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蜀中名士彭端淑，与杜甫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尊崇杜甫、诗学杜甫，颇得杜诗精髓，有很深的“杜甫情结”.同时他也非常关注杜甫草堂的发展，常到草堂“朝圣”.对这些方面深入研究，是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助于了解杜甫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又可以加深对彭端淑研究。
【关键词】彭端淑；杜甫；情结
清代蜀中名士彭端淑（1699-1779），四川丹棱县人，在巴蜀诗坛上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清代蜀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李调元、张问陶被誉为清代四川三大家，时号“巴蜀三才子”.无论是为官、治学、作诗，彭端淑方方面面都以老杜为楷模，从他身上能看到不少老杜的影子。本文拟从彭氏作为杜甫的传播者、推崇者、学习者几方面初步考察，以拾遗补阙，抛砖引玉，不当处尚祈博雅君子指正。
一、缅怀传播杜甫
（一）彭端淑年轻时就很注意宣传推广杜甫，其家乡丹棱有着悠久的尊杜传统。北宋黄庭坚曾在《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中记录：“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鄢，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1〕后堂建成，黄庭坚又作《大雅堂记》记此事：“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2〕大雅堂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后毁于战乱。
雍正元年（1723），25岁的彭端淑落第后，为复兴丹棱大雅堂，亦撰《大雅堂记》，叙黄庭坚、杨素翁建大雅堂之功。文中提到：“考旧志，（大雅堂）盖在今之城东门外里许云。余每爱山谷知诗，杨公好义，故其时人争自奋，士知学古，若李文简、唐子西诸君子，与三苏后先相望，吾乡人文之盛，几甲天下，今已不可复。继而是堂亦埋没荒烟蔓草中，欲访当年遗迹，残碑断碣，无有存者。或曰为前明邑侯载之而去；或曰土人欲利其地，沉其石于沧浪江中。呜呼，可胜慨哉！虽然，子美之集具在也，后之君子有能崇尚子美，如山谷使大雅遗音复见于今日者乎？”〔3〕殷切期盼能有像黄庭坚他们一样的人敬爱杜甫，推广杜甫，从而使诗圣的大雅之音重现于世。
（二）彭氏对成都杜甫草堂充满了热爱，对草堂的兴衰和建设及其相关文献整理十分关心。为官近三十年后，彭端淑辞官归蜀后，长期任锦江书院院长，所居白鹤堂与杜甫草堂相邻。作为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彭端淑，对千年以前的一介落魄诗人杜甫无比推崇和敬重。
彭氏热爱和学习杜甫，还与其前辈和丹棱同乡、北宋诗人唐庚有直接关系。唐庚提倡诗学杜甫，曾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必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4〕彭氏云：“司马迁博极群书，杜少陵读破万卷，二公之文，炳耀千古，岂不以其学哉！语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非独彼善也，钱与袖使之然也。”〔5〕亦主张要向司马迁、杜甫学习。彭氏的一些杜甫评论，则直接源于唐庚。
杜甫的光辉给蜀地增添了令人羡慕的光彩，他的寓居成都，也造就了一大名胜地--杜甫草堂。成都杜甫草堂是杜甫身后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杜甫纪念地。彭氏爱杜甫，自然关注杜甫草堂，并自觉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诗似乐天随处得，地邻杜老孰云孤。”（《次翥苍见寄韵》）他任院长的锦江书院与草堂毗邻，故有条件长期与之朝夕相伴。“更向草堂寻旧迹，一尊尽醉浣溪里。”（《九日郭外闲步》）他有不少诗都写到杜甫草堂，《过草堂吊工部》《草堂即景》等更是专门咏草堂的诗作。