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刊》在1957年1月创刊，半年后就遇到了“反右派”运动。《诗刊》积极配合这场运动，发表了不少内容单调、空洞的作品，一些负责人和编辑也被错误打成“右派”.在当时很短的时间内，《诗刊》的编辑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相对自由和包容，转化成为政治服务、跟随政治的取向。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对很多诗人和《诗刊》的冲击及影响是深远的，很多诗人被迫下放劳动，政治、工作、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得不到改正，不但影响了这些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其他一些没有遭受打击的诗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长期的危害。
[关键词]诗刊；双百方针；反右派；政治倾向；艺术民主
一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诗刊》的创办是一个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诗刊》的创办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艺术原因，其中包括诗歌发展对发表园地的渴望，诗人对创办全国性诗歌刊物的呼吁和努力，有关部门对创办诗歌期刊的关心和重视，以及当时比较开明的政治、学术、艺术氛围等等。
我们所说的政治、学术、艺术氛围的开明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诗歌发展中出现的单一性特征已经相当明显。在主题上，当时的诗歌主要是歌唱、赞美新中国，赞美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情，赞美党的英明领导和党的领导人，赞美工农兵对于新中国的热情和挚爱，等等。在艺术表达上，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的要求使诗人要尽量以工农兵能够读懂的语言、方式来抒写这样的主题，于是在表达方式上一般体现为明朗、单纯，那些探索性和具有晦涩、朦胧等特征的表达方式是不受欢迎的。在艺术本位上，诗人大多立足现实，坚持以群体为本位的理念，以乐观向上为基本格调，那些个人性的、向下的情绪（甚至美好的爱情）是不受欢迎的，也缺乏存在的政治、社会、精神基础。在主题、表达方式和艺术本位等形成一定的规范之后，诗人们就只能在这样的主题、语言方式之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因此，新中国开始之后的诗歌，即使存在多元现象，那也只是众多限制之中的多元；即使存在丰富性，那也只是单一之中的丰富。
《诗刊》创刊之初就是按照这种“限制之中的多元、单一之中的丰富”的格局在设计自己的办刊之路。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刚刚提出不久，正引导文艺向多元发展。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家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这一主张对于当时的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陆定一在阐述“双百”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于题材，“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判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广泛”[2].应该说，无论是毛泽东的提倡，还是有关人士的阐释，“双百”方针都体现了相当的包容性。但是，这种创作的自由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如果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或者被确认为非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在已经经历了多次政治性的批判运动的文艺界，这一方针的提出还是产生了重大影响，调动了很多作家、诗人的创作热情。在这种氛围之下，许多关注独特题材、主题的作品和采用独特手法的作品出现了，关注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何又化（秦兆阳）的《沉默》，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等；突破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描写禁区的作品如李威伦的《爱情》，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西苑草》等等；采用讽刺笔法的作品如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费名论”存疑》，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唐�|的《“言论”老生》等等。初期的《诗刊》在当时的政治、时代语境之下，努力探索诗歌艺术发展的新路，一些具有创新性和实验特征的作品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比如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徐迟的《芒崖》（均见1957年第1期），公刘的《迟开的蔷薇》（1957年第2期），杜运燮的《解冻》和穆旦的《葬歌》（均见1957年第5期）等，这些都属于比较具有新意的作品，即使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是后来人们认定的佳作。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创作相对多元、丰富的时期。在评价《诗刊》所发表的作品时，编者曾使用了一些比较切合诗的艺术特征的术语，比如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在评点艾青、萧三、朱丹、闻捷等人的作品时，使用了“形象奇丽”“有气魄”“饶有诗意”等肯定性的表述，在第6期的“编后记”中甚至还对《诗刊》在之前发表的作品提出了自我批评，认为“体裁比较褊狭，题材范围不够广”.可以看出，当时的《诗刊》在诗的艺术追求方面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注意诗的艺术性。
