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罗马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古代国家的典型范本。古罗马人在当时的军事制度、市政建设、宗教、法律等多重因素的促进下,产生了对于罗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展现出对于国家的“热爱”。古罗马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建制力量、文化政策、宗教信仰等多个维度来推行“爱国教育”,激发并维系人们对于罗马的忠诚与热爱。古罗马时期“爱国”精神的历史表明,“爱国”精神的塑造及其教育,与国家的文明、繁盛、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古罗马; 爱国热情; 爱国教育;
个人应该以何种情绪对待国家？国家（政府）如何对待国民并引导他们热爱国家？这是思考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必有之义。自有共同生活以来，人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对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是人之常情。古罗马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共同体”，在对于共同体的热爱上，古罗马人表现出了相对成熟的特质，且富有成效。有论者指出，古罗马人的特性在其“富于勇敢、智谋及爱国心，此所以能形成伟大的国家”[1]（P52）。古罗马的辉煌与罗马人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也与罗马人对其“国家”的认同与热爱有所关联，正如肯尼思·米诺格所言，“希腊政治的基石是理性，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2]（P20）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为古罗马的历史发展注入了情感的因素。古罗马人民对国家的热爱通过参与军事行动、信奉神、尊崇法律、崇拜皇帝（元首）等形式展现出来，古罗马统治者重视对人民进行“爱国教育”，并为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还推动创作一系列文学作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导人民热爱罗马。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及统治者所推行的“爱国教育”，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对于人们反思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所启发。
一、对“罗马”的归属与热爱
古罗马从亚平宁半岛上的村落共同体、小城邦发展到大帝国，时间上历经千年，空间上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在这辉煌的一千年里，伴随着罗马强大的是其不断的对外军事扩张和文化的向外辐射。在古罗马的军事扩张和文化辐射中，离不开古罗马人对于罗马的认同、归属与热爱。
古罗马人对于罗马的认同和热爱，体现在他们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与罗马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个人的私人生活与国家主导的公共生活融合一体，古郎士在讨论希腊罗马的社会历史时指出，古人的“爱国”，即“一种有力的情感，最高的道德，其他道德皆朝宗于彼。人所最爱莫过于祖国。他的财产、安全、权利、信仰、神，皆在其中。失之则一切皆失。且私人利益与公家利益于此不可分离。”[3]（P162）古代罗马公民对国家（城邦）的归属感和热爱之情，离不开统治者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与统治，这些政策包括军事制度、市政建设、宗教、法律等各个方面，既与人们的私人生活关联在一起，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这些公共政策、公共文化促进了古罗马人对于国家的依赖与热爱。
古罗马是在军事斗争中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军事斗争是理解古罗马文化的核心所在。独特的军事制度、政策以及不停歇的军事行动是罗马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以军事为先的方针贯穿于古罗马各个时期，也是借以维护统治、加强团结的重要方式，促进了人们对于罗马的“热爱”。到了奥古斯都（屋大维）时期，军事统治更是和元首的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奥古斯都对军事进行改革，他设立常备军，军人成为一种职业；此外，还设军团、辅军、近卫队、警察队、消防队、常备海军等，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极大巩固了国家的安全，同时，也维护了其个人的集权统治。奥古斯都规定军队要向其效忠，元首掌握国家军事权力，军队绝对效忠、严守纪律，这是其实施国家各项政策尤其是推行爱国教育的有力后盾。正是如此，人们在战争中形成的对于元首的效忠，与对于罗马的热爱混在一起。历次战争、军事行动是促进古罗马公民团结、忠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公民的利益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因此，保卫国家成为公民个人的神圣职责，他们积极参与并支援罗马的对外战争，比如捐出自己的钱财支援国家舰队的建立。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参加凯旋仪式是古罗马军人毕生的荣耀，也是国家对其贡献的一种肯定，类似于“凯旋仪式”的军功荣耀也促进了人们对罗马的热爱。古罗马的军事制度、军事行动，使得古罗马长期处在对外扩张和保卫国家的军事紧张中，在这种扩张与保卫的双向紧张中，古罗马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元首联系在一起，同时将对于“罗马”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和维护，与其个人的归属感、安全感联系在一起，于是，热爱罗马就成了个人生活中一件利益攸关而且顺理成章的事情。