《过草堂吊工部》云：“驻马浣溪傍，披榛吊草堂。碧沙与绿竹，千载亦流香。”彭肇洙评曰：“沙竹流香，况其他乎？如此落墨，超脱不群。”对杜甫的景仰之情不言而喻。《草堂即景》写道：“芙蓉城外锦桥头，茅屋新开触目幽。几树柳阴缘径绕，一湾溪水带花流。”草堂历经多朝战乱，反复修葺。清代亦有几次重要的重修。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四川总督蔡毓荣，监司金�y，巡抚罗森三人重修。“蔡倡议重建……巡抚罗森继之，踵为捐俸……次年仲春落成。时康熙十一年壬子”〔6〕另一次较大重修是在乾隆戊戌年（1778）。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这首七绝颇有杜诗轻快明朗的特点。这年锦江书院山长高辰离任，彭端淑接任第八任山长。从诗中可以看出返蜀的彭端淑意气风发，壮心不已，其心情如同初春的草堂一样，充满了春色。
彭氏又有《同友人泛草堂诗》，其一曰：“闲来携友共寻芳，首夏清和画景长。直上城南溪水棹，遥临潭北杜工庄。光芒万丈千秋业，竹树一围半亩塘。断碣残碑遗像在，整襟瞻拜吊斜阳。”其二云：“久欲卜邻终未得，往来凭吊几经曾。远投蜀国缘依旧，自去中丞失所凭。百代推尊同日月，千秋罗列等丘陵。城南社后无人祀，古刹庄严不及僧。”这两首七律写夏日彭端淑与诸友人泛舟浣花溪至草堂拜谒老杜。浣花之游是从唐末沿袭下来的成都重要民间活动。蜀人一般南出锦官（古成都）门，行十里，入草堂（梵安）寺，拜冀国（浣花）夫人祠下，然后退游老杜故宅，最后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这也是历代文人骚客祭杜的传统线路。彭端淑回蜀执教虽公务缠身，但还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拜谒。“整襟瞻拜”“久欲卜邻”“往来凭吊”,无不显示彭氏对老杜的敬爱亲近之情。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七月，担任书院山长的彭端淑为“锦江六杰”之一的何明礼所着《浣花草堂志》作序。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居住草堂。现在的草堂，乃经后人不断修葺重修而来。《序》云：“去郭西南五里许，浣花溪岸，今草堂寺傍，少陵杜公草堂在焉。”〔7〕彭氏指出，草堂寺的存在早于草堂，却因老杜之光芒而着称“然则草堂寺曷以名？曰：由后人重公草堂，因以名寺故也。”彭氏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故一草堂耳，屡废屡兴。四方名公钜卿及骚人逸士入吾郡者，莫不载酒寻游，往来不绝。每叹贤者于其所至，山川草木亦与有荣。即世远年湮，茫无所据，犹相与流连嗟叹，矧其所居之宅彰彰在人耳目哉！”杜甫的无穷魅力，使一座普普通通的草堂，远近闻名，游览瞻仰者纷至沓来。彭氏还对何明礼热心编纂草堂志的举动大加赞扬：“何君希颜，好古士也，博彩群书，刊除谬语，以蜀之人纪蜀之事，其闻见为较真。且分门别类，厘为十六卷，自地理源流及花鸟草木、传志碑铭，与夫一谈一咏，事涉浣溪草堂者，并蓄无遗，呜呼备矣！”〔8〕这当中自然也寄托了彭氏景仰缅怀诗圣的深厚情愫。
（三）彭端淑还看到了巴蜀文化对对杜甫创作的助推作用。在对杜甫遭受的不幸感到愤慨，对其多舛命运给予深切同情的同时，彭氏也认为杜甫流寓巴蜀，并非完全都是悲剧。《书杜工部入蜀诗》云：“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穷老真堪惜，奔驰未足悲。不缘经胜地，焉得发奇思。造化宁无意，山川要好诗。”《题杜工部草堂诗》：“艰辛道路中，探奇寄于役。万象归陶诗，天地皆震坼。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千秋一草堂，长流浣溪侧。绿竹郁苍苍，水清沙的�。大雅久不存，风光犹如昔。公名光日月，来往多骚客。”每个作家的创作活动，都脱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与特定的环境。杜甫晚年漂泊蜀地，饱尝战乱之苦，穷困潦倒，颠沛流离，这是他人生中最为不幸的时期。但从诗歌创作而言，这一时期，无疑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黄金期。期间杜甫留下了九百余首诗作，占现存诗总量的三分之二强。从质量和影响力方面来看，该期诗歌也达到了个人创作的颠峰。