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中的存在主义意蕴

发布时间:2014-12-15 14:57:35
  摘要: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关注个体在社会总体机制下和历史大潮中的存在状态,透视出个体面对群体、大众、制度和潮流所遭受的淹没感和虚无感,以及个体在极限境遇中做出的选择和找回本真自我的努力。从这个视角来看,小说解读了人生的存在意蕴。本文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阐释了小说人物表现出的有关选择、道德、主体自由精神等方面的存在主义意蕴。
  
  关键词:《英国病人》;存在;选择;自由;道德
  
  引言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是享誉世界的国际性作家。他曾荣获众多奖项,包括加拿大文学的最高奖项---加拿大总督奖、英国布克奖、澳大利亚文学奖和多伦多图书奖等。早年翁达杰擅长诗歌写作,他的两首诗歌《我们在墓地》和《信及其它的世界》被选入1975年修订版的《诺顿诗选》。翁达杰后期专注于小说创作。他共着有五部小说,其中的三部《英国病人》(1992)、《菩萨凝视的岛屿》(2000)和《遥望》(2007)均荣获加拿大文学的最高奖项---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小说《英国病人》于1992年获英国布莱克奖,同年获加拿大总督奖和崔灵奖。后经改编于1996年搬上银幕,于1997年荣获了第69届九项奥斯卡奖。《英国病人》关注个体在社会总体机制下和历史大潮中的存在状态,透视出个体面对群体、大众、制度和潮流所遭受的淹没感和虚无感,以及个体在极限境遇中做出的选择和找回本真自我的努力。从这个视角来看,小说解读了人生的存在意蕴。国内学者对《英国病人》多从后殖民主义角度,采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他者”的概念解读,关注小说中的文化身份、空间意义和政治意义。本文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阐释了小说人物表现出的有关选择、道德、主体自由精神等方面的存在主义意蕴。
  
  一、存在主义理论
  
  存在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思潮,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萨特、加缪、波伏娃的努力下,存在主义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存在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二十世纪中期,西方世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出现了信仰危机,启蒙运动所宣传的自由、民主、理性和博爱的精神被现实击得粉碎。存在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萨特、加缪、波伏娃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首先揭示了世界的虚无和荒谬,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冷漠和争斗,表达了人类的悲观和绝望。在萨特的作品《禁闭》中,作者用象征和隐喻,以三个鬼魂作为故事人物,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冲突,突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个主题。在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之中,表现了二十世纪中期充斥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人们对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变成了社会以及自我的“局外人”.
  
  但是,存在主义没有停留在悲观绝望上面,它提出个体是自由的,应该勇于选择、勇于承担,积极行动,主动设计未来。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的未来由他自己的行动所决定。所以,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提出了他的着名论断“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人的本性、品质和性格不是注定的,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生活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人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不必按照既定的参照标准去要求自己,而是应该独立思考,用坚强的意志力去规划未来、塑造自己。萨特强调的是人要拥有自我,自我感即存在感。萨特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身体力行地宣扬存在主义精神,在各政党之间保持审慎独立的态度,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反对各种极权主义。波伏娃是萨特的终身伴侣。作为女性存在主义哲学家,她运用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存在先于本质”研究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的存在境遇,写出了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的论断,倡导女性应该争取独立和自由。在加缪的另一部五幕剧《正义的暗杀者》中,体现了他对存在主义的另外一种诠释:反对集体革命。加缪虽然反对萨特倡导的以暴力对抗暴力去获得自由的主张,但他的“西西弗式的英雄”充满了主体自由精神,意识到荒诞,但蔑视荒诞,这是反抗命运的另一种方式。存在主义之后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都有存在主义的影子。后殖民主义关于争取自由、摆脱奴役、抵制西方后殖民文化思想的灌输这些思想内容也是存在主义倡导的。霍米·巴巴深受萨特的影响,他的文化研究批评理论中对于大众媒体的批判也见之于存在主义。
  
