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居正作为明朝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对“武事”甚为关注。在其主政期间， 国防形势面临北敌强盛、频繁劫掠， 政治腐败、消极防守， 军纪败坏、“军乱”频发， 边军缺额、尺籍空虚等一系列问题。对此， 张居正进行一系列战略谋划， 振衰起敝， 形成了“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东制西怀， 蓟辽互援”的边备思想体系， 并用其指导九边军镇， 尤其是宣大、蓟辽等镇安边振邦的军事实践， 有效维护了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军事历史； 国防理论； [张居正];
张居正 （1525-1582年） , 字叔大， 号太岳， 明湖广江陵 （今湖北省荆州市） 人。作为明朝中后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张居正被誉为“宰相之杰”“救时之相”.他肩钜承艰， 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振衰起敝， 政绩炳然。在北部边疆的经略方面， 张居正经过精心筹划， 形成了“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东制西怀， 蓟辽互援”的边备思想体系。张居正的北部边备思想， 在指导明朝九边军镇， 尤其是宣大、蓟辽等镇的边防军务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实践中接受了检验，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俺答封贡”的达成， 以及明蒙长期和平局面的维持， 对明朝中后期的国防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北部边备的基本形势
张居正主政时期， 明帝国的国防形势不容乐观， 尤以北方边备情况为甚。
（一） 北敌强盛， 频繁劫掠
蒙古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 将其分为左右两翼， 各包括三个图门， 达延汗自统左翼， 以诸子分统右翼。在诸多图门中， 以俺答及吉囊的实力最为强盛。吉囊为达延汗第三子， 以鄂尔多斯部为势力范围；而俺答为吉囊次子， 以河套地区为势力范围。俺答、吉囊等部落频繁侵掠， 连年不息， 给北部边防带来沉重的防御压力。《明史》记载：“元人北归， 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 三面近塞。正统以后， 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 边防甚重。东起鸭绿， 西抵嘉峪， 绵亘万里， 分地守御。”1蒙古鞑靼部落连年进犯， 蹂躏地区东起辽东， 西至甘宁， 尤以宣、大、晋北及京东各地为甚。“是时， 俺答诸部强横， 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 晋阳南北， 烟火萧然。”2甚至长驱直入， 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嘉靖） 二十九年 （1550年） , 俺答攻古北口， 从间道黄榆沟入， 直薄东直门， 诸将不敢战。”3俺答大肆劫掠， “火光烛天， 德胜、安定门北， 人居皆毁”4, 遍掠京畿地区而去。史称“庚戌之变”.敌退之后， 大将军仇鸾因怯于北敌寇掠， 主张开马市于宣府， 意图与俺答媾和。后延绥、宁夏亦开马市。然而， 马市并未阻止俺答等部入侵， 遂罢马市。终嘉靖之世， 鞑靼部落连年进犯， 宣大、延绥、晋北、固原均被蹂躏。嘉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年， 俺答等长驱直入， 进犯蓟镇及京畿地区， 京师戒严， 直接威胁到明帝国统治中枢的安全。
（二） 政治腐败， 消极防守
明朝军队战力衰弱、武备废弛的深层次原因， 是明廷政治腐败， 权奸当政， 导致擅权营私， 贿赂公行。嘉靖皇帝一心修玄， 不理朝政， 军政大权悉操于权臣之手， 大臣为了争权夺利， 互相攻讦。由于主偏臣专， 是非不明， 廷臣边将功不得赏， 罪以贿免。在权力斗争中， 忠心许国、英略敢为之人或被谗言罢去， 或因疑惧畏葸不前。比如， 宣大总督翁万达、三边总制曾铣、吏部侍郎摄兵部事王邦瑞等贤能有为之士， 均被严嵩党人构陷， 或被罢官， 或被杀害。而仇鸾本因贪纵被曾铣所弹劾而下狱， 因其交接严嵩反而脱罪升官， 甚至晋为大将军总京戎政。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 上到朝廷阁臣， 下至边疆将帅， 对俺答等进犯均奉行消极防守政策， 面对俺答近薄京师， 严嵩竟然对兵部尚书丁汝夔授以“寇饱自归”的方略， 告诫将帅万勿轻率出战。曾铣倡议收复河套， 实为一种积极的攻势防御政策， 然而却因明世宗反复无常， 被卷进严嵩与夏言的权力斗争中而被杀。明廷奉行的消极防守主义导致将帅只求自保， 不敢主动作为， 卒失所统， 战志消沉。甚至出现大同总督仇鸾、大同巡抚史道及总兵官因惧战而贿赂俺答免祸， 使其勿侵己地， 冀嫁祸他境的通敌行径。
（三） 军纪败坏， “军乱”频发
