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历史写作方法包括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历史编撰考虑的诸多问题，历史着述基本要求，编撰史学史、中国通史、文化史和历史教科书方法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一突出席位。
【关键词】何炳松 历史写作方法 通史与正史并存 集体修史。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关于何炳松先生的生平和史学理论着述，请参看本刊2012年9月《何炳松的历史哲学》一文，兹不赘述。
一、通史与正史应该并存，不能独尊通史。
1925 年月，何氏在《民铎杂志》上发表《< 史通> 评论》他说：“夫吾国史病，病在不通。”[2]（P106）而不通之根在于重人物，以致《二十四史》等同史料。纪事本末和通史诸体之可贵，在于轻人重事。针对当时学术界部分人编通史以代正史的主张，何氏认为，正史为“史料之库”,通史为“便览之书”,如果徒求“便览”之书而废弃“史料之库”,是为舍本逐末的做法，他从四个方面加以具体的论述：其一，“诚以为正史者乃守先待后之业，所谓记注者是也。通史者乃钩元提要之功，所谓撰述者是也。前者为史料，所以备后人之要删，故唯恐其不富，后者为着作，所以备常人之浏览，故唯恐其不精。”所以它们应“相须而成”“,不能相混”.其二“,夫良史之才，世称难得”,所以我们应该“谨守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否则的话，“万一世无史才”,而史料全失，岂不“遂无史书夫？”其三，“着作必有所本，非可凭虚杜撰者也。故比次之功，实急于独断之学。
若有史料，虽无着作无伤也。”其四，当今之世，科学昌明，学术发达，学者兴趣各异，“欲取资料，均将于正史中求之。予取予求，见仁见智，各能如其愿以偿。至于通史之为物，钩元提要，语焉不详。以备浏览或有余，以资约取必不足。”[4]（P4）他提倡西洋史的那种做法，“一方固努力于撰述之功”,“一方并努力于记注之业”,他们“对于国史材料之搜集，莫不聚精会神，唯力是视”.1930 年，何氏在《通史新义》的自序里再次提到了上述理论。
二、集体修史主张。
唐刘知几、明万斯同及清章学诚等都曾论及过领局修史之诸多弊端，在何氏看来，我国自东汉领局修史以来，将近二千年的历史，国史的修撰，从未终止过，“吾国修史之发达，史籍之丰富，实为世界之冠”,所以他说，“然吾国国史得以继续罔替，以乞今兹，愈于西洋古代之几无史籍可言者，不可谓非领局修史制度之功也。”并认为“废止官修制度之主张”实乃“因噎而废食”[4]（P3）。他具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步骤甚繁”,“一事之微，动经岁月”,而且“史之所贵者义也，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而“义存乎识，事存乎学，文存乎才”[4]（P72）。由此可见，何氏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集体修史的主张，一方面，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修史过程过于复杂，“耗时多也”;另一方面，修史对于“才”、“学”、“识”都有相当的要求，而这些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很难同时具备，即修史领域内“少全才也”.正因为如此，何氏主张集体修史，在修史过程中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
三、关于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
定主题的界限。何氏认为“,史事如环，原无首尾”,而人的精力非常有限，因而他说：“研究如欲精深，主题必当有限。夫人生白首，难穷一经。况人事万千，焉能尽究”[4]（P54）.可见，他非常重视确定研究的范围，反对漫无目的或包罗万象的研究。
定史事之期限。何氏认为，史事自何时始，至何时终，都不易确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其统一事业终点易求，肇端难定，再比如封建制度之兴衰“,其始末均属难定”.
