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一般而言，相对于历史叙述，社会学研究致力于一种更为严格的概念化建构。正如经济学家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构建经济模型一样，社会学家也会以个人作为社会模型的建构前提。社会就是这些个体间交流与博弈的结果。在雷蒙·阿隆看来，历史学与社会学并无本质区别，在比一般社会学研究更为具体的对象上，它运用了同样的建构方式。历史学旨在沟通过去与当前之联系，解释历史中的意义，在最底层上它依托历史主体为核心，根据史料建构历史整体。历史认识就是由这些元素综合之后的结果。甚至，这种业已建构起来的历史认识也是影响和改变历史之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雷蒙·阿隆； 历史学； 社会学； 建构
在雷蒙·阿隆看来，历史学不同于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恒久不变的规律或定理，历史则是对过去的重建，是活着的人讲述的有关死去的人的故事。为什么人要讲述过去，重温那些今天已然不在的人和事呢？ 一般会说，这是出于求知欲，是单纯的好奇心。但是，对数学、物理的好奇与对历史的好奇不同，因为“研究基础学科的理由与对历史产生好奇的理由不同”（Aron,1989:243）。自然对人来说具有外在性和对象性，而历史既是人研究的对象，也是人自身： 它既把人的同一性分化为主客 （过去与当下） ,也要将主客再次融合成一体 （对过去的人和事的理解）。因而，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对历史的研究来自于另一种灵感，这种灵感不单单是一种客观化的科学研究，更是对人类自身的回忆与反省。正如哲学是认识自己一样，历史是认识人类自身，它是一门隶属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的学科。探究人类过去的行为和习惯构成了历史好奇心，它是历史认识的起点。
与自然科学的另一个不同是： 人发现了自然，但人创造了历史。每一个人既属于历史整体，同时又是历史的创造者。（参见维柯，2006:12） 历史中的人是自由的，他的自由在于能创造其他不同的新历史。虽然在自然本性上，斯巴达人与雅典人都是希腊人，但斯巴达的历史与雅典的历史就不相同。自然具有神都无法改变的本性 （参见施特劳斯、克罗希波，1993:2） ,人只能认识或利用自然，却不能改变或创造它； 历史则不同，它来源于每一个有意向性的人的行动 （cf. Aron,1989:253） ,是人的行动造就了历史。可以说，没有人类就没有历史； 但是，没有人类，自然依旧是自然。
所以，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我们当然可以说，历史中有规律，但若谈历史的规律，则为时尚早。人就生活在历史中，并且还在不断地创造历史。若要对历史做出一个总体的规律判断，首先必须要跳出历史，亦或者，历史已然终结。
一般来说，在人具体行动的意向微观事件 （le micro-événement intentionnel） 方面，可以从M.韦伯 （Max Weber） 的目标理性 （Zweckrational） ,即行动者的意向性方面对其进行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在整体的历史叙述或历史重建，以及社会学等宏观层面难以完全有效，因为它将因包含过多的变量 （主体意向） 元素而难以找出相对稳固的意向趋势。阿隆认为，在宏观上可以用社会事实来代替历史的具体事件：“一场战争只能通过行动者或社会的概念系统去定义，但是，一旦人们对战争整体做出统计，就会把人的意向性元素降到最低”（Aron,1989:246） ,在这方面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些： 所有人类的意向性活动，包括谋杀、暴力死亡，以及超速驾驶等情况都可被统摄进整体之中。
历史由人的行动构成，人的行动具有意向性和目的性，从这个角度看，是人的意向行动造就了历史； 但是，虽然人有意向，历史却并非由单一的人和单一的意向构成，这样看来，人类造就的历史就不是每个人自己想要实现的历史，人创造着自己不知道的历史，他在事后才能去认识历史，甚至有些历史事后也很难被认清。这是历史的悖论，也是从整体上构建历史社会学的可能前提，因为确定的历史不需要建构。
一、历史理性批判
阿隆希望能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去澄清这一悖论。在本体上，历史由个人的行动构成，但整个历史未必等同于某一行动者的意向，他甚至认为，从行动者的意向来解释社会事实的方式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理解和阐释。（cf. Aron,1989:273） 在方法论上，历史则不一定要必然回归到个体层面，同样可以从整体角度进行阐释。因而，阿隆才要去考察了个人行动与社会整体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人们会把具体的个人行动和微观事件归为一极； 将宏观的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希克斯均衡方程等范围更大的概念归为另一极。在两者之间就是历史世界的建构。
“历史世界的建构”（l‘édification du monde historique） 这个说法源于狄尔泰 （Dilthey） 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1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wissenschaften） 中的表述。（参见狄尔泰，2010:73 - 165） 之所以称为“建构”,是因为在本体论上，历史中存有的只是个人以及由他们共同构建起来的关系。 “历史”不是一个具有实体性质的存在，但历史又不是不存在的。历史由人的意向行动构成，人们在造就历史时，不知且无意地造就了一段可以用科学方式加以解释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抽去任何具体个人的意识，或者说，至少不是从每个行动者意图的结果中衍生的。（cf. Aron,1989:261） 从实在性上看，存在的只有人的具体行动，而作为总体的历史或整体，都是这些个体行动的集合，是后人在此基础上的构建，它并不像个人行动那样具备客观实在性 （des réalités objectives）。