从创刊开始，《诗刊》就较好地把握了“人民内部的自由”这一原则，在办刊方向上体现出在遵循主流意识的前提下对这种自由追求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其一，刊物发表了毛泽东和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和作品是刊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为刊物的作品选择提供了参照；其二，刊物推出了一些诗歌新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诗人，接受了当时的诗歌艺术观念，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的后备力量；其三，刊物对诗歌创作中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诗人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对过去具有影响的诗人也进行了重新关注，比如1957年创刊号发表了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957年第2期发表了艾青的《望舒的诗》，陈梦家的《谈谈徐志摩的诗》等文章，体现了刊物在艺术取向上所具有的艺术性追求和对于不同艺术观念的尊重。可以说，作为团结、培养各路诗人的重要阵地，《诗刊》初步体现出了作为一家国家级诗歌刊物的眼光和风度。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这种追求可以说较好地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种格局延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只是到1957年第6期。在这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最终也对《诗刊》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号召人们继续贯彻落实“双百”方针。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在1957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个“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参与“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可以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积极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对某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这段时期的做法被称为“大鸣大放”.应该说，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好的，其目的是发扬民主，收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工作。据有关资料显示，“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3]但是，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人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和尖锐，甚至有人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等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再加上苏联在此前出现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些都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产生了可能被“复辟”的疑虑。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3]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政治局委员中传阅，文章说：“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同时，“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3]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社论也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4].在那之后，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在国内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反右派”斗争的方向。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4]“反右派”斗争由此进一步升级。从党和国家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角度看，“反右派”的初衷是有道理的，但“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后，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没有标准地扩大了斗争范围，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已经有了过去的历次文艺运动、斗争的经验，文艺界对于斗争、运动的敏感性似乎强于其他一些领域，因而造成的影响和恶果也是最为严重的。在毛泽东起草关于“反右派”的党内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反右派”社论的两天之前，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就召开了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展开了批判。中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肯定是需要筹备时间的，也就是说，这次批判性的会议实际上早就在准备了，这不一定是因为中国作协在政治上具有特别敏锐的触觉，更大的可能是提前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文艺团体、文化艺术部门、新闻出版单位、学校、机关等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涉及到的人很多，知名的如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陈学昭、陈涌、萧乾、钟惦��、吴祖光、秦兆阳、刘宾雁、王蒙、刘绍棠、陈沂、徐光耀、公刘、黄药眠、穆木天、王若望、姚雪垠、徐懋庸、陆侃如、傅雷、施蛰存、许杰、程千帆、流沙河、石天河等等。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反右派”运动期间，全国共划分各类右派份子552877人[5],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文艺界。一些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着作，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等。当时的批判活动可以说是疾风暴雨式的，各种批判会、斗争会此起彼伏，在三个多月时间里，仅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扩大会就达到二十五次。在9月16日的举行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上，周扬就“反右派”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他的讲话经过整理后于1958年2月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公开发表。