宋人张戒曾指出，杜诗“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9〕用以概括杜甫在蜀中的创作风貌，可谓十分恰切。“不缘经胜地，焉得发奇思”,“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彭氏所揭示和强调的，正是蜀中人文自然资源对杜甫创作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唐进士魏颢《李翰林集序》曾言：“自盘古画天地，天地之气，艮于东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杨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也……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10〕人杰地灵的蜀地、秀丽清奇的山川为李白等人提供了养分，同样，也使杜甫大获裨益。巴蜀大地给予杜甫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不仅抚慰了其心灵创痛，丰富了其阅历，更使他增强了意志，扩展了胸襟，增进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与了解，实现了饱尝人生况味后的精神超越。当然，蜀中体验，也为杜甫创作带来了更多诗思与灵感，为其诗歌思想和风格终臻化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公名光日月”,大名垂宇宙，这无疑是巴蜀大地回馈给杜甫最重要的礼物。
二、彭氏创作自觉师法老杜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人，其诗作堪称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杜诗蕴含的传统士大夫的注目现实，关心民瘼的自觉精神、沉郁悲慨的诗风、如同轨辙的诗法典范，给后人树立了标杆。明清以来，大诗人几乎无人不学杜，彭氏亦不例外。彭端淑在多首诗中，都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推尊敬重。《读工部诗》就声称：“吟诗三十载，独爱杜陵翁。数卷今长在，千秋谁许同。山川虽借助，穷老后愈工。”杜甫的创作得益于巴蜀山川，千百年来，魅力四射，而晚年诗歌更是臻于化境。所以，彭氏极力提倡做诗要学杜甫。
（一）通过诗作，彭端淑表达了自己勤政爱民的思想感情。他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以及教育影响，为官勤政为民，在职期间，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为民谋利。他对每个百姓都能一视同仁。《阳江舟中》写道：“念彼民间讼，积案动成邱。孰非吾赤子，哀哉何所投……讵敢惮烦剧，一一剖其由。决狱无大小，得情方始休。明以播诸吏，毋贻父母羞。”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年，为彭氏出任广东肇罗道观察使之次年。《肇庆府志》卷十七《宦绩》载：端淑“以京察授肇罗道署按察使。粤东好讼，积案三千余事。端淑檄调诸州卷牍，集幕客分案批阅之。不三日，结二千九百余案，见者惊服，称神明焉”〔11〕。诗人忠实职守，爱民如子，执法严明，秉公断案。故报之评其“极似元道州”〔12〕。彭氏五言古诗《苦雨》《喜雨》，亦表现了其仁者情怀。《苦雨》云：“秋气已萧条，况复兼多雨。晨夕无时休，薄寒侵簟几。千户叶低垂，栖鸟飞不起。落落罕人行，流恶满街市。白日何由开，阴云幕未已。四野庆有年，刈稻今方始。常恐十日霖，禾头渐生耳。天道远难窥，老大心同杞。”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彭端淑官肇罗道观察使。诗写秋雨连日之苦，流露了诗人内心因秋雨而生发的忧愁。彭肇洙评此诗：“忧伤时事，方不是泛作苦雨诗。”〔13〕《喜雨》诗云：“苦旱几经旬，况复当仲夏。造化鼓洪炉，山林色如赭。竟日苦炎蒸，微风不得假。上宰悯时艰，虔祷获天嘏。向夕�Y云腾，雷雷惊大厦。中霄骤雨来，声欲裂万瓦。重檐滴不休，晨起尚倾泻。万方同一欢，甘霖沛四野。”此诗约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作者自注：“是日方祈雨。”彭肇洙评此诗：“奇警处，绝似杜韩。”