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末汉初之时，天下一统已成大势所趋。分封诸侯王的现象之所以屡屡出现，是因为在它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新型分封思想。六国旧贵族的复国活动首先表明了这一新型分封思想的萌芽。项羽的戏下分封诸王则标志着这一新型分封思想的发展。刘邦前后三次分封诸王，则表明这一新型分封思想的最终完成。那就是先利用分封制的形式实现天下统一，后通过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郡国并行制，进而实现政权的巩固统一。而秦朝速亡的教训、分封制政治惯性造成的普遍社会心理以及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则是促使这一新型分封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新型分封思想的完成及成功实行，不仅帮助刘邦最终统一天下，还使得西汉王朝成功度过第一个瓶颈期，并从此蒸蒸日上。
关键词：秦末汉初；新型分封思想；郡国并行制；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众所周知，分封制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萌芽于夏和商，正式形成于西周，并在此达到鼎盛。可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时，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旧的分封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终于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被郡县制取而代之。可历史的诡异之处即在于此，当秦末汉初之时，分封制仍多次被世人所提及和实践着。对此，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主张这是旧的分封思想回潮的结果①，也有人主张分封只是表象，它只是策略和手段的应用而已，并不能说明封建政体的复辟②。笔者认为，分封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策略和手段的简单运用，也少有旧的分封思想的作用，而是存在着一种新型分封思想。下面就此问题具体展开论述。
一、六国旧贵族复国：新型分封思想的萌芽
秦朝末年，民不聊生，陈胜、吴广率先举起反秦的大旗。随后山东六国的旧贵族们也应时而起，纷纷寻找代理人建立起自己原来的国家。这虽然不是陈胜分封造成的，但无形中却渗透着新型分封思想的影子，反映着分封思想的新变化。下面笔者就简要叙述一下六国旧贵族的复国过程。
张耳、陈馀均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亡魏国后，重赏缉拿二人，二人只好隐姓埋名于民间。陈胜起义后，二人给陈胜出主意，要他广立六国后代以增强抗秦力量，陈胜不听。他们于是在随同武臣北略赵地时，说服武臣自立为赵王，赵国由此复立。后来武臣被杀，二人又立赵国后裔赵歇为王。赵国刚刚建立，便派韩广北略燕地。韩广则在燕人的拥立下做了燕王，燕国也得以复立。田儋是战国时齐王田氏的同族。周市受陈胜之命在平定魏地后略地至狄，田儋见机用计杀狄令，自立为齐王，齐国由此复立，后来他又带兵驱逐了周市军。周市兵败，回到魏地，想立魏国后裔咎为魏王，可魏咎此时在陈胜那里。于是魏人便想劝周市自立为魏王，周市不肯，最终魏咎被送回做了魏王，魏国由此也得以复立。楚地先有秦嘉立楚国后裔景驹为楚王，后来被楚国旧贵族项梁打败。项梁又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嫡孙熊心为楚王，而使楚国得以复立。韩地则有韩国旧贵族张良，他在项梁的帮助下，立韩国后裔韩成为韩王，而使韩国得以复立。
分析上述复国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六国旧贵族确实在秦末之时，为恢复故国做出了许多努力。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政治活动，是为了复辟六国封建体制的，因为他们的分封理念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们的政治意图：与其说是恢复六国后裔的王者地位和分封秩序，不如说是为了复国，进而统一天下。证据有二：其一，六国旧贵族们所立之王不全是六国后裔，如武臣、韩广一类便是，现试举韩广一例加以说明。赵王武臣自立后，便派韩广北略燕地，想控制燕赵之地。可韩广到燕地后，燕故贵人豪杰劝韩广道：“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5]2372韩广以母亲在赵地为由想加以拒绝，疑虑消失后，便自立为燕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国旧贵族立王的真实目的是复国，而不是恢复燕国后裔的王位。此外，即使他们所立的王为六国后裔，更多的也是为反秦和建功立业做服务。如张耳、陈馀是在门客“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5]3128的劝说下，为建功立业方便而立赵国后裔赵歇为王的。又如张良也是在“君（项梁）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抗秦）”[5]2475的理由之下才得到项梁的同意，而得以使韩国复国的。其二，六国旧贵族在复国之后，其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全力抗秦和保存同盟者，而是想方设法壮大自己并削弱他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流行的国家生存法则，其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他国、统一天下，并不存在支持分封制的反秦力量和支持郡县制的秦朝力量。如武臣自立为赵王后，陈胜要他发兵西入关中，张耳、陈馀就劝武臣道：“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5]3126这就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新赵和张楚政权势不两立的关系，俨然两个敌对的国家。