1958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在第2期开辟“再批判”专栏，加了编者按语，对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艾青等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下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论同志的“爱”与“耐”》《在医院中时》《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章再次进行了批判。历时半年多的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也进入了尾声。由此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反右派”斗争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有些做法是非常相近的，“反右派”运动中的有些批判甚至可能和延安时期形成的文艺观念的差异有关。延安开展的大规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时，党也是希望群众为党提意见，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就是提意见的产物，它们其实都有针对性，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但最终却在文艺界形成了所谓的“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后者就是那些提意见多而尖锐的作家。其中一些提意见的人在当时就遭受了打击，最典型的就是王实味，被处以死刑。另外一些作家虽然没有遭到打击，但形成的两种观念却一直存在着，并最终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斗争、“清理”.因此，“反右派”运动中是否存在着将历史上的观念差异甚至个人恩怨引进到斗争中来的情形，现在也还很难断定。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中国人民主意识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对人的伤害、对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伤害也都是极其严重的。很多被划为“右派”的人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受了打击、批判，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
三
《诗刊》对“反右派”斗争的关注是从1957年第7期开始的。从时间上看，似乎比全国的运动慢了半拍。但是，这不能说《诗刊》不关注“反右派”斗争，对“反右派”斗争不敏锐、不积极。我们必须考虑刊物组织稿件、编辑和出版的周期。按照正常的时间规划，《诗刊》1957年第6期是在6月25日出版的，至少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定稿、排版，“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该期刊物的稿子应该早已确定好了，甚至已经在排版付印的过程之中，肯定来不及组织和更换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稿件。
1957年第7期的《诗刊》封面上印有“反右派斗争特辑”的字样，卷首发表了臧克家的《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代卷头语）》，该文不长，全文如下：
耳边响着一片战斗的声音。
这是工人同志们的声音。这是农民同志们的声音。这是火力旺盛的青年同志们的声音。
这声音，从生活的实感里发出来，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真挚热情里发出来，它钢鞭一样向右派分子、野心家们呵斥、抽打，毫不容情，壮丽有如一首激动心腑的诗。
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
诗歌在人耳目中是美丽动听的。她美丽，因为她就是一切美丽事物的化身；她动听，因为她歌颂了美好的，永远和丑恶不相容！
当我们看到，我们用了优美诗情去歌颂的社会主义祖国被污蔑，被吐上腥臭的唾液，被罪恶的语言涂抹得一塌糊涂，诗人们，我们能够容忍吗？
当我们听到，领导六亿人民斗争了三十六年终于使人民得到了幸福的今天的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被攻击，被辱骂，被声言要从领导的位子上拖下来，诗人们，我想，一定会被这种狂妄的言行所激怒的。
我们坐在社会主义的列车上，向着美丽幸福的明天奔驶。我们在劳动，我们在歌唱。野心家们却梦想把这列车，拉到资本主义的老轨道上去。
他们梦想着在中国演出匈牙利事件。
他们梦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在一片灰烬中，出来收拾残局，在千万架骷髅里个人称霸作王。
这是多么荒唐可耻的一场仲夏夜之梦。
诗人们，站起来，站到斗争的前列上来。任何冷淡，客观，不关痛痒，都和诗人的称号不相称。
我们的新诗，是在斗争里成长壮大起来的。
“五四”时代，它向封建社会的黑暗冷酷冲锋；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在反抗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讽刺诗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
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武器参加了战斗的。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到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的吧？
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看到丑恶的嘴脸在阴谋叫嚣，由于爱，也由于憎，你能不一跃而起？
闻鼙鼓而思猛将。听到斗争的声音我想起了诗人同志们。
政治讽刺诗多起来了。这样的诗，像战斗的鼓点，令人振奋。
斗争在猛烈的进行，鼓点敲得再响些吧。
