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在城市少数民族打工者闲暇生活中的价值体验

发布时间:2020-07-22 11:30:24

  摘要:自媒体在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变迁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最显而易见的价值体现在于提供休憩和娱乐, 除此之外, 其廉价性、自主性和平等性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备受时间和金钱限制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闲暇资源的替代和心理体验的补偿, 自媒体实现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创造引导着少数精英群体进行生活方式的重造、社会网络的重构及社会地位的重建, 这些都与其城市适应能力和适应程度密切相关。媒介建构和赋权下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实践, 是一种充满挑战的空间和路径, 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城市适应过程, 媒介需要与其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修正, 才能促使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关键词:自媒体;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 闲暇生活; 城市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涌入城市, 致使内地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加。2017年, 北京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占总流动人口的十分之一, 广州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流动人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关注逐渐由物质满足转为精神文化需求, “闲暇生活”渐渐进入视野, 成为衡量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适应和融入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 频繁的城乡流动恰逢媒介技术急剧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期, 媒介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嵌入到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生经历和城市体验中, 极大地影响和重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城市中各种资源占有度较低的社会底层群体,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拥有丰富多彩的闲暇生活,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成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构建闲暇生活的主要工具和重要内容, 引导和助推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 这种变迁参与和影响着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本文以自媒体为研究视角, 通过对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闲暇生活变迁的描述, 探究自媒体在其闲暇生活中的价值体验, 进而从文化角度关注其城市适应和身份转变等问题。

  一、自媒体的使用价值:闲暇需求的消费升级

  对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而言, 自媒体的使用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传统农村 (牧区) 的闲暇生活比较单一, 很少有种类繁多的文化娱乐活动, 少数民族的闲暇生活主要依托于本民族传统节日。作为民俗性的闲暇活动,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根植于乡土, 具有特定的文化因素, 呈现出仪式性、周期性、群体性的特点, 加之农村 (牧区) 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尚不完善, 传媒途径相对狭窄, 媒介技术比较落后, 传统的闲暇生活更多的是在自然中寻找乐趣或与同伴相处嬉戏, “以前很少呆在家里, 去外面玩儿得比较多, 一般都是和朋友出去玩儿……去远处的草原, 边放牧边休息。” (1) “闷在家里也就是偶尔看看电视, 出去亲近自然好啊!咱们蒙古人嘛, 还是喜欢草原, 到外面心情舒畅!” (2) “嘎查 (村) 和苏木 (乡) 每年会定期组织那达慕, 摔跤、骑马、射箭、推勒勒车这些蒙古族传统活动, 男人们都会参加, 比赛结束后还有表演、集市, 女人和孩子们喜欢。那达慕是咱们这儿最主要的 (闲暇方式) 。” (3)

  从农村 (牧区) 到城市, 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媒介的种类更加丰富, 技术更加先进发达, 交流也更加方便快捷。在城乡流动最为迅速的时代, 即时通讯、博网博客、手机媒体等自媒体形式凭借零门槛、无审核、速度快、消费廉价、使用便利等特性迎合了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使用习惯, 在城市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改变了以前的闲暇娱乐方式, 微信聊天、微博直播、网页浏览、观看电子小说和视频等成为闲暇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 能够更迅速、更熟练地掌握自媒体的使用技能, 享受丰富的娱乐内容, 及时跟随大众文化的潮流, 让自己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城市媒介环境中得到熏陶浸染。

  城市化既是生存空间的转移, 也是生活方式的转型, 作为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在相对封闭的农村 (牧区) , 闲暇活动多在户外进行, 而在较为开放的现代城市, 闲暇活动却局限于室内;以前, 闲暇生活的参与方式依靠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如今, 更多地凭借自媒体在虚拟空间进行观察体验;在以地缘、亲缘和族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 闲暇活动以群体为中心展开, 而在陌生的城市社会, 一切从个人的兴趣和意愿出发, 自主安排闲暇时间、自由选择闲暇活动。总体来说,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由自然性、真实性、群体性、民俗性向城市化、虚拟化、个性化、大众化趋向转变。而转变的基础, 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逐渐升级为消费工具和消费对象。实际上, 自媒体之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意义, 不仅局限于闲暇生活中的娱乐消费工具, 更是他们释放生存压力、消解离乡愁绪和驱逐空虚苦闷的有效途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获取闲暇娱乐需求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在心理和情感上获得满足的过程, “即使是媒介带来的短暂轻松, 也足以给他们平淡的日子增添几抹亮丽的色彩, 使他们在闲暇之余能够重新鼓起勇气, 继续在适应城市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1]

