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对其原因的探讨多集中于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方面；对其文化动因的探讨则比较少见， 已有讨论也主要是指出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儒家价值可能并非近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因， 相反， 被儒家主导价值长期“温和地压抑”的广大民众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才是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因也深深地植根于人性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从西周开始中国有了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一次转向， 即从宗教转向人文， 也形成了一些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世俗德性。到了近代， 中国社会有了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向， 即从人文转向富强。但这一价值追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直到40年前的改革开放， 才为这一追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 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这种根本价值动力和相关德性在未来将如何变化， 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改革开放； 文化价值； 宗教； 人文； 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 赞誉为飞跃不致为过。可以说， 这40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预期人均寿命也同时有了很大的提高1.文化价值动因是指人们在价值方面的主要追求以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性， 它们是历史地形成的， 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价值观是一种文化的核心， 有相当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复数而不是一个单数。一个社会也会有主导或主流的价值观， 各种价值观也有分合离异和各自地位转变的时候。
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诸种解释
中国40年来所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目前已有诸多解释。一种是偏于制度方面的解释， 有强调放开市场和保护产权乃至聚焦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 有强调国家发展战略改变的[1] （P71-134） , 有强调减少了制度成本的， 也有强调政治方面的中性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2] （P6-10） , 还有强调中国的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 认为“放开”是国内制度改革的主旨， 开放则使中国获得了全球市场以及高科技革命的机遇[3].另一种是比较综合的概括乃至全面提升的解释， 比如说“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其中有的强调各种综合因素中政府和国有经济成分的主导作用， 国家和资本的结合，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先发国家根本不同的道路。但这种颇具雄心的解释至少还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其实它目前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另外， 关于“中国模式”, 不管是倡导者还是批评者， 也主要还是从制度着眼的。
我们的确要重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因素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外部环境的配合等等， 但是， 目前还少见从文化， 尤其是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解释。可以说， 这种文化价值观比制度和环境在这40年中起着一种更为内在、持久和广泛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动力作用。当然， 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因并不是没有偏于文化和价值路径的解释， 但这方面的解释的确比较少， 或许可以说不够准确。比如有学者认为， 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及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经济崛起的文化原因， 或者具体认为中华文化中高储蓄和重教育的特点是导致中国乃至华人经济成就的重要因素[4] （第4-5章） .本文则更倾向于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来考虑近40年中国经济成就的原因， 当然主要是从以价值观作为根本动因的角度来进行探寻。按照上面的说明， 显然， 历史文化中价值动因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 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此前亚洲四小龙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乃至解释华人在其他国家如东南亚、欧美等国作为少数族裔和个人取得的经济佳绩的内在动因， 甚至还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历史上， 比如在唐朝、宋朝就已经取得过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巅峰的经济繁荣。那么，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在近40年中取得了经济的突飞猛进， 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制度和政策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了某种比较充分的配合的原因了。一个最简捷的解释就是和改革开放相关， 从制度的原因看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 这种改革主要是“放松”或“放开”.正是这种制度的改革开放与久已存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有了一种颇佳的配合， 就像持久关闸积蓄了高水位的大水库一旦开闸--制度在对内外两方面实行开放， 经济就出现了滚滚的洪流2.
制度和观念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或许可以说， 对近年的经济的成就来说， 文化是根本的远因， 制度是主要的近因。制度和价值观之间有一种很强的正负联系。一方面制度可以起两种作用， 一是压制多数人的价值观， 二是顺应或者促进多数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 如果社会有一种强大的价值追求， 也可能会追求制度的改变， 在恰当的制度下， 这种价值追求就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价值动力和德性
下面我们进入对中国人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可以区分出两种价值追求：一是主要或最高的价值追求， 二是辅助性的德性价值追求。一个一般的、尤其是传统的道德体系常常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善论， 即对人们视为善好的各种价值的追求， 尤其是那些主要或最高的价值， 或者说对“至善”的追求；一个是德论， 即有助于达到这些价值目标的各种德性和能力。那么， 在中国近40年发挥出了巨大作用的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与德性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中国民间曾广为流行的《增广贤文》为例来看长期存在于普通人那里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追求。这部在清代汇聚了各种名言谚语的书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普通人的价值观， 也是人们长期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其地位和影响类似于富兰克林《理查年鉴》中的格言。当然， 《增广贤文》也是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民众文化的混合。前者表现于有许多劝人读书入仕的格言， 后者表现为有许多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谚语， 其中对财富的重视和追求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欲求生富贵， 须下死功夫”, 财富是许多人苦苦追求、至死方休的一种价值。在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不会将这种价值视为最高价值， 但也不会全然排斥：“君子爱财， 求之有道”;社会的风俗也是有钱也才有地位 （有权人自然也有钱） , 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有钱道真语， 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筵中酒， 杯杯先敬有钱人。”如果自家的孩子不会读书， 做不了官， 还可以努力奋斗致富， “闹里有钱， 静处安身”.