阿隆指出，是狄尔泰重新提出了一种本质上异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从而使历史学得以可能。重新，是因为历史解释学并非狄尔泰首创，其传统可一直上溯到维柯 （Vico）。阿隆将狄尔泰的工作视为“历史理性批判”. “批判”是康德意义上的，旨在为历史学划界，确立历史学的适用范围。康德试图在感性形式与知性范畴以及理性逻辑中，寻找人类在构建、思维以至认识自然现实的工具，在这个角度上，历史理性批判就是对历史认识的分析，通过先验范畴、逻辑等来建构历史认识；“理性”指寻找一种特定的方法，将其用于对人类世界或历史世界的认识，并由此思考，这种认识同研究自然对象所使用的方式是否不同，有何不同；“历史”则是指理性的历史性 （l'historicité de la raison） ,它意图探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在何种程度上人类精神是以相同的方式在运作。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的规律限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而非一切社会体制之中，（参见阿隆，2011:37） 同样，“历史”是要呈现人类思想不同阶段的历史性问题。
故而，认识论或方法论方面对历史世界的建构需要考虑两层： （1） 由于行动者在本体论上是客观的现实，整体从根本上要回溯到个人的行为实践中。因而在历史认识里首先要确立主体意向微观事件的地位，这是历史世界建构的出发点； （2） 历史世界的建立并非由具体的某一意向活动所决定，个人处在某个他无法决定的环境中，这一环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客观自然，而是其所处身的社会，它是一种准自然。个人行动组成了这种实践整体，表现为处境与行动间的辩证关系。它需要我们对这种整体的构建、社会化现象加以阐释。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探索历史哲学的永恒性问题的一种方式。（cf. Aron,1989:266）
二、历史解释与历史建构
在阿隆看来，历史事实虽是由文献史料和前人的经历所构成，但它从来不可能被完整地重现。（cf. Aron,1989:242 - 244） 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只能从某一个角度的展开，同样的阐释因角度的不同会有多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没有某个原因，也没有一些原因，对历史原因的诉求来源于对历史的问题意识，即“原因”根本上由所提出的问题决定，不同的描述就是对历史问题的不同回答。历史学同社会学和某些理论一样，也是一种简化模型，是对过去的重构。尽管有些历史学者①会满怀信心地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完整复活”.但从认识论上说，这种看法是完全一厢情愿和错误的。人不可能复活过去，更不可能把过去的事重新经历一遍。阿隆指出，人甚至不可能复活任何一段过去的事件。因为对过去的经历只是重温（revivre） ,而不是生活 （vivre） ,它本质上是思想的摹仿。人只是通过重构来认识自己的过去，重构绝非复原。回忆是如此，对前人过去事件的重现更是如此，都是一种与事实相似的建构。
如果说历史学是一种建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必须要从某一基点开始。我们不可能将过去所有的事件都无一缺漏地记述下来，而必须要围绕某些核心。换言之，历史是由某些核心概念、观点或主题为基础的，不同的概念体系和问题取向，就会产生不同的叙述结构和建构内容。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整体，这些叙述和建构都是选择性的部分，历史叙述在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的部分重建。甚至，作为对某一时间段的部分历史重建也是永无尽止的。例如对1805年的“俄法之战”这个同样历时时间段的事件，《战争与和平》的叙述构造就与《拿破仑战争史》不同。
因而，不同叙述方式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和对立，必须区分部分叙述的多样性（lapluralité des récits partiels） 与多元论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e）。（参见郝春鹏，2015:63 - 70） ,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之间并非是多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多样补充。的确，任何叙述都是部分或局部的，但这些部分和局部又都是对同一段历史的真实记述 （那些有意篡改历史的虚构自然不在此列） ,它们同样都秉承着严肃认真的客观精神，彼此的差异只是研究思路和视角的不同，它们呈现的是本体的多样。
在本体论上，只存在历史中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历史整体不具有个体样式的本体性。因而，有学者会把历史彻底还原到个体层面。哈耶克 （Hayek） 和波普尔 （Popper） 便是代表，两人共同的敌人就是以历史为本体的决定论。
