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发布时间:2014-12-19 16:58:41
   摘要:互联网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端在时间上大体相同,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性、开放性和虚拟性为经济金融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产业资本统一运动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使生产资本比例相对减小,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比例相对增加;同时货币资本从从属于生产资本转变为主导并支配生产资本,使金融部门超越实体部门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互联网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资本积累上表现出金融功能异化、产业资本金融化和工人工资资本化等趋势,并导致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即从“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向“在金融领域剥削产业资本家和工人”转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是资本利用新技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结果,虽然能增强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 互联网; 资本关系; 资本积累; 货币资本; 金融资本; 产业资本; 虚拟资本;
 
  
  一、引言
  
  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1],即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2].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出现日益加剧的经济金融化趋势,经济金融化逐渐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关于经济金融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主要以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为主线进行研究,其中关于经济金融化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克服资本积累自身的限制。产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更大的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产业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信用是有效的措施(任瑞敏,2017;陈波,2018)[3,4];信用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效应等机制对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资本积累自身的限制,但由于金融资本异化导致信用的发展从借贷资本、金融资本到资本的金融化,最终导致经济金融化现象(朱东波,2017;陈享光,2017;杨慧玲,2018)[5,6,7].
  
  二是较高利润率导致金融部门膨胀。有学者通过计算和比较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发现,企业利润的获取越来越通过金融渠道(谢富胜 等,2010;彭俞超,2017)[8,9];金融部门较高的利润率吸引了大量的非金融部门资金,同时金融部门通过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如金融衍生品),集中和积累大量资本,使金融部门的资本主导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陈享光 等,2017;谢长安 等,2017)[10,11].
  
  三是资本之间权力的更迭。阿瑞吉认为,在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金融化的原因,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金融资本家获得了相对于产业资本家更大的权力,金融资本获取了统治地位,从而金融资本支配和控制产业资本(蔡万焕,2012)[12].但阿瑞吉也认为,金融资本的扩张和金融化是一种周期性的趋势,随着时间推移产业资本的权力不断上升,资本间权力又会更迭[13].
  
  上述文献多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金融化的机制,很少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行追根溯源,没有探讨信用如何异化、为什么金融部门获得较高利润、为什么资本之间权力关系会发生更迭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最终要归咎于生产力基础,是生产力进步推动和加速了经济金融化。互联网技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端在时间节点上大体相同,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关联?笔者认为,互联网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从资本关系的变异和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互联网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制。
  
  二、互联网技术下经济金融化的机制:资本关系的变异
  
  1.互联网的技术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生产力的直接体现。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特点,也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特点。互联网作为当前生产力的重要直接体现之一,由硬件、网络服务协议和应用程序三个组成部分。
  
  硬件主要指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的主机和网络通信设备,如服务器、以太网、光纤、WLAN、路由器等。硬件是互联网的物质载体,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些硬件设备,尤其是PC和智能手机成等为人们随时随地连接互联网提供了物质条件。网络服务协议,如DNS(域名系统)、TCP/IP服务程序、HTTP服务程序等,把分散的硬件连接成起来,实现点对点的传输,形成网络化结构体系。网络服务协议属于公共产品,具有网络正外部性。根据梅特卡夫公式,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使用者越多,价值就越大。应用程序是为了完成某项或某几项特定任务而被开发并运行于操作系统之上的平台端口,如搜索程序、网络游戏、电子邮件、P2P程序、网页浏览器等。在硬件和网络服务协议基础上的应用程序构建了一个虚拟空间(马艳 等,2016)[14],在虚拟空间中,人们使用平台工具作用的对象是虚拟化的,是依靠技术手段建立的可视化景象或者虚拟客体。因此,从三个组合部分来看,互联网技术具有网络性、开放性和虚拟性的特征:
  
  --网络性。网络服务协议把分散的硬件设备以及依靠在其上的生产活动通过水平型的信息交流而不是垂直型的官僚控制连接起来,围绕着特定产品将水平型分工协作的企业编织成一张网。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性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到网络中,并将其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
  
  --开放性。网络正外部性是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只有让尽可能多的硬件设备(使用者)接入网络才能最大化网络价值,因此网络正外部性要求并推动互联网开放。随着生产率的提高,硬件设备尤其是PC和智能手机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另外,互联网具有开放源代码的基因,互联网技术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
  
  --虚拟性。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虚拟空间,把现实经济复制并投掷到虚拟空间中,通过复制现实经济中的企业形成虚拟企业,复制现实经济中的银行形成电子银行,复制现实经济中的交易市场形成电子商务,等等。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资本积累所受的时间和空间限制逐渐弱化,信息传递的时间和成本几乎为零。一方面虚拟化的商品供给和需求两端都能获得正外部性;另一方面资本的控制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被纳入资本的统治体系中。
  