定史事之去取。关于史事的去取，何氏认为，这实际-亡是衡量“史事价值问题”.他说：“所谓价值，当然非某事为优，某事为劣，或某事有益，某事无功之意，实指某事在某篇中是否重要而不可缺。”他举例说，如要论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则“凡有关统一成功之史迹，均应详述无异。如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加以去取，则当视其与统一成功关系之深浅以为断。深者取之，浅者去之。或可无论深浅，并蓄兼收，稍别详略以视轻重。深者详之，浅者略之。”并认为，“详略去取，初无标准。史识可贵，意在斯乎？”[4]（P55）定各部因果之关系。此说在《历史研究法》论文中没有提及，在对应着作中何氏予以了补充。他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仅有因果关系而已”,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探求规律，“史家所求者，因果关系而已”,故只要做到“篇中无孤立之事迹，各事有相互之关系”[4]（P59）就可以了。
明陈迹之变化。何氏认为，为了阐明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在编比史事时，应注意阐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为原状，第二为活动，第三为活动所产生之新境。“三端既明，即称良史。文才优劣，可不问焉。”并从选材的角度加以论述，他说：“凡不足以表示原状变动及变动之结果者，不宜采入史中……未尝变动之原状，昙花一现之行为，以及突入起来之奇事，均非良史之材，当以割爱为尚。”[4]（P60）定史事之轻重。在何炳松看来“,史事自身，初无轻重”,关键是看它与要阐述的主题的关系，所以他反对“根据私人评论，以辞藻表其轻重”,认为只需“重者详之，轻者略之，读者自能得之言外”[4]（P60）。
定烘托材料之多寡。何氏认为，这些材料可以“增加生气”,使所述事迹“栩栩如生”,至于这种材料的多少，则“;初无一成标准，专视史家之才识如何”,关键是不能“夺重要事迹之篇幅”和“妨因果关系之叙述”[4]（P61）。
何氏还谈到编撰时所用的方法，即把上述几个问题加以具体化，也就是相出实际的办法来。
分成段落以类相从。何炳松认为，“全篇须具一贯精神”,“欲求一贯，则凡相同事迹，均当以类相从”,即把要编比的史事分为政治、经济、宗教、学术等五个大类，“大段可再分为小段，小段可再分为几事”,组成条理，从而排比成章。并认为这是编比中“最难之事”,“最不易得心应手之事”[4]（P58）。
求各段之间的连锁。何氏主张，在叙述史事时，应注意过渡，上段所述之事，下段要稍提，即“穷原竟委”[4]（P59），使想上下文产生密切联系。他说：“事迹贵能互相联络。”并认为“,欲求联络，则凡先后相生，均应循序比次”,力求把它们“揉成一个整体的浑沦”[2]（P257）。
注意特异的变化。在何氏看来，我们研究历史，不但要明白“改造运动的结果”,更要明白“原状”和“改造原状的运动”[2]（P258），亦即明白其演化的过程，防止历史变为死的。
表明事实的轻重。以往的历史着作在表明史事的轻重时，“用许多不合理的形容词来赞美或攻击”,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段，它不伦不类，不合科学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办法”[2]（P258）。正因为如此，何氏反对“史论史评”,并主张它们不应该在历史着作中占丝毫地位，他说：“史重平叙，评议非宜。”[2]（P1）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对于重要的历史事实加以详叙，给予较多的篇幅；相反，对于不重要的历史事实，则可以加以略叙。
烘托史料之运用。历史文章要能够“情挚气昌”,烘托材料肯定少不了，但如果运用过多，就成了“画蛇添足”.究竟要运用多少为佳，这要看着者的“识见”如何。
何氏关于历史编撰时应注意的问题的阐述，非常详尽全面，且极具可操作性，在他之前并不多见。当然，要写出上乘的史学论着，则又关乎到史家们各自的才识如何了。
四、历史着述之基本要求。
（一）文史要分别清楚。应该说，何炳松还是比较重视文学的。他说“:若史家二不能文，则研究结果之发表，断难完美。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也。”[4]（P62）还说“:大史着应有充实完美之文章，固不待言。史文与常文同，最重全文结构。洋洋洒洒，总期能融会贯通，所谓一气呵成，一线到底之道也。”
在他看来，“大抵凡欲行诸笔墨，均需具有文学良才。固非独史着为然矣。”但是，他又认为，历史与文学毕竟不同，“历史着作，贵能如画像然，全身毕现。史之宗旨，不在激动感情，而在使读者了然于特异活动之真面。”当然，着作完成之后，如果文采优美，“足使读者神往”,那只是“偶然之结果，并非史着之正宗”.可见，何氏认为，史着具有文采当然好，但不能刻意去追求它，“史家所求者，本不在动情之事迹”,“史贵真确，不尚文词”,由此，他也反对“视文采不明之良史为不值一顾之书”.
在何氏看来，史家应该重视文学，但他反对文史合一，把历史视为文学之“别子”或“支流”,认为这导致了“史学之不能进步”.他说：“文章之士……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神思所运，舒卷自如。至于史家则不然矣。史之泉源，厥唯史料。史料既缺，史着遂穷……覃思之人，可为文士，而不必为史家。”[4]（P63）可见，何氏认为，史着必须忠实于史料并受之约束，而文学作品中，作者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天马行空。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文人作史，“未尝习史法之人，即不应负作史之责任”,如果以小说方法着作历史，则“谬误之见，千里毫厘”,并说：“至今尚一任文士随意为之，宁非奇事。”[4]（P63）最后，他主张史家可“先成专门之书，备专家参考之用。另着通俗之本，供常人浏览之资”,因“读者不同其人，着作应异其质”.可见，他并不反对通俗之史书，但认为无论专门或通俗之史着，均应以“真确”为标准，“若欲一书两用，势必两败俱伤”.
