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隋唐时期, 城市发展的繁荣与否, 与多民族间的杂居和融合存在一定联系。移居城市外来民族, 无论出于家族发展或避乱迁徙, 客观促成城市的人口增加, 进而为都市发展带来劳动力、技术、资金、文化等新鲜血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交融, 彼此经济生活、饮食文化、服饰习惯等相互影响, 共同为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推动城市文明发展和进步, 并对这一时段城市进程产生重要而深远影响。其中, 研究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历史根本目的是为了了解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 随着进化史观以及唯物史观传播, 隋唐史研究要通过先进和科学的历史哲学作为指导, 进而促使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焕然一新。其中, 针对于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更保证研究科学路径和正确方向, 呈现出新气象以及新水平。本次关于隋唐民族融合和城市发展的研究旨在为了促使隋唐五代民族史研究更深入、更丰富, 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1]。
关键词：隋唐五代时期; 都市民族; 融合; 城市发展;
一、引言
隋唐五代时期城市不仅是各民族相互融合产物, 而且是能够提供外国人聚集重要场所。唐朝中国社会文化比较开放, 唐朝和其他国家之间交流密切, 陆上丝绸之路促使商品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尤其是西域地区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可以和中国商人进行广泛的贸易。在洛阳、长安等大都市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另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海上丝绸之路可以供波斯商人、东南亚、新罗以及日本和中国商人进行商品贸易交流, 促使了社会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和交流。隋唐主要城市包含少数民族商人, 例如突厥、回鹘货商等。还包括了来自大食、波斯、新罗等地区商人, 商人大量出现不仅促使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多元化, 还展现出了隋唐时期的开放局面[2]。
二、长安等政治性城市民族融合
隋唐五代是周边民族不断迁移、不断融合与发展的时期。民族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 隋唐军事、经济、政治以及城市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革。
唐朝初期, 唐朝经常和北方突厥民族有纠纷和征战, 其中唐太宗通过采取怀柔以及战争等方式对于西突厥进行了有效控制。另外, 为了促使丝绸之路重新得到恢复, 唐王朝开始重新开辟商路, 波斯商人以及西域胡商来中国做生意的增加, 大部分商人纷纷通过丝绸之路展开了贩运贸易活动, 获得了较多的利益。贸易中转点选择在长安地区。
长安属于隋唐时期全国最大城市, 是国际性的大都市, 长安聚集了各种手工业者、商人等等。各民族以及外国人员都在此相互沟通交流以及联系, 还在尊重和碰撞过程当中展现了文化活力。尤其是在唐朝贞观年间, 突厥人已经在长安地区居住, 同时数量可观。西域商人和使者来到长安活动。
根据相关研究资料表明, 大约有四千多西域外来人口来长安, 唐朝政府为了针对于长安地区人口进行管理, 要将这些人遣返到西域地区。但是, 来长安地区的西域商人很少自愿返归, 由于一部分人员在中原已经娶妻生子, 还置办土地以及房屋等等, 此居住长达几十年已经完全习惯中原地区生活习惯以及生活习俗, 所以不愿意再次回到西域。唐朝政府下令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科学有效地进行管理, 在鸿胪寺要对人口进行登记, 进而促使这西域外来人口具备长期居住资格。但是外来人口享受到唐朝城市权利, 也需要他们为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为了对于这一批人员有效地进行安置, 同时为了促使这一批人员为唐朝所用, 大部分人员被编入了神策军当中, 还成为了边疆的士兵。通过这样方式促使外国人开始逐渐成为唐朝居民。各民族之间长期生活交往彼此之间相互学习, 相互吸收而不断地实现了融合。长安情况如此, 其他城市大致相同[3]。
三、扬州、广州等商业性城市民族交流
安禄山发生安史之乱之后, 北方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农田水利受到了军队的严重破坏。这样的情况之下, 南方地区反而有了良好的发展。开通大运河之后, 区位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更, 海上航运技术以及海上管控相对松动, 促使了来自于中东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的人来到了东部港口城市, 促使江南地区成为海外商人聚集重要场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扬州大运河沿边的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崛起。
扬州不仅仅成为了海盐、丝绸以及粮食的重要产地, 而且扬州地区是水工业发展水平最高城市, 扬州自身就具备了极高生产力, 吸引了广大的人员来生活, 外交官、求法僧人、留学生、海外商人都会在此开展各种活动[4]。扬州地区具有独特地理位置, 扬州处于大运河交汇的路口, 逐渐成为海外贸易重要集散基地;在扬州多民族共同发展, 例如日本人、波斯人、新罗人。其中, 以波斯为最多, 波斯往往就是从事宝石买卖等活动, 或者买卖一些香料。唐朝和隋朝时期, 西域胡商往往泛舟运河以及长江, 在江淮岭南一带进行商务贸易, 盛唐时期扬州地区胡商人数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新罗人主要从事运输行业, 一般是木炭贩运以及贸易, 通过雨伞纸质产品来和唐朝进行贸易, 交换唐朝的瓷器丝绸等。