  2.互联网技术下资本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中构建了产业资本运动模型,阐述了资本流通过程。产业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执行购买、生产和售卖职能,并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15]121,各部分的并列存在是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代表着一定的资金,对于存在最低资金门槛的产业部门,需要特定的资金量来使其正常循环。因此,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个别的产业资本都要按一定比例分为三个相应的部分,一部分被吸收到生产中,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商品形式存在。社会总资本是多个个别资本相互交错形成的,从而社会总资本也在量上按一定比例划分为三个相应的部分。马克思并没有对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的比例大小进行具体分析,但他认为产业资本家的资金量首先决定的是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15]119.
  
  然而,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认为,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15]119.生产的技术变革会对产业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引发价值革命,进而使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降低,如果保持生产规模不变,或者在还没有达到扩大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之前,会出现货币游离,形成潜在货币资本。尤其是当技术具有不确定性时,其引发的价值革命使资本循环出现了干扰因素,产业资本家为了排除干扰,只有持有大量的货币资本,从而产业资本家的职能也就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相互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15]124.这种货币资本游离是为了防止短时间内出现生产过剩进而商品资本运动中断的现象,从而表现为在社会总资本中货币资本的比例上升。
  
  互联网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技术基础,提高了产业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并对三种职能形式资本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其中,生产资本比例相对减小,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比例相对增加。一方面,就单个产业资本来说,互联网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深化了生产分工,形成以模块为载体的生产协作方式,生产的模块化分工以及互联网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优势,使企业内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在全球形成网络化企业。网络化企业中的不同企业根据产品链条集聚起来,共同完成一种商品的生产,形成水平型生产组织模式1.与垂直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相比,水平型生产组织模式中的企业只生产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完整的商品,因而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对减少,生产规模相对减小。此外,互联网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联系起来,产生出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力协作产生的规模经济,投入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边际成本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减少的。因此,在互联网条件下,单个产业资本中生产资本比例相对减小。
  
  另一方面,就社会总资本而言,互联网提高了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商品生产能力的同时,降低了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保持生产规模不变,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变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价格都降低了,整个社会游离出更多的货币资本;而如果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在未达到最低的货币资本量之前同样会产生货币游离,游离的货币增加了社会总资本中货币资本的规模。此外,在互联网条件下,创新是竞争的主要手段,即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更新产品以获得竞争中的优势。这种经常性的技术不确定,导致产业资本家为了减少干扰而减少生产和再生产规模,甚至可能转化为纯粹的货币垄断资本家。因此,从社会总资本来看,生产资本规模也是相对减少的,而货币资本规模和商品资本规模是相对增加的。
  
  在产业资本统一运动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使生产资本比例减小,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比例增加。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是为了维持产业资本运动连续性的必然结果。但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比例关系的调整并不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化,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资本运动和积累方式转变,使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并主导资本运动和积累,进而导致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并使其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无论是单个产业资本还是社会总资本中非生产资本比例都相对增加,尤其是金融资本比例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金融资产占国家总资产比重从1970s的5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75%左右;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也从1970s的25%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16].
  
  3.互联网技术下资本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的运动(G-G`)是资本的“狂想病”,即资本总是试图摆脱职能形式的转化,摆脱生产的“倒霉事”,幻想“货币仅同它自身的关系”(货币生出货币)。然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从属于生产过程,产业资本家获得的企业主收入较高,货币资本多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家的竞争中,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规模越来越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进而平均利润率下降,为资本避开“倒霉事”提供了机制基础。大量资本游离出生产领域,银行成为保管资本家阶级“共有资本”的社会机构,并为他人提供间接融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资本逐渐建立了垄断地位,并与垄断工业融合,形成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这时,大垄断工业和大垄断银行一起成为主导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力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为虚拟资本运动提供了技术基础,进一步使资本摆脱生产的“倒霉事”成为可能。互联网的实质是以经济社会关系呈现出来的虚拟空间,通过虚实转化把价值复制到虚拟空间中进行运动[17].互联网虚拟空间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价值运动的时空限制和物质障碍,使得价值运动能够脱离物质实体和时空的限制而仅仅在数字上转换,尤其是满足了虚拟资本运动的需求。虚拟资本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这种索取权是以纸质形式还是以电子化形式存在是无关紧要的;而一旦以电子化形式存在,“在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循环中,空间流动的可能性和条件看上去极为不同: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权凭证(即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注定要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的、越来越重要的特征。”[18108在虚拟空间中,电子化虚拟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运动;并且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会在虚拟资本基础上产生新型虚拟资本2.新型虚拟资本是在虚拟资本之上又一次的虚拟化,它可以根据货币资本积累的需求随时不断地创造出来,进一步脱离了生产的束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而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19]532.按照虚拟资本运动的逻辑,虚拟资本的膨胀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尤其是新型虚拟资本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与生产脱离了直接关联,甚至脱离了间接关联,成为独立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回流规律的限制。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虚拟资本的运动变成了对幻想资本价值的追求,形成“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19]
  