〔14〕前六句写旱情之严峻，后十句写久旱后喜降甘霖的喜悦，整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和同人春郊即事，是日傅相国凯还，同官居郊迎事毕，共宿友人山庄》写道：“往者边未宁，田芜少种粟。”反映了当时大小金川叛乱情景。政府为平息这场叛乱，耗资巨大，双方士民都伤亡惨重，所到之处，田园荒芜。《秋兴八首》其六反映的亦是同一题材：“小丑无端起衅雠，师粮时廑圣躬忧。而以坚碉凭地利，岂知妙算在人谋。貔貅百万争围窟，孤兔千群胥离�J。最爱献俘边靖后，苍生无事稻盈畴。”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小丑”指1747年至1748年乾隆帝命剿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的苗族土司，多次未果，不少部将为苗部所杀。被予以厚望的岳钟琪在当时采用“以碉逼碉”,缺乏战略战术，仍久攻不下。当作者获悉靖边部队平定叛乱，俘获贼寇，百姓得以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感到异常兴奋，反映出彭端淑反对战乱，心系百姓，期盼社会安宁的仁者心怀、民本思想。
（二）感情纯厚，真力弥满。彭端淑为诗发自心肺，发乎性情，与其一贯主张的诗要表达真情的诗学思想相表里。他的众多直抒胸臆的诗，深挚真切，感人至深。乾隆十四年（1749），母去世，彭氏自返蜀奔丧，作《途中哭老母》：“父没不凭棺，母没不临柩。积此万古恨，残生空宇宙。忆母别儿时，音容恍如旧，儿去长不归，亲颜不可复。薄宦等蝉翼，寸心莫从就。马首瞻白云，泪血染征袖。呜呼我心哀，狂飙昏白昼。”彭氏友胡稚威评此诗云：“至朴至真，如古歌乐府。情挚极到，真可继《蓼莪》之诗。”〔15〕认为其可与古诗典范《诗经》中的作品相类。彭氏此类感情真挚的诗句俯拾即是，《途中感怀》“茫茫万里征，行子肠欲断”,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早发临颍》“走马过颍桥，怀古思考叔。羡尔纯孝心，有母堪遗肉”,坦露的则是因长期离乡在京为官，无力于父母面前尽孝道的愧疚遗憾，读来令人酸鼻。彭氏写兄弟手足之情的诗亦有特点，十分感人。如《忆弟》：“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思兄应蜀北，忆弟到江南。老病愁无寐，盘餐味减甘。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础�”这是端淑思念肇洙、端泽两位弟弟的诗。兄弟七人已去四，剩下三位又各自分离，兄弟相聚都成了难题。这怎能不使年老的诗人感慨万千！其《哭弟子彻》《途中哭兄》《梦兄》《北风》《遣怀》等诗描写了兄弟相继故去的情景。乾隆二十四年（1759），其七弟彭端��在探望彭端淑返川途中去世，彭氏“闻之五内俱裂，数日不能下咽。为诗以哀之”,其辞曰：“去腊同君江上别，执手踟躇不忍诀。一雁得书声甚哀，拭泪惊看五内裂。……一杯清酒泪如洒，魂兮魂兮归故里。”骨肉至情，字字悲痛，读罢令人唏嘘。乾隆二十六年，兄彭端洪在返川途中染疾而亡，彭端淑悲痛欲绝，老泪纵横，作《途中哭兄》：“寒日无晶光，严风披短草。水涸舟不行，茕茕万里道。伯也从西来，相见形容老，途穷仗弟兄，失志亦为好。大变起仓猝，海翻山岳倒。呜呼骨肉分，手足不相保。遗我以荒郊，人事何能了。老泪衰易竭，寸心戚如��。呼号问苍天，天高如不晓。江湖多风波，归去无惊扰。安得遣巫阳，魂兮招冥昊？”深切表达了对兄长的挚爱与伤悼，其弟肇洙评此诗道：“情挚语，可泣鬼神。”〔16〕《北风》诗云：“北风吹朔雁，阵阵度衡湘。游子浮云外，举头望故乡。故乡不可见，道路阻且长。道长信难越，况复多忧伤。少弟既无禄，中路忽沦亡。伯兄复厌世，客死在殊方。生死数之定，事变出非常。亲旧谁能识，儿女未及将。严冬十一月，万里飞雪霜。茕茕扶柩归，老泪日盈眶。蜀山渺无际，江水浩茫茫。放舟三峡月，猿声客断肠。”思乡念亲，悼亡叹悲，情景相融，诗境凄怆，催人泪下。此中明显可以看出彭氏对杜诗的追踪和模拟，此非深于杜者或不能至也。
