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本中�F铸洛、蜀两派而兼收并蓄，专心于为己之学，师法颜子，从事于“静里功夫”.与此相应，他提出“忍穷有味知诗进”这一重要的诗学命题，用诗歌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箪瓢陋巷的生活体验和“静中真趣”,将学道有得的仁者气象用审美的方式加以表现。这些都为曾几、杨万里等人继承并发扬，对宋诗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吕本中；理学；诗歌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因其历官中书舍人，而中书舍人在唐开元时曾改称紫微舍人，所以又称吕紫微。后世一般都将他看作诗人，但是全祖望指出：“顾世以其喜言诗也，而遂欲以《江西图》派掩之，不知先生所造甚高”;[1]卷三十六，1241“中兴而后，学道诸公多率于诗，吕居仁、曾吉甫、刘彦冲其卓然者。”[1]卷五十九，1945认为他首先是造诣甚高的理学①家，其次才是诗人。对此，笔者不禁生疑：第一，吕本中的理学人生在其诗歌世界留下了怎样的映像？第二，他的理学修养对于其诗歌创作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在两宋之际的诗坛，吕本中因其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而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研究者往往着眼于《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及他的“活法”理论，而对于以上问题，限于本人所见，却未有文章加以讨论。在阅读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吕本中的诗歌置于政局与学术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尝试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解释。
一、“师颜子”与“静工夫”
林之奇是吕本中的门人，他去世后，吕祖谦作《祭林宗丞文》，其中有云：
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u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佑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姝，以践履为实，而刊繁茂之枝叶。致严乎辞受出处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发不差。[2]卷五八九九，册262,128-129
此文中“伯祖西垣公”指吕本中，因其曾任中书舍人，而中书省又称“西垣”故也。吕祖谦认为，吕本中能以“广大为心”,破除门派成见，所以能出入蜀、洛而无此疆彼界之限；而称许他“以践履为实”,则凸显了吕本中道学家的本色。
北宋的新旧党争发展到后期变成了毫无理性的意气之争。徽宗初元，虽有短暂的建中靖国之政，但不久新党就对旧党实行了更加严厉的禁锢政策，定“元佑党籍”,立“元佑奸党碑”,颁之天下。不仅如此，甚至株连无辜，崇宁二年三月乙酉，诏：“应元佑及元符之末党人亲子弟，不论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3]卷二十一，737十二月己未，诏：“元佑系籍人子并亲兄弟，若因功赏，各该酬奖改官，循移知令，只于阶下官上循移，仍不得实任知令差遣。”[3]卷二十二，781对于元佑学术，执政的新党也加以禁绝。崇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朝廷下诏书：“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4]面对严酷的党禁，坚持元佑党人的立场，“致严乎辞受出处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发不差”,这是遭受迫害的理学家们最切身的践履。吕本中自言：“乃知风雨昼窈冥，我亦不废晨鸡鸣。”[5]《诗经·郑风·鸡鸣》有句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汉儒解曰：“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吕氏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元佑党家”立场。不仅如此，他还勉励友人：“未用反身藏白黑，更须着眼辨青红”（《得李去言诗次韵答之》），“君能但拙直，亦莫忘黑白”（《赠孙广伯》）。但是，要于立身方面做到“明白无玷”“毫发不差”,在当时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一饭或未饱，逢人足嫌怨。穷于投林猿，窘若巢幕燕”（《新霜行》）。这是吕本中在困境中发出的深沉悲叹。尽管如此，他却“宁为首阳饿，不作嬖奚获”（《奉送子之还京师》），“非无车马心，未忍求捷径”（《大雪不出寄阳翟宁陵》），惟义是从，固穷守节。