  二、自媒体的替代价值:闲暇资源的补偿与满足

  自媒体在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闲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停留在娱乐消费这一层面。作为城市的“外来群体”,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对各种资源的占有程度较低, 直接导致了他们的个人和社会认同感下降, 频繁地涉足于城市中灯红酒绿的休闲娱乐场所成为一种奢望。自媒体填补了他们百无聊赖的空暇时间, 替代了价格昂贵的娱乐消费, 实现了他们对闲暇资源的补偿和满足。

  自媒体的替代价值在手机这一交互性和融合性较强的媒介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普及, 手机应用程序 (APP) 的增长态势空前高涨, 使用体验得到极大改善, 更新迅速、种类繁多的手机APP无孔不入地冲击和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润物无声地转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物质和文化资源占有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迅速捕捉到了手机APP这一方便廉价的媒介工具, 眼花缭乱的APP软件满足了他们对闲暇资源多样化的需求,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使用和享受。如唱歌软件可以代替去KTV唱歌, 游戏软件可以代替去游戏厅打游戏, 手机网上购物可以代替去实体店购买……“我挺喜欢‘全民K歌’这个软件, 朋友教我下载的, 免费的, 唱完可以发到好友圈, 和朋友们一起听, 挺好玩儿的!还有蒙语歌曲, 能满足我爱唱歌的欲望。” (4) “不怎么逛街, 穿的和用的都是在手机淘宝上买, 便宜还节省时间。” (5) “闲下来的时候就是用手机打游戏啊, 一有时间就拼命玩儿, 特别过瘾!大家相互比赛, 又不用花钱, 比去电玩城和游戏厅划算。” (6) 尽管这些APP软件不能完全实现实体现场的享受氛围, 但其廉价性、自主性和平等性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备受时间和金钱限制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了闲暇资源的替代, 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闲暇生活。

  调查显示,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女性大多热衷于通过手机观看影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 而男性则沉迷于玩游戏, 影视剧作品和综艺娱乐节目期望达到的是“你也在场 (情境) ”的代入感, 游戏期望达到的是“你就是他 (角色) ”的代入感, 两者均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替代性体验, 这种替代性体验通过虚构的场景和角色互动, 使他们感同身受地体会或者参与着情境中的喜怒哀乐, 甚至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角色束缚, 通过体验或者互动进入到一种超现实的世界中, 从心理上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自媒体在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闲暇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不仅是单纯的娱乐消费, 虽然它们最基本的功能确实在于提供娱乐, 但对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弱势群体而言, 更加意味着一种心理的补偿和满足。

  三、自媒体的构建价值:文化自觉的实现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城市媒介环境带给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更深层次的价值体验在于文化自觉意识的激发, 进而引导他们利用自媒体超越娱乐的工具性价值, 建构个体的思想和认识, 获得自我发展。这一点, 在新生代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区别于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对乡土的眷恋和传统的固守, 新生代具有更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更积极的主观能动性, 自媒体中宣扬展示的现代城市生活激发了他们积极进取的信心, 强化了他们的个体意识, 塑造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知, 引导着他们确立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凭借着高于老一代的媒介素养, 新生代们通过使用自媒体拓展视野, 获得技能, 补充知识和信息, 逐渐适应城市生活的生存法则, 寻找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契机, 以获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城镇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和网络效应能够快速有效地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 更有助于提升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 城镇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载体, 能够容纳、接受和创造更加多样化的文化和人生, 相应地, 人口的进一步集聚为各种文化和各自的人生提供了展示的机遇。”[2]

  葛根塔娜 (化名) 是内蒙古包头市一名蒙古族进城务工人员, 十六岁时她迫于家庭生计的压力, 只读完初中便辍学进城务工。先是给别人打工, 后来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百货服装摊位, 现在获得了一家较大规模的日化公司超市项目的股份制经营权。在内蒙古牧区, 像葛根塔娜这样的新生代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不在少数, 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际机遇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城市生活的原始渴望, 期望通过自己的打拼能够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工作之余, 他们多数时间是通过手机上网查找资料和信息, 获得相关的知识, 或者登录论坛和专业人员探讨问题、洽谈业务。“这几年都是边工作边学习, 通过手机上网学习一些知识, 观看一些创业讲座的视频, 也认识了一些和我一样 (想创业) 的人, 大家相互帮衬, 做了一些事情。……我希望能够继续学习深造, 趁着年轻抓紧时间充实自己。” (7)