斗争在猛烈的进行，讽刺诗来得更多些，更有力些吧！
这个“代卷头语”充满战斗的激情，将诗歌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把诗歌看成武器，号召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鼓动性，体现出《诗刊》（以及它所代表的诗人队伍）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和信心。这篇文章不一定是专门为《诗刊》撰写的，它首先发表在1957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可以说是代表诗人队伍就“反右派”斗争表态，在《诗刊》发表时属于转载或者重复发表，因此标为“代卷头语”是有道理的。这也正好说明文章的观点在当时的诗人之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是在官方和《诗刊》的编者看来，这样的表态和追求正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所需要的。后来有人因为这个“代卷头语”而对臧克家在“反右”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事实上，在政治上比较“幼稚”的臧克家只是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郑苏伊回忆说：“1957年7月‘卷首语’《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确实是父亲写的，但说他吹响了文艺界‘反右’的号角，不客观，因为父亲只是业务主编，不是政治主编，他当时也没有能力发起这样的运动，他只能听从上级命令！”而且，“从《诗刊》第7期开始父亲管得少了，患了肺结核！后来徐迟和丁力管！再以后有党员就基本撒手了，有时出版前看看！有日本学者把我父亲写成绝对的权威，好像诗歌界的一切运动都是他发起的，其实他只是业务上把把关，政治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自己差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后一直受压制！日本学者不了解中国情况，太随意！”[6]
该期《诗刊》实际上就是这个“代卷头语”所提出的主张的具体体现，发表了袁水拍诗、华君武插图的《糖衣炮弹之战》、田间的《街头诗》、郭小川的《星期天纪事》、沙鸥《大鳖鱼自己浮上水面（六首）》、邹荻帆的《右派一、二、三》、徐迟的《纵火者》、洪迪的《乌云的迷梦》、刘铨胜的《给游灵·向日葵》等8首（组）作品。从此，《诗刊》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作过这样的总结：“时间进入到1957年下半年，《诗刊》的面貌陡然发生变化，随着第8期’反右派斗争的特辑‘,以及’愿意提供它的篇幅给这伟大的政治斗争‘宣言的出现，《诗刊》擂响了反右派的战鼓，吹起了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判的号角。而从反右派特辑的实际情况来看，执笔者8人中，袁水拍、田间、沙鸥、徐迟，加上写卷首语的臧克家五人全是《诗刊》编委。”[7]①由此可以看出，《诗刊》对“反右派”斗争的追随是全局性的，而《诗刊》在当时所代表的就是诗歌界，是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这一期发表的“反右派”诗歌都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潮流的，要么宣传官方的主张，要么针对具体的“右派分子”进行批判，要么表达对“反右派”斗争的支持。在艺术表达上，这些作品很难说有什么诗意，基本上都是政治化、口号式的表达，语言直白、空洞。在艺术评价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永远是作品本身，下面试举几例。
田间的《街头诗》中的一首：
长着白格生生的手，
讲着英美的词句，
自己号称是文明人，
其实是条大鲨鱼，
凶狠狠地拿着一根木棍，
说是叫大家向右走。
不幸啊棍子刚一举起，
就已经被人民敲断。
郭小川的《星期天纪事》：
你总该知道：
有一批暴徒
正是向着我们的后一代
作恶行凶。
他们要打劫的
何止孩子手上的冰棍儿，
而且是她们嘴边的
稀饭烂饭
和美好的社会主义前程！
葛佩琦
咬牙切齿
要杀死她们的父兄，
章罗联盟
埋下定时炸弹，
要毁灭她们的温暖的家庭。
沙鸥的《在热锅里》：
他用“思想联盟”
遮住射击共产党的枪尖
以为自己是一条
全身抹了胰子的黄鳝
滑过来，游过去
又计算错了
不是在有窟窿的网里
而是在我们的锅里。
徐迟的《纵火者》：
解放以前，你本是个官僚，
解放以后，你官儿又不小，
盟里一“长”,机关里一“长”,
我们还恭请你当我们的代表。
谁知你是一条披羊皮的狼，
想不到你是一个纵火者。
你的舌尖上喷出火花，
要火烧共和国的大厦。
这些所谓的诗所具有的价值主要不是艺术的价值，更多的是历史的价值，记录了诗人们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所无法躲避的精神煎熬，所无法避免的对真正的艺术的放逐。这些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总体上都被称为优秀诗人，他们在艺术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为新诗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无法逃离险涛恶浪的冲击，被迫写出一些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来。由此可见，人生是复杂的，艺术是复杂的，在政治斗争中成长的人生和艺术更是复杂的，在没有深度了解这些诗人生存语境的时候，仅仅凭借文本，我们很难对他们做出对与错、是与否的判断。这些作品背后的精神、故事也许要比文本本身复杂得多。
1958年第8期的《诗刊》没有“卷前语”,在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栏目中刊发的作品主要有袁水拍《一场恶战》、顾随的《反右词二首》、柯仲平的《反右派的歌》、林庚的《在历史的航程中前进》、阮章竞的《招魂》、方殷的《我们就是火焰》、赵曙光的《一束战斗的歌》、公刘的《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李瑛的《街头招贴》、韩忆萍的《我们�I卫社会主义》、刘诤的《破船板上的耗子》，在评论文章中还发表了沙鸥的《“草木篇”批判》、邹荻帆的《李白凤的公开信》、屠岸的《莎士比亚的照妖镜》等文章，可以看出，整个《诗刊》社的主要成员都积极参与到“反右派”的斗争之中，而对流沙河《草木篇》的批判，可以看成是起于四川的批判斗争向全国的扩展，也显示了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继第7期之后，袁水拍、沙鸥继续上阵，只不过沙鸥这次发表的是评论文章，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诗刊》的编者对“反右派”运动是非常积极的。
四
