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是赵超构新时期杂文值得高度重视的部分。他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揭示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这些诤言式的文字，触及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不乏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
【关键词】赵超构 ;杂文； 知识分子问题； 反思
赵超构（1910---1992）的杂文以他用笔名林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未晚谈》专栏杂文为代表。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值得高度重视。他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上，表现出特有的韧性。他坚持不懈地以杂文之笔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揭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写知识分子，是因为我熟悉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落实。然而几乎是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它的进展绝不会一帆风顺。他的知识分子话题是针对社会上关于知识分子“尾巴翘得好快”的闲言冷语开始的（《“尾巴”翘得好快呀！》1978年7月13日）。从此以后，他时刻关心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时地为他们呼吁，直至走完自己人生旅程。
大声疾呼“让知识分子做自己想做的事”
1982年响应老作家叶圣陶“让老年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要勉强他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呼吁，赵超构提出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让知识分子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列举了知识分子未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几种形态：
1982年响应老作家叶圣陶“让老年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要勉强他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呼吁，赵超构提出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让知识分子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列举了知识分子未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几种形态：
“当官”:假如茅盾不当文化部长，“解放后正当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以他的成熟的艺术，以他的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一定能给建国以来的文坛留下更多的着作吧。”（《假如茅盾不当文化部长》）；
“闲煞”:假如马寅初不是卷入一场人口论的笔墨官司，也就没有最后二十多年门可罗雀的寂寞，也就不会想做一点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可得（《闲煞与忙煞》）；“忙煞”:虽然叶圣陶遇上了门庭若市，但那样的忙，只是无效劳动，只是贾宝玉式的无事忙，其实质也是不让他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闲煞与忙煞》）。
对三种形态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让知识分子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这么归纳说：对于知识分子，“既不要让他们忙煞，也不要让他们闲煞；既不要把他们捧杀，也不要把他们骂杀；既不要教他们热煞，也不要教他们冷煞。”在他看来，这每一个“煞”（“杀”），都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也是有“背景”可挖的。
爱惜他们的精力，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好的尊重和重视。同时，他劝说知识分子少发牢骚，多做些事。他对知识分子提出新要求：“五讲”之外又“一讲”---讲时间，珍惜自己的时间，也尊重别人的时间，用以多做实事。
呼唤人格回归
赵超构从“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备受人格侮辱的遭遇中认识到，要尊重知识分子，首先要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文革”结束不久他曾应某报之约写了《尊重人格》一文却未见发表，编辑部还来信说，文章已送请上级领导研究了。他说：“料想不到这‘人格’两字竟是这样大逆不道，还要惊动领导同志去研究一番。”在领导还在“研究”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写了《人格学ABC》、《及时雨》等文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1982年4月，全国人大开会通过的新宪法中写进了一条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为人格回归而倍感鼓舞。他情不自抑地接连写下十多篇相关的杂文，如《喜见“人格”又归来》、《“落实”何须乌纱帽？》、《“成堆”有什么不好？》、《“脱胎”乎？“脱帽”乎？》、《是“暂时”的吗？》、《哪一种“改造”?》、《“老九”上天何足怪哉》、《争鸣、齐放正是时候》等。如何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他重提“假如茅盾不当部长”的话题，进一步指出，一窝蜂地“封官拜爵”,说不定就把他的专长砸了，业务丢了，能合理使用，发挥其特长，才是真正的尊重。面对社会上的奇谈怪论，他批驳了“脱胎换骨”、“改造”这类老腔调，义正辞严地指出，知识分子成堆有什么不好？没有“成堆”的知识分子，怎能搞得成文化科学界的热气腾腾的局面？怎能建设精神文明？老九上天何足怪？老九本不臭，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老九上天，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穷老三而非臭老九！
大力倡导珍惜人才、善待人才
关于人才的议论，是赵超构此时期杂文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人才”是个千古话题，却又时谈时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人们还在大做“伯乐如何赏识千里马”一类文章时，他已经谈古论今，将“千里马”的话题引到了一个更深刻的社会背景里来。
1983年1月17日发表的《几则千里马的寓言》一文中，他一下子列举了五则寓意各不相同的寓言---有人以千金求千里马，却以五百金买回死马骨头，他因此买到好几匹千里马，这是说只要你重视千里马，就一定能得到它；一匹千里马累死在盐车的轭下，伯乐路过见状痛哭，这是说千里马常常处于无人赏识的状态；东野稷驾马车技巧极好，鲁庄公叫他驾车连续绕一百圈，终至于翻车，这是说对千里马超过极限的驱使等于摧残它；有人想卖掉一匹好马而不得，请伯乐绕着马看一看，回过头来瞧一瞧，马的身价一下提高十倍，这是讽刺社会上追求名人效应的不良风气；皇帝叫官员去查一查进宫的千里马的来历，官员回复说虽是好马，却不出在产名马的地方，只能放在宫外散养，这是对唯出身论的抨击。五则故事揭示一个道理：选千里马仅靠个别人是不够的，要全社会来当伯乐，不拘一格，千里马才能“马尽其用”.
