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诗骚传统； 《纪念》； 《我的父亲母亲》；
Keyword: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 of Chu; Souvenir; My Father and Mother;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传统诗歌的两大源头， 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审美文化传统。“诗”“骚”二者往往并举， 称作“诗骚传统”.陈平原在《“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就将“诗骚传统”并举看作中国古典“抒情诗传统”, 认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审美趣味等内在倾向上”.[1]（P92）“诗”“骚”二者兼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浑厚的思想情感， 但在具体特征上又各有侧重。《诗经》有着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国风”开辟了“美刺”原则， 亦即“明乎得失之迹， 伤人伦之废， 哀刑政之苛，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2]（P567）。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也表现出诗人们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诗中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诗经》中对生死命运、社会现象的关注以及朴素的表达方式都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离骚》则更多地观照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相较《诗经》的朴素表达， 《离骚》缠绵悱恻、情感激荡强烈， 并且多运用意象和象征等艺术手法。其想象奇特丰富、意境超拔瑰丽、场面恢宏壮丽， 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1999年上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由张艺谋执导， 根据鲍十小说《纪念》改编。小说《纪念》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将原本关注现实的写实性文本改编成了写意的抒情性影像。这种改编基本上体现的是从“诗传统”到“骚传统”的审美文化转变趋向。当然《纪念》和《我的父亲母亲》作为当代艺术， 都深受“诗骚传统”的滋养， 但所受影响各有偏重：《纪念》更偏于“诗传统”, 而《我的父亲母亲》则受“骚传统”影响更深。实际上无论是改编前的《纪念》还是改编后的《我的父亲母亲》都只是“诗”“骚”传统的各自简笔， 没有达到真正“诗”“骚”传统的高度。
一、从“诗传统”看小说《纪念》
（一） 对底层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观照
《纪念》中的主人公骆长余是一名乡村知识分子， 年轻时入三合屯支教， 后在此地结婚生子， 一待就是一辈子。骆长余有着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使命感， 几乎穷尽一生为三合屯的教育事业奔走。然而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他却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异乡人。《纪念》对骆长余边缘化的处境进行了集中式的书写， 主要体现为他生命最后几天处处碰壁的工作经历。
从故事开始， 骆长余就一直在为村里小学盖新校舍之事奔走。从他与小村长协商建校舍到向村民募捐筹资， 期间困难的沟通状态都暗示着骆长余与三合屯的村民始终是两个无法真正融合的群体。建新校舍的主张本与村民群体利益息息相关， 而无论是村长还是村民们都更像将之理解为骆长余的个人利益。小村长开会时说道：“按骆校长的意思， 要盖干脆盖个好的……可是村里哪来这么多钱呢……”[3]（P7）而在筹集学校款项的捐款仪式上， 村民们纷纷掏出钱交给骆长余时说的多是：“老骆别嫌少， 我就这么点儿心意”[3]（P10）、“骆先生， 我的”[3]（P10）。“每有一个捐钱的人， 老骆就弯一次腰深深地鞠躬敬礼。”[3]（P10）骆长余仅是一个来支教的乡村教师， 而盖新校舍是福泽三合屯的大事， 与骆长余个人无直接利益关联。可村长与村民的合力筹资更像是对骆长余个人的施恩， 而骆长余也像受惠般感动。骆长余与村民们始终是有着认知隔阂而无法相融的。村民们甚至连骆长余的好友夏木匠都无法设身处地理解骆长余的教育理想。骆长余在晚年时常常回忆起， 在镇上杂货铺的无虑的年少时光。作为一个从城镇来到乡村的底层知识分子， 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使得骆长余无法真正融入农民群体， 也无法归于土地。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孤独的奔走呼号的异乡人角色。