罗马城的市政建设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带给罗马以文明的荣光，增进了罗马公民对于罗马的热爱。在罗马城兴建之初，就开始修排水道，建市政广场、剧场、神庙、筑城墙等；罗马帝国时期，也高度重视罗马城市建设，修建图书馆、神庙、会堂、剧院，修理水管及道路等设施，罗马城的城市建设的日趋完善，一方面提高了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了日常生活质量；一方面也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公共文化生活作为一种精神补充，有利于增进民族情感，增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娱乐场所的丰富，使得古罗马人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从而产生对罗马更加深厚的乡土情结与眷恋情感，并以成为罗马公民为荣，而实质上，罗马不断的军事扩张所带来的战利品，也给罗马公民带来了一定的生活福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市政建设促进了人们对于罗马的归属与热爱。
罗马人之所以热爱罗马，还与他们信奉“神”密切相关。罗马人遵奉“神”，他们认为“神对罗马生活中的爱国精神、家庭热爱和责任感皆有帮助，事实上它们确实与这些道德紧密联系。”[4]（P327）因此，他们虔诚的祭祀神以求得神的庇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以示对神的敬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虔诚的祭祀，神才会降福于罗马与公民，否则，将有大祸降于罗马。神不仅可以福祸整个罗马及其国民，也可指示古罗马人作战，确保其在与外族人交战中获得胜利。古罗马每个城邦都有“邦神”，与之相应，各邦也均设有“邦神节”，人们通过祷告祈求“邦神”的庇护。到奥古斯都时期，对神的敬奉延展到对最高统治者的崇拜，神化皇帝（元首）也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崇拜奥古斯都并将其划入神列，这种“皇帝（元首）崇拜”之风存留了很长时间，且愈演愈烈，导致对皇帝（元首）的崇拜成为“检测对罗马忠诚的标准———只要国民把其敬意奉献给皇帝，他们即可自由崇拜任何一位他们选择的神。”[4]（P329）古罗马庙宇众多，各行省亦如此。从首都到行省，“神”成为联系彼此的纽带，也是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媒介。宗教庙宇是朝拜的圣地，奥古斯都允许各行省宗教信仰自由，罗马也建有供奉各族神灵的万神殿，各族群被允许在万神殿中放置自己信仰的神像，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起到团结、稳定各族群的作用。同时，奥古斯都也通过宗教手段来促进帝国团结，营造各行省效忠罗马、效忠他本人的氛围，他“为外来的多民族提供一个效忠的中心，不过是分享共同的迷信观念。”[5]（P156）罗马帝国的庞大以及行省制度的发展，使得统一意识形态成为必然，“共同的迷信”是维系罗马帝国统一的精神力量，也是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精神保证。古罗马公民的“爱国”与宗教相关，元首成为至高无上的“神”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敬神与爱国的统一，崇拜元首与崇拜神融为一体，为帝国统一意志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罗马人对“神”的崇拜，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在古代罗马，统一的法律也促进了人们对罗马的认同与热爱。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与纷争不断，统一的“规则”极为必要，“法律”正是建立统一规则的具体体现。法律促进了罗马人对于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古罗马法律的确立与完善，使得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在信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现实的理性因素，法律、制度、权利、安全等现实性因素成为人们爱国与否的重要考量，“不因宗教及神而爱邦；乃由其法律、制度及人民所享的权利，人民居住的安全而爱他，这就是新的爱国主义。”[3]（P305）现实性因素的加强，使得古罗马人的“爱国”淡化了对抽象的神的信仰，而逐渐将法律、制度等作为共同信念和精神力量。这种对于法律、制度等现实性因素的信念，使得罗马及其精神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如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所言，“罗马的伟大就同任何伟大者一样，在于人民中间存在的某种更强大的东西。”[6]（P173）这个“更强大的东西”，对古罗马而言，就是对于法律的尊崇。法律促进了罗马人的爱国意识，比如说，罗马法律中设有“叛国罪”，而一旦被判定为“叛国罪”，往往都将会处以死刑。叛国罪的设立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以法律的形式提出国家对公民的要求，不管事实上人们是否真的热爱这个国家，但至少他们不会或者不敢做背叛国家的事。罗马皇帝奥勒留在讲到法律、国家、公民三者间的关系时，也曾指出，无损于国家的行为也同样无损于真正的公民；无损于法律（秩序）的行为也同样无损于国家。1罗马人对于法律、制度等现实性因素的服从，也展现了他们对于罗马的国家认同与归属。