“反右派”斗争从《诗刊》的外围很快波及到《诗刊》编委和编辑部内部的工作人员。在不长的时间里，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诗刊》并没有摆脱斗争带来的严重冲击。《诗刊》1957年第11期“编后记”说“本刊新的编辑委员会业已成立”,在新的编委名单中，严辰由副主编降为普通编委，艾青和吕剑作为右派分子受到了革职处分，袁水拍亦从编委名单上消失了，新增加的编委为卞之琳、阮章竞、郭小川三人。“卞之琳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阮章竞既是诗人，也是解放后曾任过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党员职业干部，而郭小川可以说是党龄相当长的老干部，入编辑部时任全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这一年里，从各个方面进行突围的诗人们绝大多数成了右派，作品一般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政治的力量有力地摧毁了诗人重建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梦想。”[7]从名单的调整可以看出，诗刊社的编委组成，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诗人也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受了打击，在1957年第7期的《诗刊》发表头条诗歌作品、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袁水拍被取消了编委资格就是一个例子。对于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其实，早在1957年第9期开始的《诗刊》上，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诗刊》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诗刊》对艾青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既发表他的诗、诗论，也发表了评价其作品的文章，1957年第1期的“编后记”对艾青等人的诗给予了好评，第4期发表了沙鸥的《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对艾青的创作给予了肯定，文章一开篇就对朗诵艾青诗的情形进行了富有诗意的描述：“那是在一个人数不多的朗诵会上。一间宽敞的屋子，灯光照着壁上普式庚和海涅的画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站起来，开始朗诵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声音充满激情，把一幅巨大的油面展开在人们面前：辽阔浩淼的大海，海岬上用岩石砌成的聂鲁达的家，新鲜的有趣的摆设……”[8]文章讨论的是艾青到南美做客之后创作的一组国际题材的作品，将艾青的诗提升到反殖民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今天的眼光和艾青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来看，这样的评介是比较准确的。但是，1957年第9期的《诗刊》却转变方向，发表了两篇针对诗人艾青的批判文章，即徐迟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田间的《艾青，回过头来吧！》，对艾青的艺术方向和创作进行了批判；1957年第10期的《诗刊》发表了沙鸥的《艾青近作批判》；1957年12期发表了晓雪的《艾青的昨天和今天》；1958年第2期发表了桑明野的《批判艾青“诗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他一些重要的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多篇批判艾青的文章，比如《人民日报》1957年9月6日发表了白桦的《有这样的诗人》，《文艺月报》1957年第10期发表了姚森的《“大诗人”》，《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发表了臧克家的《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什么》，《文艺报》1957年第23期发表了李季、阮章竞的《诗人乎？蛀虫乎？---评艾青》等等。这一系列文章其实是“反右派”斗争在具体诗人身上的体现，虽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足可以见出当时情况之严峻，诗人面临的处境之艰难。后来，有学者对当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梳理：“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朋友，以时代的非常情形计，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说的话也言不由衷，倒也不是不能体谅。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不惜抛却读书人的儒雅、检点，满口恶言秽语，这就不得不令他大为震骇了。更叫艾青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停地写检查，而且似乎永远都通不过。据高瑛回忆，当时已是初秋，北京早有凉意了，然而，经常见艾青大汗淋漓地坐在桌旁，伏案写所谓’交代‘.有时，着实无话可写，他又不愿违背良心说假话，写检查骂自己，只有在桌前枯坐。久久无话，待见窗外夜深，才长叹一声，也不洗漱，裹衣而睡，情状十分凄惨。这年秋，出访捷克回国途经北京的阳太阳，到丰收胡同二十一号探访这位老友，对他形容的枯槁、无言的沉默惊讶万分。”[9]②可以看出，当时的批判对艾青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作为当时《诗刊》的副主编，徐迟的文章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艾青的为人谈到他的诗，认为“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讲他是靠国际影响吃饭的。他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的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艾青是非常骄傲的。别人的作品从来都不在他眼里（可以参看他的’诗论‘）。他对同时代的诗人都诽谤过，讽刺过，甚至对同时代的外国大诗人也在口头上散播过许多刻薄话。其实别人的诗他很少看。这两年几乎根本不看。他对整个文艺界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别人的一切在他看来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好的。艾青生活在可怕的自我陶醉之中，自高自大到了可笑的程度。和这骄傲同时，他对青年非常冷淡。”而艾青当时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几乎大多数是不能满意的。有几首则简直令人愤慨”,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暴露了他的不满情绪的。