实现普遍利益。
就多民族社会而言， 社会资本所包含的资源、网络、信任、规范、合作等要素决定了其具有共享性、交融性、凝聚性、契约性和互惠性， 并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6]等过程影响到社会团结进步的形成和维系。或者说， 社会资本降低了多民族和谐关系构建和多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本， 并推动族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如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从信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提出"信任半径" （radius of trust） 的概念， 并认为：信任的范围越广， 外部效应就越良性和积极， 群体间的团结就越容易培育；信任的范围越局限于集团内部成员， 负外部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群体间越容易产生冲突[8].
可以说， 社会资本是一种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 其量值大小取决于个人或团体能够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大小， 以及与其相关的每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本 （经济、文化或象征） 的量[9].虽然普特南曾论及社会资本的阴暗面， 认为"一心追求社会资本可能会不可接受地侵犯自由和正义"[10], 但瑕不掩瑜， 社会资本在经济交往、社会团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值得人们探讨并加以利用。
（二） 民族团结进步
"团结"一词在中西方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指向和意涵， 对于原子化的西方社会而言， "团结"侧重于社会团结或公民团结， 虽然也有学者对种族团结 （racial solidarity） 、族群团结 （ethnic solidarity） 等进行研究， 但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具有相同经历、诉求和文化背景的群体， 而非中国话语中的"民族".因此， "民族团结进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也只有置放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加以诠释。
首先， 民族团结进步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维护祖国统一为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民族国家， 该语境下的民族团结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团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和保障， 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障， 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 "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 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1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促进、规范和捍卫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安排，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优越性的展现。
其次， 民族团结进步是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核心。团结既是一种价值主张， 也是一种关系表达， 具有和睦、不可离间之意。基于此， 民族团结是以各民族为主体的团结， 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关系问题。在中国的民族团结概念中， "民族"既是多元的56个民族， 也是一体的中华民族， 因此， 民族团结所指向的是基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上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1].民族关系中的民族团结问题， 是多民族国家建设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 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 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13]
再次， 民族团结进步是在民族关系调处与引领中消解负面因素与构建正面因素的合二为一。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对历史上民族关系中存在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等负面因素的主动消解，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国家在《宪法》中有涉及平等保护的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法》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刑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禁止各种形式和各个领域内的民族歧视行为， 我国还加入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4];另一方面， 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更注重通过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形式， 围绕团结的主线， 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 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概念具有区别于西方社会团结和公民团结概念的特色， 兼具革命性和进步性的特征。
二、社会资本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和民族团结进步所关注的都是 （社会） 关系问题， 而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必然要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为民族内部的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 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参与网络。通过民族间的信任与合作， 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从而确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5]
（一） 社会层面：社会资本是民族团结进步的黏合剂
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 既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 又促进了行动者的某些行动， 这决定了社会资本既是生产性的， 又是不可完全被替代的[16].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中写道："人们彼此之间对不幸怀有恻隐之心， 不拘礼仪且频繁交往， 加之温和、宽容的待人态度， 所有这些因素使互助行为在民主社会很容易便可产生", 从而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黏合剂， 并帮助其团结在一起[17].布迪厄亦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内部的团结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因为社会资本促进了邻里、工作场所甚至亲属关系等偶然关系转变为"短期或长期的可直接利用的社会关系"[18].由此， 以交往为基础的、嵌合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密切， 于多民族社会而言也是如此。
大杂居、小聚居是我国民族的整体分布特点， 这一特点为多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 也有助于形成多民族嵌合的关系与网络。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据统计， 仅2017年， 我国流动人口数为2.44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7.55%, 在引发人口流动的原因中， 务工/工作占48.55%, 家属随迁占22.32%, 经商占14.65%, 出生占7.98%、其他占6.5%[19].在全国的流动人口中， 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十分之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实现人口红利的同时， 也进一步打散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 多民族的嵌入程度更加深入， 不同民族成员间有目的的社会关系由此建立起来， 而这种关系"既是社会资本的创造者， 又是社会资本的保护者"[20].