随着古罗马由村落共同体、单个城邦发展到庞大的帝国，其公民对共同体的情感激发因素也随着疆域的扩大而有所变化。村落共同体、城邦时期，共同体命运与个体生存直接相关，人们对城邦的热爱更多地源自对“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是一种更自觉的情感；随着罗马不断向外扩张，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情感逐渐淡化和难于维系，多民族的国家现状使得统治者更多地在政策、法律及教育上规定公民对罗马的责任与义务，并加上文化的渲染和法律的规约，人们对帝国的热爱又逐渐归因于帝国的强大所带来的国家自豪感、法律约束力及对皇帝的感恩与崇拜。这样，从弱小城邦到强大国家，其成员的爱国热情之产生，就逐渐从自发变成了有意识的引导。如上所述，由于军事制度、市政建设、宗教、法律等因素的促进，使得古罗马人自发的产生了对于罗马的归属感与热爱之情。除此之外，古罗马的统治者也有意识的推行“爱国教育”，以各种手段来激发和强化罗马人的爱国热情。
二、古罗马的“爱国教育”
随着古罗马的崛起与对外扩张，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罗马负起了向其他族群传播文明、驯化野蛮、缔造和平的使命和职责。”[7]（P188）人们可能对古罗马的军事扩张有着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古罗马的功业之一就在于将古罗马文明不断输出，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这一过程是古罗马对各行省的“同化”过程，也是各行省对罗马的认同与接受的过程。被古罗马征服的地方，大都接受了古罗马的文明与习俗，并将其融入到各自的文化中，即使到后来罗马帝国衰亡，他们依旧保持着罗马时代形成的习俗与风尚。古罗马向外传播文明的同时，一方面要巩固罗马本土的公民热爱罗马，一方面要在罗马扩张的土地上引导人们认同与归顺罗马。无论是加强内部的团结还是促进外部的认同，都需要罗马的统治者大力推行“爱国教育”。
古罗马的爱国教育首先体现在其行政建制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城市化”是“罗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突出表现在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建设与对各行省的管理方面，“城市不是罗马人的发明，但是罗马人改变了城市并将其以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模式在帝国各处推广。”[8]（P36）城镇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体现，其教育与示范作用成为扩展古罗马文明的重要途径，它“把罗马化的贸易、技术、宗教、文化和隐藏在罗马城市化背后的思想观念输出到周边的土着居民之中。”[5]（P86）奥古斯都时，还采用罗马风格与模式对新城进行建设，有研究者指出，新城的“碑石及纪念性的建筑物在城市规划中占重要地位；私宅的建筑模仿罗马的模式并采用罗马所用的材料。”[7]（P189）这样，新征服地的人们在接受“城市化”的同时，也就逐渐接受了罗马的文化与观念，正是这样，城镇成为古罗马进行“爱罗马”教育的重要场所。另外，行省总督职位的设立，极大地加强了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当然，总督与当地人的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引起民众起义），罗马帝国在首都与各行省之间设有快递员体系，以此实现官方物件的送达，这一体系的设立加强了罗马首都与行省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也加强了罗马帝国的向心力，巩固了帝国首都对各行省的统治。快递员体系是维护行省制度的重要方式，这一体系一方面向各地传达首都的政策、讯息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向首都提供帝国的各地信息与情况，起到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上述城市建设与行政制度的措施，加强了帝国广袤的土地与罗马本土的联系，客观上成为一种“爱国教育”的载体。
古罗马还通过实施元首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策来培养公民的“爱国热情”。如在奥古斯都时代，奥古斯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古罗马的价值、美德与勇气，有研究者指出，他“延揽四方俊杰，促成帝国一统太平盛世的景象，也大力宣扬罗马的民族天赋和丰功伟绩，大搞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他推行元首尊荣高于一切的宣传、让臣民把皇帝当神明崇拜。”[9]（P129）此外，他还设定了“盛世大祭典”，以宗教之名，维护家族统治，大典间还举行合唱《太平盛世颂》，以此使人民铭记帝国的黄金盛世和元首的丰功伟绩，以此来增强人民对罗马帝国的热爱与感激之情。这种充满仪式感的盛大场面所营造的爱国氛围，使人们极大地感受到国家的强大与辉煌，在无形中将爱国情感进一步升华。