总之，六国旧贵族政治活动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复国，并进而兼并天下，而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为恢复六国封建体制。他们立六国后裔为王和立他人为王，用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复国以争天下。这就说明他们的分封思想已经不是过去的了，而是添加了许多时代新内容，尤其是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是新型分封思想。只是他们没有得到发展、完善它的机会。
二、项羽对新型分封思想的发展
秦末汉初，真正的分封活动是从项羽开始的。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胜利后，火烧咸阳，并对跟随他一起反抗暴秦的功臣、诸王进行分封。项羽一共分封了十九个诸侯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申阳为河南王，司马�n为殷王，张耳为常山王，黥布为九江王，吴芮为衡山王，共敖为临江王，臧荼为燕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韩王成仍为韩王，改立赵王歇为代王，魏王豹为西魏王，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仔细分析当时的分封背景，我们会发现项羽的分封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从项羽自身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分封的。早在项羽年轻之时，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前去观看，就说：“彼可取而代也。”[5]38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项羽对秦始皇的地位不是痛恨而是羡慕，其统一天下于一人之手的雄心就已显露无疑。楚汉战争时，虽然史书没有正面说他不愿意分封，可却借他人之口道出了项羽对分封的慎重。如韩信论项羽：“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5]316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项羽分封诸王时内心的几分不情愿。从当时的外部情况来看，他又不得不进行分封。一方面此时的项羽形式上还是楚怀王的臣下，且楚怀王处处提防项羽。当项羽火烧咸阳后，派人向楚怀王禀报破关入秦的情况，怀王说“如约”[5]402,就足以说明。项羽此时如果不分封诸王，而行郡县制，则其统一天下而作秦始皇一般人物的雄心就无所施展，所以必须在除掉楚怀王，统一天下之后再行郡县制。另一方面，跟随项羽反秦的功臣、诸王实际上也是一个个地方割据政权的代表。他们有的是六国旧贵族，如张耳、田市；有的是带兵打仗的武将，如黥布、臧荼。其削弱他人壮大自己，进而统一天下的野心也是昭然若见。因此，假如在战争结束之后，不行分封制，而行郡县制，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以一己之力而对付全天下，则项羽恐怕又要步秦朝的后尘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灭掉秦朝之后，项羽分封诸王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项羽分封诸王，虽然有些迫不得已，却并不能阻挡其借分封以达排斥异己的企图。通过分析项羽所封的十九位诸侯王，我们不难发现，其分封掺杂了许多利害关系。正如唐国军在《“封建”亡魂：秦楚汉之间的“六国”体制复辟问题新探》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项羽分封诸王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阳尊楚约而抑制刘邦……第二，尽王追随自己的诸将于中原好地。第三，尽”徙“故六国后政权于边地或狭地。”[4]102如燕将臧荼，只因他跟随楚军救赵，又随军入关，就立他为燕王，而改立旧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又如改立赵王赵歇为代王，魏王魏豹为西魏王，齐王田市为胶东王等。因此，项羽借分封诸王在行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稳定人心，即通过恢复分封制度来安定天下人心；第二个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异己力量。项羽封他人为王，独封自己为霸王，其欲凌驾于诸王之上的心思可见一斑。又通过将中原好地封于顺从自己的亲近之人，而尽徙六国后政权于边地或狭地，则又壮大了自己一方力量削弱了异己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项羽的分封思想较六国旧贵族又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项羽分封诸王既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别有一番用心的。这就反映出项羽分封思想不仅与西周式的分封思想不同，而且在六国旧贵族分封思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六国旧贵族的分封思想还只是停留在消灭他国、兼并天下的层面上，至于以何种方式兼并天下，兼并天下之后是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他们则根本没有考虑。而项羽不仅考虑到了这些问题，还借分封这种形式排斥了异己，巩固了自身，向天下大一统又迈进了一步。但是随着项羽在楚汉战争中的败亡，新型分封思想的构建任务最终被推到了胜利者刘邦身上。
