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司马迁的战争观--以《史记》为例

发布时间:2018-03-26 11:45:26
  摘要: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对军事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战争的事件,并从中提出了自己对战争定义、性质和态度等方面看法。本文意在通过《史记》中记载的战争和相关事件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司马迁的战争观。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观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纪传体史书,它高度概括和再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了民族大一统的发展方向,而民族的统一并不能只靠简单的政策方针就可以实现的,想要统一必然会有战争。有了战争必然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一定利弊,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战争的事件,这位思想家、历史学家,对军事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史记》中提出了自己对战争定义、性质和态度等方面看法。《律书》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1司马迁将动物受到侵害而反击的自然现象比喻现实生活中的战争,认为战争应当是“讨伐强暴、平乱救危”的正义之战。由此可见,司马迁是支持这样的正义战争。本文试从《史记》里面所记述的重大战争事件切入,从而分析司马迁的战争观。
  
  一、支持“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的正义之战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开头就写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余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2由此可见,黄帝之前,国家一直处于四分五裂,战争不断的状态,最后由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之后统一了天下,从而结束了各部落之间的纷争。池万兴先生在他的《<史记>与小赋论丛》中认为这是司马迁作为述史的开端,借黄帝来表达自己希望统治阶级实现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但笔者以为这也表现了司马迁认为统治者为了统一天下,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和利益而开展的战争,是正确的、是正义的,他支持并希望汉武帝能够统一天下。又曰:“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3可见,司马迁指出正义的战争标准是讨暴、平乱、夷险、救危,具有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积极作用,体现了司马迁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
  
  汉王朝统治期间最大的威胁就是匈奴,在前期时候汉统治者由于社会刚归于稳定,无论是从兵力还是国力等方面都严重匮乏,为了顾全大局,统治者一直对边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采取怀柔政策,但却助长了匈奴的掠夺气焰,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有了充足的准备;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叙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司马迁也从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实施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出,这个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甚至助长了其对汉边界的掠夺气焰。所以他在《建元以来诸侯者年表》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应,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备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从,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4可见他早就赞同讨伐匈奴,他在《匈奴列传》及相关记载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匈奴常年骚扰汉朝边境,损害汉朝领土利益等行为的批判态度,也表达了自己对统治者展开反侵略战争的支持。同时司马迁还对一些对复仇性质的战争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比如伍子胥等人的故事,他赞同的理由之一,笔者认为和他自己遭受李陵之祸有直接的关系,也是这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忍辱负重精神促就了司马迁的发愤着书。
  
  二、反对“穷兵黩武”,倡导慎战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将黄帝后代统治天下时间长久而秦朝统一短暂的原因进行对比,指出黄帝后代统治初期为了维护正义而战,但是后来社会稳定之后他们注重政治清明、以礼治国,保护了人民的利益,顺应了民心,才得以长治久安。秦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一直靠的是强大的兵力才统一天下,但是统一之后依然“怀着贪鄙之心”采用“穷兵黩武”的政策治理天下,而秦二世继承了秦始皇的统治策略,且不顾后果地侵犯他国,以致平民的反暴势力开始崛起,使国家走向灭亡。并在《律书》中指出统治阶级“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从而批判了他们“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好战而不懂慎战,最终落了一个身死国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战争观:他重视战争,不反对使用武力,但是反对滥用武力,反对好战;倡导“非兵不强、非德不倡”的慎战理念。另外,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和《平准书》中通过对汉匈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也都表现出了很深的反感和批判意识。针对汉武帝讨伐匈奴之于又平两越开通西南夷等地事情的开展情况看到,虽然这样是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和发展,但是由于长期的征战,用兵过度,使得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等各面都有了严重的损耗,造成社会经济负担过重消极影响,出现了“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的现象。所以司马迁见证了统治者为了扩大疆域而施行一些列开拓政策和历史上好战之事,持反对态度。
  
  三、战争与人才的关系:择任将相
  
  自古打仗,统帅是关键的人物,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5这是他针对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及其他社会危机予以的批判。他认为这虽然是正义之战,但是却造成了这样的不良后果,主要责任在于汉武帝没有用对人才,虽然得以重用的卫青、霍去病等人最后是取得了胜利,但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牺牲和损失为代价而换来的。而且司马迁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靠裙带关系才被重用立功的。因此在《平准书》中这样指出卫青两次出击匈奴虽然俘获敌军众多,但是“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藏钱经耗,赋税既竭又不足以奉战士。”不仅认为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过大,也反映了将领之人在战争中没有最大化的减少损失的职责失误,是用人不当的原因。还有他在《李斯列传》中认为秦国灭亡是因为任用李斯为秦相不当,是历史给予后人的警惕。
  
  另外,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择任将相”重要性:廉颇老当益壮顾大局识大体、赵奢公而忘私、李牧外柔内刚,这三位名将,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支撑起了赵国的数十年“蓝天”,使其他国家不敢轻易来犯。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刘邦本是地痞流氓,却能与霸王项羽一整天下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中最终的根源在于他善于用人。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用兵神出鬼没,帮助刘邦击败了西楚霸王,打下了汉家的江山。可见他懂得在适当的场合任人唯贤,才有了最后的称霸天下。《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载了汉武帝重用周亚夫的武将才能,才取得平定七国之乱的胜利。还有关于伍子胥的相关记载,他虽然是借助他国之力完成了复国之仇,但吴国统治者也正是看到了伍子胥的野心和能力才施以援手的,这一系列胜利的战争事件都揭示着“择任将相”的重要性,展现了人才的关键性,用之要慎之又慎。这一观点对后世有者重要的影响。
  
  四、提倡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
  
  在战争中除了用人要得当,关键还要有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高超战略思想,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在《淮阴侯列传》中叙述井陉之战,韩信探知敌情后,所以采用背水一战的出奇制胜之计,从而大获全胜。在《田单列传》中评论田单用兵时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可见他对田单以奇用兵谋略的赞扬。还有对战国的孙膑的围魏救赵之战、马陵之战以虚诱敌,俘获庞涓等胜利之战的详细记述,从而体现了司马迁在战争中讲究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战策。另外有很对人认为司马迁在评论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兵败事件是因为汉武帝的用人不当所在,但我认为除了这一点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李广利自身的原因,因为行军打仗,虽然皇帝能指派将领,但是在打仗的时候真正决策的人是将领,行军作战讲究的是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如何以最小的损失换来胜利,李将军在战争中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将匈奴的优势和自身的劣势加以详细的对比,然后制定一个出奇制胜的战略政策,才会有最后的损兵折将,兵败匈奴的耻辱。
  
  注释
  
  1司马迁着,《史记》第131页
  2司马迁着,《史记》第1页
  3司马迁着,《史记》第131页
  4司马迁着,《史记》第116页
  5司马迁着,《史记》第630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
  [3]安平秋,《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
  [4]朱枝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5]池万兴,《史记》与小赋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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