中国人普遍重视的与这种根本价值追求相关的主要德性价值是勤俭。勤劳表现为以辛勤劳作为荣， 抓紧时间， 不怕苦累， 如《增广贤文》中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家之计在于和， 一生之计在于勤。”还有如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表现卓异的浙江温州人所说的“能做老板， 能睡地板”.节俭如《增广贤文》中所言：“养儿防老， 积谷防饥”“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把无时作有时”“从俭入奢易， 从奢入俭难”.中国人的储蓄率一般都很高， 也愿意将节俭下来的钱财不断理财和投资。勤俭不仅表现在大中小各种企业家那里， 而且在数以千万计的第一代民工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 韧性变通和重视教育也是中国人很突出的特性。他们特别能忍耐， 接受挫折和失败， “得忍且忍， 得耐且耐”, 一条路走不通， 就换一条路再试；他们也相当灵活， 或者说适应环境和应变能力很强， 随时能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不拘条件， 只要有一点经济机会就紧紧抓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历史上有许多的“劝学文”“劝学诗”, 虽然过去最重视的是人文知识， 但由于这种长期的文化积淀， 且智商也有相通的一面， 所以学起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也同样得心应手，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也不怕”“一技在手， 受用终生”.
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德性偏好， 在改革开放之后， 制度一旦放松， 经济就爆发出巨大的活力， 一度万众下海， 万马奔腾， 人人都想致富， 也愿意为此付出辛勤的劳作， 节俭生活， 随时学习新的知识， 寻找新的商机， 从而为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三、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一次历史转变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更深入的探讨， 这些价值观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为什么它们恰恰在最近40年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而促成中国经济的起飞？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历史文化。
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和欲求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需要长期的积淀。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中国近3000年主要价值追求的第一个转折， 即西周商代开始的价值观从宗教主义向尘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转折， 政治与宗教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尽管商朝以前留下的宗教意味的文献不多， 远不及其他文明， 尤其是犹太教文化中的宗教文献，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更崇拜上帝和天命乃至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倾向。西周开始统治者强调以德配天， 敬天保民， 治理重心放在人力可为的范围， 主要关心人间而非天上的事务。这一脱离宗教的超越信仰， 或者说与一神论宗教拉开距离的转向， 的确是上层精英做出的， 是自上而下产生的。于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再向宗教方向发展， 而是转向人文方向， 这倒是也吻合了现代世界世俗化的潮流。现代中国不需要“脱神”, 不需要经历一个近代西方和其他文明“上帝死了”的精神挣脱过程。它在世俗化方面早就准备好了。
由于中华文化从西周开始就走向了与宗教信仰脱离的道路， 人们的精神注意力从天上回到人间， 开始重视人事和此生的幸福追求。上层精英主要向人文卓越和道德圣贤方向努力， 下层民众则主要在物质生活和自然伦常方面用力。所以说， 这种此世主义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从西周商代开始， 中国决定性地走向了一条与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和古代文明不一样的道路， 那就是和支配性的超越的宗教信仰基本脱离， 重视人间生活和人文道路。
但即便都重视人间和此世， 我们也还是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民两分、少数统治的社会， 社会上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与社会下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是不一样的。在西周后近3000年的传统社会中， 这种此世主义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来说还不是物质主义的， 甚至民众虽然重视肉体的生命， 追求尘世的幸福， 但也还不具有强烈的物欲取向。这也许是因为民众所持的价值观虽然是多数的价值观， 但在一个由少数人文精英治理和统治的社会， 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不以经济为中心的， 甚至在民间， 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也是淡化物欲的。所以说， 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主要成分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实际上是两分的：即政治与社会、朝廷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或者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士人与民众， 双方有不同的价值观。想成为君子的人需主要从人文与道德的方向努力， 只有成为了有学识和高尚道德的君子， 在社会地位上才会成为官员， 成为士大夫， 这个方向后来得到了社会制度的保障， 通过从西汉就开始的古代推荐官员的察举， 到唐朝确定的考试选拔的科举， 的确能够让有学问和德行的人成为官员；一旦成为官员， 他们的经济地位也能得到保障， 能获得相当的财富。若按照儒家的文化来理解， 他们的确是不以财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财富只是这种道德追求的副产品。但能够通过精湛的学问进入社会上层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要自谋其利， 其中一些商人、土豪的确也能够比官员更富有， 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社会最羡慕和尊重的还是那些读书做官的少数人。