社会资本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 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可累加的社会资源， 它可以稳固、拓展和夯实民族关系， 不断塑造现有的社会结构， 增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 促进全社会范围内的民族团结。同时， 社会资本具有凝聚作用， 它宛若一张巨大的网， 每个民族成员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 社会资本的体量越大， 这个关系网便越结实， 人们脱离该网络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 同一网络中的人们共荣辱， 成为一个利益与命运攸关的共同体。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还暗含着多元、参与、互惠、包容等要素[21], 这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 进而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二） 经济层面：社会资本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契约书
契约原则是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 不论契约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 都会影响到企业或个人的经济交往行为。在经济层面， 社会资本是民族团结的契约书， 信任、合作、互惠等原则深刻影响着中国各民族间的经济往来。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经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影响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降低其投机主义的程度， 并利用信任和互惠准则克服各种市场失灵现象[22].从这个角度而言， 社会资本的增量将会深化社会普遍信任的程度， 这其中就包括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信任程度和合作意向， 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促进各民族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
社会资本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一直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 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也是缩小区域、族际贫富差距， 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而要实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 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还在于更多的民众都能够参与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去， 其中既包括公民个人的努力， 也包括地区、省际、城市之间的对口支援。当人们共同参与脱贫攻坚实践的时候， 有目的的联系也随之建立起来， 民族成员间的明确的责任关系取代了偶然关系， 进而推动了民族团结的有机性。而且在全国上下一心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 民族成员间的横向关系网络得以形成， 普特南将其视为团结的一个来源[23].与此同时， 民族成员间的这种横向关系也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 并积极地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中合作、共赢成分的蓄养和累积还有利于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 减少搭便车的行为， 推动各民族成员共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三） 文化层面：社会资本是民族团结进步的连通器
社会资本与文化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如福山的观点："社会资本是一种源于社会或社会某些部分的、普遍存在的信任的能力。它可以体现在最小和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 即家庭， 也可以体现在最大的群体中， 即国家，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其他群体中。社会资本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资本， 它通常是通过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创造和传播的。"[24]福山的这一论断体现了文化在社会资本形成和积累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但另一方面， 社会资本与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度和包容性密切相关， 亦会影响到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由于社会网络的存在， 社会资本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畅通了路径， 促进了文化涵化2的不断深入， 进而在文化层面上促进和维系了民族团结关系。具体而言， 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 我国民族文化涵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涵化、日常生活涵化和民族心理涵化几个方面， 具有多重维度的特点， 即文化涵化中具有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彼此借鉴和融汇。在西北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 多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依存互补等因素促进了多民族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 进而促进了走廊区域内的民族团结进步。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 城市文化的规范性、包容性为多民族文化中共性成分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各民族文化共性增加将作为社会资本的增量内容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助推力量。
三、社会资本视角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思考
社会资本是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之上的社会普遍信任的程度。在多民族社会， 社会资本的蓄养条件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路径具有相当的契合度，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究民族团结进步的方式， 从民族团结进步的视角考量多民族社会运行发展的社会资本优化， 是对民族工作社会化， 是对新时代广义民族工作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思考。
（一） 网络创建：为优化和发展民族关系提供基础
社会资本与民族团结进步均事关网络问题， 前者基于社会网络而产生， 后者基于网络而构建， 因此， 关系网络的创建是深化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 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作用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民族团结的维度也主要体现于上述三个方面， 因而民族关系的优化与发展亦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 在社会层面， 积极推动民族地区服务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引导人们到民族地区旅游、求学、从业， 同时加大民族地区的人才引进力度， 丰富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多样性， 增加不同民族成员交往交流的机会和场域， 促进民族间的了解， 编结多民族成员相依共处的人际网络和社会网络。另一方面，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融入工作， 通过社区活动、社区建设等多种形式增加多民族成员的社会嵌入程度， 多民族成员的文化、情感沁入程度， 丰富人们的认同组合， 扩展人们的交往范围， 为人们将原有的族群关系扩展至社区关系、社会关系创造条件。
其次， 在经济层面， 推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发展， 促进"社会与团结经济"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建设。长期坚持和不断优化的对口支援、兴边富民等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巨大， 这些政策侧重搭建的是东部和西部、非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之间的横向区域关系， 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企业、个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或者说自然形成的社会与团结经济的特征还不突出。社会与团结经济是人类在应对失业、不平等、经济冲击、贫困等挑战时发展起来的新型经营方式， "具体形式如合作社、互助社团、联合会、基金会和社会企业， 它们的特征是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和知识的同时， 追求经济和社会目标并促进团结"[2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与团结经济建设可以通过不同的社团组织将不同民族的成员联系起来， 让后发群体重新融入工作和社会保护的范围中。在欧盟， 约有10%的公司和6%的就业机会属于社会与团结经济范畴。目前， 依托电商营销模式， 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以特色商品收购、外销为业务的个体户或合作社， 呈现出社会与团结经济的特点。例如，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一些广东的自驾游爱好者深入大瑶山深处， 催生出一种社会与团结经济形式：自驾游游客以感恩珠江源头生态守护者的心态购买大瑶山的瑶族特色山货， 并积极在亲朋好友中推广， 扩大了瑶族村寨的村民收入；瑶族村寨为了感谢自驾游客， 又开发出民族特色餐饮、民族文化表演等。双方在经济往来中、在其乐融融中还收获了民族理解、团结、亲和与感动等附加值。这种朴实、互助的经济行为自带了道德价值， 不同于一些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经济， 甚至"宰客经济", 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多重获得， 从而成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资本。