明朝军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军纪败坏， “军乱”频发。嘉靖元年 （1522年） , 甘州总兵官李隆因与巡抚都御史许铭不合， 唆使部卒围攻公廨， 杀许铭， 焚其尸， 五卫军大乱。嘉靖三年 （1524年） 八月， 大同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在大同城北增设五堡， 加强防守。堡建成之后， 迁徙士卒前往戍守。大同镇卒本来就对修建堡垒的劳役颇为怨愤， 加之又惮于徙戍， 因而发生叛乱， 杀参将贾鉴及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嘉靖十二年 （1533年） , 大同再次发生军乱， 役卒王福胜、王保作乱， 叛杀总兵官李瑾， 焚烧大同巡抚潘仿的官署。南京为抵御倭寇， 曾招募健儿设振武营。此营官兵素来骄悍难御。嘉靖三十九年 （1560年） 二月， 因督储侍郎黄懋官奏请减低其待遇和革除募补者妻粮， 振武营士卒哗变， 公然将督储侍郎黄懋官殴打至死， 裸尸于市。
由以上的诸次“军乱”可以看出， 张居正主政之前的明军， 无论是“南兵”还是“北兵”, 军纪败坏已严重到相当程度。
（四） 边军缺额， 尺籍空虚
大明建国时， 明太祖朱元璋革元旧制， 自京师达于郡县， 皆立卫所， 卫所兵的来源主要是世袭军户和因罪谪戍之人。遇有情况需要征伐时， 朝廷选派将领充总兵官， 调卫所军队由其统领， 称之为客兵。永乐年间， 建立“京操”制度， 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轮番到京城操练， 称之为“班军”.
后世这一制度却发生了变化。“宪、孝、武、世四朝， 营制屡更， 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 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 尺籍久虚， 行伍衰耗， 流盗蜂起， 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 禁军溃于城下， 而国遂以亡矣。”5卫所之军大量逃亡， 导致边军缺额、尺籍空虚， 防守力量十分薄弱。“洪武时， 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 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 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 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6明朝建立之初， 京营的兵力有七八十万人， 而当时只剩下十四万余， 而真正操练的只有五六万， 且大多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京军的将帅多是纨绔子弟， 平时占役营军， 以空名支饷， 等到上级来检阅时， 便临时雇佣市人， 呼舞博笑而已。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 俺答入犯， 兵部尚书丁汝夔稽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 驱出城门， 士卒皆流涕不敢向前， 诸位将领也相顾变色， 手足无措。事后， 丁汝夔因抵御不力被杀。
然而， “庚戌之变”并未引起明廷对边军军制的反思和改革。当时， 大将军仇鸾正受宠幸， 其向嘉靖皇帝进言， 建议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 分番入卫京师， 与京军混杂在一起训练， 统一归京营的将领指挥。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一主张， 于是， 边军精锐力量被抽一空， 边塞发生警情时， 无力应对， 边事益坏。
二、张居正的北部边备思想体系
张居正始终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夜以边事为忧， “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 则必有大可虑者。故古人诘戎治兵， 当太平之世尤当兢兢焉”7.张居正以宋为鉴， 对明朝中后期的积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窃见嘉、隆以来， 纪纲颓坠， 法度陵夷， �V�V宋、元之弊”8.张居正认为， 明朝武备废弛十分严重， 与宋朝当时的状况十分相似， 如果现在不严加整饬， 那么， 宋朝遭受的灾祸也会发生在明朝。
为了防御北敌入侵， 明朝形成了以“九边”为重心的防御体系。蓟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被称为“国之堂奥”“北门锁钥”, 随着鞑靼部落对蓟镇入犯的加剧， 蓟镇在九边重镇中尤为受到明廷重视。张居正柄政之后， 对蓟镇倾注了大量心血， 费尽心力进行经略筹划， “仆日夜以边事为忧， 而属意于蓟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诸大吏， 及今加意经理， 常若大敌在前， 决不少贷”9.鉴于蓟镇之“国之堂奥”重要地位， 张居正确立了与九边其他边镇不同的战略方针， “大抵蓟镇之势， 与他镇不同， 其论功伐， 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 切近陵寝， 固在他镇以战为守， 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 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 其势居然也”10.