这样， 多数人的物质追求就受到了儒家这种人文等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抑， 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不是多数人的价值观， 而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价值观。在儒者看来，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大多数民众是一定会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的， 儒家也让他们追求， 但这种追求在儒家看来是低于人文学者官员的追求的。尽管追求儒家人文精神的大门是对几乎所有人都敞开的， 但确实只有少数人愿意追求， 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够成功。由于这种少数的精神追求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 多数人的物欲追求肯定是要受到压抑的。这样， 社会分层就构成了一种上小下大的金字塔， 但金字塔的各层级不是固定的， 而是上下层可以流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压抑物欲， 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理论， 它不以经济发展和财富追求为中心， 但也基本上不干预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 它主张“国不专利”“为民制产”, 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另外， 它重视知识和教育， 重视家庭责任， 倡导和平和谐， 这些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有促进作用。另外， 与宗教中精英和信众是相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 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英则和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 官民两分， 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上的等级制。尽管这种等级制是流动的、开放的， 下层的读书种子可以通过古代的察举和科举跻身上层， 但上来的毕竟只可能是少数精英， 而且这些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马上就拉开了上下的距离， 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可能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士人期望移风化俗， 淡化民众的物欲， 但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他们清醒却也无奈地认识到， 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这一人性3.
一种人文的思想文化远不能像一种超越的宗教信仰那样能够普遍地影响大多数人， 所以， 儒家淡化经济利益和物欲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太大， 加上它对人性的了解和宽容， 并不主张压制民间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 在中国历史上， 也有商品经济的多次繁荣， 其经济体量和水平常常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峰--虽然它还不是那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技术革命而来的现代资本和全球市场经济。
总之， 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物质要求价值观构成了一种压抑， 但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压抑”, 只是不让下层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到了近代， 当中国和西方大规模遭遇以后， 中国人先是痛感物质层面的技术和力量不如对方， 后来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也觉得对方有优势， 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中国开始了一种社会主导价值的转换--开始追求民富国强， 这也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转折点。如果说从主导价值观的角度看， 中国从西周开始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是从宗教转向人文， 那么， 近代开始的第二个转折点则是从人文转向富强。
四、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变
春秋以降， 尤其是战国时期， 列国也曾一度相当追求富强， 尤其是国强， 但这是君主独尊前提下的追求， 以秦国最为明显和强势。从商鞅变法的秦国到统一中国的秦王朝， 中国的确走过一条追求富强尤其是国强的道路。但从西汉开始尤其是宋以后， 统治者更多以儒家的上层人士希圣希贤、全社会天伦和谐、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为主导。自近代中国与西方有了大规模的遭遇和冲突， 在累次战败受挫的震撼下， 上层精英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基本确定了以追求富强为全社会主要的价值目标， 而不再是过去的上层与下层两分、由上层主导的价值观了。
这样， 近代中国可以说又有了一个价值地位的大翻转。由于现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平等的潮流， 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观开始成为主流。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研究墨西哥社会时曾经有一个区分， 他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称为“大传统” （greattradition） , 将乡间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 （littletradition） .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提法， 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称作大传统， 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观称作小传统。那么， 近代发生的情况是：过去在野的民众文化的小传统变成了上层也必须顺应的大传统。也许这两种传统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 但它们的相对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说， 认为亚洲四小龙， 后来也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原因是不那么准确的， 应该说， 这更多的是出自中华世俗文化的原因， 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起了大作用， 它也切合现代世界追求平等和物质幸福的大潮流， 其地位从过去的居下变成了居上。与其说过去在朝的儒家文化是华人经济成就的内在价值主因， 不如说是过去在野的中华民间俗世文化是其主要原因。当然， 中国上层精英的文化与下层民众的文化也一直共享着一些因素， 比如都重视人间， 重视现实， 重视生存与和平， 重视天伦之乐。