一类是偷运资产阶级的颓废派、现代派诗风的。”针对这种“发现”,他说：“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前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研究与批评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10]“反右派”斗争所波及的诗人很多，但是在《诗刊》的有关活动和文章中，艾青受到的批判是最突出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内，《诗刊》发表的关于艾青的评论文章前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出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甚至同一作者的观点也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相反的观点。沙鸥在1957年第4期的《诗刊》、1957年年7月号的《文艺月报》发表过赞美艾青的文章，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他又在《诗刊》1957年第10期发表了批判艾青的文章，而且文字非常尖刻，和以前的文章判若两人，程光炜后来曾刻画过艾青读到这篇文章的心情：“读到沙鸥发于《诗刊》第十期的《艾青近作批判》。他记得，仅仅就在今年《诗刊》第四期上，沙鸥曾撰文对自己的诗大加颂扬，未想他见风使舵竟如此之快。更未曾料到，沙鸥的措辞会如此恶俗，如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足见人格之阴暗。”[9]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文坛、诗坛上不是个别的。古远清后来也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批评，他把“文革”前的当代诗歌批评分为八种类型，其中第五种是以沙鸥命名的“沙鸥型”:“这种诗评家屈服于政治压力，在政治风浪来临之前他们能如实地写出自己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喜爱，可政治风云突变后，马上掉转枪口对准自己原先赞扬过的对象。如沙鸥在1957年上半年发表文章，称赞艾青诗作《璀璨如粒粒珍珠》（《文艺月报》1957年年7月号）。可不到三个月，便写出截然相反的《艾青近作批判》（《诗刊》1957年10月）。这种急转弯，对作者来说，固然有身不由己的苦衷，但也与其缺乏自主意识的’风派‘作风有极大的关系。”[11]由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对诗人、诗歌、诗歌刊物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不过，直到今天，对于这种变化的复杂性，诗歌界、学术界还只是看到了一些具体的现象，还没有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1957年第9期的《诗刊》还刊发了署名“编者”的《反右派斗争在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对诗刊编辑部“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进行总结。文章揭露了吕剑、唐祈、艾青等的右派罪行，并进行了批判。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除了对个别诗人的批判文章外，《诗刊》再没有集中刊发“反右派”斗争的作品，第10期的主题是“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同时关注祖国和国庆方面的题材，个别和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的作品也是安排在其他作品中同时发表的，比如阮章竞的《时代需要多少歌手》、邹荻帆的《中国，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等。之后，《诗刊》逐渐转向了对“大跃进”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反右派”斗争对很多诗人和《诗刊》的冲击及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因为他们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迫下放劳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得不到改正，这不但影响了这些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其他一些没有遭受打击的诗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多数“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进一步批判和斗争，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是长期的。
[注释]
①根据《诗刊》的有关资料和文本，1957年第7期才是“反右派”斗争专辑，发表了8人的诗和臧克家的“代卷头语”,而第8期发表的“反右派”作品不是8人，而是11人，而且没有“卷前语”,因此引文中的“第8期”应该是“第7期”之误。
②程光炜：《艾青在1956年前后》，《天涯》1998年第2期，第142-148页。文章发表时，编者对有关人物的名字进行了处理，除了姓氏外，均以X代替。此处引文前的有关信息恢复了文章提到的人物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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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N].人民日报，195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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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连敏，王旭。《诗刊》（1957-1964）“编后记”的社会学解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0-104.
[8]沙鸥。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J].诗刊，1957（4）：78-91.
[9]程光炜。艾青在1956年前后[J].天涯，1998（2）：142-148.
[10]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J].诗刊，1957（9）：20-27.
[11]古远清。中国大陆40年诗歌理论批评景观[J].诗探索，1995（4）：16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