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和现实相续相涵。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前代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留存现世的“活史料”,通过考察现实来“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方法。刘卫国同志的盐史文集，是“考现”以识古的又一成功的案例。
关键词：盐业；考现识史；活态史迹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盐业史论文集，并非出于专业历史学家之手。作者是盐业战线的实际工作者，主要是退休后才涉足盐史，积十余年而成是书。这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也算是一件稀罕事了。
他，就是被盐史界亲切地称为“老盐巴”的刘卫国同志。
2003年春，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为《盐业史研究》的“巴渝盐业专辑”写了一编《绪论》。专辑的作者大都是专业的考古学者或盐史学者，唯刘卫国（他在专辑中有两篇文章）身份比较特殊，算是“票友”吧。这时我们虽未谋面，但已神交了。这年的秋天，刘卫国同志寄来了他的几篇盐史论文，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有视野，尤其是处处流露着作者对盐史的热情和执着，令人感佩，我当时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安排了他的一个专辑。在这以后，刘卫国同志继续在盐史领域笔耕不辍。最近他告诉我，准备出文集了，要我写几句话为序。刘卫国同志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能结集出版，可喜可贺，他的嘱托我不能推托。不过，我不是做盐业史的，有关专业内容的评价应该由读者和盐史工作者来做，我在这里只能谈谈浏览文集以后所引发的一些感想。
这个集子包括论文19篇，附录2篇，编后记1则，图文并茂，印刷字数估计逾30万。文集以研究渝东地区盐业史为己任。作者以盐业生产为中心，通过描述盐泉利用方式和盐井形态、盐灶形式的演变，揭示了渝东盐业生产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梳理了渝东盐业生产形态和生产技术演进的脉络。作者的研究又拓展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如食盐运销和相关的交通路线，人口迁移，族群之间的争夺和融合，盐业与战争，盐业与政治，以及相关的民风民俗等，文集中还有对历史文物的诠释、对传世文献的解读，以及对特异地理景观的推介等。在这些论述中，自然因素也和人的因素、社会因素一样受到关注，地理环境在盐业起源与发展以及盐业生产形态演进中的重大作用得到比较透彻的说明。研究的时限以古代为主，往上追溯到盐业的起源，往下延伸到近现代。文集中还有研讨当前盐业生产、盐业市场和盐业政策的文章，如对私盐泛滥和盐价双轨制问题的述评，反映了作者殷切的现实关怀。由此可见，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盐史，他的视野相当宽阔，虽然每篇文章都是研究个别的具体问题，但综合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渝东盐业史为中心，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的立体场景。
作者关注和参与渝东盐业史研究是有缘由的。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四川井盐生产是秦朝晚期由李冰开创的，盐井的最初出现则锁定在成都平原。巴渝地区的盐业史长期无人问津。作者很早就感到这种论断与实际情况不符，感到历史记载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弥补这些断层，复原渝东盐业历史的真相，一直是作者的心结。他一面呼吁专家学者重视渝东盐业史研究，另一方面自己动手写文章“抛砖引玉”.退休以后，他有了更多写文章的时间。这时适逢巴国史研究在深入，而三峡库区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盐史文物，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前人错误的成说得以纠正，井盐史研究拓展到巴渝地区，拓展到战国以前以至远古。这是盐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出版就是这一突破的重要标志。现在，渝东盐业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成果累累。而作者长期的呼吁和研究，对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刘卫国同志没有跨进过大学历史系的门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然而他写出了地道的盐史论着，有些文章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也未必写得出来。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对他所从事的盐业工作的挚爱，他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对盐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盐巴”.年逾花甲，退休了，吃穿不愁，一般人的选择是颐养天年，他却把精力投到这种别人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文章不为稻粱谋”,他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份感情，这种事业心。二是作者知识面较宽，有相当的文史功底，有利于他的研究，但比起一般史学工作者来，他真正的优势却在于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对现实的盐业生产和盐业管理的洞悉和熟稔。这种经验和知识来源于长期盐业工作的实践。作者在盐业战线度过了几十个春秋，从做工开始，1978年从部队复员后又长期担任盐业管理工作，使他有机会跑遍渝东的山山水水，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
何以现实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成为研究历史的优势？这就涉及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问题。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过去的事，二是指人们对过去的事的记述或认识。这并非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而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事物。前者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对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的主观记述或认知，也就是所谓“史学”.两者既不容混淆，也不能割裂。这好像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取得对“历史”科学认识的第一步。
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也是不能混淆和割裂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过往又不断继发的过程。过往的成为历史，继发的更新现实。两者的界线是清楚的。但现实在每一瞬间都过往为历史，历史则在每一瞬间继发为现实。从万事万物发展过程的延续性看，一切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甲骨文史字作“”,《说文》：“,记事者也。”记事为史，属于历史的第二义。所记对象的“事”发生的当时是现实，被记录下来已成过往，属于历史的第一义。但“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后浪推前浪的滚滚长河。甲骨文中“史”与“事”同为一字，这本身就蕴含着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的哲理。历史和现实相续相涵。现实之源，现实中许多事物的萌芽状态、初始状态包含在历史中。历史或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包含在现实中，有形可辨；或积淀为现实前进的基石；或形成传统融入社会的俗规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行动中，如气脉之行，无形可辨。总之，历史似乎已经逝去，实际上它还在现实中“活”着。这样，我们就既可以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也可以通过现实认识历史。
如何通过现实认识历史，下面从两个角度予以考察和说明。
其一，现世中的“活”史迹是研究历史的特殊“史料”.