面对严重的边患危机， 张居正肩钜承艰， 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振衰起敝， 针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形势， 进行了精心的筹划， 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方略。
（一） “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
为了实现“贼不入为上功”的目标， 张居正提出了“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的战略指导思想。张居正在给宣府巡抚吴兑的书牍中说：“大抵今日虏势， 惟当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 使虏为我所制， 不可受制于虏。”11“外示羁縻， 内修战守”可谓是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的核心理念， 在这一总体战略的指导下， 张居正在“内”“外”两个方向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对北部边疆进行全面经略， 十余年间， 海宇清宴， 蛮夷宾服， 边疆恢复了安宁祥和的秩序。
1. 外示羁縻
“外示羁縻”, 即利用封贡、互市、厚赏等手段， 对俺答、吉能、老把都等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笼络， 以求得边境的安宁祥和。代表性事件为“俺答封贡”和制驭长昂。
隆庆四年 （1570年） 十月， 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因俺答夺其妻， 愤而率众向明朝投降。张居正接到宣大总督王崇古的报告后， 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是“使远人向化”的一个好机会， 此事关系重大， 一定要妥善处理。然而， 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等人却反对受降， 一时廷议纷纷。张居正在王崇古、方逢时等督抚大臣的支持下， 利用俺答的“舐犊之情”, 善待把汉那吉以笼络俺答， 经过多方努力， 最终达成“隆庆和议”.俺答缚送赵全等板升叛降头目， 归还被掠人口。明送还其孙把汉那吉， 并封俺答为“顺义王”, 允许其与明通贡， 进行“互市”.
万历三年 （1575年） 春正月， 朵颜三卫酋首长昂、董狐狸逼迫长秃盗犯蓟镇董家口关城， 蓟镇总兵官戚继光闻讯督边军从榆木、董家两关出塞迎战， 追击一百五十里， 擒获长秃。长昂因长秃被擒， 移住会州， 因惧怕戚继光率领的边军兵马， 不敢靠近边关。之后， 长昂同伯彦主喇、董狐狸等人率领其酋长及部夷前来请降， 请求赦免长秃。张居正得到“擒获长秃”的报告后， 给蓟镇巡抚王一鹗回信说：“长秃生擒， 亦制长昂之一机， 幸惟留意审处， 务使之畏威怀德可也。蓟中羽翼未就， 未可高飞， 此辈不得不羁縻而用之， 但须审查顺义之情， 以为制驭之术耳。”12得到张居正的指示后， 戚继光会同副总兵史宸， 前往喜峰关口当面安抚长昂， 宣谕朝廷旨意， 长昂悔罪， 送还所掠人员。戚继光释放长秃， 并对长昂进行抚赏。“虏酋感愧， 诣刃��壤， 对天会盟， 誓子子孙孙怀德内附， 世世勿犯太师城也。”13
明嘉 （靖） 隆 （庆） 万 （历） 年间， 北部边疆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俺答和土蛮， “隆庆和议”之后， 俺答被封为顺义王， 能够遵守盟约， 约束部众， 边疆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土蛮求贡不许， 屡屡入犯辽东和蓟镇， 但势力较俺答弱， 且与俺答不睦， 因此， 未能构成严重威胁。但随着俺答年迈多病， 其已无力有效地约束部众。针对这一情况， 张居正与边疆督抚预先进行谋划， 以应对俺答去世之后北部边疆形势的变化。俺答去世之后， 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 靠着俺答的余威和其自身的骁勇善战维持统治。黄台吉的统治时间比较短， 其去世以后其子扯力克袭位， 但是统治能力已经逐渐衰弱， 难以约束部众。不过， 俺答的后世子孙能够与明朝维持着较为和睦的关系。
2. 内修战守
相比“外示羁縻”而言， 张居正对“内修战守”更为重视， 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边患的“安攘长策”.他在给边疆督抚重臣的书信中说：“昔人谓自古疆场之患， 非尽由夷狄， 亦多边吏扰而致之， 仆尝以为名言。惟预修战守， 长存儆备， 则不容顷刻少忽耳， 惟公留意焉。”14张居正“内修战守”的边略思想主要是指“设险防守”.