哈耶克用经济学个体主义来拒斥历史整体论，他意图将个人意向行动作为一切社会整体构建的基础，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他都是个体主义者。因而，如同在经济层面主张经济自由论一样，在历史上他也主张自由的个体主义。对个体的重视意味着哈耶克接受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传统区分，但这种区分在波普尔那里并不存在。虽然后者同样从个体入手，但在本体论基础上他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即通过逻辑来解释个体行动的规律性，借以反对宏观层面的历史决定论。在这一点上他走出了与哈耶克目的相同但方式有异的另一条路。
波普尔用逻辑来解释历史，这样虽避免了哈耶克个体主义的相对性，但在阿隆看来，又是他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果。历史中的自由选择不在逻辑而在具体处境，它应回归到个人对当前时事的分析和决断。否则历史问题就仍将落回到决定论的巢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在于非确定性，它不应脱离具体情境而成为某种普遍的科学理论。逻辑的回答适用于客观自然科学，但不适用于以个体为主的社会科学。即便说社会科学存在某种规律，这些规律也会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恒定不变。
阿隆要做的是打通这两种偏见： 一种是认为历史完全是由个人意向决定的个体主义； 另一种是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在他看来，与社会学的概念相比，个人的意向行动显然更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但是微观的解释并不能应用到宏观层面，因为宏观上的整体结果常常与个体的意向相悖。反之，从诸多个体行动所组成的整体性进行分析、总结某些整体的共通性，反倒会更有助于理解微观事件与行动整体之间的关联，并且能够打通哈耶克与波普尔对历史解释的两种极端。事实上，宏观与微观的两种解释方式不是彼此的矛盾对立，而是历史诠释多样性的两种体现。
通过对哈耶克与波普尔的批判性分析，阿隆整理出建构历史的几个要点：
1.不存在无穷枚举意义上的全体性，而且也不可能认识全体发展之规律。对历史整体的构建取决于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在材料充分的条件下，应寻找影响整体的重要元素而非决定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存在） ;
2.个人意向与个人行动是社会整体的建构根基，它们具有本体论上的现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建构也只能从个体出发。个体意向性的微观构建并不排斥宏观层面的整体构建，并且，个体的意向也常常会受整体的影响，得出与个体原初本意不同的结果；
3.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意向微观事件与宏观整体系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社会科学的诠释应当兼容二者： 既包含行动者的意向，又有对系统机制的呈现---该机制构建了行动者不同于自己意向的世界整体。前一种方式有助于人们理解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他者，正是由于对他者的好奇才推动了历史认识； 后一种方式是对个人之间、社会角色之间的联系的整体诠释，通过呈现社会元素间的关联的方式来解释社会整体的变化；
4对系统整体的好奇与对个体意向性的好奇并不是对立的，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可以兼容。社会学家既对体制结构感兴趣，也对结构中个人的存在方式感兴趣； 同样，历史学家也不仅意图再现人的意向性，同样也会以历史叙述或历史叙事学为考察对象，研究宏观历史的走向。
三、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同一
一般看来，历史学似乎关注的是历史中的特殊事件，关注于个体的意向行动，而社会学更多地研究宏观结构的问题，主要以概念体系 （也称概念整体） 和行动体系 （也称行动整体） 为研究对象。
就概念体系和行动体系而言，它们都是客观化的两种类型。概念体系是从个人意识的客观化中产生的，但其自身又呈现出结构化与体系化的特点，具有实体性，因而它实际上又并不依赖具体的个人意识而存在，只能从观念整体自身来对其进行分析。例如语言这类整体系统，它是现实存在的，同时也是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语言的存在形式与一般的历史个体不同，不能设想在人类还未出现以前，语言结构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假设有这么一天人类灭绝了，我们也不能说语言也一同消失了。当然，在现实性层面确乎如此，但这与没有人类存在前的那种不存在又有所不同，似乎在某些地方，这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语言总还是在的。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同语言相似，虽然它们与个体的存在方式不同，但并不妨碍其作为本体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行动体系包括集体和组织两种类型，它具有客观性。与概念体系略有不同的是，行动体系建立在个体的行动上。通过个体与个体间的行动和影响，呈现为集体或组织的结构图形。例如，大学由学生与教授组成，这些作为学生和教授的个体是大学组织存在的必备条件。但是，大学的构成和功能又不是完全由具体某个学生或教授所决定，单个学生的毕业或教授的调动也不影响大学的本质。反倒是大学还在不断地影响或决定每一个主体，正是大学才使得学校里的个体获得自己的角色，没有大学，也就没有大学生和大学教授了。大学的存在不能离开个人，但每个人具体的存在状况又都不能完全决定大学。从整体上看，大学这个体系是依靠组织的维持和职业的分工结构而建构起来的。
通常历史学家们会认为社会学的概念过于抽象，与历史的研究旨趣不同，历史学家建构历史所用到的概念要更为细致和具体，在运用上更便于叙述某一处境中的事实和历史。