而在世俗的权力面前， 骆长余更是渺小甚至是卑微的。骆长余在筹集到款项后直奔木材厂， 在木材厂却受到了冷遇。他的合理要求被忽视， 被要求第二日再来协商。而第二日也是在县政府当主任的刘淑贤的帮助下， 木材才顺利被批下来。骆长余的知识分子身份在这群人面前是渺小而不值一提的。骆长余因为缺少权力而在木材厂被搪塞， 后来依靠县政府任职的学生出面， 合理请求才得到满足。
骆长余作为一个底层知识分子， 在为之奉献一生的三合屯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而在世俗权力面前他更是微不足道、缺乏地位。在村民群体里不被理解， 在权力面前不受重视， 骆长余的生存境遇是尴尬而边缘化的， 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生存环境里， 他举步维艰。书中通过集中描写他最后几天处处碰壁的工作经历， 而将他边缘化的处境充分显现。
（二） 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
《纪念》并不拘泥于写骆长余的个人悲剧， 还包含着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作者通过骆长余的个人经历将这些内容有机串联。
在与小村长开会商量建校事宜时， 小村长托辞村里的钱不够来搪塞骆长余。夏木匠着急着说道：“……老说没钱没钱， 你们一年光喝酒就得一两万， 这钱咋有呢？”[3]（P7）这里通过夏木匠随口提及的话暴露了村干部们的不正之风， 也控诉了社会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而霞镇木材厂员工们的行为将权力至上、官本主义的社会风气展露得更加彻底。面对平头百姓骆长余的批木材的合理请求时， 员工们百般推脱、随意搪塞， 甚至故意冷落骆长余。而在第二日， 骆长余得助于曾经的学生刘淑贤才将事项办妥。木材厂的厂长在得知骆长余是县政府主任刘淑贤的老师后， 态度立刻毕恭毕敬， 亲办批木材事项， 没过几分钟就办妥当。相比于等待一天仍然无果和如今的几分钟解决， 权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权力至上的社会风气在霞镇木材厂得到了缩影式的呈现。
而在小说中骆长余的儿子骆玉生与其父亲母亲价值观念上也有着较大冲突。骆玉生因为工作赚钱少而辞职， 觉得只有赚到了大钱才能被人看得起， 婚姻也必须以金钱为前提。而母亲招弟则对骆玉生的说辞颇为失望， 在她看来是否受人尊重并不取决于钱而是人的品性和行为。这种以生子为代表的功利的价值观念和以父母亲为代表的朴素的传统价值观发生着冲撞。两种观念的对比之下， 作者态度鲜明。作者借招弟的话对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和功利的婚姻观提出了质疑。
《纪念》这部中篇小说不仅呈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 还将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融入其中， 对众多社会现象和风气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 整部小说因此而具有了厚重感。
（三） 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在小说《纪念》中作者力求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刻画操劳庸碌的主人公骆长余的形象， 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作者特别注意现实生活的真实还原， 真诚直面惨淡人生。从而使这部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纪念》里的主人公不是振臂高呼的英雄， 也不是拯救世界的勇士， 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既执着坚韧又无奈挣扎的平凡人物。对为教育殉职的乡村知识分子骆长余， 作者并没有花过多笔墨描写他因高尚品质受乡民们尊敬的情节， 反而多写他边缘化的生存处境。无论在三合屯还是霞镇， 骆长余的合理要求处处碰壁， 举步维艰。在霞镇骆长余的学生刘淑贤看到年迈的老师后， “她望着老骆， 神情及其温柔， 也有点怜悯”[3]（P15）。书中骆长余更多地被刻画成操劳庸碌甚至卑微落魄的小人物形象。《纪念》虽不着意于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然而却在人物描写中倾注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复杂的情感体验。