如前所述，奥古斯都也大兴土木，兴建各项公共设施，如神庙（供奉战神、凯撒大帝、罗慕路斯等）、罗马广场及凯旋门等是罗马帝国史及英雄的纪念场；纪念碑、纪念像、纪念柱也均为罗马历代英雄而建，此外，铭刻也是古罗马记录个人功绩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安基拉铭刻，就记录了奥古斯都的生平与功业。奥古斯都通过一系列公共设施建设，将罗马精神与历史融摄于其中，一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另一面也借公益之名宣扬了国威，进一步强化了爱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马人追求荣誉、声望与尊严的民族特性。奥古斯都也重视各行省的文化建设，并资助其进行以首都为范本的城市建设，将这种“爱国教育”推广到罗马帝国广阔的疆土之上，最大范围的增强帝国国民对罗马的归属感。除此之外，奥古斯都还设置效忠仪式来加强人们对罗马及其本人的忠诚：“整个意大利是自愿向我宣誓效忠的，高卢和西班牙诸省、阿非利加、西西里和撒丁等省也都举行效忠宣誓。”[10]（P191）直至后来，整个罗马帝国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以此加强帝国和他本人的统治，并增进公民对元首及至罗马帝国的认同。对于元首或皇帝的效忠，也成为古罗马“爱国教育”的一种形式。
古罗马重视公民的教育，并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人们的爱国热情。自建城到共和国时期，“公民”教育就成为罗马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罗马的向外扩张发展策略，需要大量的士兵，而公民是士兵的主体，也是战争的受益者，公民还通过人民大会行使职权，故而培养合格的公民对于罗马意义重大。同时，也促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培养统一的国民特性。古罗马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不同阶段，家庭教育中，男童还跟随他们的父亲学习生产及军事技能，年满16岁开始服兵役，保卫国家疆土；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多个方面。帝国时期，英雄史诗也成为中等学校的主要教科书，重在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感，激发学生为国奉献的热忱。奥古斯都积极推广拉丁语文，以“帝国各行省首府和重要城市都广泛树立拉丁文的纪念碑、凯旋门，开办各类拉丁语文的学校，使拉丁化随帝国统治而深入于亚、非、欧三大洲的广大地区。”[9]（P137）通过语言和文字的统一，来推行罗马在文化上的统一，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从而推进人们对于罗马的认同与归属。
在古罗马的“爱国教育”中，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关于古罗马英雄主义、爱国奉献的故事及传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代代相传，成为古罗马人共同的信念，也是古罗马人为之骄傲的精神财富。罗马统治者还把“爱国”热情浸润到文学领域，引导创作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作品，如奥古斯都积极与文人为友，对文学作品进行倾向性影响与指导，使得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闪烁着政治的光环，作品多以歌颂奥古斯都之功业为题，并粉饰罗马之太平，这些作品成为奥古斯都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载体。奥古斯都也极力宣扬以“爱国主义”、赞扬罗马为主题的诗歌、散文，有论者指出，这一时期诗歌与散文的写作意图在于弘扬“民族传统、乡土情调和爱国精神”[9]（P136），奥古斯都自撰的《功业录》《自传》就是集中体现。古罗马的统治者还十分重视用罗马民族之辉煌与丰功伟绩教育罗马公民，古罗马史家也受此风气影响，倾向于在历史叙述中颂扬罗马文明。李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成为反映“罗马式”爱国精神的杰出作品，作者怀着对罗马的热爱进行爱国说教，以怀古的情怀宣扬爱国热情，用激昂的笔调叙述古罗马历史特别是对共和制度的追念，突出古罗马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与忠诚，文中传递着不朽的罗马精神。李维笔下古罗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与荣誉感，成为古罗马精神，激发古罗马人民为国而战的斗志，为后世树立典范。可见，在古罗马的爱国教育中，文学、历史作品也充当了重要的载体。
古罗马依靠军事力量而发展壮大，疆域广大、人民众多，要维持人民对罗马的忠诚和服从绝非易事。为了加强对于罗马及其所辖地区的统治，古罗马统治者通过法律、制度、军队、教育和文化来培养并引导人们去热爱国家，形成一种罗马式的“爱国教育”传统，即通过国家的强大建制力量全方位对人民进行“爱国”精神的熏陶与引导，对后世颇有影响。人民对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热爱，既有朴素的归属之情，也有赖于共同体有意识的引导、培养，并将人们的朴素感情予以升华，使之理性化。古罗马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古罗马的大部分属地都是武力征服而来，要想使这些属地人民都认同、热爱罗马，除了罗马自身的文明对于他们有所吸引以外，国家还要有意识的使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手段来征服人心，让人民自觉或者自愿的接受罗马的统治。当然，在历史上，虽然古罗马统治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促使人民热爱罗马，但是罗马统治下的属地的人民反抗也是此起彼伏。古罗马引导人民热爱庞大的国家上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反思。