  创业孵化基地是内蒙古牧区安置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主要途径和渠道之一, 培训和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民族服饰、民族饮食、草原旅游等, 课题组对内蒙古典型牧区东乌珠穆沁旗的创业孵化基地进行长期跟踪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能够产生较大经济效益和较广泛社会效益的经营体恰恰是那些文化自觉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 他们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以媒介为依托寻求自身发展的信息与契机, 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创新业务种类, 对生活方式进行自主选择和自我实现, 获取更多的物质和情感上的支持慰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我们的奶制品很有名气的, 不仅保留了蒙古族传统奶食品的特点, 还融合了西式糕点的做法和口味, 比原来的好看、好吃, 城市里的蒙古族人爱吃, 汉族人也爱吃, 买的人特别多……政府给我们提供培训和资助, 我们自己也动脑筋, 想办法, 搞创新。……现在我们的奶制品还在网上 (微信、淘宝) 销售。” (8) “传统的蒙古袍买的人不多了, 生活中没有多少人穿了, 我们从呼和浩特聘请了设计师, 改良了传统的材质、样式和工艺, 主要做演出服和礼服, 现在的销路特别好, 北京、呼和浩特等一些大城市都和我们这里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9) 2017年, 东乌珠穆沁旗进城务工的牧民凭借自主创新经营的奶制品和民族服饰成功申请了内蒙古自治区知名品牌。

  在构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认知之外, 自媒体还发挥着构建社会网络关系的功能。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调查结果显示, 老一代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是通过亲戚或熟人的介绍来到城市, 他们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于本民族范围内 (亲戚、老乡、同学、朋友等) , 以族缘为主的熟人社会网络对他们的影响根深蒂固, 进城后部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随之被移植到城市中, 依然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 并且在交往过程中仍旧过多地依赖和选择本民族人群为对象, “人情关系”始终是他们考虑和顾及的主要内容。而新一代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则能够充分利用自媒体搜寻就业信息, 进行选择判断, 尽管在他们来到城市初始也要依靠族缘关系形成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 但通过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实践和信息互动能够逐渐形成一个以业缘为中心的新的关系网络, 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与自媒体紧密地连接和交织在一起:或者先通过自媒体的虚拟社交形成关系, 然后从虚拟空间发展到现实交往, 或者先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关系, 然后通过自媒体的互动交流巩固加强。在自媒体的浸润和影响下, 新生代的交往习俗也发生了变化, “ (自媒体) 拓展了少数民族的交往空间, 打开了他们认识事物的眼界, 使其逐渐接受并内化了传播媒介中展示的现代交往方式, 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交往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转变, 从重人情关系的封闭式交往向重利益关系的开放式交往转变……社交手段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社交的内容和目的越来越趋于理性化。除了感情因素外, 他们开始考虑交往对象能否为自己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注重交往的成本与效益, 谋求交往的长远打算, 在处理交往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时也能够采用理智的方式方法加以解决。”[3]可以说, 自媒体影响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给个体的人的发展带来了显着变化, 使他们渐渐适应和遵循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营造的平等竞争氛围和利益最大化原则, 冲破了以往以族缘为中心的人情关系网络, 使个体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得以有力激发, 独立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同时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建立起了普遍而广泛的联系和交往, 社会关系日趋丰富和全面, 城市融入程度日益加深。

  在考察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与城市适应过程中, 自媒体是一个贯穿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而言, 其最显而易见的价值体现在于提供休憩和娱乐, 自媒体以其丰富的功能带给他们多元化的体验, 在他们的闲暇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成为不可或缺的娱乐消费工具。除此之外, 伴随着媒介技术飞跃式的发展, 自媒体的工具属性不断得到拓展, 功效发挥得更加多元彻底, 花样繁多的自媒体软件和各种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替代娱乐消费场所的功能, 从而补充和丰富了他们的闲暇生活体验。自媒体产生的构建价值, 虽然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都能够达到的层面, 但他们当中的年轻精英群体具备敏锐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 能够超越自媒体的娱乐工具性层面, 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实践, 获得观念指导和信息支持, 打破传统以族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 逐渐构建起以业缘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帮助自己实现价值诉求和人生目标。如果说利用自媒体进行娱乐消费和资源替代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而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状, 那么通过自媒体实现文化自觉和价值创造则是少数精英群体引领的一种未来趋势, 这一趋势将会激发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新生代进行生活方式的重造、社会网络的重构及社会地位的重建, 进而影响他们城市适应程度的加深。由此看来, 自媒体之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意义, 不仅局限于充当娱乐消费和体验替代的工具, 还涉及着生活方式的重构和文化自觉的实现等深层次价值, 通过充分挖掘和使用自媒体的多元功能, 得到心理的慰藉和精神的愉悦, 对所在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是他们通过休闲融入城市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但决定着个体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未来的提升发展, 更关乎着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适应程度, 同时也影响着城市的稳定和发展。