三、刘邦三次分封诸王：新型分封思想的完成
刘邦分封诸王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楚汉战争中的分封；第二个阶段是楚汉战争结束后，对异姓诸侯王进行的分封；第三个阶段则是刘邦在晚年消灭了异姓诸侯王后，对同姓子弟进行的分封。下面我们分别对之加以分析。
刘邦分封诸侯王早在楚汉战争中便已开始，可以说这时的分封主要是为了孤立项羽一方，壮大自己一方的势力而不得不进行的权宜之计，这跟项羽借分封来打击异己势力的用意十分相近。概括起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诸侯王有赵王张耳、衡山王吴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信，其中前四个为项羽旧封[5]403.刘邦除在垓下之战中改立武王英布为淮南王[5]477外，只是承认他们的名号罢了。后两位则是刘邦新封的诸侯王。项羽旧封的四位王或是势穷力薄，才去投奔刘邦，如赵王张耳；或是被说服，才去投奔刘邦，如九江王英布；或是在时局已经明朗的情况下，才选择加入刘邦一方，如臧荼、吴芮。因此都不能算是从内心支持刘邦。刘邦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影响力和各自势力，不得不对他们的封号加以承认以获得支持。而对韩信的封王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的韩信已据有整个齐地，且功勋卓着，而刘邦则处于被项羽军队紧紧围困的紧急形势之中。为了获取其援助，刘邦不但没有反对韩信想成为假齐王的要求，还给了他一个真正的齐王封号[5]3178.而韩王信的分封，也是迫于当时紧张的斗争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由于韩王信拥有韩王族的身份，且较早就开始追随刘邦，因此刘邦在打败了项羽所封的韩王郑昌之后，出于争夺天下的战略考虑，封韩王信为韩王。总之，分析这六位封王，我们不难看出，在楚汉相争的情况之下，出于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刘邦不得不采取承认旧封王、分封新诸侯王的权宜之计。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自刎，汉朝建立，刘邦分封诸侯王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m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敖（张耳之子）皆如故”[5]478-479,后燕王臧荼反叛伏诛，刘邦又封卢绾为燕王。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分封诸王是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不得不实行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分封诸王又是什么缘故呢？对于此次诸王分封，笔者认为，既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在里面，又包含着对新型分封思想的发展，应该区别看待。一方面，对于韩信、英布和彭越的分封，虽然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三个均战功显赫，理应受到分封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当时他们各自拥兵一方，且个个能征善战，如果骤然废分封，则恐怕会天下大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对于张敖、韩王信、吴芮和臧荼的再次分封以及继臧荼之后对卢绾的分封，则表现出了刘邦对新型分封思想的发展。刘邦分封张敖一行人虽然也有论功行赏的用意，可也有希望利用他们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安定社会以及在汉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设置缓冲地带的用意。如张耳（张敖之父）早在项羽分封时便因扶赵抗秦之功而被封在赵地（常山王，统赵地北部），期间虽被陈馀打败，投奔了刘邦，但他又很快复国，之后一直到其子张敖，封地一直在赵地。所以保持其赵王的封号，有利于获得大多数赵地民众的支持和归附，使社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又如分封吴芮、臧荼，使他们建立长沙国和燕国，前者南邻百越之地，后者则北接匈奴之乡，这样就在汉朝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区域，避免了二者的直接冲突。仔细分析刘邦的上述用意，我们会发现，这是刘邦在有意识地利用分封制的长处以弥补郡县制的不足，由此也反映出刘邦对于新型分封思想的发展。那就是不再一味地借分封之名来行兼并之实，不再一味地向往郡县制，而是在天下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以互相弥补二者的不足。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分封局面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异姓诸侯王的存在，不能令刘邦放心大胆地去彻底实践新型分封思想。