但为什么20世纪初之后， 中国大陆的走向富强或者说以经济为中心还是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呢？这里有国际环境、内外战争动乱频繁的原因， 也有手段一度异化为目标的原因。
共产主义的图景也有相当物质化的一面，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也包括有对民众的物质吸引力， 它包括“财富的充分涌流”和“按需分配”的美妙愿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执政者也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富强， 一度努力在经济上有大的建树， 经济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到50年代末， 执政者试图用国家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 提出过“超英赶美”的口号。但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尝试都失败了。后来的中国则迅速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 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首先塑造一代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连自留地和小商贩也受到严格限制乃至禁止， 民间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政治管制之下几近奄奄一息。与过去儒家思想对民间经济活动“温和的压抑”比较而言， 这可以说是一种“激烈的压抑”.十年“文革”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 从这一点来说， 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执政党坚定地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动摇， 政治的合法性将主要来自经济， 官员的政绩考核多以经济方面的成绩来衡量。而且对经济的努力不再设限， 不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重视实效， “不管白猫黑猫， 能够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政府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制度平台。此前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宣传也培养了民众一种广泛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 人们不再那么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和安土重迁， 敢于流动以寻找各种经济机会。
在人们的物欲被压制得最甚之后， 它的反弹也最厉害4.一旦开放国门， 人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来， 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富足， 就更加增强了致富的动力。中国人在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了， 理直气壮、一心一意地谋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压抑了这种物质追求， 而这种欲求一旦得到释放， 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执政党在消除了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之后， 也就可以进行一些最重要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了。这里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允许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产权。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还围绕着“傻子瓜子”有雇工是否能够超过马克思所说的八人的规模的争论， 那么到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诸多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民间企业遍地开花， 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一些企业迅速做大做强， 80年代还在争论一个私营企业有几个雇工才不算剥削， 90年代以后就迅速出现了一些“巨无霸”的民营企业。在此过程中， 有两批人脱颖而出， 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批是土生土长、有商业长才和见识的企业家；一批是海归， 带来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和高新技术。比较成功的公司也多引入了内部分享利益的机制， 大家一起致富。国有企业也做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改革， 有了一定的内部激励机制。二是放开自由市场， 主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 让资金和资源通过市场流动起来， 涌向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而且不止是在国内市场流动， 还通过向世界开放走向了全球市场。一些适宜的发展战略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促进了一些基础工程的建设。
除了这些制度的改革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机遇之外， 更根本的还是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其间重要的是：你最想要得到什么， 你有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路径能够得到。如果说， 多数人， 尤其是那些很早就几乎完全转向了此世主义的多数中国人， 他们最想要的是物质的安康乃至财富的充分占有， 而如果在现代几经曲折， 又找到了得以实现这一欲求的最恰当手段和道路--先发国家已经示范了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等等， 那么， 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就顺理成章了。盘点最近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那些经历了这40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一代人， 大概也可以说已经远远超额地实现了他们最初的经济和物质生活预期5.