在文化层面， 可以拓展民族文化空间， 蓄养民族文化资本。一方面， 在保障中华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 通过合适的形式推动各民族成员间的跨文化交流， 推动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双链式发展， 创造并拓展民族文化空间；另一方面， 文化资本的积累又是对民族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一个反映。文化资本亦即信息资本， 主要包括身体化的 （长期的身心形式） 、客观化的 （图片、书籍、词典、仪器、机器等） 和制度化的 （教育资格等） 三种存在形式[26].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是蓄养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 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文化空间内建立和编织多样性文化网络的基础。
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也只有放在民族关系网络和社会网络中才具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 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既搭建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网络基础， 也实现了民族团结实践。多民族社会网络空间的大小与密度， 直接决定了社会资本的体量与厚度， 进而影响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效果。
（二） 规范约束：加强民族团结的法治保障
规范既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在民族团结方面， 规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增加各民族成员脱离社会网络的成本与压力， 它既是现实的法律、条例， 也是潜在的道德、习俗。正如布迪厄所言："人们可以不承认法律条文赋予规则的有效性， 但也知道符合规则自有其好处。"[27]
加强民族团结的法治保障， 首先应加强各民族的权益保障， 只有在平等的权利基础上才能进行平等的交往和交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及平等基础上的团结。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 相反， 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 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28]近年来， 我国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条例、规定， 旨在在基层增强各民族交往的规范意识， 规约相关言行。
其次， 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规范体系。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出台有关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条例并进一步完善民族团结工作条例体系， 既彰显了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 也为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 新疆、湖南和四川等省区已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条例， 用以规范公民行为， 并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指明方向。
再次， 发挥党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制度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9]这为我们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各级国家机关要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上议事日程， 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 与各项工作统一部署、统一安排、统一落实、统一检查验收"[30], 以此加快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常态化， 提高各民族成员的民族团结意识。
（三） 认同调控：突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三个倡导", 即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凝练， 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 又为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价值观引领。
在国家层面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旨在把国家建设的基本价值追求与个人理想相结合， 塑造国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将此内容应用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 则要求各民族成员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社会层面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理念和主要目标。与此相对应， 在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时都应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原则和理念贯穿其中。在个人层面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确立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体系， 同时也回答了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为公民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目标。
此外， "社会资本不能仅靠个人的行动来获得， 它基于社会的普遍美德之上"[31], 同理， 民族团结亦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的事情， 而是建立在各民族彼此承认的基础之上， 而承认的前提则是认同。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将"认同"定义为"人们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 以及对于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理解"[32], 他认为在认同与承认的关系假设中， 认同不仅源于自我承认， 还源于他者的承认。基于此， 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 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外， 各民族成员的彼此承认和认同也至关重要。具体而言， 中国语境下的民族团结更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相对于各民族内部关系的和谐与团结而言， 中华民族层面上的团结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它所要求的是更深层次上的认同， 包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但就公民个体、社群而言， 认同往往是由内而外呈同心圆状扩展的， 及至国家层面， 认同有时是最弱的， 因此， 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应该注重对认同的调控， 增强各民族成员的"五个认同"意识， 帮助其清醒辨别和自觉抵制"台独""三股势力"等各种错误观念。
综上所述， 网络创建、规范约束和认同调控是社会资本视域下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可选路径， 这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社会网络建设、规范的社会普及和社会意识的调控， 共同聚力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资本积累。
四、结论
社会资本与民族团结进步是中西两个不同话语体系的产物， 却由"关系"联结到一起。社会资本与民族团结进步之间存在双重构建、彼此促进的关系。
当前， 我国已进入新时代， 相应地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也急需一些相应的理论跟进。从民族关系优化发展的角度讲， 业已积淀下的由关系、网络、资源、信任、合作、互惠等要素构成的社会资本是基础；从多民族国家建设发展的角度讲，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则能够不断增量蓄养民族团结的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有助于拓宽视野， 深化思考， 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定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参考文献
[1]Edition, A.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4, p.174.Durkheim, 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Noble Offset Printers, Inc., 1960.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Liberty Fund, Inc., 2010.