第二阶段的分封完成之后，没用几年时间，刘邦就将所封的大多数异姓诸侯王消灭了，分封于是进入第三个阶段。刘邦此次一共分封了十一个同姓诸侯王，他们分别是：荆王刘贾，楚王刘交，代王刘喜，吴王刘濞，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代王刘恒，燕王刘建，其中刘恒是在刘喜被废的情况下接替为王的，所以同姓诸侯国共有十个。关于此次分封的目的，史书上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6]393.仔细分析刘邦所封的十一个同姓诸侯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跟刘邦的亲密血缘关系。荆王刘贾，是刘邦叔父的儿子；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弟弟；代王刘喜，是刘邦的哥哥；吴王刘濞，是刘喜的儿子，其余诸王则是刘邦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刘邦在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的同时，还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50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邦家天下的思想，以及其对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的重视。虽然如此，刘邦并没有压制、甚至废止郡县制，而是将它在诸侯国内外推行，尤其是在富饶的关中地区。这就说明刘邦的分封思想早已不是过去的了，而是秦末以来的新型分封思想：在天下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建立郡国并行制。而且这种思想在和平条件下被付诸实施，最终使得思想构建得以完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刘邦在楚汉战争和汉朝初年，一共进行了三次诸侯王的分封。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新型分封思想的构建也逐渐得以完成，并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说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道路。
四、新型分封思想的内容与特色
正如上文所述，所谓新型分封思想，即指先借分封之名来实现天下的统一，后通过分封值得信任的同姓子弟为王，来建立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郡国并行制，以此来弥补二者的不足，进而实现政权的巩固统一。具体说来，则要分为两大层面：第一为分封形态的确定；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
先来看第一个层面。所谓分封形态，即是指分封思想指导下，国家或政权内部构建的方式。西周时期，由于是以周王朝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灭掉了商朝，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由此形成了以“封邦建国，屏藩周室”为核心的分封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全国各地被成百上千个邦国所分割，他们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共主--周天子，可在邦国之内却独立行使统治权，兵役、劳役等事项周天子无权过问。不仅如此，在邦国内部也是层层分封，各自治理一块地方。由此大致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而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新型分封思想，则是主张分封制、郡县制并存的一种政权构建方式。在这样一种政权构建方式中，分封的诸侯国不再像西周的邦国那样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完整性，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中央政权的干预与制约。不仅如此，新型分封思想还主张诸侯国内部实行郡县制，以与中央政权统治下的郡县制地区保持一致。这样就以一种兼采分封制、郡县制的方式，弥补了二者的不足，进而实现政权的稳固统一。此外，新型分封思想主张下的诸侯分封仅限于同姓子弟，而西周时期旧的分封思想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功臣、先代贵族后裔，这也可以看作是分封形态上的一种差异。
接着来看第二个层面。任何一种思想均由理论阐释和方法论两部分构成。而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新型分封思想，同样具有方法论的内容，那就是如何建立新的分封形态。西周时期，旧的分封思想借助于周武王伐商和周公两次东征的胜利得以实现。它是在以周王朝为核心的部族联盟之上，由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及后来的辅政之人周公发号施令，得以顺利实施的。秦末汉初之时，情况则大为不同，不仅所依托的部族联盟早已不复存在，而且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面对此种情况，新型分封思想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逐渐实现目的。统治者先要借助旧分封的形式实现天下的统一。这样一来，既消除了大部分敌对势力，又不致与传统政治习俗尖锐对立。之后借助天下统一的充足力量，逐渐分封值得信任的同姓子弟为王。通过郡国并行制这样一种体制的构建，来建立新的分封形态。