三、罗马式“爱国教育”的特点
有论者指出，罗马之所以能够征服和统治广袤的土地和人民，与罗马人的道德特别是爱国精神关系甚大，“罗马的声誉是建立在它的道德力量上的，所有与罗马打过交道的人对这种力量都很有感受。罗马人是可靠的，他们决不食言……罗马人对国家的爱高于一切。”[2]（P24）古罗马人对国家的热爱，除了有利于当时罗马统治者的统治以及人民对于罗马的依赖意味，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纵观古罗马历史，虽然其爱国热情、爱国教育与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还不能相提并论，但古罗马的政治政策、军事制度、文教方略等都有意无意地培养了公民的归属意识和爱国情感。古代罗马统治者从国家（城邦）利益出发，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对人民进行“爱国教育”，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其一，国家建制力量激发爱国情感。法律、军事是古罗马进行“爱国教育”的国家强制力量。就法律而言，随国家的不断扩大及罗马公民权、半公民权的授予，制定统一的法律来要求人们遵循成为必然要求。事实也证明，国家建制力量所推行的法律，有效地保证了罗马的团结，也保证了人们对罗马的忠诚，比如万民法的设立，调整了罗马公民与新征服地区人民的关系；比如“叛国罪”的实施，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通过法律这种外在力量增强公民的责任感与公民意识。近代以来，法律在国家统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以一种强制的形式增进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依附感。就军事而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军队在古罗马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古罗马法律规定了其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同时，军队中实行的奖励机制，授予战争中有功的军人以荣誉，他们也因此受到国人的尊重。军事制度以强制力量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旨在增强公民意识，从而激发公民对国家的热忱。此外，国家建制力量所保障的“爱国教育”，还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政策上。行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及城市建设的发展也是加强公民对国家情感的有效形式，如前所述，奥古斯都时实行的快递员制度成为联系首都与各行省的纽带，罗马帝国的庞大要求其加强各省与首都的联系，通过加强彼此的联系巩固帝国的统治。城镇建设的卓有成效，也起到“爱国”教育的作用，罗马式的风格与模式营造出浓烈的“爱国”社会氛围，增强人民对罗马的文化和情感联系。
其二，文化方略培育爱国情感。古代罗马文化吸收了希腊先进文明，统治者重视通过文化建设唤醒公民对古罗马价值理念、美德的追求，也通过歌颂罗马帝国时代及领袖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感。以“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化发展，在文学、史学等领域都出现了歌颂罗马及其统治者的作品，“爱国”成为文史创作的新题材，李维用记录历史的方式在字里行间传递了英勇、忠诚等罗马精神；诗人维吉尔通过史诗激发罗马人对统治者及国家的热爱；贺拉斯的诗歌对帝国的精神与道德建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很多作品都以歌颂奥古斯都的统治为主题。古罗马的统治者通过文化政策使公民了解自己帝国的历史及辉煌，了解元首的丰功伟绩，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极大激发了公民的爱国热情。历史上流传下来当时人们所创作的文字，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反映，也折射出古罗马的风采，站在现代的角度，我们依旧可以通过古罗马时期的作品感受那个时代的辉煌，感受到当时人们对于身为罗马人的骄傲与自豪以及他们对于罗马的拳拳之意。
其三，神明信仰维系爱国情感。古罗马人民信奉神，他们相信对神的虔诚能够得到神的庇护，“皇帝（元首）崇拜”与“神明崇拜”合而为一，人们相信皇帝（元首）就是神，把对神、祖先的崇拜嫁接到皇帝（元首）身上，发展到后期这种崇拜成为检验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标准，人们对国家与元首的爱与崇拜由自发的情感带上国家的强制力量，对皇帝（元首）的崇拜也成为维系古罗马人民的精神力量，爱罗马、爱皇帝、爱神明被融为一体。围绕敬神而产生的宗教节庆日及其它节庆日的设置一方面感恩、缅怀英雄，使人民铭记古罗马历史；另一方面也激发公民的爱国情感，促使其积极维护帝国荣誉与利益。比如，奥古斯都曾举行“百年节”，以此庆祝罗马帝国之和平与繁荣。奥古斯都通过宗教性的纪念仪式宣扬国威，也使公民铭记帝国辉煌，增强民族自豪感。盛大的节日是国与民互动、民与民沟通的最好方式，心灵的感染远胜于繁琐的说教，加之宗教这一共同的精神纽带，都利于推动古罗马的“爱国教育”。宗教信仰在奥古斯都时期为维护罗马统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神殿的修建，特别是万神殿的建立，“征服一个地方，然后将其神灵带到罗马，这是一种平常的罗马人的举动。”[8]（P39）“万神”聚集在罗马，使得被征服的人民对罗马有了信任与依赖。
