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寿彝对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清理，这些思想包括马端临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和反对违反历史事实的褒贬观点，继承杜佑传统并有所发展、坚持客观态度描绘封建社会场景，马端临大大发展了会通观点、注意研究历史变革的阶段，马端临的史论具有科学因素，马端临的人民性倾向，这些都是白寿彝对马端临史学的提炼与升华。体现了建国17年史学史的一种研究态度与研究路径，是当时思想的折射。
关键词：白寿彝；马端临；史学史；思想史；学术价值
白寿彝对马端临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侯外庐所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版）第四卷下册当中[1]242-284,1962年被收入白寿彝的《学步集》，此后1994年又被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继而又于1999年收入《白寿彝史学史论集》当中，这里可以看出白寿彝对于这篇文章的重视。那么，他对马端临的研究包含了哪些内容，又突出了马端临的哪些特点呢？本文将在原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再做详细分析。
一、马端临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和反对违反历史事实的褒贬观点
马端临的观点和杜佑及郑樵等人观点具有相似性。杜佑的《通典》根本不提五行学说，而郑樵则对五行学说加以激烈的批驳。
在对中国史学史中有关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创新与保守等思想的清理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白寿彝始终在挖掘与展现进步、光明、创新，抨击和反对倒退、黑暗和保守，在总结这若干对矛盾关系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力图在研究代表性着作上廓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路径。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文献做出的这种分析并不过时。虽然这些分析明显带有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烙印，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其中确实是有值得借鉴的因子①。当今史学有一股思潮，即“回到乾嘉去”,似乎是为学问而学问，标榜自己所做的是为己之学。但却忘记了史学家所应该具备的知识分子批判品质。我们今天需要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繁星璀璨的国学大师，但同样需要有对现实问题作出回答的思想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大师有一共同特点，即他们从主流上看，都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学大师，如顾颉刚。而我们今天的大师很少有能够如他们那般登高一呼的品格。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有人认为白寿彝是当代的国学大师，能够在史学的多个领域提出一些开创性想法，从而成为一个学科乃至几个学科的参加者和推动者。关于这点，我表示认同。
教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1年首批部聘博导名单中，白寿彝就赫然在列，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地位。对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我个人以为，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好的知识体系、完善的知识储备、过人的研究兴趣；一方面也应该有对于现实的关怀、对弱势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鞭挞，要成为追求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白寿彝在其史学史研究中就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兴趣，他一方面能较好地利用和阐释文献所蕴含的信息，对文献熟练掌握；一方面又能发挥文献对时代精神的有益部分，探索文献中的进步精神，这些都是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注意的地方。
对鬼神的反对，是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在今天看来，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与当今现实中存在的非唯物主义因素进行斗争。在我们科技昌明的今天，依然有不少江湖骗子，打着科学幌子，干着到处招摇撞骗的勾当，不仅愚弄普通老百姓，也愚弄一些权势者或富裕者。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今天我们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中那些带有毒素的事物，在我们当代还大有市场，这说明，白寿彝反对有神论的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这对我们今天同那些利用“伪科学”作为自己华丽外衣的“大师”们进行斗争是有好处的，这是依据历史清理历史来和这些形形色色伪科学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古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更何况我们今人？白寿彝这种在史学史研究中积极提炼反对神学思想的作法值得提倡。
马端临对神学的批判委婉，虽然他不如郑樵批评神学激烈，但他以“物异”来表明神学的虚妄，依据具体历史事实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与郑樵比较，更进一步。对于五行说，马端临更有一种出于对自然界历史理解的客观态度，和五行家有很大区别。但马端临的论述对五行学说有一定保留，即认为五行学说对皇家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一种约束功能。这一点值得研究者注意，白寿彝看到了这一点，但未做过多分析。我个人认为五行学说对于皇家统治更重要的是维护其统治、巩固其统治，而约束皇家的统治，主要还是根据皇家统治需要而来。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统治，对神学利用有加而畏惧不足，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如对佛教就是如此，需要的时候，就大力提倡佛教，推动其发展，鼓励其昌盛；然而一但与世俗权力违背冲突的时候，佛教就会遭到镇压和抵制，历史上几次“灭佛”行动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对于神学力量，皇家统治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需要的时候抬得很高，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弃之如敝履。这才是皇家统治对神学的真正态度。正是因为如此，白寿彝对马端临的这种思想有一段评论值得我们注意：“不少的旧唯物主义者在反有神论之后复从情意上肯定宗教的用处，马端临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当然，马端临还不会懂得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灾异而是人民群众。”[1]247-248
二、继承杜佑传统并有所发展，坚持客观态度描绘封建社会场景