  这时,虚拟资本的运动具有新的形式,其公式为:G-GF-G`-GF`-G``……其中,GF表示虚拟资本以及新型虚拟资本。在这个公式中,虚拟资本是货币资本的转化形式,两者形成一个螺旋结构,货币资本的积累推动虚拟资本的膨胀,而虚拟资本的膨胀反过来要求更多的货币资本作为其价值保障。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通过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相互转化,两者共同形成了金融资本运动的自循环。金融资本运动的自循环一方面增大了虚拟资本的规模,另一方面使金融资本摆脱生产的束缚并获得高额平均利润率,从而导致经济金融化。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互联网虚拟空间促进了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在1990s互联网技术商业化应用后,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了GDP,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其与GDP的比值有所下降,但仍超过100%[16].同时,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也不断膨胀。1997年年底全球虚拟经济总量是140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的11倍[20];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21].
  
  金融资本脱离了生产的束缚,形成一种新的运动规律,从而使金融资本不再受利润平均化规律的制约,进而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如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在总公司利润中的比例从1960s开始就在波动中上升,在1980s年代金融自由化以后,这个比重快速从1984年的15.4%上升到2002年的43.8%,虽然中间存在着波动,但总体上不断上升;金融危机期间这个比例有所下降,在2008年为13.4%,但2009年又反弹到36.7%.
  
  互联网技术条件下,资本最理想的运动形式“G-G`”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货币资本成为产业资本的唯一代表形式,而生产是需要预付大量资本的和周转缓慢的“倒霉事”.在这个体系中,货币资本主导并支配生产资本,这时,利息表现为最初的真正果实,而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利润只表现为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正是这种颠倒转变了资本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不但权力不断增加,还把其他职能形式的资本尤其是生产资本纳入其运动体系。互联网条件下,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地位提高,使金融部门超越实体部门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以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已经转变为以金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22].互联网把更多的货币集中起来,进行资本积累的自行增殖并获得较高的利润率,从而建立金融垄断地位,形成经济金融化。
  
  图1 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在总公司利润中比例

  
  资料来源: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咨文》
  
  三、互联网时代经济金融化的特征: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
  
  1.经济金融化在资本积累上的表现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金融功能异化,二是产业资本金融化,三是工人工资资本化。
  
  首先,对于传统的货币资本经营者来说,货币的借贷中介和支付中介功能已经不能为其带来最大化的利润了,银行的主要功能已经从传统的借贷中介和支付中介转向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而不是为社会生产部门提供融资,即金融功能产生了异化。金融功能异化导致银行从货币资金的净提供者变成净需求者。如在美国,1970s商业银行中工商业贷款的比例在33%以上,之后不断下降,到2011年仅为19.4%3.相反,家庭消费信贷以及零售投资业务成为金融部门的主要业务,房地产信贷更是取代工商业贷款成为最主要的信贷业务。与此同时,银行传统的“存款-贷款”盈利模式也转变为“贷款-出售-MBS”盈利模式。由此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自身的金融化导向逐渐弱化了其本身的货币经营职能,转而成为货币的需求方,通过信用创造获取利润。
  
  其次,产业资本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受金融资本的引导,也具有金融化的内在冲动。在互联网条件下,G-G`运动已经成为可能,从而对于闲置的货币以及获取的剩余价值,多数产业资本家会选择购买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尤其是自己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由此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依靠信用建立的股份公司,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超过了生产规模扩张。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之比,能够很好地反映生产过程的金融化现象:从1963年的7.28%上升到1980年的38.5%,到2001年达到100.19%,2009年达到历史高峰103.84%4.生产过程的金融化改变了马克思对生产资本与货币资本关系的设想,从而使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帝国主义阶段。
  
  最后,产业资本的金融化也带来了工人工资的资本化。在互联网条件下,各种金融工具使货币资本的需求方与工人收入直接相联,从而将工人的工资及其他收入资本化。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工人的工资,或者直接在公开市场中购买股票或公司债券;或者被集中起来形成投资基金,间接地购买金融资产。美国居民消费中金融服务和保险支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总体趋于上升,在“互联网泡沫”及金融危机期间微降,但2012年后又呈上升趋势[16].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也可能以各种“业务”为基础建立互联网平台直接吸收消费者的工资,如ofo押金就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直接的货币转化资本过程。金融资本家总是会基于互联网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把工人工资最大程度地资本化,以满足其对货币资本的追求。如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和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300%,德国的比重也接近200%5,金融资产规模远远超过了创造的价值总和。
  