（三）彭端淑的艺术追求与其自身的人生追求及转向存在密切关系。这一点与老杜颇为相似。彭氏的仕宦生涯，平坦中有起伏，由起始的奋力进取，积极入仕，到历经世事之后转而对官场的疏离、厌倦，直至急流勇退，诀别仕宦，颇富戏剧性。这一过程，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综观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彭端淑的诗，其实便是其生平和思想轨迹的真实记载，是其心路历程的曲折反映与真实再现。彭端淑在35岁即雍正十一年（1733）参加会试，中三甲，授吏部主事，从此开始长达28年的仕宦生涯。与“致君尧舜”的杜甫一样，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心怀大志，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他在《寄仲尹》诗中曾展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忆昔方弱冠，读书紫云巅”,“文章鄙流辈，志欲追雄迁。怀奇不相下，战笔横戈铤。”在《酬沈（上竹下软）翁见寄》诗中亦谈道：“昌黎既已没，眉山起大苏。雄文泄造化，草木到今枯。嗟余生岁晚，相望七百余。读书希前哲，平步仰天衢。”志向的宏大，性格的豪宕，于中历历可见。有些诗直接表达了入仕后安边立业的雄心，以及对工作尽心尽职的责任感：“余谬膺简命，观察岭海边。安民在察吏，负性异鹰颤。勤勤修厥职，夙夜凛冰渊。”事实也正如此，他在肇罗道任上卓异的政绩，为当时总督杨应据所赞赏，并受到吏部记名嘉奖。但彭氏热心事功的追求并没有继续下去。作为忧心国事民生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彭端淑，在长期的宦海浮沉中，切身感受和强烈意识到了宦途之凶险。官场的腐败，内部的明争暗斗，互相打击排挤，常令其心有余悸。事实上，彭氏早已萌生了辞官退隐山林的念头，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蝉》诗就有流露：“微风声不断，竟日听常悠。吟老梧桐叶，气先天地秋。凭高方自蜕，吸露又何求。盍一飘然去，深山古木幽。”描写蝉歌声悠远，甘于栖居深山古木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从中寄托了彭氏自身避祸远身、向往悠游自在生活的思想情趣。诗人63岁时，三弟遵泗被解除了湖北黄州府同知职务，五弟端��因受上司责难，从山东栖霞知县离任忧郁而卒。两位弟弟的仕途命运，无疑进一步激起了彭氏对官场的失望厌恶之情。《次韵翥苍见寄》云：“尘世久谙交自息，柴门虽设日常关。浣花溪水清如许，安得同舟共往还？”期盼离开官场，脱离羁绊，回到故乡过萧散恬淡的日子。最终，彭氏毅然决定辞官，趁督运米去广西贩济灾民，失脚落水，身患重病之机，向朝廷呈状请免，很快得到批准，诗人无比欣慰，夜不能寐。返蜀途中，他感叹道：“自愧误尘网，白首空驰驱。”认为为官多年是误落尘网，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回到四川后，旋即到成都锦江书院主讲，从此，他转入了造士育贤的教书行道。退隐后的彭端淑无欲无求，心境恬淡，创作了不少抒怀、写景和咏物诗。《不寐》写道：“愁多安睡少，长夜直如年。忽忆平生事，恍如旦暮前。闻鸡声不恶，老骥志难鞭。幸遂林泉愿，毋为世网牵。”晚年所作的这首诗，虽然遗憾自己的抱负没能实现，但更庆幸自己能够归隐林泉，最终摆脱了世俗的牵绊。《种蔬》一诗，则真实反映了彭氏晚年的恬适生活：“老去复何为，无营亦无欲。淡泊性所甘，食不假梁肉。……不见杜陵翁，题诗课僮仆。”彭肇洙评：“如此田家诗，另是一种意味，不入王、孟诸公派。”〔17〕此诗与杜甫《为农》《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小园》等诗同调。
“诗为心声”,这句话对于彭端淑是十分切合的。诗跟随着他，跟随着时代，经历了世间的磨难，从而也展示了他丰富而复杂的灵魂。彭氏一生坚持“清慎”原则，在当时言论无自由环境中，他有时采用曲笔隐语，有时则直抒胸臆，真实再现了其愤世、忧思、悲苦、恬淡的心思意绪。可以说，他的诗是其后半生的情感史、心灵史，实而不虚，巧而不拙，至性至情，深得杜诗嫡传，被时人奉为圭臬，绝非偶然。
彭氏推崇杜甫，有其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本文暂不铺陈展开。从上面的简要梳理中，我们初步展现了彭氏作为老杜的传播者、推崇者、学习者的学者风貌，也看到了清代蜀中学者对杜诗学的贡献。正是有像彭端淑这样的蜀人，清代巴蜀学者才能在杜诗学研究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体现了其自身的特点。从这一角度，是值得我们当代学人更多关注与深入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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