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剑，短兵器，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工具，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演绎了由术至道的文化之旅。本文运用历史学学理，通过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追溯剑的流变进程中，发现，剑在进行着自我的蜕变和升华，它是久经沙场上的嗜血之剑，也是皇权贵族号令天下的王者之剑，更是翻飞于笔墨山水之间庶民之剑，在被东方文化沉淀、洗涤、浸润和滋养之后，由最低端的杀人器物，演变成最高层次的文化符号，剑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的地位是其他器物无法企及的。
关键词：剑; 历史; 流变; 文化;
1、前言
《兵迹》有云：“民物相攫，而有武矣。”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从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实践，到后来的与兽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继而形成具有技击内涵的武术。在历史流变进程中，中国武术历经千年的历史积淀后，逐渐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在诉诸武术技击作用的同时，也开始从民族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武术的独特历史价值。
剑，作为一种兵器，从古代肃杀战场上的杀人利器，到市井街头的娱乐舞具；从曲径通幽的私室陋巷，到位高权重王的皇宫府衙。剑履历了由生产至生活再至军事，由术至道、由技至文化，由低级至高级，由单线至复线的演进路径[1]。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演绎自身华丽蜕变的同时，也被镌刻着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剑逐渐褪去其冰冷的面具，被赋予了多重的文化韵味，有句武谚语说道“自古文人多爱武，从来书剑是一家，”剑所附带的文化气息随之越来越浓厚，成为了圣人崇尚的“雅器”，君子追捧的“百刃之君”。
2、剑的起源说
剑的起源可谓历史久远。关于剑的产生考古界认为石头是制剑的原始材料，据《太白阴经·器械篇第四十一》对兵器产生情况的记载，“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蚩尤之时，铄金为兵”[2]。而学界则有不同的观点。据《礼记》记载：“剑起始于商代，起初仅有十余厘米之长。”《逸周书·克殷解》也记载：“武王克商时，武贲之士便是持剑而行。西周大军攻入朝歌后，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而轻吕其实就是指宝剑的名称，《史记·周本纪》记载：“司马迁改‘轻吕’为‘轻剑’。”关于剑的产生众说纷纭，但是至少我们能把握一点，剑的出世时间已久，在历史的走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剑的功能演变
3.1、嗜血如命：作战之剑
无论是工具的产生，还是兵器的出现，都是人在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天斗、与兽斗、与人斗的过程中产生的，剑也不例外，它的器物层的含义就是作战利器。
自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剑就是进行习武击杀的重要工具。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剑的制作在这一时期也达到鼎盛时期。《周礼·东官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如湖北江陵望山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6厘米，身满饰菱形纹，近格处有两行乌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腧（剑）。”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之后，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剑的制作工艺不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凸显。
战国时期剑的材质由青铜变为黑铁，不仅扩大了剑的产量，剑的外形也变得更多元化。由于铁比铜坚硬，剑变得坚韧，延展性和实用价值得到极大提高，所以到了战国，楚国的剑便独步于列国，成为天下瞩目的利器。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论述说：“古剑无剑格，直到战国之后，剑格逐渐独立，自成一体”[3]。也就是说，直到战国时期剑才真正成型，在战国之前的青铜短剑，只是一种防身之物，到了战国，剑身骤然增长，几乎是春秋时期剑的一倍，是一种韧性强劲的改良之剑。除了剑的外形得到改观之外，剑的技击方法也在原有的纵向击打基础上，增加了横向使用的方法，使其变幻莫测更具杀伤力。吴殳在《手臂录》中有诗云：“剑术真传不易传，直行直用是幽元。若唯砍斫如刀法，笑煞渔阳老剑仙”[4]。可见推、刺之法应成为当时的主流。
公元221年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为了防止再起战乱，对天下兵器进行了管理。《过秦论》中有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 销锋铸�L, 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这一举动目的在于防止暴乱，可见剑当时是战场主要兵器。
到了两汉时期，剑仍然是近距离作战的首选，刘邦斩白蛇起义，手拿一把赤霄宝剑纵横天下，建立汉朝，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可谓无人不晓。两汉时期，匈奴压境，因匈奴善骑马作战，而汉兵擅长地面作战，在作战之中除了远距离的弓矢之外，主要的就是剑了，由此可见，剑在汉朝时期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到西汉末期，青铜器已经被铁兵器完全取代了。在战场上，由于骑兵冲锋陷阵的速度很快，马上的短兵器显然要注重易发力、善于砍的特性，这个时期出现了环首刀，它脊厚刃薄，既重又锋，利于劈砍，且厚实不易折断。环首刀渐被青睐，进而撼动了剑在军事阵战中的地位。茅元仪《武备志》所云：“古之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以失其传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随后长刀逐渐取剑而代之，由此剑逐渐退出战场。
3.2、号令四海：王者之剑
