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传》的叙事艺术巧妙而又独特。通过深入细致的探索， 发现《左传》的叙事艺术主要从叙事手法、叙事角度、叙事特点、人物塑造、叙事记言五个方面表现出来， 《左传》的叙事艺术也由这五个方面推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水平。同时， 《左传》成熟的叙事艺术对我们研究先秦叙事文学叙事艺术的演变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左传》； 叙事手法； 叙事角度； 叙事特点； 人物塑造； 叙事记言；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散文， 其叙事艺术超越之前的历史散文而取得了巨大成就， 主要表现在叙事手法、叙事角度、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叙事记言五个方面。
一、《左传》的叙事手法
《左传》大体以时间为序进行叙事， 其中顺叙、倒叙、插叙、预叙等手法在对事件的叙述中进行了大范围且成功的运用。
1. 顺叙
所谓顺叙， 就是指按照事件在时间上先后发生、发展的顺序来进行叙述的方法。《左传》便是以顺叙为框架展开叙述。
《左传》大致记叙了自鲁隐公元年 （公元前722年） 到鲁哀公二十七年 （公元前468年） 间的历史。从宏观上看， 《左传》是严格按照鲁国十二位国君在位的顺序来展开记叙， 先后分别是鲁隐公 （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 、鲁桓公 （公元前711年-公元前694年） 、鲁庄公 （公元前693年-公元前662年） 、鲁闵公 （公元前661年-公元前660年） 、鲁僖公 （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 、鲁文公 （公元前626年-公元前609年） 、鲁宣公 （公元前608年-公元前591年） 、鲁成公 （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73年） 、鲁襄公 （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42年） 、鲁昭公 （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0年） 、鲁定公 （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 以及鲁哀公 （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68年） .对于每一位君主的记事也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以鲁隐公为例， 记录了其自“元年春， 王周正月”到“十一年春， 滕侯、薛侯来朝， 争长”.同样， 某君主某年发生的事也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记叙， 以鲁桓公二年 （公元前721年） 为例， 以时间为序记叙了自“二年春， 宋督攻孔氏……”到“夏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 再到“秋， 七月， 杞侯来朝， 不敬”, 再到“九月， 入杞， 讨不敬也”, 以及最后“冬， 公至自唐， 告于庙也”.另外， 《左传》的叙事还会精确到某一日发生了某事， 甚至是某一时发生了某事。如鲁成公二年 （公元前589年） , “癸酉， 师陈于鞍”.再如鲁成公十三年 （前578年） , “夏四月戊午， 晋侯使吕相绝秦……”.这些都将事件定位到了具体的某一日， 而鲁成公十六年 （公元前575年） 晋楚之间“旦而战， 见星未已”更是将事件的时间定位到了某时。由以上可知， 《左传》一书在叙事整体上采用顺叙， 以时间为线索展开叙述， 同时其对应的叙事结构则是“公---年---月---日---时”[1]124.
顺叙是《左传》叙事的框架， 所有的事件都是在顺叙的基础上展开的。顺序在《左传》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将历史的发生发展如画卷一般有条不紊地一一展开， 使得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但它也有着一些弱势之处， 在同一时间点上难以将此时发生的多个事件同时叙述出来， 时间的线性决定了其立体性的不足。由于《左传》叙事力求对事件叙述的完整与合理， 而单纯的顺叙显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 因此在顺叙之中加入其他叙事手法也就不可避免。
2. 倒叙
所谓倒叙， 就是“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2]17.某种程度上说， 插叙、补叙和倒叙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此处就集中对倒叙展开论述。
《左传》中倒叙的使用十分广泛， 使用形式也是层出不穷， 较为常见的是以“初”字起领的倒叙， 如鲁闵公二年 （公元前660年） :“初， 惠公之即位也少， 齐人使昭伯�与宣姜， 不可， 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里是在叙述了狄人侵卫后， 倒叙卫惠公 （公元前699年-公元前696年、公元前688年-公元前669年） 的兄长昭伯 （生卒不详） 生下了上述子嗣， 这为后文中宋桓公 （公元前681年-公元前651年） 接纳卫国人、戴公 （公元前660年） 被立为国君以及齐桓公送给戴公诸多礼物等交代了缘由。此外， 以“昔”起领的倒叙也不少， 以“昔”字起领的倒叙多是在顺叙之中借由人物的言语倒叙过去之旧事， 如鲁成公十三年， 吕相绝秦时说：“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 �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昏姻。”此处吕相先谈秦晋之旧好， 以引出现今之敌对， 同时也将秦晋敌对之过错推卸给秦国， 这的确是相当高明的外交言辞。还有一些倒叙则无标志词， 直接展开倒叙， 如鲁成公二年 （公元前589年） , 齐国与晋国之间的战争中，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这是齐晋之间战争已经爆发后， 倒叙韩厥 （生卒不详） 前一晚的梦， 这也为后文中， 齐顷公 （公元前598年-公元前572年） 禁止邴夏 （生卒不详） 射杀韩厥埋下了伏笔， 也使这一事件更加合情合理。