五、物质生活主导型价值追求和德性分析
再总结一下， 我们或许可以说， 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早就是一种此世主义、人间主义， 但在近代又变为以物质主义为主导。如果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 大概可以说， 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 而且多数可能还更重视其中的物质因素， 但其中的确又有程度的不同， 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机的确表现得更为强烈， 他们又具有勤俭、灵活等能够有力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德性。中国人其实是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 许多人天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加上很强的学习能力， 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后发优势。但是， 如果制度不放开， 则民间的个人再有企图心和商业能力也是枉然。所以，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制度与价值在这些年里形成的颇佳的相互配合。
这种对物质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 从低端观察是为了生存，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如果从高端观察， 则是获得财富， 甚至希望成为豪富， 希望暴富。从低端--为了生存焕发出来的动力应该是最为巨大的， 但均富也是普通人的梦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虽然难说高尚， 却是合理的， 对一种体面生活的追求也不失为正当， 而对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的要求则更加正当。因此， 中国人这种比较实用和物化的价值观也许并不很伟大， 但有它的合情合理和正当性， 尤其是当它成为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的时候。
当然， 我们也可以略微说一下这种基本价值追求的另一面--或许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如果物欲和实利的动机太强， 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追求不够， 只重视物质生活， 不重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等价值， 也会影响到对人的全面幸福感， 或者说对人的生命的完整意义的把握。
上面提到的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各种德性， 也会影响到即便是尘世的幸福：比如说过于勤劳， 可能导致不够注重生活的质量， 不能充分理解闲暇对人生幸福的意义， 乃至容易被讥为“经济动物”;过于节俭， 或会影响生活的舒适以及慈善的事业；过于韧性乃至过度忍耐， 有可能会损害人的自尊等等。这些德性， 从长远来说， 甚至也有可能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少数人的炫富和多数人的过度节俭可能导致产业不平衡和消费力不足；过于灵活可能容易导致原则性不够， 对保障经济活动的法律和规则尊重不够， 进而肯定会影响到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而过度忍受， 也容易导致不够争取合理而可靠的法治市场秩序。即便在聪明和善于学习方面， 也可能有过于重视实用技术而轻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偏颇等等。
另外，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 可能本就有一些制约人全面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因素， 因为不甚重视自由， 没有对自由的制度保障， 科技的首创力也就有所欠缺；诚信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 会增加交易的成本， 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因互信带来的惬意；不够勇敢， 也就不容易�卫自己和他人的合理合法的产权；重视亲友也可能影响到如何与现代社会大量的陌生人合理地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如果不够强大， 也将直接妨碍企业做大做强， 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等等。而且，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 以上只是对中国社会， 尤其是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中存在的主流价值观而言， 并不试图完全囊括全体中国人的所有价值追求。
至于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由于基本生存的压力不再， 过去长期的压抑带来的刺激和反弹不再， 人们是否还会有那么强烈的物欲动机和奋斗精神？中国向世界开放了40年， 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价值观会不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新变化？是不是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可能正在弱化， 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正在增强？这些都还有待于观察。我们现在也许只能说：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全球密切互动的时代， 许多价值观念肯定要发生变化。但一般来说， 对于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 它们既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养成的， 也非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6.
总之， 回顾近40年中国人价值观念与经济成就关系的历程， 我们大致可以说：一种普通中国人持有的、在数千年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文化价值观， 可能正是近40年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一种根本动力的秘密。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 姚洋。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1） .
[3] 钱颖一。“开放”与“放开”--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的原因。北京日报， 2016-12-19.
[4] 朱天。中国增长之谜。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注释
1 据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40年来，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5%.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 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
2 周其仁形象地提出一个“水大鱼大”的说法来解释中国近年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动因。我想这“水大”可以理解为一是体量大， 二是活水强。中国经济的大体量是其他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在高铁、物流、互联网用户等依赖于人口数量的产业发展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而未来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也会有特别的优势。至于“活水强”, 则涉及到本文将阐述的文化价值动因。
3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唯士为能。”两千年后， 王夫之在《俟解》中依然写道：“学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 …… （其） 营营终日， 生与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 千百人和之， 若将不及者何心？……求食、求匹偶， 求安居……庶民之终日营营， 有不如此者乎？”
4 2012年11月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的主人公周万顺为了挣钱做过捡破烂、卖皮鞋、卖插座、做皮鞋、挖石油等各种事情。编剧高满堂谈到：周万顺说的一句话， 代表了温州人的最真实动力， 那就是：“穷疯了， 穷怕了， 不能再这么活了。”
5 根据社会学家蔡�的一个研究， 在英国物质生活改善的比率增长最快的一代人是56%, 美国是1倍， 日本是10倍， 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40 年的一代人的物质生活改善比率则达到了24倍。来自蔡�2018年12月8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现场发言笔录。
6 但是考虑到日本社会价值观从二战后到现在的巨大变化， 在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中， 类似阿信那一代人的奋斗精神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减弱， 甚至被称为一个“低欲望社会”.那么， 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已出现“佛系青年”, 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