五、新型分封思想形成的原因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脱离不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这一新型分封思想同样不能例外。秦末汉初之时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要素，是促使这一新型分封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一，政治上，秦朝速亡的教训是新型分封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夏商周三朝虽然不能确切考察它们的起止年代，可据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的证明，其立国也分别有几百年的时间。然而秦朝统一四海，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勋，却只存世十几年，这就不得不令当世之人深思，进而牵累到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的措施上去。如贾谊在《过秦论》里就说：“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5]356-357因此，秦朝速亡的教训使统治者对全面推行郡县制心有余悸，促使新型分封思想得以形成。
第二，社会上，分封制政治惯性造成的社会心理此时依然十分普遍，这种社会心理也是新型分封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末汉初之时，虽然距西周封邦建国已经有六百多年，可由此带来的分封制社会心理却依然十分普遍，这从秦末汉初世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如秦末武臣北略赵地时，规劝当地豪杰反秦就用了“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5]3124的话语。因此普遍的分封制社会心理也是新型分封思想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文化上，当时地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促使这一新型分封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尤以诸侯国之间的文化差别为大。如齐鲁文化与楚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的不同。这种地域文化差异明显的状态即使到了西汉中期还十分突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齐国故地、鲁国故地等民俗、风俗的介绍[5]3968,便是很好的证明。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郡县制在全国各地的推行。由此，分封制便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一新型分封思想也就应时而生了。
六、结语
秦末汉初之时，各种政治力量蜂拥而起，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政治局势也随之瞬息万变。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汉高祖刘邦又是如何一统天下，开创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呢？这其中固然有诸多因素，但新型分封思想的完成及成功实行是无法忽视的一点。它不仅帮助汉高祖刘邦在战争中认清复杂局势，作出正确选择，最终实现天下统一。还使得其开创的西汉王朝，在随后的“诸吕之变”中成功应对，顺利度过第一个瓶颈期，从此蒸蒸日上。虽然几十年后，“七国之乱”爆发，分封的诸侯国由此经历了大的转变。但作为一份政治遗产，新型分封思想指导下的郡国并行制这一形式，一直存续于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并最终成为其政治制度中特色鲜明的一种。
注释：
①如钱穆即在所着《秦汉史》一书中说道：“天下解体，怨望日甚。封建之残念，战国之余影，尚留存于人民之脑际。于是戍卒一呼，山东响应，为古代封建政体作反动，而秦遂以亡”[1]35.吕思勉也在所着《秦汉史》一书中论述道：“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然人仍不知其不可行也，于是有汉初之分封”[2]50-51.
②如陈玉屏即在所着论文《对秦亡后诸侯裂土分封的再认识》中写道：“秦亡后重新出现的分封则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体现西周分封制原则的周礼，早就已经礼崩乐坏；人们对于分封制，往往只注目于‘裂土分封’这个外在的形式，而对其原有的那一套严格的规范，因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早已谈不上现实感受了”[3]76.唐国军也在所着论文《“封建”亡魂：秦楚汉之间的“六国”体制复辟问题新探》中论述道：“六国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已为历史的铁律所锁定，反秦战争及随后的楚汉战争中出现的‘六国’阴魂，不过是那个时代反秦的工具，一面号召的旗帜”[4]105.
参考文献：
[1]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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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玉屏。对秦亡后诸侯裂土分封的再认识[J].天府新论，1995（5）：73-77.
[4]唐国军。“封建”亡魂：秦楚汉之间的“六国”体制复辟问题新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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