《文献通考》一开始就讨论的是《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二卷、《土贡考》一卷和《国用考》五卷。这几个项目可以表现出马端临对杜佑的继承与发展。杜佑的《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八项，马端临以经济问题作为其讨论的基础内容，并将之置于首位，这是对杜佑的继承。我们知道，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然司马迁只是将他所认识到的经济现象作了分析，达到了司马迁所处时代对经济问题的认识高度。杜佑在其《通典》中首先写《食货》，把其它如《选举》《职官》等放在后面讨论，这已经体现出了经济是人类生活中主要因素的意图，这种意图是有意识的，虽然所占份额不多，但开篇就谈经济内容，这也达到了杜佑所处时代高度。马端临这里继承杜佑的风格，也把经济因素作为首先讨论的问题，一方面是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发展，因为马端临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作出了更细致的划分，这就是进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在一步步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前进，我们的学问向来都不是平地而起的，而是在积累中不断扬弃发展。
对马端临史学研究规模，白寿彝有一长段评论，这个评论建立在对于马端临的史学着作的分析之上，兹录如下：“可以看出，马端临对于中国中世纪社会，主要是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个横剖面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封建社会的主要组成方面都列出来了，并且从经济制度说到政权机构、表达等级制度的礼制、镇压武器以至意识形态，这是按照社会现象和事物发展中本末先后的地位列举出来的。但是，这种看法仅仅是接近科学的，因为它还不能说出这一切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更不能说出经济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马端临勾画出了封建制社会的素表的图景，还不能揭露出封建制社会的规律。当然，马端临在他那个时代能提出这个图景，已是难能的。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十三四世纪之际作到近代的水平。”[1]252这段分析结合白寿彝对《文献通考》的基本看法，可谓是破的之语，读来让人寻味。于肯定中兼以批评，在赞扬中不失理性，这是白寿彝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风格。
三、马端临大大发展了会通观点，注意研究历史变革的阶段
白寿彝认为郑樵的“通”主要是指历史记载的时代的相继，郑樵的“会”主要是指史料的综合。而马端临对郑樵的这一观点是赞同的。郑樵的会通说，在于力图使人们能从断代史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够从断代史记载重新走向通史考察，从而体现了一种寻找历史规律的初步要求。
寻找历史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发展规律，而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探寻人类未来走向。郑樵、马端临这些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能够以一种通识观念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脉络，本身就蕴含了对规律的一种探寻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进步的史学观点，但他们已经接近了这种史学观点的边缘，在懵懂中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并付诸实践。
白寿彝指出马端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着眼于历史变革的形成。对不易划分的历史阶段，马端临采取了传统方法，而对能够划分出历史阶段的部分，马端临大胆给予划分，不论正确与否，至少马端临具备了这种意识。《文献通考·自序》中论田赋的变革就体现了这一意识。马端临对如田赋这样类似的讨论有很多，白寿彝指出：“马端临在《通考》全书中有关历史阶段性的论述尚多，他是在当时可能达到的水平上，通过寻求历史阶段的方式去寻求历史变革的规律的。这就不仅仅和郑樵对史书的处理的观点有区别，而且还和神秘主义的历史观、永恒不变的历史观及循环论的历史观划清界限。道学家的三代论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论敌。”[1]258白寿彝在对马端临历史阶段划分研究中，提出马端临具备一种寻“故”的意图。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任何对历史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看，都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回顾之上，没有这种回顾，不可能真正从继承的高度看待历史问题，唯有探“故”寻“故”才有可能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对规律的寻找才能有扎实的基础，而不是将丰富多彩的历史湮灭，而代之以所谓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历史事实的客观发展来研究史事。
对于历史的理解，马端临已经达到了他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白寿彝指出马端临在很多地方通过对客观历史进程分析来讨论史事，即便是谈到像杨炎这样的政治家实施两税法，他也是结合历史来加以讨论。他不是单纯地说一个人的意识活动，而往往是把个人和个人活动作为一个时代的掌握形势的胜利者来处理，从而有一种机械的观点。同时，他也涉及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对形势发展的作用，具有人民性倾向。
四、马端临的史论具有科学因素
白寿彝认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马端临都具备科学论断，如他对“封建”的思考。白寿彝引用了具体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如《通考》卷二百五十六《封建考》六、《通考·自序》论封建说等相关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后白寿彝指出：“马端临是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了三个大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唐、虞以前，第二个大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大阶段是秦灭六国之后。”[1]264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正确地看待过去的历史，即使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中国历史分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
前人（比如说马端临）这些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看，给了我们良好的启示作用。在我看来，历史分期应该是一个多元模式，我们企图以一、二个概念来概括某一时代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历史的复杂性决定的。我们在对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中，可以有我们对历史分期的不同想法，但是企图运用几个概念来表明自己综合归纳的正确性，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历史的复杂性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即使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很多的历史事实都已经被模糊化，对这些模糊化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场景。所以在对待历史分期问题上，应该采用的是一种多元态度，而绝不可以以一个或者若干个概念去描述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特征，细节问题我们尚不能完全解决，更何况整体问题。
但这不是说不要分期，分期的作用主要是让我们在一个较为宏观的高度来看待过去的历史，分期的作用只是一种认识历史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给一个或者若干个时代贴上标签，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助于认识历史而已，能够有分期的意识是好的，但不能把分期问题绝对化。