倒叙作为顺序的补充， 在增强《左传》叙事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以顺叙贯穿全书的单一模式， 使得历史事件更加鲜活， 而非简单且死板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同时， 倒叙之中也包含着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 借着倒叙表达其或褒或贬的立场。
3. 预叙
所谓预叙， 就是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2]17.预叙在《左传》中的运用也十分广泛。
《左传》中对于事件的预叙有着多种的形式， 而这所有的预叙都是以一定的事件或人物为基础来展开， 一切皆是合情合理， 而非简单地通过空想来完成。《左传》中较为常见的预叙是通过一定的自然现象来预见即将发生的事， 如鲁僖公十四年 （公元前650年） :“秋， 八月辛卯， 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 几亡国。’”这里卜偃 （生卒不详） 通过“沙鹿崩”这一自然现象进行了预见， 认为将有一大国发生大事， 并近乎亡国。后来发生的秦晋之战中晋国的大败也证明了卜偃预见的正确性。其次， 还有通过人的外貌、行为等进行预见， 如鲁宣公四年 （公元前605年） :“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 熊虎之状， 而豺狼之声， 弗杀， 必灭若敖氏矣。’”这里子文 （生卒不详） 通过越椒 （？-公元前605年） 的外貌及其声音预见了越椒会遭至若敖氏的灭亡， 后果然如此。再次， 通过以往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 如鲁僖公三十二年 （前628年） , 秦晋崤之战中， 蹇叔 （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10年） 认为“劳师以袭远， 非所闻也。劳师力竭， 远主备之， 无乃不可乎……”, 又认为“晋人御师必于崤”.这里蹇叔通过以往战事经验预见了秦军必将败于崤地， 结果也确实如此。另外， 还有一些通过占卜的方式进行的预见， 如鲁僖公四年 （公元前656年） :“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 卜之， 不吉；筮之， 吉。”这里以占卜来判断将骊姬 （？-公元前651年） 立为夫人是否正确， 结果显示“不吉”, 但晋献公一意孤行， 导致晋国内乱。
与倒叙相同， 预叙也打破了顺叙的单一模式， 使得《左传》更加鲜活。同时， 提前叙述出结果也使读者对于引起结果的原因与过程产生好奇心， 使得文本避免了平铺直述的枯燥与乏味。
《左传》采用顺叙为主要叙事手法， 以时间为序叙述历史事件发生、发展以及结果的全过程， 同时辅之以倒叙、插叙、补叙以及预叙等叙事手法， 形成了《左传》婉转多变的叙事风格， 在叙事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左传》的叙事角度
《左传》在叙事角度的选择方面以全知叙事为主， 主导全书， 同时辅之以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
1. 全知叙事
《左传》中对于绝大多数的历史事件的叙述， 采用的是全知叙事， 即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 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等全部处于其主导之下， 调度之中。全知叙事“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 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 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 也可看到在其它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如指掌， 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3]204.《左传》一书将仅有一万六千余字的《春秋》扩编到十八万字， 从简略精干到鸿篇巨制， 全知叙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也是因此， 才有了对诸侯列国间外交、军事的详加叙述。全知叙事也正是最适合展开宏大恢弘场面的叙事角度， 其中又突出表现在对战争事件的叙述上， 通过全知叙事能够将诸侯列国间战争的始因、战前谋划、交战过程以及战后结果等一一呈现出来。如鲁僖公二十八年 （公元前632年） 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 对于此战的叙述从战争起因、战前谋划到交战过程、签订盟约， 涉及到了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
全知叙事在叙事详尽、逻辑严密等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 但其缺点也不可忽视， 全知叙事拉大了读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距离， 不利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的传达。
2. 纯客观叙事