“设险防守”, 是明廷始终奉行的一项国防政策。明朝中期以后， 受“消极防御”思想的影响， 边防设施大多年久失修， 毁坏坍塌十分严重。单纯的“摆边防守”政策， 导致兵力分散， 形成了“无所不备， 无所不寡”的局面， 并未能有效阻止俺答等部落的频繁入侵。张居正的“设险防守”思想， 包括修建边墙和建设敌台两项重要举措。
明初以来， 为防止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入侵， 修建边墙、敌台的工作时断时续。比如， 余子俊、翁万达等， 都曾修筑部分边墙， 以加强边境的防守。张居正对“设险防守”政策十分认可， 他指出， “守堂奥者必于门外据险扼要， 乃为得策”15, 并认为通过修筑敌台对险要之处进行固守， 可以居高临下哨望敌人， 运送矢石， 守边的士卒可以依靠敌台庇护， 免受风吹雨淋之苦， 以逸待劳， 是守边之策中最为有效的。因此， 张居正坚定地支持谭纶、戚继光等人的“修边墙、筑敌台”的主张。
当时， 朝廷中对于“修边墙、筑敌台”有一些不同意见， 认为此项工程耗费巨甚， 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为此， 张居正坚持己见， 向皇帝上疏， 与边疆督抚大臣沟通， 确保“设险防守”的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在《答司马吴尧山》中， 张居正说， 设险守要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必须予以贯彻执行， 而且所修边墙是对原有的边墙进行修复加固， 并不是重新修建， 对于修台修墙的费用， 应该渐次筹备。“台工之议， 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 惟区区一人而已。”16蓟、昌、保等镇的边墙、敌台修建完成之后， 成功阻止了敌人的进犯， 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张居正事后说， “昔谭司马在蓟建议筑台， 其时人情汹汹， 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皆惧而求罢；独孤一人力持不顾， 乃克有成。数年以来， 虏不敢窥蓟者， 实赖守险之力。若如当时之议， 岂得有今日乎！”17
张居正还将蓟镇和辽东镇的功绩进行对比， 认为辽东镇虽然在总兵李成梁的带领下颇有所获， 但是大明也损失了很多人力和财力。但是， 蓟镇十多年以来始终维持和平局面， 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百姓安居乐业， 边境一片祥和。因此， 蓟镇的功绩比辽东镇的功劳更大， 充分肯定了“设险防守”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二） “东制西怀， 蓟辽互援”
在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中， 因俺答等部主力居于河套地区， 其中尤以宣、大地区地位最为紧要， 为明都北京北部之防御屏障。然而， 随着“隆庆和议”的达成， 北部边疆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原来的势力格局发生变化：“俺答已通贡， 封顺义王， 其子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 西部遂不竞， 而土蛮部落虎炖兔、炒花、宰赛、��兔辈， 东西煽动， 将士疲于奔命， 未尝得安枕也。”18
1. 东制西怀
“俺答封贡”之后， 张居正认真分析北部边疆俺答、吉囊、土蛮等势力的分布情况， 制定了“东制西怀”的方略。“属夷处置适宜， 则土虏之真情可得， 而两镇之贡市愈坚。当今边务， 莫要于此矣。公在上谷， 内修战守， 外探虏情， 东制西怀， 自有妙用， 仆复何忧。”19“西怀”, 主要是指对俺答及其子孙等部落实行怀柔政策， 分封官职， 通贡互市， 并不时对其封赏， 以维持和平稳定的边疆形势。对于东部的土蛮等势力的频繁入犯， 张居正则采取“东制”方略， 主张坚决打击， 拒绝其贪图“贡市之利”而采取的求贡等权宜之计， 坚持在辽东地区与土蛮进行斗争。
2. 蓟辽互援
鉴于蓟镇“国之堂奥”的重要地位和辽东地区面临的战争压力， 张居正制定了“蓟辽互援”的方略， 以确保蓟、辽二镇的边境安全。张居正在《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一信中说：“辽人素称忠义可用， 然近亦罢敝， 非用蓟人助之， 不能支也。顾蓟镇隔阂三卫， 出塞不便， 又迫近陵京， 防御为急， 必斥候严明， 侦探的实， 知贼向往， 乃可出他道， 用奇以制之耳。”20指明了“蓟辽互援”战略的必要性。
对于“蓟辽互援”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 张居正在《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一信中， 从练兵、协同、防守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区分“虏众犯边”和“溃墙而入”两种情况， 分别制定了“据台以守， 遏之边外”和“坚壁清野， 合战歼敌”的方略， 并将其坚决地贯彻到了具体的军事实践中。在给蓟辽总督、总兵等人的书牍中， 张居正反复强调蓟辽互为声援、协同作战的重要性， 并嘱咐一线将帅予以贯彻执行。“今之虏祸， 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 我之士马， 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 必于一逞， 今秋之事， 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 于贵镇兵食， 比他镇尤当加意， 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 当令蓟人助守宁前， 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 则东西夹击， 再一创之， 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21