  2.互联网条件下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
  
  互联网条件下的资本积累由以生产和贸易渠道为主转变为以金融渠道为主。在资本运动中,生产和贸易需要经过漫长的资本形态的转化才能获得较少利润,而金融资本在互联网下可通过“G-G`”过程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互联网条件下资本积累实现了由“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向“在金融领域剥削”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领域剥削”的对象有两个:产业资本家和工人。
  
  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其组织资本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再归他自己支配,而要归金融资本家支配。产业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资金的来源、生产过程扩大再生产与否、甚至产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都要受到金融资本家的支配。例如,金融资本家基于对大量闲置资本的利用创造了一种对“极具发展潜力的初生企业”的权益投资,称为“风险投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很多初生企业创立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最初只是高技能人才脑中的一个想法开始,到初创企业,再到企业粗具规模、不断发展,风险资本随着企业发展不断进入。风险资本参与初生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其实质是一场智力“选秀”,即金融资本家根据高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决定是否投资[23].风险投资是金融资本家的一场赌博,金融资本家把闲置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作为产业资本依次执行购买、生产和销售职能,当资本循环顺利实现时,金融资本家获取巨大的利润;然而当产业资本运动受阻碍,资本不能顺利实现循环时,金融资本家则会失去投资的所有资本。金融资本家凭借对货币这个一般财富的代表的垄断,主导产业资本运动,不断增强金融资本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控制力和统治力。
  
  资本积累方式转变的另一个途径是工资资本化。在互联网条件下,借贷资本不再限于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发生关系,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创造信用,把工人的消费和工资联系起来。现代社会中,借助互联网平台,有些国家(如美国)银行信贷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面向企业,而是面向个人消费[24].金融资本把工人消费纳入到其运动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供求的系统性不均衡暂时得到克服,基本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供给与需求总是存在缺口,即供给总是大于需求。从供给来看,资本家提供的商品价值是c v m,而从需求来看,社会需求的商品价值为c v,因此,商品价值的供给系统性地超过需求。对于超过需求的m,最初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储备资金提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但在扩大再生产中,需要更多的资金执行货币资本职能,为了更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会利用其他货币储备资金(如工人消费储备)为最终商品资本的实现买单。
  
  互联网平台把产业资本家、商品经营资本家和货币经营资本家的货币资本运动统一起来,并与工人的工资一起形成一个广泛的共有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整。互联网平台的信用创造功能使银行与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一道给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以商品为抵押,银行为资本家提供生息资本,为消费者提供购买货币,并以消费者工资收入为生息资本回流保障。当然,产业资本家或商品资本家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创造的信用与消费者直接相连,这同样也是工资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如消费信贷中最典型的房地产抵押信贷,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规模在2007年达到顶峰,总计十四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约为十五万亿美元[18]261,工资资本化的规模和程度可想而知。消费信贷通过预支乃至透支工人工资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暂时平衡;同时,消费信贷也在管理总需求和为“第二级的剥削形式”提供充足机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8].从表面上看,工资资本化使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增强,促进资本积累不断进行,而实际上是资本对未来劳动的掠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猛烈、更持久。
  
  四、结论与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这一现象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密切相关。在互联网条件下,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比例关系发生调整,即生产资本比例相对减小、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比例相对增加,货币资本成为产业资本唯一的代表形式,从而使金融资本不但脱离了生产的束缚,而且在经济体系及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把生产资本也纳入其运动体系中,推动经济金融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同时,金融功能异化、产业资本金融化以及工人工资资本化等促使资本积累方式从从“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向“在金融领域剥削产业资本家和工人”转变。互联网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于生产力发展自我调整的结果,更是资本利用新技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结果,虽然其能增强资本运动的连续性,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运动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危机风险。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程对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 ”战略,互联网正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尤其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业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而金融部门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在互联网技术作用机制下,中国的金融相关率(FIR)、信贷化率、证券化率都不断上升,股市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在金融危机前一度超过100%[25].这种比例关系的调整反映出经济金融化趋势,也是互联网条件下资本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资本运动规律的另一面,即金融部门地位的上升可能会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化解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确立生产部门的主导地位,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协调三种职能形式资本的关系,从而保障产业资本运动的连续性。确立生产部门的主导地位,使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回归本源,抑制互联网技术下的金融投机行为,以防货币资本成为产业资本的唯一代表形式。当然,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时,既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又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和现代物流,推动产业资本快速、高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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