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百余年来农业社会在中国的不断解体，在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国民间的花文化传统却越来越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为改变这一积弱之势，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系教授兼中国花文化研究会会长周武忠先生，借鉴并拓展《广群芳谱》（汪灏编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和《中国花经》（陈俊愉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的着述传统，以沉潜专注二十年的工夫，写作了《中国花文化史》（海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一书。该书以七十五万字，凡十三章、共五十六节的图文体量，另加《中国花卉发展大事记》《中国花卉典籍》《中国名人与花卉》《中国传统花卉食品》等五个附录，集中展现中国古今花文化发生发展史的全貌，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史上一个学术空白。
作者指出：“花文化并非‘花卉’和‘文化’的简单组合，而是人与植物关系的自然流露。中国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引言》）而赏花的前提是知花，首先要懂得花之“道”,尤其是作为“一个爱花的民族”的子民，更要学会并善于从色、香、姿、韵四方面来品味和欣赏，因为“任何一种花木所能产生的美感，都是基于其自然特性之上的，因此，认识花卉是欣赏花卉美的前提。”而“结合花卉本身的自然美和人文之善的意识形态，以花的形、色、香、德隐喻人的品性或人生追求，主导了中国近3000年的花艺文化观。”（第三章《四时幽赏》）这一认知和发现，正是本书立论的重要基础。
为此，在以题为《花·华·花文化》的本书引言开篇后，作者别具匠心地规划了十三个主题内容，依次是：《千载流芳：中国花文化概览》《滋兰树蕙：中国的花卉资源》《四时幽赏：中国的用花艺术》《莳花艺卉：花卉与中国园林》《花朝月夕：花卉与中国民俗》《含英咀华：花卉与民众健康》《笔下生花：花卉与中国文学》《水墨丹青：花卉与中国艺术》《拈花微笑：花卉与儒释道》《群芳会聚：花卉与中国典籍》《名花倾城：中国国花与市花》《屐痕处处：花文化与中国旅游》《继往开来：中国花卉文化产业》，从而系统地探寻了中国花史的发展历程及花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轨迹，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花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文并茂的《中国花文化史》，不是一部旨在讲解植物科技内涵的花史专着，而是一部从文化价值系统层面，引导和提升读者认知中国花文化史价值的随笔性读物，因此，作者在对各章标题作仔细推敲和精心设计之后，其着述的重点，自然集中在如何融会贯通中国花文化内容的方方面面，以充分凸现“花与人”和“人与花”之间的精神关系发展史。
浏览本书后不难发现，作者机巧地运用了先总叙、后分述的学术写作手法，从而在时间上从古及今地串联起了有关的花人花事，把在普通的观赏价值之外，花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分主题地解析于世。如前三章，基本上是对中国花卉资源、中国人用花艺术及其文化背景的概述，然后从第四章《莳花艺卉》开始，以九章分论中国花与古典园林与古书典籍，与文学、艺术，与儒、释、道教，与民俗、养生、旅游，与中国国花和市花，直至与花卉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篇章，则以数百千字的导言来概述主题，引领全篇。如：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丰富的国度之一，亦为世界花卉栽培的发源地。中国人驯化、培育、利用花卉的历史极其悠久。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就不断地被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被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与花（包括花卉和花木）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以花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花文化。”（第一章《千载流芳》）
“民俗，就是世代相传的民间生活习俗……中国人素有爱花的习惯。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中悠游了数千年，始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看待自然，甚至赋予自然花草以人类的灵魂，期许个人的造化能与心目中的花草相映照、互比美。人们心目中的种种花草意象，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又由于本身具有的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入药治病等实际功用，花卉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游艺娱乐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久而久之，积淀成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花朝月夕》）
在专题论述方面，作者力求在客观陈述现象、总结史实的基础上，能够突出提炼其所包含的中华文化意象。如通过对宋代男子在良辰佳节簪花习俗的考察，指出这是中国先民“辟邪求吉”的一种愿望体现，“自远古起，人们就认为某些植物有着禳灾避祸、祛除不洁、带来吉祥的特别功能。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们视为能带来吉祥的祥瑞之物。”（第五章《花朝月夕》）通过对有关花卉入药疗病、入馔养生和窨茶、护肤现象的考察，指出这是以中华传统医药原理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始终与儒、释、道的精神世界相呼应，最终形成养生与怡情并举的特点。”（第六章《含英咀华》）