吕本中尝言：“立节非一朝一夕所能为，盖在平日之所养也。”[6]他“平日学问，以穷理尽性为本”[1]卷三十六，1242,其修养目标在《精卫诗》中说得很明白：“我昔读书，惟圣之求。竭力从之，以春及秋。”读书意在求为圣人，其修养方式就是躬行圣人所言，这就是宋人常说的“内圣之道”“为己之学”.程颐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7]318-319内圣和外王本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两翼，但是“外王”需要君主的支持才能实现，而徽宗施行的党锢政策，令很多士大夫失去了“得君行道”的可能。因此，聚焦于“求于内”的“为己之学”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尤其是旧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吕本中自言“为己工夫今粗晓”（《将去福州》），他的“为己功夫”首先表现在他“平生师颜子”（《以一缣寄范四弟》）。二程早年就在周敦颐的指导下思考“孔颜乐处”,程颐着有《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颢亦告诫后学：“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7]19吕本中在其《紫微杂说》中，对二程以先生称之，而于苏、黄则称之以字，其学术祈向不言而喻。吕本中用诗歌描述了颜子之乐：“颜子在陋巷，肯忧家屡空。朝从圣师游，暮归无近功。忽然若有合，此乐固无穷”（《王傅岩起乐斋》）。颜子志于道而不忧贫，超越物欲的羁绊，他的乐是与道合一之后的精神的和乐。吕本中自言：“不入乐天欢会，不随渊明酒徒。看取箪瓢陋巷，十分昼夜工夫”（《即事六言七首》其三）。他不愿像白居易和陶渊明那样以诗酒作为生命的慰藉，而是要像颜子那样尽“为己功夫”,成就圣贤事业。因此，“箪瓢陋巷”就不再是亟欲逃避的困境，反而成了治心养性的乐土。程颐说：“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7]430吕本中所处的患难贫贱，在其诗中有所表现：“糠豆犹悭不到盘，小儿寒至尚衣单”（《韩城纪事五首》其二），“贷米供晨炊，尚欠数束薪”（《病中》）。但他丝毫没有戚戚之感，相反却是“闭户忍穷心自乐，箪食瓢饮殊不恶”（《送晁公庆西归》），甚至还勉励朋友“箪瓢陋巷君不厌，读书万卷能忘饥。上参羲皇下秦汉，采取英华几脱腕。是非荣辱姑置之，忽若乘船到彼岸”（《周仲固尚论斋》），在极其俭朴的生活中，安心读圣贤之书，含英咀华，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超凡入圣。
吕本中“为己之学”的第二个表现是“静里工夫”.程颢指点后学，教其静坐，程颐亦“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7]432.吕本中写了好些以《夜坐》《夜坐有怀》《夜坐有感》为题的诗歌，诗中“坚坐”“清坐”“闲坐”“默坐”等词语更是俯拾皆是。在《岁晚作》中，他写道：“南山雪云千丈高，北山晚田无寸毫。富儿巨家饱欲死，笑我陋巷长蓬蒿。道人坐稳忘作劳，百念解纵如垂�病�”在陋巷中息心凝神以体道明理，这和其他理学家别无二致。但是他并不仅仅只是通过静坐体会“喜怒哀乐未发”的气象以悟道明理。吕本中毕竟是诗人，他常常“�然一蒲团，坚坐觅诗对”（《雨后月夜怀沈宗师承务》）。而且，他在静坐中所体悟的道理也包括作诗为文之理。在《别后寄舍弟三十韵》这首诗中，他写道：“重回召伯埭，虚住广陵城。破屋仍坚坐，残莺只强鸣。”“仍”字表明“坚坐”已是他的生活常态。接下来的诗句为很多学者所关注：“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孔剑犹霄炼，隋珠有夜明。英华仰前辈，廓落到诸卿。敢计千金重，尝叨一字荣。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物固藏妙理，世谁能独亨。”可以断言，他所体悟出的“妙理”,就是静坐时获得的。“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活法妙理”需要时时留意、处处用心，然后不期而遇，豁然达道。吕本中又具体论之曰：“天下万物一理，苟致力于一事，必得之理，无不通也。张长史见公主担夫争道，及公孙氏舞剑，遂悟草书法，盖心存于此，遇事则得之，以此知天下之理本一也。”[8]10最后得出的“天下之理本一”这个结论，大概也是他能不为二程“作文害道”之论所囿，融通苏、程两派，最终承担中原文献南传重任的理论基础。
二、“忍穷有味”与仁者气象
