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时期,雄州位于宋辽边境,是重要的战略地区。因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的影响,雄州地域经济在生产环境、农作物种植、商业贸易等方面呈现出自身特点,而这些都凸显了其在北宋时期的重要性。
关键词：北宋; 雄州; 地域经济;
作者简介： 王丹(1991—),女,河北沧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Xiongzhou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ongzhou lies on the border of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area,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military influence make Xiongzhou's regional economy present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rop planting, commercial trade and other aspects, all of these highlighted its importa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Northern Song Dynasty; Xiongzhou; regional economy;
北宋时期,雄州位于宋辽边界线,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同时又是双方来往的交通要道,所以学者对雄州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北宋时期,尤其集中在其地理位置和军事职能方面。杨军的《试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城》[1]一文分析北宋时期雄州城崛起的原因和背景,探析了其军事、外交、经济三个方面的职能。王轶英的《北宋重镇雄州城考析》[2]从机构设置、军事防御工程、战略地位等方面论述了雄州是北宋河北边防的重要据点。刘振宇的《北宋雄州区域功能探究》[3]一文对雄州的区域功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李诚的《独立与依附的变奏——雄安三县政区演变研究》[4]分析了雄安三县的设置过程与演变脉络。但这些研究都很少涉及北宋时雄州的地域经济,最直接的研究只有杨帆的《北宋雄州榷场初探》[5]。该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榷场的设置、商品种类和如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但榷场只是雄州地域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反映当地经济的全貌。鉴于此,本文拟较为全面地论述北宋时期雄州的地域经济1,突出其特点。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雄州,五代时为瓦桥关,后周世宗北伐时收复三关,改瓦桥关为雄州,并“以其地控扼幽蓟,建为雄州,仍移归易州之容城并易等二县于城中”[6]517-518。北宋建立后,雄州便作为边防重镇一直被朝廷所重视,“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7]4091。作为北方咽喉之地,朝廷在此常屯重兵,而在将领的选择上更是慎重,包拯就曾提出“缘雄州最为控扼重地尤不当轻授”[8]。受此军事战略位置影响,雄州地域经济在区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显著增添了军事经济的特点。
一、生产环境
雄州地处今河北中北部,北宋时这一地带河网密布,湖泊、洼淀连绵不断。北宋为抵御辽的南侵,将河北沿边广布的河塘连接成片。其中九节塘中的两节便横跨整个雄州地区,“东南起保安军,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9]2359。境内河道纵横,水患也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9]1323;淳化二年(公元991年),“雄州塘水溢,害民田殆尽”[9]1324。这样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北方传统旱作物的种植,但为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
作为宋辽边界上的战略重镇,雄州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后周世宗为北伐做准备时曾以开封为中心疏通漕运,北伐时更是以“部船千艘趋雄州城”[10]。北宋继承后周遗志依然为恢复幽燕地区做出努力,雄州作为战略要地,其交通必然受到重视。太平兴国五年十月,太宗巡视北边,“诏自京师至雄州,发民除道修顿”[7]481。同年十二月“开南河自雄州达莫州以通漕运”[7]483。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和平交往逐渐增多,雄州、霸州两县之间为交通往来之地,霸州以东的洼淀连绵,直至海滨,除了南运河可通行外,其余水陆皆通行不便;雄州以西为太行山东麓延伸地,山壑、陡河横列,舟桥通行不便。这种情况既是北宋在雄州、霸州、信安设立军镇的重要原因,又使雄州成为两国交往的必经之地,也使得雄州成为宋辽边界上活跃的商业活动地区。
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当地劳动力情况的重要指标,影响着地域经济的发展。五代时雄州处于中原和辽的边境,战争不断,人口流失严重。入宋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皇朝管主客户四千四十。”[6]518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趋于稳定,雄州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元丰九域志》记载雄州的主客户为“主八千七百七,客二百六十二”[11]。相较北宋初期,雄州的主客户增加了一倍多,这为雄州经济的恢复和生产增加了动力。到了北宋崇宁年间,“户一万三千一十三,口五万二千九百六十七”[9]2125。北宋后期,宋辽之间关系恶化,战争频繁,波及雄州,该地的徭役也逐渐加重,人口的增加速度不及北宋中期,但在整个北宋时期,雄州地区的人口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同时雄州还存在大量的两属户和驻扎的军队,多样化、复杂化的人口结构,也反映了当地传统经济与军事经济、对外经济相结合的特点。