纯客观叙事与全知叙事一样都是站在第三人的立场来进行叙事， 但纯客观叙事和全知叙事又有所差别：“纯客观叙事与全知叙事的区别在于， 叙事者放弃了全知全能的身份， 而是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4]129.《左传》全书以全知叙事为主导， 但全知叙事不免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 由此， 纯客观叙事刚好弥补了这一缺点。如鲁僖公四年晋国发生的骊姬之乱， 这是一场政治阴谋， 但《左传》却并没有骊姬、晋献公、中大夫、太子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也没有对此事的褒贬评价， 仅仅只是客观叙述了这一事实， 但“骊姬之乱”本身丰富的内涵与作者不露声色的客观叙述之间形成的强大张力， 使得骊姬的阴险毒辣和太子的忠厚老实表现得更为显着。
纯客观叙事在真实地展现历史原貌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但其展现出的历史更多的是人们常常说的“死”的历史， 给人留下的也是刻板、呆滞的形象。
3. 限知叙事
《左传》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叙事， 但是对于某些局部的叙述则适当地采取限知叙事， 使作者站在事件中的某一人物的角度展开叙述， 或者说是将事件中的某一人物作为叙述者， 也就是“叙述者与人物知道的同样多， 在人物对于事件没有找到解释以前， 叙述者也就不能向我们提供解释”[5]245.限知叙事使得事件的发展如波浪般一层一层地逐步展现， 使读者身临其境， 更能唤起读者对于事件发展的好奇心。如鲁僖公三十年 （公元前630年） 发生的烛之武 （生卒不详） 退秦师的事件， 《左传》从烛之武的视角出发， 毫不涉及其出身背景以及秦、晋、郑三国的战略部署方面的叙述， 读者对于事件发生情况的了解与烛之武一致， 事件的发展则是依靠烛之武推动。这样的限知叙事更为集中地叙述了中心事件， 同时增加了叙述事件的真实感， 更为重要的是留给了读者以更多的空间展开想象---正如前面所提烛之武的出身背景与秦、晋、郑三国的战略部署等。
限知叙事在拉近读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距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因其是有限的叙事， 因此无法展开广阔的历史画面， 只能将历史封闭于狭小的限知之中，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限知之中又给了读者宽广的联想空间。
这三种叙事角度互为补充， 相互弥补， 从而使得《左传》的叙事丰富多彩而不刻板呆滞。
三、《左传》的叙事特点
《左传》叙事注重对历史事件整个过程的完整叙述， 同时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也有着独特的探索。
1. 注重完整叙述过程
《左传》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注重完整， 力图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果完整而清晰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左传》的这一特点集中地表现在其对于战争事件的叙述之中。对于战争， 《左传》不仅决不束缚于对交战过程的叙述， 而且还要将战争起因、酝酿过程以及战争后果展现出来， 如鲁桓公五年 （公元前707年） , 周桓王 （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96年） 率诸侯伐郑之战， 起因是“王夺郑伯政， 郑伯不朝”, 于是周桓王伐郑， 在战争酝酿中交代了双方军队的部署， 周军以“王为中军；虢叔林父将右军， 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 陈人属焉”.郑军中子元 （生卒不详） 则分析出“陈民莫有斗心， 若先犯之， 必奔。王卒顾之， 必乱。蔡、卫不枝， 固将先奔， 既而萃于王卒， 可以集事”, 进而安排军队部署。交战过程与结果果如子元所料：“蔡、卫、陈皆奔， 王卒乱， 郑师合以攻之， 王卒大败。”战争结果则是郑国向周王赔礼道歉：“郑伯使祭足劳王， 且问左右。”此战在《左传》中笔墨虽然不多， 但却是《左传》描写战争的一个缩影。
2. 注重因果关系的探索
《左传》在注重对历史事件完整叙述的同时， 注重对因果关系的探索， 但绝非简单地将事情的因果罗列出来。《左传》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常常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如鲁僖公十五年 （公元前645年） 发生的秦晋之战， 战前交代了晋惠公 （公元前857年-公元前848年） 种种失德之事：其一， “晋侯�与贾君， 又不纳群公子”;其二， “晋侯许赂中大夫， 既而皆背之”;其三， “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与”;其四， “晋饥， 秦输之粟；秦饥， 晋闭之籴……”.正是因为晋惠公如此的失德， 以致秦穆公 （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 举兵伐晋， 晋国也因此大败。晋国之败， 在战争开始之前晋惠公违背道义时便已经埋下了伏笔， 这也正体现出《左传》在叙事中所带有的道德化、神秘化色彩。另外，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如实地叙述历史事件， 在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时， 又根据历史人物在言行中的得失， 在叙事之中加入各种神奇怪异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左传》对于因果关系的探索主要是借人物言行得失来预示其命运， 如鲁隐公四年 （公元前719年） , 借众仲 （生卒不详） 之口说出州吁 （公元前719年） 行为方面的不当：“夫州吁， 阻兵而安忍”, 以及“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 于是乎不务令德， 而欲以乱成， 必不免矣”.