由于深感箪瓢陋巷有助于进德修业，吕本中甚至断言：“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闻大伦与三曾二范聚学并寄夏三十一四首》其三）。这种自信当然也指向诗歌。箪瓢陋巷的生活有助于提升诗艺，这是吕本中的独到发现。他宣称“忍穷有味知诗进”（《试院中呈工曹惠子泽教授张彦实》），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乃知工语言，要是饱糠核”（《奉送子之还京师》）。“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创作规律，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9]
欧阳修描述的“穷”是仕途的困穷，士大夫怀瑾握瑜却不能施之于世，这时他们的心灵世界表现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与之相比，吕本中所面对的“穷”在程度上更加强烈，但他却没有“忧思感愤”,没有怨刺，而是融怡乐易。诗人而能“忍穷有味”,不仅表明学道有得，而且也揭示了他将穷约生活转化为审美对象的创作路径。吕本中的“味”是理学与文学融合汇通而相辅相成的产物，理学修养使其文学创作别开生面。
吕本中在诗中几次写到“居闲得真趣”“静中有真趣”,这种“真趣”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忍穷有味”之“味”.比如下面这首诗：
千花老无踪，众草来可喜。欣然得幽寻，我亦病良已。飞飞两蝴蝶，不悟尘士里。禽声甚可人，亦似相汝尔。人生贵惬志，不必须甚美。三年白沙诗，已费千幅纸。问君何所乐，赤手费磨洗。短屏看远山，心作千万里。此岂画者功，实自一念起。君当如是观，在此不在彼。（《小园即事》）
目睹春光老去，吕本中并未像一般诗人那样感伤怅惘。生机勃勃的青草同样令其满心喜悦，再加上翩翩蝶舞，关关鸟语，让他觉得缠绵已久的疾痛都无影无踪了。“短屏看远山，心作千万里。此岂画者功，实自一念起”,表明了他治心养性的工夫。它是吕本中简朴生活的记录，但读来并无枯寂之感，相反却能感受到诗人心胸的圆融与精神的丰足。再比如下面这两首诗：
淡日轻烟村径斜，长风卷浪欲浮花。夜深隔岸渔舟过，萤火惊飞乱点沙。（《野岸》）
云海冥冥日向西，春风着意力犹微。无端一棹归舟急，惊起鸳鸯相背飞。（《绝句》
它们表现的是观物之趣。淡日轻烟，春风无力。两首诗先给读者呈现安详清幽的诗境，接着一叶小舟突然进入画面，惊飞萤火和鸳鸯。这一稍纵即逝的景物变化，非静心凝神不能写出。
程颢认为：“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7]16;“天人无间断。”[7]119吕本中亦云：“仁，人心也，知物己本同，故无私心。”[8]4吕本中不少诗作也表现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仁者气象。如下面写花的诗篇：
小径纵横出紫苔，绿阴高下缀黄梅。榴花却是多情思，留宿�`风未肯开。（《游北李园》
稚子寻花莫漫狂，已知衰疾负重阳。新霜有意留青蕊，更放残枝十月黄。（《对菊》）
没有穷形尽相地体物入微，也没有离形得似地遗貌取神，诗人妙笔一挥，这些花儿都成了精灵。榴花未开是因为多情，菊花是因为诗人错过重阳而特意延迟到十月才盛开。这真是“天人无间断”的诗意表现，生动形象、耐人寻味。正如钱钟书所言“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10].在他的笔下，自然不是描摹刻画的对象，也不是寄兴抒情的载体，而是充满理趣和情趣，与诗人意合心通的对应物。这种诗歌和前面所举的《野岸》《绝句》等，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吕本中慨然言曰：“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在他这里，道和文曾经的紧张和矛盾消失了，心性修养恰是“诗语活”的必要前提。这些特点后来都被杨万里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诚斋体”的典型特征。
在两宋之际，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不再像先前那样紧张，呈现出相互融合影响的景象，吕本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专心于为己之学，师法颜子，从事于“静里功夫”.与此相应，他提出“忍穷有味知诗进”这一重要的诗学命题，用诗歌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箪瓢陋巷的生活体验和“静中真趣”,将学道有得的仁者气象用审美的方式加以表现。全祖望在胪列宋代“以学人而入诗派”的人物时，吕本中赫然居首，①名列其后的曾几、尤袤、杨万里等人都与他有或深或浅的渊源。理学因为吕本中等人的推动而具有了诗性的新质，文苑也因为他们对理学生活的记录和理学意境的营造，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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