小说以冷静的笔触记录着底层知识分子骆长余在殉职前几天的工作、生活状态。从骆长余与村干部开会到与招弟琐碎的生活日常， 作者都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加工， 而是试图展示出生活的原生态。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平淡凡俗、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场景。比如骆长余散会之后， 腿坐麻了痛苦地抱怨几声；回家后见妻子招弟在菜园里仔细地割韭菜；进房间休息时他一件一件脱下外衣……这些琐屑零碎的片段像是长镜头一样还原着生活本身的真实面貌。而这原生态的细节其实也承担着表达观念的任务， 解构崇高的同时直面着惨淡的人生。
无论是平凡小人物的塑造上， 还是琐碎生活的展示上， 《纪念》都呈现出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也正是这种还原式的新写实主义风格， 使得小说文本相对乏味平淡、缺少色彩。
二、从“骚传统”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一） 截取爱情部分浪漫化填充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小说《纪念》， 但电影删略了骆长余因公殉职的全过程， 即原本的故事主体， 截取了小说插叙中的父母爱情的内容， 以直观多彩的镜头语言进行填充与重构。
小说原本围绕着乡村知识分子骆长余的行动展开叙述， 其中招弟回忆他与骆长余的相识部分本是用来衬托骆长余形象的副线。电影截取了回忆部分， 拓展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纪念》里母亲“招弟”只是一个形象单薄、出场较少的配角；而《我的父亲母亲》则将故事的主角从骆长余置换成了“田招娣”, 主要以年轻时的少女招娣视角展开故事。电影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招娣这样一个善良质朴、勇敢追求爱情的少女形象， 歌颂了父母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时期， 田招娣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来乡村任教的老师骆长余， 并且热情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骆长余被划成右派时依然执着坚守， 最后骆长余意外地回来了， 两人一相守就是一辈子。由于小说对爱情的描写十分简单和零散， 因而电影在改编时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增补， 比如招娣织房梁红、在山路与骆长余的相遇、端着青花瓷碗追赶马车以及骆长余送发夹告别等经典片段。这些情节都是紧紧围绕着田招娣与骆长余的爱情展开， 将田招娣对骆长余坚韧、义无反顾的爱刻画得饱满生动。
导演张艺谋在谈到影片的创作意图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在这种创作意图的指导下， 电影截取了小说中父母爱情的部分， 进行浪漫化重构与填充。将一首歌颂乡村知识分子献身教育的烛光曲， 改编成了一篇纯朴真挚、缠绵徘恻的爱情颂。而改编后的电影因其爱情主题而呈现出与原小说不同的浓厚的浪漫色彩。
（二） 社会背景模糊的舞台化处理
《我的父亲母亲》的故事内容发生在社会动乱的20世纪50年代， 但电影却有意淡化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 将整个故事压缩在仿佛与世隔绝的三合屯这样一个狭小空间。
电影中骆长余与田招娣的唯一爱情风波主要源于这场反右斗争， 但是整部影片对这个背景的描写却十分寡淡简单。以招娣的视角看见骆长余与人争执的背影， 不久后骆长余便来和招娣辞行， 言谈间也只是说被找去问话。之后骆长余就长久地消失了， 电影镜头开始描写招娣日复一日的执着的等待。骆长余中途返回过一次又被带回县里。直到故事结束， 也仅是生子的旁白提示着骆长余最后回到了招娣身边。然而骆长余被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场反右风波为什么会波及骆长余， 这一切在电影里都并未展现。这段本将男主角卷入的复杂的政治风波， 在电影里被刻意淡化和模糊化。这场政治风波被设计成了考验两人爱情的波折和坎坷， 衬托这段感情的坚定和纯粹。