张居正认为， “用兵之道， 全在将得其人”22.为保证蓟辽互援战略的实施， 张居正对蓟镇总兵戚继光和辽东镇总兵李成梁给予全力支持， 从而形成“辽蓟声援相通， 二将协和， 势若常蛇”23的战略格局。在接到土蛮大举犯边的报告后， 辽东镇严加戒备， 坚壁清野， 持重勿出。戚继光率领蓟镇的车步骑营精兵出关应援， 将重兵部署在一片石地区， 然后寻找机会出奇制胜， 邀击土蛮。在“蓟辽互援”战略的指导下， 在戚继光、李成梁两位总兵的协同配合之下， 蓟辽二镇屡次挫败土蛮勾结属夷进犯的企图， 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使得鞑靼等部不敢轻易入犯， 实现了“内保山陵之重， 人心有所恃以为安；外严夷夏之防， 胡马几欲逞而复遁”24的战略目标。
三、结语
张居正在边备事务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 “惩边之事�也， 筹边累千百言， 明若观火， 指顾抵宁”25.在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的指导下， 明朝“九边”军镇的督抚、将帅齐心协力、务求实效， 形成了“朝廷无北顾之忧， 戎马无南牧之儆， 边氓无杀戮之惨， 师旅无调遣之劳， 钱粮无浩繁之费”26的和平局面。清人魏源认为， 张居正在国防军事方面， “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 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仁人利溥， 民到于今受其赐”27, 可谓对张居正边备思想价值及筹边成就的中肯评价。
注释
1 张廷玉：《明史》， 2235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张廷玉：《明史》， 2239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 张廷玉：《明史》， 2240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903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 张廷玉：《明史》， 2175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 张廷玉：《明史》， 2242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 张居正：《张居正集》， 777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8 张居正：《张居正集》， 777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9 张居正：《张居正集》， 384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0 张居正：《张居正集》， 616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1 张居正：《张居正集》， 263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2 张居正：《张居正集》， 509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3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 376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4 张居正：《张居正集》， 345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5 张居正：《张居正集》， 96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6 张居正：《张居正集》， 357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7 张居正：《张居正集》， 731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8 张廷玉：《明史》， 2241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9 张居正：《张居正集》， 512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0 张居正：《张居正集》， 608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1 张居正：《张居正集》， 619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2 张居正：《张居正集》， 358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3 张居正：《张居正集》， 862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4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 313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5 张居正：《张居正集》， 506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6 《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九， 万历六年九月。
27 魏源：《圣武记》， 500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