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考证可追溯至佛典故事，其后经历了从诠释哲学内涵到升华为民族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愚公由一个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的乌托邦式形象，经唐、宋诗词中文学形象的人文思考，清代形象反思，转变为承载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其间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政治力量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愚公移山；佛典故事；传承
愚公移山的故事出于阐述一个拗口的哲学义理，而后以另一种不同的面孔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当代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故事之一，直至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愚公移山的形象从产生、流传、演变经历了由寓言故事之哲学意义到人文精神的思考，由人文精神思考到自我反思，最后上升到民族价值观的高度，由一个作为异已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的乌托邦式的形象，转变为社会意识形态形象，成为一种价值观。在这一华丽的转身过程中，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政治力量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辈时贤对愚公移山的探讨研究集中于20世纪以来，对故事本原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传承与演变甚少涉及，本文试为补缺，敬请赐教。
一、哲学文本中的寓言形象及其本原考
愚公移山故事源起于《列子·汤问》。张湛在《列子注》中最早给愚公形象赋予了意义，认为愚公虽名为“愚”,但其用违背常识的思维方式、超出日常限度的恒心与专注获得了至道，所谓“意专则与神相似者也”[1]（p66），符合忘智凝神、寂然玄照的体道方式要求。从这一阐释出发，愚公移山形象可以形成两个层面的叙述：一是人与自然斗争。一个弱小者对一个强大不可知对手的斗争，弱小者的执着会使自己变得强大；一是对当时流行思想的一种反动，希望在人人以智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探讨出真正推动时代变化发展的不是世俗中的智巧与理性，而是“愚公”似愚而实智的行为。借助于这一形象，哲学家嘲讽社会现实中的智者，以期引起对所处社会现实思想的调整。愚公移山就是一个乌托邦形象，作为异已力量质疑现存秩序。
在中国故事里，很难找到类似的形象。但是在佛典中可以找到《大藏经·阿含部·佛说力士移山经》和《大藏经·经集部·佛说末罗王经》两个关于“移山”的故事。《佛说力士移山经》的故事情节与《愚公移山》很相似：一是都有山阻挡了去路，二是最后依靠神的力量把山移走了。但《佛说力士移山经》只是把力士移山与世尊移山对比，试图突出佛法无边的佛旨。《佛说末罗王经》故事的目的和《愚公移山》在《列子》中的目的一样，都是想借助移山这个事件来说明“愚”和“智”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佛说末罗王经》也认为众力士移山的做法是愚痴，借佛移山的行为强调佛的教义，也就是所谓“四力说”.这两个佛教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佛主的力量，教育人们只要听从佛的准则和约束，就能达到极乐世界。《愚公移山》则对这两个佛教故事做出了彻底颠覆，将人本能的理性行为与自然之力、自然之神进行了比较，强调真正的力来自于“无心而为功”.总体来看，《愚公移山》似乎套用移山的佛教故事的框架，借愚公移山的行为来说明“‘智’与‘愚’是相对”的这一哲学命题。
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从季羡林的《〈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着者的一个推测》一文中得到解释。他指出，《列子》有一部分取材于佛经，在一定程度上剽掠了佛典。[2]（89）但是就《愚公移山》而言，其故事摒弃了佛学中对于人本能理性的否定，而保留了“道学，其道无为”的大义，并提出所谓“智”,只是“真愚”,明显是对《佛说末罗王经》中的“佛”进行反讽。综上所述，愚公移山的形象内涵最初显然与佛教故事相联系，而又全然只属于道家的本质。
二、愚公移山形象内涵的演进与传统世俗价值的确立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故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愚公移山”成为一个可以随意赋予文学意义的独立故事。例如：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
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3]
这是最早将愚公移山作为文学形象写入诗歌的作品，保存了其哲学文本中对社会流行思想的反叛，同时融入现实思想。这是庾信滞留长安后写的，诗人将自己与愚公比，渴望内心有像愚公一样的力量，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有恒心有毅力做下去。可以认为，愚公移山的形象是诗人在现实中无法解脱而寻到的最后的心灵栖息地。相应而言，愚公移山的形象被赋予不怕困难、勇于挑战的审美意义。
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和对《列子》一书的肯定，使得愚公移山形象原有的哲学意味被彻底抛弃，其作为一个完整且富有意义的文学形象得到了新的描述和解说。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中用文学的笔法将愚公的形象进行了再创造，一改愚公在原来故事中受神仙思想影响的俗人形象，成为一个有志向、有大心的人的行为。唐柳冕在《再答张仆射书》中也从同样的角度重申了愚公移山形象的精神实质。综合而言，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审美内涵，由此，愚公移山的形象成为了人（道）大于天（道）的注解，愚公移山的形象就是一个“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人物形象，也是盛唐气象在文学形象创造中特有的产物。
北宋士大夫接受道家道教、反思道家道教、评判道家道教。道家、道教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思想深入地渗透到了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对士大夫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民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深刻的影响。愚公移山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出唐代重塑的高大，进入了生活层面的思考，人们开始将其从神的位置降了下来。任士林在《石假山赋》中把愚公移山形象回归到原有故事中，但却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提出愚公移山实质是操蛇之神的“自危”,而这种“自危”成就了愚公的“自成”.诗人陆游笔下的愚公移山形象已全然没有了说道的意味，充满了诗意和情趣。
南宋以后，愚公形象世俗化倾向更趋明显，几乎完全偏离了道学的内涵，泛化成世俗说教中的经典故事。元代一位叫胡俨的举人在《述梦赋》中说到：“海若夸于河伯，陋夸夫之不知止兮，哀愚公之又感召。”至明代，愚公移山形象定型为一种精诚的精神，成为训谕后人的标志性形象。
清朝中叶以后，中国文化与宗教受西洋文化思想输入的影响一蹶不振，加之朴学的影响，学者们对《列子》多存否定，愚公移山形象也成为质疑对象。如赵翼强调了“山高不可摧”之无限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之有限，进而否定了愚公移山形象的存在意义。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三》中也提到了愚公形象，批判了愚公之智如同斗筲之见，原因在于不了解“专业名家”,只是粗浅地追求“圣人之所不能尽”.