还在媒介欢呼伯乐重新到来之时，他就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应向伯乐告别，彼此相忘于无形！他认为，伯乐和包公一样，都是早已过去而且应当消逝的旧观念，因为那是“物以稀为贵”的产物；指出今天的千里马决不能寄希望在包青天的统治下过日子，也不能寄幻想于伯乐的赏识，而应当依靠人事制度的养才之道、聚才之道和用才之道。（《包公与伯乐》）
他认为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发才”比“发财”更重要。人尽其“才”,才是广大知识分子心底的迫切愿望（《发“才”乎？发“财”乎？》）。主管人事的同志都应像月下老人或红娘那样，乐于成人之美，研究人才，理解人才，为知识分子牵线搭桥，促进更多新秀脱颖而出（《能怪人家“不安心”吗？》）；要主动去了解人才，给人才创造机会。
对毛遂这样勇于自荐的人才，得主动给他创造机会，让他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愿千万毛遂脱颖而出》）；使用人才要有大气魄，不妨学一学范仲淹的用人标准：“多取气节，阔略细故。”（《用人要有大气魄》）；用人也要走群众路线，王安石当上宰相后用人过于自信，自己赏识谁就用谁，结果用了个谄谀之士（《王安石的悲剧》）；人才不可搞人身依附，范仲淹虽出于宰相晏殊门下，却不搞上下级依附，而是忠于自己的政治抱负（《范仲淹与晏殊》）。他大声疾呼要根除人才问题上的“左眼病”,不能再发生忠诚老实的知识分子因出生不正而委屈度过短促一生的悲剧（《杨学敏的伤痕》）；指斥嫉妒人才的歪风邪气，指出凡是白衣秀士王伦称霸之处，其下必多南郭之流（《南郭先生与白衣秀士》）；认为在人才问题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一说尊重人才就以“其他的人怎么办？”来反对（《其他的人怎么办？》）；认为应横下心来精简南郭大舞台以凸现人才（《南郭大舞台》）。他提出在人才活着时就应给予最充分的信任和荣誉。他对树“病人才”为典型感到悲哀，对追认“死人才”感到痛惜（《死后追认不足为法》）；他对媒体热衷宣传人才的有病不治心生反感，对某单位欲树一位癌病患者为典型，当确诊其为良性肿瘤时又予以取消的做法，发出苦涩的笑（《蒋筑英能不能多活些年？》）。
颂扬知识分子是中国脊梁
赵超构关于知识分子杂文中还有一类可称作歌颂性杂文。他认为，如果说解放初期，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怀疑和警惕，那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80年代，特别是经过了“文革”,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操守和敬业精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证明，可以“确认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一家人”.于是他把许多位优秀知识分子写进杂文。比如叶圣陶、马寅初、茅盾、郭沫若，还有丰子恺、巴金、夏衍、朱光潜、周信芳、华罗庚、邓稼先等等。一向视作“投枪”、“匕首”的杂文也可以给“新人新事”以热情的歌颂。
他的这类杂文，贯穿着一条主线：知识分子是中国脊梁。“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鲁迅以来已成为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传统。他希望全社会都明白，中国知识分子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丰子恺先生在“文革”中，白天蹲牛棚，挨批斗，夜晚仍在灯下悄悄地写《缘缘堂续笔》；左翼文坛闯将李初梨，将三十多年收藏的价值连城的五百多件文物无偿献给国家；两弹功勋邓稼先默默奋斗二十八年，死后才为人所知；老作家巴金的作品，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相呼应，从中可以叩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他的这类“歌颂性杂文”,决非应景媚俗，而是由衷地颂扬，与他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相得益彰。赞美无名英雄邓稼先，针对的是热衷于争逐“知名度”的“登龙”术士，批评的是费尽心思争逐名利的社会风气；称颂李初梨无私献宝，对照的是以文物居奇、为名为利的假雅士和毁坏文物、盗卖文物的风雅市侩；写丰子恺对艺术的执拗精神，衬托的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牛鬼蛇神批斗的肃杀情景；写巴金历经磨难仍心系人民，是希望人们能消除对待知识、对待文化艺术、对待知识分子的愚昧和偏见。
赵超构有关知识分子杂文的数量，超过了他新时期杂文的三分之一。这些诤言式的文字，触及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跳动着新时期的脉搏，而且不乏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显现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