  自媒体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闲暇生活实现深度合谋的宏观背景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媒介化。作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分子,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自然也无法逃脱和避免。在城市媒介化的过程中, 他们成为被自媒体深刻影响的一代人, 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 既是信息的制造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 自媒体以其特有的传播实践的交互性通过渗透、融合、感染、凝聚、熏陶、净化等多种形式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媒介成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重新塑造和构建其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和变量。当然, 自媒体本身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新生媒介的功效, 使之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闲暇体验和价值创造, 则需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 媒介和闲暇的体验与体验主体的心态、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并且主体的体验方式和体验程度的差别直接决定着闲暇的层次。当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人同样通过自媒体参加闲暇活动时, 究竟怎样去体验这个过程, 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和领悟。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他们享受着自己的一切兴趣、爱好、才能、力量, 在认知、情感、意志等诸多领域重塑内在性灵, 丰富既定品格, 引领着思维的碰撞和灵感的突发, 在闲暇生活的思考中不断走向自由创造, 构建属于自己的闲暇生活体验, 逐步实现向城市生活的靠拢与适应, 进而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模式, 并在这一模式中寻找到一种确定的本体安全, 从这个角度讲,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通过媒介在城市中进行的闲暇生活实践时刻都在彰显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融入。“农民工的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在心理上获得认同, 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 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4]

  但是,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 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与融入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同化的过程, 其最终指向也并非直接从农 (牧) 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而是要经历农 (牧) 民—农 (牧) 民工—市民的特殊路径, 并体现着鲜明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独特的文化传统、流动经历、生命体验、心理变化、情感波动、文化重建等都决定了最终他们与城市居民不同的身份特征。他们会不断通过闲暇实践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模式, 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一种崭新的身份再造, 这种新的身份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农 (牧) 民, 也不是新生的城市居民, 而是担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 我们也必须正确认识自媒体在参与、构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闲暇生活时的局限性及产生的负面效用:自媒体满足了他们的闲暇娱乐需求, 但却为文化“快消”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不断流行更新的文化产品导致了经典的缺失, 带来了文化“繁荣”的表象甚至假象;自媒体为他们实现了某些闲暇资源上的补偿与替代, 但也掩盖了其隐蔽的权益牺牲, 如亲人的精神慰藉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参与社会活动的正规途径等;扑面而来的碎片化信息拓展了他们的认知空间, 但也极易降低传播内容的可信程度, 使人的思想观念受到这些信息的左右和控制, 诱使欲望失控、道德失范、行为失律的发生;传播主体声情并茂的表演性能够给他们带来感官上的休闲刺激, 但也极易迎合大众的“审丑”情结, 进而消解少数民族优秀的审美传统和价值取向, 造成个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文化迷失等等。针对此情形, 一方面要通过机制的完善和法规的健全促进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觉醒, 重视实施自媒体的规范化建设, 增加经典、正面、优秀内容的比例, 利用自媒体的独特优势, 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同时应及时更新和开发先进的技术手段, 使网络监管能力得到极大改善, 防止不健康、不理性、不真实的内容随意传播;另一方面, 要加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自媒体文化传播行为的引导, 提升他们对媒介文化的理性认知能力和判断识别能力, 进而增强网络文化修养和品位。对于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中出现的文化迷失和行为失范的现象和势头, 不应一味阻止和否定, 应从多个角度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手段因势利导, 降低和稀释不良现象的比例和浓度, 维护媒介传播安全和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总之, 媒介建构和赋权下的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闲暇生活实践, 是一种充满挑战的空间和路径, 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城市适应过程, 媒介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需要与其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修正, 才能促使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实现正真意义上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郑欣, 高梦媛.媒介化体验: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 2017 (4) .
  [2]滕驰.内蒙古牧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转移问题与对策研究——以W旗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7 (1) .
  [3]乔志龙, 滕驰.大众传媒视域下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变迁[J].贵州民族研究, 2018 (4) .
  [4]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 200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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