但阿隆指出，个体的意向行动与个体意向导致的事与愿违的结果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也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相通的地方。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学的研究比个体主义的意向研究和逻辑上的分析哲学都要到位： 个体主义的意向研究桎梏在个体的意向和行动上，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微观层面个体的行动结果，但在宏观层面却难以分析诸多个体意向汇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整体结果； 逻辑解释虽然着眼宏观，意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科学，但它类似于决定论，其前提是用自然规律来比照社会历史中的规律，它没有发现，两种规律的区别恰恰是： 前者具有永恒性，且只能被发现，后者却是人类自身行动的产物，它既能被发现，也能被改变。
所以，若说个体主义“不及”的话，分析哲学则“过”矣。在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上，“不及”与“过”都要避免，社会学的方式则更为适度。但需要注意，阿隆并非因此否定个体意向的研究意义，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既要凭靠概念对行动个体的规定，也要持守个体的自由。人的本质不在于他是一个被规定物，而在于自由。当人被定义为理性动物的时候，有些人同样可以不按理性行动； 当人被定义为两腿直立行走的动物时，儿童时期的他还是四脚着地。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没有理性的人以及儿童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呢？ 看起来，“真正意义的人”不过仍旧是个概念。毕竟，一个人可以不是“真正的人”,但他始终是自己，这个自己与外物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总结不出他的“本质”.而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的“自己”构成的。
从本体论上看，个体微观事件和意向微观事件是最根本的参照，说到底，人类的整体活动及历史都是由个体的意向性造成的，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科学遵循非个人的客观规律，而历史的构成主体则是活生生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不是自然的历史，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以人为对象。虽然历史结果并不总是符合个人的意向，但同自然规律得出的确定结论不同，人并非不能改变这些结果。参照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结论，往往可以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经验，“经验总是带着残酷的温柔”（阿隆，2011:391） ,它的残酷在于人会犯错，它的温柔则在于人可以通过犯错的方式来学习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从认识论上说，历史事件也具有自身的结构，真正的历史科学是通过历史事件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历史整体的发展和运作的，但阿隆也并未绝对化这种宏观解释，他并不认为历史学必须要以社会学的方式。虽然历史学家的本职首先是不带主观地叙述历史，但仍会看到很多历史作品以某一具体事件或关键人物为主题。历史叙述同样是对人类生活的重建，作为重建历史的方式之一，我们没有理由在它们中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两种形式是历史研究的不同方面。在阿隆看来，“社会学从超时间的结构和整体研究出发，所以应该解释变化的是什么而不是持续的是什么； 历史学从变化的叙述出发，那就需要解释变化中持续不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Aron,1989:393） 正是在这两个方向上，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表现了历史整体的多样性而非历史松散的多元对立。不同的好奇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问题取向和研究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影响，历史学家也受到了社会学家的影响，“这两种倾向的区分是抽象的，它们并不必然造成实践中的区别”②。（阿隆，2011:394）
四、阿隆的社会历史学
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概念化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差异。社会学在研究具体政治家的个人行动和意向时，使用的概念未必比历史学的概念更为抽象。经验微观层面的社会学与叙述的历史学没有本质不同，它们都是运用某些基本概念和模式对现实的建构。若一定要找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差异的话，也只能说社会学家关注的是更为抽象的问题，而历史学家在概念使用上较为细致，他们更关注于具体个人。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类似于宏观与微观，二者之别在量而非质。建构问题一般都可归结到微观事件与宏观整体的关系上，它是建构历史世界的关键。