纵观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与演变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随着道教思想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而变迁，其形象逐渐脱离哲学文本，独立成为富有意韵的文学形象，并且这一形象也由本身的哲学意味中的“智”与“愚”之辩，确立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世俗价值。
三、愚公移山现代价值的发现与社会价值观的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批判业已腐朽的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伦理纲常和政治结构，试图在中国建立科学、民主、道德的真精神。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随之而来的外族入侵，反对专制统治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其中固然有着革命势力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但其敌对势力的强大更是主要原因。因此，革命家需要新的形象唤起人们的生活反思与自信。愚公移山形象作为当下社会中一种新生力量被再创造，作为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调整的一种理想形象得到了新生。
1918年1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发表《人生问题发端》，把《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完整地截取出来，并进行了深入解释。他超越了愚公移山形象寓言的相对性解释，发现了愚公移山形象背后的社会民主、科学思想，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事件，将愚公移山形象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国现代着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创作了国画《愚公移山》。画作中，愚公移山形象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的写照，其宏大的气魄正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自信。民族的艰辛、胜利的渴望让潜伏在人们血液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开始沸腾。可以说，这副国画的创作是一个苦难时代对愚公移山精神价值的又一发现。
在解放区，毛泽东努力挖掘愚公移山形象的政治内涵和价值意义，将其作为共产党员价值观的形象阐释并纳入政治体系，对愚公移山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大力宣扬。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分别在1938年12月1日与1939年1月28日的抗大第4期毕业典礼与第5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并籍以鼓舞抗日斗志；其后在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提到此故事；之后又于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再次谈及；影响最大的是在1945年6月11日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这篇文章后来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并被称为“老三篇”.
如果说前面几次都是毛泽东对愚公移山的韧性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的发现，最后一次则更注重将愚公移山形象看成敢于牺牲、敢于斗争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国际主义思想相支撑，构成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必须的品质和应有的价值观。从此，愚公移山形象纳入新中国建国的政治体系中，成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基本形象。这一形象的发现和确立影响了解放区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系列体现这一价值观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篇章。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狼牙山五壮士》，孙振的《战斗的青春》，李克的《地道战》，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柳杞的《长城烟尘》《战争奇观》以及《红色娘子军》《董存瑞》等。作品中，这些生活中的普通人突破了自私的想法，在世俗的精神来看，他们就是“愚公”,是思想的狂人和精神叛逆者。完全抛弃了安定的个人生活，敢想敢做，表现了革命战争年代辉煌的斗争气势、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引人入胜的意境、催人上进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忠贞情操。他们是全新的共产党人，为社会确立了全新的价值观，成为社会认可的基本思想和共产党人的品质标志。
愚公移山的形象类化为一种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抒写成为正义形象的基本品质，这一品质的追求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完成了愚公形象的升华。愚公移山的形象被定格为民族品质和价值观的表现，进而纳入现实政治体系，成为后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所有正面人物不可缺少的品质和性格特质，进而内化成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人的价值品质和价值取向的标准。
四、结语
从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与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这一形象的阐释活动反映出阐释者所处社会的话语现实。不同历史阶段的阐释者们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从而将特定的话语现实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而影响自身的阐释策略来呼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由此可见，愚公移山形象的内涵演进充分体现了阐释活动的社会性、时代性。另一方面，愚公移山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各种性质的内涵，又可以说是阐释者借助阐释活动来对社会、时代所作的一种特殊记录。阐释者并不执着于对愚公移山已有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追究，某些意义在阐释活动中、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常会出现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而新的意义则由阐释者依据社会和话语系统被不断地生产出来。综合而言，深入分析文本在不同时代阐释活动，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注释：
①[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庶微典·梦部》第一百八十五卷，艺文一，第17页，《古今图书集成》全文检索系统单机版（故宫版）2004年。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季羡林。佛[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7.
[3]严可均。全后周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