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着雄州的地域经济,归结起来便是天灾人祸。人祸自不必说,地处边境,战争不断,该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受辽宋关系的影响。另外有关雄州地区的天灾史书中也有不少的记录,前文提到水灾多发,同时饥荒、蝗灾、地震等也时有发生。这些天灾人祸都影响着雄州地域经济的稳定。
雄州地区河道密布,尽为塘水,造成旱地面积少,但这样的环境却为该地区种植水稻、发展水产业创造了条件。便利的交通,使该地区成为宋辽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保障了货物的流通与买卖,也由此发展了当地的商业。人口的不断增长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加了动力,增长速度的差异说明了雄州地区发展的稳定程度。这样的生产环境使雄州的经济呈现出既传统又外向的特点。
二、农渔林业生产
(一)水稻的种植
欧阳修曾指出:“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12]雄州地区耕地少,河塘众多,北宋朝廷又在此兴修水利。在此基础上,雄州一带的民众因地制宜,进行生产劳作,开始种植水稻。雄州种植水稻与屯田也有很大的关系,淳化年间时任雄州知州的何承矩根据雄州的大小水淀联系在一起,旱地较少这一情况,便提出了兴屯田、种水稻的建议,“既而河朔频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坏城垒民舍,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于是,承矩请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7]748。另外当时黄懋也上奏朝廷请求在河北诸州兴作水田,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听取了两位大臣的建议,“以何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段从古同掌其事,以黄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7]748。这样雄州一带便利用当地水网系统发展起水稻种植。但当时水稻种植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气迟一月,不能成实。江东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年八月,稻熟。……及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部送阙下,议者乃息。自是苇蒲、蠃蛤之饶,民赖其利”[7]748。南方水稻的试种成功,使雄州一带较好地改造和利用当地水乡环境,丰富了当地农作种植种类,增加了粮食作物产量。后来通过转运他地如京师,促进了粮食贸易的发展。水稻的种植一方面满足了百姓的日常需要,另一方面因其种植大多在屯田中进行,也为军队增加了粮食的供应,间接地缓和了军队就地征粮带给百姓的负担。
(二) 其他农作物
作为北方农业种植区,雄州地区也种植着传统的北方农作物。由于不是种植麦类的优势地区,有关种麦的记录很少,只能从相关记载中反映出来。雄州也有种植粟的记录,粟即谷子。这种农作物对环境的要求低、适应性强,所以在雄州粟的种植也有一定的产量。如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六月庚戌,契丹告饥来市籴,诏雄州粜粟二万石赈之”[13]。雄州可以出两万石粟赈济辽朝便说明了这一点。关于雄州地区胡麻的种植也可以从侧面得到证实,在杨希义的《胡麻考》中论证了雄州一带有胡麻的种植。其中有这样的叙述:“宋代顺安军雄、霸州,即今河北的雄县、霸县一带和我国油用亚麻现在的主要产地河北坝上地区相距不远。”[14]说明北宋时,雄州地区已有胡麻的种植。
(三) 渔业生产
由于雄州地区河塘遍布,耕地少,百姓为满足自给,这一带的渔业也自然发展起来,“雄、霸州民因水坏田而艰食者,多捕鱼自给”[15]6353。对于雄州地区的渔业,《文昌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芰荷极望,以小舫�K其间,鸥鹭往来红香泛于樽俎,虽江乡亦无此景,四时有蟹,暑月亦甚肥。”[16]丰富的水产促使了水产加工业的产生,“河朔雄、霸与沧、棣间皆边塘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郡僚与转饷中都贵人”[17]。因其优良的品质,雄州的水产品运往京师,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赞颂。陈襄在《登雄州南门偶书呈知府张皇城》中用“渔舟掩映江南浦”来形容雄州,将其与江南相比,并将雄州称为“塞北江南”。由于该地河湖密布,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兼营渔业生产,成为雄州一带的区域经济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雄州地域的河塘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便传承了宋代当地河塘经济文化的遗风。
(四)林业种植
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后,中原王朝抵御辽骑进攻的天然屏障便消失了。入宋后,宋太祖为建立起新的防御屏障,便命雄州一带种植防御林,“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18]。李允则知雄州,在整合瓮城时“莳麻植榆柳”,并“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9]10482。除了种植榆柳外,雄州地域也种植用于养蚕的桑树。苏颂在《登雄州城楼》中说:“岁颁金絮非无策,利尽耕桑岂有穷。”这就证明了雄州地区的桑种植。同时《太平寰宇记》对雄州土贡物产进行了记载:“古战争之地绢布之外别无药物。”[6]518种桑养蚕,既可补助民生,又可增加国赋。同时,广泛种桑,与遍植榆、柳一样,可以障蔽辽军骑兵视野和冲击作战能力,加之水田、沟渠、河塘等水网,形成了遏制骑兵作战的天然防御体系。
雄州地区农业和副业的生产呈现出传统经济与军事经济相结合的特点。水稻的种植与屯田紧密联系在一起,水田也是依靠防御辽骑兵的河道、水田发展起来的。在有限的旱地上,旱地农作物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赈灾、交税等突出了雄州对朝廷作出的贡献,也证明雄州的农业经济并不落后,且有一定的活力。渔业是区别于北方旱地农业生产的又一特色,不仅满足了自给也使得雄州扬名全国,河塘经济文化延续至今依然活跃。林业依靠种植防御林发展起来,与河塘一起发挥着防御辽军的作用,但占用了大量耕地,说明当地的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于军事需要,从而更突出了雄州的军事地位。
三、商业