  二、情感、道德、选择
  
  《英国病人》透视了在战争这样的极限境遇、群体性活动中和社会总体机制下个体的选择。故事发生在1945年4月左右佛罗伦萨北部的一所废弃别墅里。故事的人物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四个人:加拿大护士加纳、加拿大间谍卡拉瓦焦、印度拆弹兵基普和以“英国病人”命名的匈牙利伯爵奥尔马希。由奥尔马希的回忆引出的人物还有凯瑟琳和她的英国丈夫。随着奥尔马希的回忆,叙事地点切换到了埃及沙漠。全文贯穿着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穿插,共同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呈现出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第一条线索是“英国病人”的回忆。他的回忆之中出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形象,即奥尔马希、凯瑟琳和她的丈夫杰弗里·克利夫顿。在回忆中英国病人的身份是匈牙利伯爵奥尔马希,是为英帝国服务的一名盟军成员。第二条线索是哈纳、基普和卡拉瓦焦各自的战争经历和爱情。第二条线索在第一条线索的影响和指引下延伸。别墅中的其他三个人物受到英国病人的故事的感染和影响,折射出战争对人造成的创伤。
  
  在《英国病人》中,被人称作“英国病人”的奥尔马希的真实身份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伯爵。他的任务是进驻埃及沙漠绘制地图,给英国人提供情报。他的一举一动皆处于英国情报部门的监控之下,包括他与凯瑟琳的感情发展。奥尔马希为了救凯瑟琳,将极具情报价值的地图交给了德军,背叛了英国和他为之工作的组织。面对濒临死亡的情人,奥尔马希有两种选择,一是忠于自己为之服务的组织、忠于英国,二是忠于自我、忠于爱情。他在求助英国人未果的情况下,选择了忠于自我,忠于对凯瑟琳的爱情。奥尔马希在选择的时候,面临着道德的审判。“道德”是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概念。存在主义的道德观认为,任何极权制度,都是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的侵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束缚人的自由,包括道德。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当事人所处的具体境遇和情况去判断他是否道德。违反道德标准的人不一定都是恶人。因此,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分析,任何人无权说奥尔马希违背了道德。既然奥尔马希为之服务的英国拒绝帮助他,他只能求助于自己。奥尔马希这个人物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同情,他对凯瑟琳的理解、爱情、救援是美好的,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另外,奥尔马希成为“英国病人”之后,躺在病榻上,对哈纳、卡拉瓦焦和基普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对这三个人起到了引导和“净化”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讲过,悲剧具有净化人心灵的作用。奥尔马希悲剧的净化作用在于,别墅中的三个人物,特别是哈纳,在战争这样的极限境遇中,努力去寻找被淹没的自我。作品充分体现了文学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尊严、心灵、命运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奥尔马希的情人凯瑟琳也不能简单地被判定为不道德或背叛婚姻的女人。事实上,比起凯瑟琳的新婚丈夫杰弗里·克利夫顿,奥尔马希与凯瑟琳的灵魂更为接近。奥尔马希观察到,“在开罗过了那一个月后,她变得沉默了,不停地看书,总是一个人独处,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她正在认识自己,这让人看了心痛,但是杰弗里·克利夫顿没有察觉到她的自我教育。”[1]杰弗里·克利夫顿对凯瑟琳的外表,对她“优美的手臂,极细的脚裸”[2]赞赏不已。对于妻子的内心世界,杰弗里·克利夫顿知之甚少,凯瑟琳已经被丈夫“物化”.这如同一个人炫耀他收藏的艺术品时的虚荣心理。因此,杰弗里·克利夫顿对妻子不是爱,而是占有,缺乏尊重,更谈不上理解和交流,他只是将妻子当做一件价值不菲的物品加以炫耀,供人赏玩。存在主义哲学反对异化,认为把人异化或物化,当成工具,是不道德的事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论述了女性如何被男权社会异化和物化,倡导女性要自由选择。萨特也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讲到,道德是建立在“禁止人们利用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东西或者工具的原则之上”[3]杰弗里·克利夫顿是英国贵族,作为丈夫,他将妻子当作物品,违反了存在主义的道德原则;作为英国的统治阶级的缩影,他将其它民族的人民作为工具去参加战争,同样违反了存在主义的道德原则。原本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利用东方国家的人民为他们而战,战争变成了政客们争夺权力的借口。
  