而原小说里更加广阔的场景被压缩为三合屯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电影的场景基本被限定在三合屯的几个主要的场地内：小学学堂、招娣家、打水井台以及山路小径。“显示出电影场景的舞台化特色， 组成了一幅幅凝固空间之下的多幕舞台布景。”[4]（P32）而与小说中具有复杂性的三合屯不同的是， 电影中的三合屯被设计成了一个温情的乌托邦。三合屯里民风淳朴、村民之间相处融洽。村庄景色宜人， “白云悠悠、绿水道道、山丘起伏、田野环绕……美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融为一体”[5]（P113）。田招娣与骆长余骇俗的爱情在三合屯从被知晓到最后善终， 除了招娣的母亲有过善意的提醒， 所有人都怀着祝福的心态旁观着。这样一个经过提纯的环境为这段纯挚爱情的生发提供了场所， 整个故事的设计像童话般纯粹美好、充满诗意。
可以说，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淡化时代大背景、剔除具体环境的复杂性， 将故事生发的场景设计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乌托邦。
（三） 诗化的电影风格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叙述抛弃了原小说冷静的新写实主义风格， 以感性的女性视角展开整个爱情故事。故事的叙述并不追求生活的真实和逻辑的严密， 而是以情感和心理的变化为故事推进的线索， 避实就虚。《我的父亲母亲》正是运用独属电影的气韵剪辑、空镜头、色彩烘托等影像手法和影像元素来实现电影诗化风格的转变， 影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与《纪念》叙述讲求严密真实不同， 《我的父亲母亲》呈现的是抒情式的散文结构。追忆的这段遥远爱情是以田招娣的视角展开， 情节也随着招娣的情感变化而发展。田招娣从初见时的羞涩心动到热情勇敢再到焦灼担忧， 情绪的变化伴随着快速的场景变化。电影运用气韵剪辑法向观众呈现了“看先生”“织红”“送公饭”“前井打水”“田野奔跑”和“半路等待”等情节片段， 省去了连接的内容， 场景间具有较大的跳跃性。而具体情节上也使用大量留白， 言不尽意而又意出言外。比如中途骆长余偷偷返回三合屯， 电影就只呈现招娣在雪地里奔跑以及与骆长余四目相对的一刹那， 人物画面便戛然而止转变到了一个雪地的空镜头， 省略了两人相见后的情节。这给观众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之余也体现出含蓄的诗意美。而招娣在田野路径偷偷等待骆长余时， 电影也多次以阳光下明晃晃的树林的空镜头来含蓄地表达招娣的心绪。
除了留白之外， 电影还大量运用意象来传情达意。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青花瓷碗和骆长余送给田招娣的红发夹， 这些具体的道具意象推动了电影情节发展的同时也象征着两人之间真挚的爱情。“影片中色彩意象也被极致运用， 主体故事主要运用红色和黄色两种色彩意象。”[6]（P102）招娣穿着红棉袄， 织着红布， 金色的阳光打在布上；黄灿灿的野外小径上招娣裹着红围巾。电影中这两种明亮的色彩常常交织着出现， 互相映衬， 直接冲击着观众的视觉感官。既衬托了田招娣热情活泼的个性又营造出韵味无穷的诗意画面。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叙述不追求写实而是以情感的流动来推动情节发展。具体运用了大量影像手法和影像元素来实现电影的抒情效果， 影片呈现出诗意含蓄之美。
三、从“诗传统”到“骚传统”
（一） “诗”“骚”传统的简笔
小说《纪念》与改编后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整体而言， 审美取向分别偏向于“诗传统”与“骚传统”.但因两部作品本身的单薄无法真正达到“诗传统”与“骚系统”的高度与深度， 体现的审美文化只是“诗传统”与“骚传统”的各自简笔。
《纪念》的确具有观照小人物命运和社会现象的现实主义精神， 但也不得不承认， 无论是小说的思想内涵还是现实观照力度都有一定的欠缺。小说在描写骆长余的边缘化处境时， 更多地集中于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塑造， 并没有挖掘出这个人物折射出来更复杂真实的共通人性。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其生存境遇的描写都显得单薄贫瘠。小说对更广阔的社会现象也只是蜻蜓点水式地简单概之， 缺少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力度。意图涵盖更丰富的生活真相的写作目的， 也在简单的表层描写下显得苍白无力。《纪念》没有达到真正“诗传统”的深度， 缺少真正现实主义精神的厚重和丰富， 只是“诗传统”的简笔。