雄州虽处于宋辽战争频发的边境,但由于周边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及其重要战略地位,其逐渐成为两国经济往来的必经之地,该地的商业贸易也以独特的方式发展并活跃起来。其中,榷场贸易是最具特色的商业活动,但由于官方对榷场的限制及宋辽关系的起伏不定,边界的走私贸易也随之产生。
(一)榷场贸易
榷场是北宋朝廷与周边政权设立的互市市场。入宋后,宋辽双方为互通有无,在雄州设立榷场,但雄州榷场的发展却与宋辽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宋史·食货志》中对雄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榷场发展有相关的记载: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咸平五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p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9]4563
从以上资料可知雄州榷场的设立几经反复,澶渊之盟后逐渐稳定下来,“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9]4564。但在北宋末年,宋辽之间关系恶化,北方政权不断南侵,雄州榷场首当其冲,榷场贸易便逐渐中断了。
关于设立雄州榷场,北宋政府并不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也有安抚辽朝、平稳边境之意。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曾下令“雄州,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7]1341。天圣年,雄州知州张昭远上书请磨勘河北四榷场时遭到了众臣反对,理由是“先朝置榷场,亦通南北,乃绥怀远人之意,非计货易之利也。若每岁磨勘,恐乖事宜”[7]2414。这便直接说明了北宋朝廷设立榷场的用意。雄州知州何承矩在复立雄州榷场时也曾提出“榷场之设,盖先朝从权立制,以惠戎人,纵其渝信犯边,亦不之废”[7]1130。如此看来北宋在雄州设立榷场的最初目的多半是安边惠戎。
雄州榷场不仅起到安边惠戎的作用,也增加了国家收入,缓解了向辽输出岁币的压力。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要向辽输出大量的岁币和锦帛,随着榷场贸易的扩大,来自榷场的收入大大缓解了北宋朝廷的负担。朝廷内部对榷场贸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所不及,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19]雄州作为河北路的四大榷场之一肯定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 走私贸易
基于宋辽双方各自的国家政策,榷场贸易虽然促进了双方互通有无,但是双方的贸易并不是全方位的开放,许多物品是禁止交易的。双方民众基于利益诱惑或生活需要,开始从事走私贸易。雄州榷场作为河北路最重要最活跃的榷场,走私贸易也大量存在。走私商品的种类如表1所列。
表1 雄州榷场走私物品种类及依据
在走私贸易中,雄州地区的两属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辽边界的缓冲地带被称为两属地,两属地顾名思义既属于宋又属于辽,两属地的百姓被称为两属户。雄州所属的归义、容城二县民户大部分为两属户,为了维系两属户的向心力北宋朝历代皇帝都在徭役、税收方面给予他们很大的优待。两属户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的走私行为更加便利,但对于走私禁销商品的两属户朝廷也坚决打击。如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刑部言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人两地供输地分等法,从之”[7]11786。北宋后期,由于边境不稳定,雄州榷场贸易走向衰落,走私贸易更加猖獗甚至公开。
北宋时期,雄州地区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宋辽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又衰落的过程。榷场贸易随着宋辽关系的缓和与紧张或立或废,榷场贸易的不断扩大,来自榷场的收入大大缓和了北宋朝廷的负担,也使雄州地区有了从事商业经营的土壤。伴随榷场贸易产生的走私贸易也逐渐发展,走私的产生证明宋辽双方的经济政策对贸易的限制,也说明了雄州地区商业的发展情况。榷场贸易与走私贸易二者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促进了宋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总结
北宋时期雄州地域经济有其鲜明的特色,但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其军事地位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农业方面,为抵御辽南侵,雄州境内密布河塘,与种植北方传统的旱地作物不同,水稻成了主要的农作物。与耕地少、塘泺多相适应,雄州渔业发达,更有“塞北江南”的美称。白洋淀便是当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如今当地人民依然依托河塘发展经济。与边防相适应的防护林大片存在,桑树的种植发展了该地的丝织产业。商业方面,在宋辽边境上兴起了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边境贸易缓解了北宋每年向辽输岁币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促进了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雄州地区的贸易为该地区的商业发展埋下了种子。今天河北重要的商业基地白沟,在北宋时处在雄州境内,经过千年的变迁,商业活动依然活跃。北宋时期的雄州虽处边界,但并不落后,在整个北宋时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雄安新区已成立,两者虽在战略定位上有所差异,但传统意义上,雄州地区的发展为雄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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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南宋时期,雄州为金朝管辖,在战略地位、行政区划上都与北宋有较大的差异,经济政策没有继承性,所以本文仅论述北宋时期的雄州地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