在具体层面，从个体在日常的生活联系出发，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开始； 在理论层面，社会生活是“个人”存在的展开，同时也是具有身体与意识的个体展开。但社会系统的存在 （如国家、公司、学校等）与个人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虽然不可能脱离开所有的个人来谈国家和其它组织，但事实上它们又确实不依赖于具体的个人。没有个人，谈不上国家和社会，但个人与整体并非不具有连续性。从个体行动进入整体关系就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观行为成了某些严格学科的研究对象； 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它们也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都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筹划生活的。每个人都在他人面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一个人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没有人会总是以某一固定角色来面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换言之，在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每个个体都要以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展开自己，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交流和联系。一个人举止得当，其实是指他清楚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不同样的人，能够把自己放到最得当的位置，做最得当的事。这样的前提是有丰富的见解与知识，通过以往的经验知识，使他能在新的陌生环境中确认自己的当下角色以及所应当采取的适宜行为。这既是一个人的处世之道，也是社会学体系的真正研究对象。因而，社会学是否可能，依托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具体的关系，而非孤立静止的个体。正是这些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得以可能的基础。
此外，社会学家所建构的抽象模型，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的那些战略分析模型，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阿隆的《帝制共和国》（République impériale） 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学的重建。一方面，他建构了当时核战略关系的大国模型。可以说，他对历史的阐释符合了历史的事实； 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模型一旦建立，也会对当下的行动者产生影响。政治家们也会了解这一模型，获知此模型的理论与预测，从而同样要思考如何避免预测到的可能发生的不好结果。因而，模型的诞生就意味着它不仅是历史的一个结果，还是影响未来的一个因素。如果一个模型可以影响政治家的判断，那么政治家的行动也必然会因之发生改变。事实上，许多理论家都在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政治家的决策： 总统们常常会在专门的咨询机构或大学研究中心里出没，他们正是要通过专家们的建议来对政治进行分析和权衡，以便在行动上做出最佳的决断。而这些专家和研究者的理论，实际上都是某种类似模型的理论。
模型和理论其实正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最有趣的地方。通过对历史分析来建构的模型，不只是对时局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将反作用于历史本身。即，模型本身是世界的理论结果，同时也成了改变世界的影响因素。最终，世界会因这些模型而变得与没有模型时不同。这种情况在自然世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自然界中，一个规律的发现就意味着遵从或利用，而不能违背或改变它； 但在社会科学中，模型与理论的提出恰恰意味着人要从中获得教益，通过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社会科学建立的模型不仅是历史学家运用的解释工具，它同时还是人类思考方式的构成元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模型永远在改变现实”（Aron,1989:427） ,历史认识永远在改变历史发展。
参 考 文 献
狄尔泰，2010,《狄尔泰文集第3卷：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郝春鹏，2015,《介乎普遍与相对之间的历史哲学》，载于《哲学动态》2015年第1期。
雷蒙·阿隆，2011,《历史讲演录》，张琳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列奥·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希波主编，1993,《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
维柯，2006,《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张小勇译，上海三联书店。
Aron,R.,1989,Leons sur l'histore,Editions de Fall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