在论述历史变革的过程中，白寿彝指出马端临能够以公和私来讨论历史变革，除此之外，还运用了三个标志：一是光岳（三光五岳，代指天地）之分；二是职官之别；三是人们的才智之分。
对第一个，就是在悠远的古代，曾经存在一个没有完全意义上所谓社会等级的划分，这个时代崇尚的是“德化”精神，而到社会等级分开的时候，就意味着阶级出现，“武力”统治代替了原来的“德化”精神。
对第二个，对职官而言，从某种意义上看，远古时代设置官员治理天事，而到后来发生改变，官员逐渐涉及民事，这就意味着阶级的进一步形成。白寿彝认为虽然郑樵不懂阶级斗争，但是郑樵天才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至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分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应该看作是一种社会分工不同，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却形成了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怪现象。对知识应该抱有敬重态度，对从事知识性工作的人也应该抱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这种敬重并不是说体力劳动就应该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所谓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但农民依然是处于最低端的地位上。
社会现实是如果没有农民的辛勤劳动，没有食物的充足供应，其它活动就无法开展，人类连基本的食物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还谈什么文学、艺术、政治的构建，没有最基本的吃的保障，什么上层建筑的构建都是空中楼阁。
西哲有言，人类来到世上，都是公平的。但现实不是这样，传统社会的农民一出生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自由迁徙几乎没有可能。即便在今天，自由迁徙的程度提高了，但很多附属性问题，如工资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怠慢。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为社会稳定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保障，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农民为城市的繁荣发展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辛劳，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却从古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我们从史学史研究当中也可以发现的历史问题。限于论文主旨，兹不赘述。
对封建社会的其它看法，白寿彝也进行了分析。如从秦汉的建国过程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强化，分析汉代以后选举和官制的变化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强化，分析封建专制主义下的财政制度有公私之名而无公私之实等等，限于篇幅，对白寿彝的研究就不一一展开了。
五、马端临的人民性倾向
白寿彝指出马端临经历了南宋的灭亡，对国破家亡有很深感触，所以在他的着作中体现了对宋代腐败集团和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马端临列举秦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归结其中的原因是统治集团缺乏公心，这已经接触到了阶级本质的边缘。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各种负担，马端临指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人民群众负担不断加深。对于官民之间一直以来的矛盾，马端临也是再三予以揭露，体现了一种站在人民立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高度。这些都表现了马端临的人民性。
针对这一观点，张孟伦先生曾经提出商榷意见。他以丰富的材料具体分析了马端临所处的时代特征、整体趋势，认为当时的时代特点是民族危机深重，马端临却还独坐书斋撰写自己的史学着述，完全没有顾及普通民众家破国亡的现实，这表明马端临并没有走出书斋，走向现实，到斗争的一线去，真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还依然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3].
对于张孟伦先生用大量丰富的资料来说明当时的现实问题，作为晚辈，对他所做的分析表示赞同，并对他能够掌握如此之多的史料而深为叹服。但我觉得张孟伦先生讨论的问题和白寿彝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张孟伦先生讨论的是像马端临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到一线去参加当时保家卫国的活动，而白寿彝讨论的是马端临史学着作当中是否反映出了人民性的特点。
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讨论司马迁的时候也涉及谢贵安先生的一篇关于《史记》人民性问题的文章，具体请参看拙文[4].这里我想说点个人的不同看法，就是个人行动有时候与个人着作所表达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行与知在有时候是两件事，不能等同视之。
在行动上和思维上，人们有时候是很难保持一致的，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应该是持一种理解态度，而不是带有一种苛刻责备的态度。知与行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行落后于他的认识，是一件可以体谅的事情。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实扪心自问，我们过去的学者，我们今天的学者，又有多少是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呢？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因为这样一种做人的境界确实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能达到的。至于马端临是否参加了人民群众的运动，这是又一个层面的话题了。
结语
关于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于带有通史性质的代表性史学名着和史学名家的关注是其重要特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通史，人们总是希望在对通史的考察中寻找自己的“根”,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而研究他们，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这些名着和名家好比串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学着作上的一颗颗明珠，对这些名着和名家进行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史学史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的把握。白寿彝先生的研究丰富、深化了我们对马端临的认识，为后学指出了门径，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史学遗产。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M]∥白寿彝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2]赵骞。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现状述评[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3）。
[3]张孟伦。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J].兰州大学学报，1980（1）。
[4]赵骞。论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