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既表现在对于罗马国家制度、城市建设、法律以及军事力量的认同和追随之上，也表现在他们对于罗马城市文明、文化、信仰的自信与自觉上。反过来，古罗马统治者也是从国家建制力量、生活文明、文化政策、宗教信仰等维度来实施爱国教育，激发并维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由此可见，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是基于罗马建制力量的威权，其爱国教育也是依靠强大的国家建制力量来实施的。从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与爱国教育的特质来看，一方面，国家强盛与否，将决定人们对国家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另一方面，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的状况，也将影响国家的强盛及其维系。国家的强盛与国民的爱国热情，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国家强盛将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也能更好地动用建制性力量推行爱国教育。从这个意义来看，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等爱国情感的确立与延续，与国家的建制力量及其推行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申言之，人民能否热爱自己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表国家的建制力量的正当性与否及其能否正确运用。人民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力量的感知，最直接的来源在于代表国家的建制力量。如果国家建制力量能够代表广泛的人民意志，能够使得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环境安定、文化昌明，且能够使得国民有着足够的荣誉感，那么这个国家的建制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正当的，值得人民热爱。同时，国家建制力量善于动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凝聚人心，将国民在生产、生活中涌现的巨大创造力量，都汇集到热爱国家、参与国家建设而不是谋划秩序重建上，那么这个国家的爱国教育就是成功的。从古罗马的历史来看，之所以古罗马能够持续并繁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既与其国家建制力量的历史合理性有关，也和古罗马的建制力量善于凝聚社会共识、善于进行爱国动员及教育有着一定的关系。
四、小结
古罗马时期所形成的思想与文化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与发扬，但在“爱国”方面，古罗马与古希腊却有所不同。有别于希腊公民对城邦的热爱，古罗马人的爱国情与凝聚力来源于国家的强大与文明的感召，加之统治者所推行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宗教政策，也引导着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古罗马时期，随着疆土的不断扩大，需要依靠强大的武力来予以控制和维持，故而这一时期的“爱国”教育实际上有赖于古罗马统治者依靠国家建制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精神和制度体系得以实现。古罗马的历史说明，即使是像罗马这样依靠强大军事力量而壮大的国家，民众的爱国热情也是维系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条件。这就是说，在国家既存的条件下，不管对于哪种形式的国家，对于人民进行“爱国教育”既是可能也是必要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人类形成“共同体”（国家）成为必然，单个个体很难脱离国家，因此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历来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国家需要个人的热爱得以存续，个人需要国家的保护得以安全。从古罗马人的爱国热情及其爱国教育的发展和表现来看，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需要共同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及精神纽带才能使共同体得以维持，这种共同体意识或者是自发，或者是外在力量的推动，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精神。由此，就国家而言，依靠建制力量对公民进行“爱国”教育有其必然性与可能性；就个体而言，对于自己所归属的国家忠诚的履行义务，是文明人的职责所在。尽管“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所产生的观念，其现实表现形式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但“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以贯之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使得人们能热爱自己所生活的国家，国家善待自己的国民并引导教育人民热爱国家，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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