在本书中，作者还随机引据了《诗经》《离骚》中有关先民秉兰佩花的记载，及屈原、陶渊明、李白、周敦颐、李渔、林语堂等古今历史文化名人的鉴赏案例，以证说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常常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而庭院和书室中的花卉，则往往成为其情志趣尚的重要载体。如松、竹、梅被古人称为“岁寒三友”,表示历经磨难仍忠贞不渝的友谊和不畏艰苦环境的坚贞情操；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则是以梅之高洁、兰之清幽、竹之亮节、菊之傲霜来表白人格和情操，这是以其植物品性来比德、言志和祈愿，使这四种植物实现了人文性的升华，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复杂的情感因素。“园林花木的精神内涵和吉祥寓意，是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的艺术特质，也使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语素变得更加丰满。”
作者通过对历代文人学士以花卉为题材的诗歌、词赋、小说、戏剧等的考察，指出这些丰富而精彩的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中国每一个文化的心，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花卉文学的传统。”（第七章《笔下生花》）通过对中国花鸟画的考察，则指出“无论是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还是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花卉，均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名家辈出，技法独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苑中的一枝奇葩。”（第八章《水墨丹青》）
西谚云：“授人以花，手有余香。”在文化交流史上，奇花异卉还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和不同文化底蕴的人，实现沟通、交流和理解的最佳载体之一。
为此周武忠先生行文所及，有时还能够在空间上将南北方、中西部乃至中国与海外的花人花事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以拓展中国花文化史的人文视野。例如：
“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同时也是一个生活起居的空间，要求它有供应饮食的职能……采摘、品尝时鲜美果，是园居生活的一种乐趣；酿制花果食品，是又一番田园风土情趣的活动。这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中国古典园林中这种”花园自供“现象，与当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提倡的”自给性园艺“（selfsufficiency），不正好是古今中西园林艺术相互映照、殊途同归的一个佳例吗？”（第四章《莳花艺卉》）
中国是花的故乡，远古人类敬畏变化莫测的大自然，而花卉以其春华秋实、草枯木荣的生活轮回与流逝，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人类的敬畏与崇拜。随着这种崇拜的发展，花卉被人格化并神化，从而有了“花神”.中国传说中最早的“花神”是女夷……杨贵妃（杏花花神）、西施（荷花花神）、李白（牡丹花神）、陶渊明（菊花花神）等，是在民间深受尊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成为特定花卉的象征，并被奉为“花神”,其美好的形象或高尚的道德，也随着花神文化的流传而得到传承。（第五章《花朝月夕》）
至于本书第九章《拈花微笑》中，作者以“儒学与花卉”、“佛教与花卉”、“道教与花卉”三节，纵谈儒、释、道学与花卉之间的关系，虽然较诸其他各章篇幅不大，但可谓匠心独运，别具只眼。他通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道教、佛教浓厚的宗教思想氛围不同，儒学花木思想与精神似乎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得更为紧密，也因而更具有普适性，得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影响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花文化史》是周先生早年专着《中国花卉文化》（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的主题拓展和内容深化版。当年《中国花卉文化》问世时，就被称为“我国花卉文化项目研究的第一本书”.当代着名园艺、园林家汪菊洲先生（1913-1996年）在序言中敏锐地发现，该书从“花是大自然的精华”开始，进入到属于精神文化深层的花卉审美；从“中国，迷人的花卉王国”,深入到中国花卉文化的物化形态，尤其是“中国名花古今谈”一章，“更着力于历史上形成‘十大名花’审美的精神文化方面。”如今，在《中国花文化史》中，这一文化视角和学术方法，被作者作了比较充分的发扬和光大。
在《中国花文化史》后记中，周先生概略地回顾了他于1994年应邀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24届国际园艺科学大会，并在回国后呼吁成立中国花文化研究会的种种心路历程，然后总结陈说道：“健全的花文化体系可以引领花卉文化消费，促进花卉市场健康发展。创意设计新颖、优质的花文化产品，发展花文化旅游，可以丰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质，让花卉在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其着述本书的学术原旨表白无遗。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人们一定会在精神层面上，更富有知识性和学理性地认同花的人文价值和中国花的文化传统，并积极参与以“人与花，花与人”为主题的花文化事业和产业，让“美的花，花的美”在生活中发挥出更好的效用和更美的魅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