唐朝时期广州是民族聚居重要城市。一般来讲, 广州繁荣始于唐初设置了市舶司, 广州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唐朝后期阿拉伯人称广州是阿拉伯人的荟萃之地。另外, 广州地区民族客商较多, 人口结构极为复杂。为了针对于人口进行管理, 政府城西划定居住区称蕃坊, 蕃坊中居住多民族人口, 包括了南洋诸国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等等。蕃坊都是实施民族自治制度, 汉人保留自身的风俗习惯, 在蕃坊保留着各民族自身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习惯等等, 实现民族的融合。
四、都市民族交融与城市发展
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能够促使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唐朝时期长安地区固定人口约在四十万到五十万之间。但是, 流动人口却高达百万, 不低于固定人口。正是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动, 这样促使了都市原有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以及调整。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 隋唐时期长安西市附近就存在着大量胡人, 日本留学生往往都居住在长安地区。贞观初年唐太宗将突厥平定之后还将突厥某些部落人员迁到长安地区。所以, 促使唐朝的外来民族人口大幅度提升。我国隋唐时期民族融合日益深入发展, 同时民族融合促使了都市生活丰富多彩, 尤其是唐朝长安地区极其繁华, 规模极为宏大, 充分展现出了唐朝长安文化中心功能。
另外, 自从隋炀帝确立科举制度之后, 长安城成为了重要的教育中心, 来自于各地读书人以及各方面有学问人士都来到长安求学或者赶考。西藏地区松赞干布曾经派过多批学生来到长安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西域各国都来长安求学, 还和中国专家学者形成了极为深厚友谊。唐太宗时期, 吐蕃国、新罗国、百济以及高丽等国家酋长通常都会派遣自己子弟来到唐朝学习国学, 导致唐朝时期国学发展到了极为繁荣的境地, 求学人数就超过了八千多人。国学之盛, 前所未有。留学生来到唐朝使本国文化和唐朝文化实现相互交融, 长安文化也呈现出了缤纷多彩的特色, 获得新鲜的气息。
五、饮食、服装、舞蹈、体育以及化妆文化等融合
首先, 服装文化融合。隋唐充满了异国风情, 来自于其他国家商旅经常穿着奇特的服饰, 或者携带胡族乐曲以及工艺品来交易。隋唐时期服饰方面, 由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很多服饰展现出了较大创新, 展现了其独特性。其中, 胡装对于唐朝的影响极为广泛, 主要特点就是短袖、短衣、长靴, 尤其是在唐玄宗时期受到了汉人广泛欢迎。隋唐时期妇女们热爱骑马, 为了行动的方便通常会穿着圆领长袍, 下面穿着长靴以及长裤, 在唐朝时期女扮男装也是一大特色, 女子可以女扮男装。
其次, 饮食文化融合。西域的葡萄酒比较有名, 立春时节朝廷通常都会向文武百官以及品阶较高的大臣发放胡饼, 另外普通百姓家庭也比较爱胡饼。另外, 在长安市场上波斯三勒浆比较流行。
再次, 化妆文化融合。隋朝时期从波斯可以进口一种螺子黛的睫毛油, 宫女们可以用来装点睫毛, 另外唐朝化妆工匠可以使用一种名为青黛的颜料给女子化妆, 这种颜料也是从波斯地区引进的。
最后, 舞蹈文化融合方面, 唐朝时期流行胡旋舞以及胡腾舞, 其中安禄山以及杨贵妃都比较擅长胡旋舞。
除此之外, 体育文化融合。隋唐时期体育活动比较多, 其中, 波罗球是指一种能够在马上打的球, 这种游戏来自于波斯地区, 唐太宗传入中国之后就受到了当时群众的欢迎。
六、结语
综上所述, 民族人口流动促使民族相互融合。在隋朝隋唐五代时期通过人口流动民族的融合, 为文化经济和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展现出了隋唐包容以及开放民族政策, 汉族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 不断促使了周边地区的民族向内迁徙, 尤其是契丹族、突厥族等等民族, 不仅仅促使了隋唐五代时期城市人口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 提高了生产力。还广泛的融入了各种特色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与风情, 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进入了长安, 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各种元素, 例如, 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等等。留学生以及遣唐使促使了城市文化生活以及居民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 民族融合还传来了各种特色的服饰和饮食, 进而促使都市生活更加色彩缤纷、充满异国风情[5]。
参考文献
[1]关健英.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的交互影响及其意义——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J].伦理学研究, 2013 (05) :71-74.
[2]卜祥伟.隋唐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的内移及其思想性分析——以河洛地区为考察对象[J].中原文化研究, 2013, 1 (04) :66-71.
[3] 马越.隋唐时期扬州佛教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J].文化学刊, 2019-03.
[4]顾懿德.隋唐至北宋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J].科技视界,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