当剑跨越了器物层面的禁锢，在历史的腥风血雨中逐渐被赋予文化的内涵时，剑已经被人格化, 他成了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正义》记载：“春秋官吏各得带剑。那时，剑已被视为士大夫们必须掌握的武备之技，可以佩戴自由出入庙堂, 士大夫配剑不仅仅是为了防身，有的追求配饰精美，并赋予了相应社会阶层身份寓意，亦成为其中重要原因。王者之剑在雕刻精美兽面纹饰、复杂几何图形的同时，会在剑首和剑鞘嵌衔宝石、金银丝、美玉等贵重之物，以彰显身份高贵，而达官贵族则会以金银玉石珠宝装饰配之[5]。庄子在《说剑篇》把剑分为三种，即“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6]，可见不同的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
古时，皇上有着不可替代的话语权，剑作为“圣器”象征着皇帝权利与威仪，封建社会皇帝御用宝剑叫尚方剑。“尚方”也称“上方”，是专管供应制造皇帝所用器物的官属名。尚方剑本为斩马剑，非常锋利，可以断马，由于藏在尚方，便俗名为“尚方宝剑”，从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据《前汉书》载：朱云上书皇帝就曾说：“臣原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
到了唐宋时期，这种社会阶级和文化分层依然存在，剑质依然与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力休戚相关。王公贵胄们会按照规定携带着镶嵌与自己身份相符饰品的佩剑上朝，“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 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 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 陪位则象剑”[7]。可谓是等级鲜明。另据《武经总要》记载，宋廷规定，但凡大将出征时，皇帝都要赏赐一把宝剑，严纪正令，以振军威。
由此看来，剑逐渐被赋予政治统帅的价值，象征着最高的中央领导集团。
时至明清时期，剑成为皇帝的御用利器。尚方宝剑虽出自秦汉时期，但行其道者则在明清时期，明成祖朱元璋常以尚方宝剑以赐之于钦差大臣，寓意“朕之亲临”，具有先斩后奏的至上权力。比如万历二十年，宁夏�\拜叛乱，万历皇帝“用尚书星言，赐学曾尚方剑督战”，后又由甘肃巡抚叶梦熊替代魏学曾，“亦赐尚方剑”，最后叶梦熊决河灌城，攻破城池，“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8]。
3.3、休闲娱乐：庶民之剑
休闲娱乐在很早就有出现，古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虽为教育之用，却也有修身养性之实，《诗经》有云“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剑，除了在战场杀敌以外，它也是人们生活之余的娱乐工具。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路擅长剑道，“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可见当时剑舞的雏形已经形成。
秦朝末期，剑舞已经出现在社交场合之中，酒过三巡之后，伴着音乐以舞剑来助兴，《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这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至今令人称赞，虽然当时项庄所舞的剑带有一定的杀伤性，但是舞剑却也带有以舞助兴，烘托气氛的作用，可见剑舞已经带有观赏性的艺术色彩。
唐朝时期，四海升平天下大同，剑舞在这个时期也达到中国剑文化的最高潮。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绘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以及“唐朝三绝”之中，裴张剑术之高超，被后人称为“剑圣”。唐朝诗人王维这样赞美道：“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而李白除了是诗人之外，也是一个剑客，生平总是剑不离身，身不离剑。宋代《宣和书谱》中云：“（太白）卯岁知通书，及长好击剑，落落不羁束。”余光中在《忆李白》中写到：“酒入愁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的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可见李白不得志时也会以酒浇愁，以剑为舞，浪漫无比。
宋朝时火器运用于军事战争，是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转折时期，军事武艺逐渐衰落。明清之后，真正的剑舞艺术基本已经销声匿迹。
时至今日，古时的杀人利器已经彻底退出军事舞台，它褪去满身寒气，被历史赋予新的使命，在休闲娱乐方面独树一帜，在艺术上彰显出独特的魅力，成为雅俗共赏的休闲之具。剑的休闲在与健康交相辉映的同时，更多的是在阐释一种文化现象和中国意象，它是舞者手中的有形之剑，剑穗随着婀娜的舞姿纷飞，似灵动的流苏，是在苦心孤诣的寻觅一种君子内心之悦，它也是坚毅之人心中的无形之剑，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只待出鞘时”。
4、结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剑的历史演变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的阶层关系、文化取向和行为模式，剑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历时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导致各异的消费取向[9]。追忆剑的流变之旅，它沿着历史的纵向而来，在肃杀的战场用热血洗却寒气，在权利的最高层号令天下，在市井楼台间上下翻飞，成为集作战与赏玩的“雅器”，成为兼具物化与意化的文化体系。时至今日仍然使人回味无穷，然而却早已褪去寒气，超脱器物属性的本原，成为忠义与坚韧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吉灿忠, 郭强, 刘帅兵.剑“文”化进程之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 50 (9) :50-51.
[2] 谢克宁.白话太白阴经[M].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2:15.
[3]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57:139.
[4]吴殳·手臂录[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5]戴国斌．剑的文化传记[J]．体育与科学, 2009, 30, (5) :11-14.
[6]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 魏徵．隋书·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8]董宁.我国古代剑的起源与历史演变[J].兰台世界, 2012, 33, (12) :68.
[9]刘英奇，马敏卿，韩红雨.时尚哲学:剑的文化认同与消费[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9, (2)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