（二）着作要一线贯穿。何炳松认为，“着作特点，贵能贯通”,认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运用“推理之能力”,对史料加以“诠释功夫”,否则的话，则读者“或如置身杂肆，应接不遑。或如五色迷目，莫名其妙”[4]（P64）,因而他主张史着之中，除史料大纲之外，应并有“钩元提要之功”.并说司马光之《资治1“一气呵成，始终贯彻”.
（三）着作者要有反省的功夫。何氏说：“迨着作竣事之后，宜再束之高阁，期于相忘。然后再取而读之，指瑕索疵，重加点窜，则欠缺难明之点，必能昭然在目。再三易稿，不厌其烦。或多述详情，或更加诠释。总期本末具备，各事关联而后已。着作如此，庶几近焉。”[4]（P66）何氏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大力提倡。
（四）叙事要恰如其分。在叙事的过程之中，何氏主张，“是非虚实，务使恰如其分”,“若轻率武断，漫不经心，岂特厚诬将来，亦且有惭良史”.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若有两人以上之暗合，则可直述其事；若众说纷纭，则可有“或”“殆”
示近真未定；若只有一个孤证，则引其人之言即可；若事出传闻，则在叙事过程中，可用“相传如何而如何”之语言。
（五）要尽量利用成文。何氏认为“,叙述史事，以能利用成文为上，盖撮要转述，决不能有原料之真，而割裂裁剪，尤难免有断章之虑。”这一点从何氏的很多文章之中可以看出。
（六）关于注脚。章学诚说：“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何氏深受章氏的影响，他说：
“史家欲显精能，莫若标明其来历。”[4]（P68）他认为注脚主要有这么一些功能：表明材料来源；保存了可用的书目；革除剽窃的恶习；表示作者的人格。并把注脚大体分为三类：其一，“卷数页数之注明”.
主要是表明材料之所在，以便读者检索，这种注释以明确为贵，有时还要附带注明版本。其二“,成文之抄录”.既包成文，亦明出处，但对原文应“依样照抄”“,丝毫不苟”,不应“割裂裁剪”.其三“,考订异同”之注释。此种注释实际上是“证据之讨论”[4]（P68），以见作者决断之谨慎，通常是先叙诸家之说，并一一加以评价，然后阐述自己的观点及理由，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等。
五、关于史学史及中国通史之编撰。
1929 年，何氏和郭斌佳合作翻译了《西洋史学史》，在《译者序》中，何氏说：“译者窃不自量，尝试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着不足以资借鉴。”[3]（P231）由此看来，何炳松曾拟编中国史学史，但觉得很艰巨，非独立所能完成，遂先介绍西方史学名着以资借鉴，故就有编译《西方史学丛书》计划。这个计划的另一本书是英国史学家古奇（Cooch）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上述两部西方史学着作，前者详于西方上古与中古史学史，后者则主要叙述近世的西方史学史。对于这两本书，何氏给予深意，“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3]（P231）可见，何氏编译这套丛书，即意在“史学史”之建立。故王玉璋说：
“史学界闻人如何炳松先生即从事此项工作之首要人物，一方面力为倡导，一方面从事于实际工作，贡献学人者良多也。”[6]（P176）看来此说并不为过。早在 1925 年，何炳松就有撰着中国史学史的愿望，1928 年冬，应上海公学史学会的邀请，就中国史学演化做讲演，并开始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目的是为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做准备。他在《浙东学术溯源·自序》中写道：“着者所以要研究这一段中国学术史，本有他的动机。当民国十七年时，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当时他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然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4]（P31）对于如何建设“中国史学史”,在《浙东学派溯源》自序中，何氏说：“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4]（P310）这一观点虽然带有何氏个人的成见，但仍有他的可取之处。
上世纪 30 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丛书》的出版计划中，列有何炳松着《中国史学史》，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商务印书馆被焚毁一空，国难深重，这本书始终未能出版，这对何氏来说，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
何氏之所以重视介绍西洋的史学原理，其落脚点在于改造中国史学，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欲编撰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关于编制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和历史教科书的要求与方法，限于篇幅，另作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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