历史是既往的过程，它不能重演，后来的研究者不可能亲历其境，进行实际过程的调查，只能通过某种“中介”进行研究。这种中介首先是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作为研究史料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各有其特点和优点，亦各有其不足。我国有门类众多、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其中虽有后来人对前代事的追记，大部分则是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记载。无论过去或现在，历史文献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但历史文献也有其不足。例如，漫长的远古时代就没有留存下可以利用的文字记载。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历史上的事件和过程，包括某些重大的事件和过程，缺载、误载和失载（失传）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传世文献的内容，即使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也不等同于“本来的历史”,而只是“本来的历史”的摹本和影像，属于第二义的历史。由于记录者立场、经历、学养、嗜好、记忆等的差异，其反映客观历史的广度、深度和真实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因此，对于历史文献，不应盲目信从，而应该抱着科学存疑的态度，予以分析鉴别。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郑板桥也说：“书到疑处翻成悟。”古人研习历史，讲究辨伪和考证。主要方法是用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的不同篇章进行比对。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仅在文献圈子里打转，有其局限性。历史文物用于历史研究，古代学人偶或为之，形成风气则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而大量历史文物陆续出土之后。历史文物具有历史文献所没有的实在、直观、形象的优点，或补文献之缺失，或辨文献之真误。王国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相印证，传统史学由此开了新生面。但历史文物也有其局限性。古物的出土带有偶然性，历史上重要的遗物能够被发掘出来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历史文物总是“残缺不全”的。再者，考古文物的自然形态是一堆散在的不会说话的物，它不会自行讲述人类施加于它的活动，不会讲述它与其他的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人们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相互结合、相互参证的办法来弥补它们各自的不足，除此之外，还常常用得着另一种特殊的“史料”作为参证。这就是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其特点是生动具体而又确实可靠。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化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地区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遗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某些后进的地区和民族保留的习俗，不啻是先进地区和民族某些历史场景生动的再现，它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帮助人们解开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中难解的“谜”.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称为“文证”和“物证”,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史迹就可以称为“活证”.不过现实和历史毕竟是有区别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活的史迹一般不作为直接的史料使用，而用作直接史料的参证。这是一种特殊的史料，认识历史的特殊中介。这样说丝毫没有降低它在认识历史和复原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考察现实为认识历史提供了“钥匙”.
“钥匙”的提法出自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说明考察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包含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片和因素，一类是过去遗留而未及克服的东西，另一类是过去只是胚芽或征兆而现在获得充分发展的东西。上文说过，这些残片和因素作为研究历史的特殊史料和特殊中介，可以弥补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但考察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由此“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例如他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以此反观前资本主义社会，发现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作为剥削制度本质上也是对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只是占有的方式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在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这样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考证和复原历史具体事物的层次，是对历史形态整体的把握和本质的揭示。马克思把他的观点凝练成一个生动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说，考察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是认识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社会的关键，马克思把它的作用比作开启历史认识之门的“钥匙”,非同一般。可见虽然这里具体谈的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意义，但他所阐发的原理对历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仍然“活”在“现世”中的前代遗物，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方法，为史学研究指出了重要途径和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包含了古今相续相涵、互证互补的原则，与马克思的“钥匙”说一致。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战国秦汉以后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考察的过程。上世纪末，农史界有的学者提出作为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的“考现学”.这些都是马克思关于考察现实是认识历史的“钥匙”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我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中曾有所论述。
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后来人比当时人更清楚、更深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事物处于萌芽和初始状态时，不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当它们发展到发达和成熟状态时，其性质、特点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这时再反观它们的萌芽和初始状态，就容易理解了。同时，既往的历史虽然已经定格，但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地显露出来。后来人研究前代的历史，困难是不能亲历其境和资料的残缺不全。但也有有利条件，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活的历史遗迹可供利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有利于“透视”它的萌芽状态和初始状态，而历史事物的内涵、本质和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得更为充分。这些条件是当时的人不能具备的。所以后来的学者理应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取得比前人更好的成绩。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之一是真正弄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考察和审视历史。
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是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任何研究（包括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刘卫国同志始终立足于现实来认识历史。作者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掘盐井的成说之背离实际，渝东盐业历史长期被遗忘之不合情理，使他产生疑问，形成“心结”.这就是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他的渝东盐业史全部研究的起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不但适用于现实问题的认识，也适用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刘卫国同志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不但使他能够敏锐地发现以往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使他能够另辟蹊径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以自然盐泉如何向人工盐井演进问题为例，在渝东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转而对渝东地区400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而这也构成了依次演进的系列。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本质上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井。作者指出，盐井各种类型的形成，与当地特定地理环境有关，而推动其演变的动力却是洪水。这样，作者在缺乏可用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为对现实存在的盐井进行类型分析，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类似的例子在文集中还有不少。
刘卫国同志的这部文集，可以说是“考现”以识古的又一成功的案例，他的实践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