[2]Hanifan, J.L.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67, 1916, pp.130-38.
[3]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62.
[4] Coleman, J.S.James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1988, pp.S95-S120.
[5]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 赖海榕， 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95.
[6][7]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20.
[8]Fukuyama, F.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2001, pp7-20.
[9]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Greenwood, 1986, pp.241-258.
[10]Putnam, R.D.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SCHUS-TER, 2000, p.382.
[11][1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J].实践 （思想理论版） , 2015, （01） :5-9.
[13]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30/c64094-25083518.html, 2014-05-30.
[14]李吉和， 陈怡霏。民族歧视问题研究述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8, 38 （05） :23-29.
[15]吴光芸。社会资本与民族和谐[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6, （05） :35-41.
[16]Coleman, 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1988, pp.S95-S120.
[17]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Liberty Fund, Inc., 2010, p.1005.
[18]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Greenwood, 1986, p.249.
[19] 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EB/OL].http://www.chinaldrk.org.cn/wjw/#/data/classify/visualization?currentMapIndex=1.
[20]Hao, F.Socaial Capital, Solidarity, and Cohort Effect-An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Union Miners in Harlan Counter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Master's Theses, 2011, P.i （abstract） .
[21]Ponthieux, S.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a Critical Review 10th ACN Conference, Paris 21-23January 2004.
[22]Bonacich, E&J.Modell,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20-21.
[23]Putnam, 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0-161.
[24]Fukuyama, 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Schuster, 1995, p.26.
[25]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EB/OL].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operatives/projects/WCMS_546299/lang--en/index.htm.
[26]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Greenwood, 1986, pp.241-258.
[27]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172.
[28]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判[C]//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288.
[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30]程江涛。把握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四个维度"[N].兵团日报 （汉） , 2017-12-07 （6） .
[31]Fukuyama, 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Schuster, 1995, p.27.
[32]Taylor, C.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5.
注释
1 如密尔肯定人们在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上的接触和联系， 并认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一直是进步的主要源泉之一；迪尔凯姆认为人们在互动基础上建立的大量有目的的联系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有机团结"不同于封建世界的"机械团结"的根本原因。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中描述了基于美国民主和经济实力之上的充满活力的社团生活， 并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信任视为美国民主和经济实力的基石。
2 文化涵化的概念最早由雷德菲尔德 （Redfield 1936） 等人提出， 是指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人团体通过不断的直接接触后， 一方或者双方的原始文化模式发生改变的一系列现象。 （Redfield, R.&R.Linton.&M.J.Herskovits.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 p.149.） 1956年， 社会科学委员会 （SSRC 1956） 将文化涵化定义为："……文化的改变始于两个或多个自主性文化体系的结合， 其动力学源于价值体系的选择性适应、整合与分化过程、发展序列的生成以及角色因素和个性因素的操作。"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cculturation:Exploratory formul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6, pp.56, 974.） 此后， 金荣渊 （Young Yun Kim 1982） 从沟通的视角对文化涵化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 认为"文化涵化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和持续的过程， 通过移民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沟通而得以发展。反过来， 移民习得的沟通能力反映了文化涵化的程度。" （Kim, Y.Y.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to A New Culture, 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82, Vol.15, pp.161-179.） 简言之， 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沟通、接触和交往是文化涵化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