  三、荒诞、自我、选择
  
  “英国病人”在完成了回忆的使命之后死去。“英国病人”变成了一个象征和启迪,“英国病人”在病中所住的别墅是一个隐喻,是众人重生的场所。照料他的加拿大护士哈纳从中获得了一场洗礼,一种感悟,对她未来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战争面前,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参战的人必须听从命令、服从群体。在战争中,只见集体,不见个体,众多参战的小人物汇成一个大写的人字。哈纳是一个勤于思考、勇于选择的加拿大女护士,她的父亲几年前在二战中牺牲,她也时常目睹战友在战斗中牺牲,感到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无常和世界的荒诞。哈纳在遇到“英国病人”之前,虽然表面上尽忠职守,但内心深处抵触战争、质疑战争的高尚目的及神圣性,所以她不顾上级的反对,执意留在别墅照顾“英国病人”.虽然奥尔马希是她的病人,但在精神上奥尔马希是她的导师。她通过与奥尔马希聊天、交流、了解他的过去,从而获得一种宝贵的启示,怎样在这个足以吞噬个体的战争面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她孤独地与所有事物抗争,她以一个旅行者的疲惫嗓音,唱着一曲新的自白。这首歌里不再有肯定。歌者只能用声音来与权势的大山抗争。”[4]哈纳奋力抗争的是两种强大的力量,一是英国,而加拿大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是陷入荒诞的世界,战争是这种荒诞的极端表现。面对这种荒诞,人很难获得存在感,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使自己变成“虚无”.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层含义:世界是荒诞的,人是绝望的。但是,存在主义不是悲观的哲学,而是乐观的哲学,不是观望哲学,而是行动哲学。存在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面对荒诞,人要抗争,要自由选择。哈纳充分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乐观精神。哈纳执意留在别墅照顾“英国病人”就是在做出自己的选择,要寻找到自我的存在。
  
  在别墅内同样得到救赎的是加拿大间谍卡拉瓦焦。卡拉瓦焦是哈纳父亲的朋友,他原来只是一个小偷,后来政府和军队发现了他的“才能”,命令他做了间谍。后来在一次间谍活动中,卡拉瓦焦的手致残,他也随之被政府抛弃,成为一个废弃的工具。这件事本就是荒诞的,小偷原本是政府抓捕的对象,却成了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且卡拉瓦焦时刻被监视,他只是英国政府用于战争的一件工具。存在主义者认为,人被当做工具就是不道德的。工具随时可以被丢弃、被替换,这种漠视人性的做法是不人道的。萨特在一次着名的演讲中提出了格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内涵就是反对将人当做工具。人与工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有思想、有感情,也应该有权力去选择。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体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失去选择就是悲剧。卡拉瓦焦这只残疾的手也隐喻着他存在感的缺失。失去自我和自由的生活使他身心极度紧张疲惫,即使在哈纳面前也戴着面具。在别墅中,卡拉瓦焦远离了间谍生活,身心得到了放松,体味到人性和人情,恢复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受和体验,找到了存在感。别墅和英国病人使卡拉瓦焦显露出本真的自我。
  
  印度人基普从事的危险的拆弹任务,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之后,基普对西方和欧洲提出质疑和控诉:
  
  “我哥哥曾告诉我,永远不要依靠欧洲。那些做交易的人,那些签合同的人,那些绘制地图的人,永远不要相信欧洲人。他说,永远不要和他们握手。但是我们,噢,我们太容易相信人了……被你们发表的演说,颁发的奖章和举行的典礼所蒙蔽。在过去几年里,我做了什么?排除炸弹,拆除引信,拆掉炸弹的翅膀。为了什么?为了让这样的事情发生?”[5]
  
  以基普为代表的东方受到西方殖民思想的腐蚀和压迫,但还没有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而是保持了一种批判精神,带着审视的眼光一面与非正义的法西斯战斗,一面在思考西方对本民族的殖民渗透。
  
  四、结语
  
  文学的哲学意蕴是指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文学与哲学密不可分。文学以鲜活的形象表达了作家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感受,哲学则抽象概括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没有文学的参与,哲学可以独立存在;没有哲学的介入,文学难以发展”.[6]小说努力地探索某种类似于上帝一样的信仰,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蕴含的“关注你自身”、“对你自己忠实”,对个体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存在状态的不懈探索。虽然存在主义文学这个文学流派已经成为过去,存在主义也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后殖民主义等思潮代替,不再占据人们的注意力。但是文学是“人学”,存在主义的本质在于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1][2][4][5][加]迈克尔·翁达杰。英国病人[M].章欣,庆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97,197,234,246.
  [3][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
  [6]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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