而改编后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虽然具有着浪漫色彩和诗化风格， 但真正“骚传统”的表现除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外， 更侧重于植根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我的父亲母亲》将爱情故事进行了绚丽唯美的呈现， 谱写了一曲至真至美的爱情赞歌。但这种回避真实生活状态的童话式书写也只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抒情狂想。骆长余在复杂的政治风波中全身而退， 三合屯村民对这段骇俗感情的集体默认祝福， 以及电影中爱情故事进展得莫名顺利都与生活现实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脱节。整个故事被抬离现实地表， 建构成了一座绚丽的空中楼阁。无论画面如何华丽诗意， 缺少植根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 都只是“骚传统”的简笔。
（二） 审美性的提升和厚重感的丧失
小说《纪念》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从主题而言， 将烛光曲改写成了爱情颂。同时运用“意象”“留白”等浪漫主义手法提升了电影的观赏性和审美价值。可歌可泣的爱情主题、充满诗意的画面设计、独特的气韵剪辑法等都使得电影有着不同于原小说的诗意和浪漫色彩。整部影片唯美精致的构图、独具匠心的色彩与用光、熨帖的背景音乐等都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视听审美盛宴。原小说沉闷乏味、平淡琐碎的审美缺陷经过影像重构的再创造得到了解决， 审美性和观赏性大大提高。“这段故事也成为宛如田园牧歌般的存在。”[7]（P74）这种改编迎合了当代大众审美心理， 在电影市场上得到了较好的反映。
正是在这种审美取向的统摄下， 《我的父亲母亲》内容的选择避重就轻， 剔除了复杂的社会背景， 将具体生活环境提纯，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小说中更广阔深厚的意蕴。《纪念》中朴素真实的生活重现、饱满丰富的人物塑造、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都在电影中被选择性地削弱甚至消弭。而更加复杂的人性与惨淡的生活真相在浪漫化的处理中被粉饰得一片和谐美好。乌托邦式的环境设计在诗意化故事的同时也陷入了脱离真实的虚无和空想主义。这种诗化的感官盛宴背后是内在底蕴的简化和苍白。
《纪念》改编成《我的父亲母亲》，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诗传统”审美取向到“骚传统”审美取向的转变。这种改编在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较大提高， 但却削弱了原小说的厚重意蕴。
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诉求之下， 文学与电影将“诗传统”与“骚传统”简单地分离割裂无疑是将艺术偏狭化。追求生活真相、具有批判精神的纯现实主义作品， 可能缺乏审美观赏性和诗意栖居的希望。而注重理想世界的描摹和人物内心抒发的纯浪漫主义作品， 又极易陷入童话式的虚无主义。将诗骚传统对立剥离， 只简单汲取一方养分， 艺术作品都不免偏于一隅， 或言而无物或言而无味。将现实精神和浪漫情怀相结合， 将诗骚传统真正融合， 兼具思想性和审美意味的作品才能在满足多元化审美需求的同时达到真正的艺术高度。诗骚并举的艺术走向应该成为文学与电影共同努力的方向。
而当代艺术并非是横空出世的舶来品， 依然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延续。中国古代的“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源远流长， 滋养了一代代艺术的同时， 自身内涵也不断丰富充盈。当代艺术割裂与传统艺术精神的生命脐带而追求现代性， 也只会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正如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的序言中所反思的中国文学一味追求西方话语资源， 漠视了古典抒情传统中蕴含的庞大能量。他间接提出了“对‘抒情传统’的观照对于我们持续思考现代文学， 以及中国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8]（P64）能够提供广阔的视野。可见， 当代艺术向外博采众长的同时， 更应植根丰饶的“诗骚传统”土壤， 从源头汲取养分， 当代艺术方能健康生长、绵延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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