这些也正是通过州吁行为的不当来预示其后来被杀的命运。另外一些因果关系的探索则是加入种种神奇怪异的传说故事来预示结局， 如鲁僖公三十二年 （公元前628年） , 晋文公 （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8年） 卒， “柩有声如牛”, 以此来提醒晋国臣子：“将有西师过轶我， 击之， 必大捷焉。”果然， 秦晋之间发生崤之战， 且以晋国取胜告终。对于历史事件道德化、神秘化的解释也反映出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注重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完整叙述以及因果关系的探索是《左传》的两大特点， 二者使得《左传》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晓畅清晰、合情合理。
四、《左传》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的人物形象有着独特的塑造方法， 并且部分人物性格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
1. 人物塑造
《左传》塑造人物， 几乎不存在对某一人物的集中塑造， 如果想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那么只有将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言行举止全部联系起来才行。如子产完整的人物形象就是通过其不同时期和地点的言行相互联系而得到：鲁襄公三十年 （公元前543年） , “郑子皮授子产政”之事， 鲁襄公三十一年 （公元前542年） ,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之事以及同年的子产不毁“乡校”之事等。《左传》塑造人物形象主要依靠人物的行为和对话， 而非外貌和心理描写。如鲁隐公三年 （公元前720年） , 卫庄公得子州吁， 州吁“宠而好兵”, 石� （生卒不详） 便向卫庄公 （前757年-前737年） 谏言：“臣闻， 爱子， 教之以义方， 弗纳于邪……将立州吁， 乃定之矣， 若犹未也， 阶之为祸……”这里以言语的形式表现出石�的忠。其后， 鲁隐公四年， 石�骗其子石厚 （生卒不详） 与州吁朝见陈桓公 （公元前754年-公元前707年） , 使二人被捕， 并由卫人处死州吁， 石�派人处死了石厚。这里石�又以行动表现出了他对国家人民的忠心， 甚至不惜大义灭亲， 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左传》塑造人物， 并不倾向于使某个人物往复多次出现而形成完整形象， 而更加注重人物在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某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其形象的某一方面， 并且这一方面在文中往往浓墨重彩， 显得异常生动传神， 从而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如鲁僖公三十年发生的烛之武退秦师事件中的烛之武， 当时秦晋围郑， 烛之武奉郑文公 （公元前673年-公元前628年） 之命前去游说秦穆公， 烛之武在秦穆公面前先陈攻郑之弊：“越国以鄙远， 君知其难也。”再陈留郑之利：“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最后陈晋之寡信与贪欲：“许君焦、瑕， 朝济而夕设版焉。”“欲肆其西封， 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烛之武救郑国的爱国之情以及在秦穆公面前逻辑严密、不卑不亢的慷慨陈词， 使得其形象如夜空之星光， 熠熠生辉。
2. 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左传》在塑造人物时， 一部分描写展现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从而表现出人物性格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的变化性。《左传》中晋文公重耳尤为典型， 其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 志向不坚。重耳一开始遭遇祸乱出逃， 逃到齐国后， 齐桓公 （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3年） 将女儿嫁给他为妻， 重耳便安于此等舒适， 不思进取， 多亏跟随的臣子及时提醒、督促、谋划， 帮助他克服了这一致命的弊端， 重新振作， 重拾信心。同时跟随的臣子又忠心辅佐他， 他们利用秦晋两国多年以来存在的矛盾， 借助秦穆公的武装力量， 使重耳入主晋国， 成为国君， 方遂“成事”之志。其二， 恪守承诺。在晋楚城濮之战中， 晋军面对楚军退避三舍， 以报晋文公当年流亡楚国时受到礼遇的恩情。其三， 睚眦必报。晋文公在外逃亡时， “卫文公不礼焉”“及曹， 曹共公闻其骈胁， 欲观其裸。浴， 薄而观之”“及郑， 郑文公亦不礼焉”.卫、曹、郑三国君主皆对其不礼， 重耳归国后， 便寻机雪耻， 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春 （公元前632年） 侵曹伐卫， 晋楚城濮之战后， 又与郑国定下盟约。其四， 缺乏决断。晋楚城濮之战决战在即， 晋文公的表现却是“晋侯患之”“公疑焉”, 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军， 晋文公却在考虑“若楚惠何”, 并因做了一个“楚子伏己而�其脑”的梦而感到害怕， 如此种种皆表现出其缺乏决断、首鼠两端的性格。
《左传》塑造人物的方法多样， 塑造出的人物形象， 有的鲜明， 有的复杂。这表现出了《左传》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巨大成就。
五、《左传》的叙事记言
《春秋》和《尚书》， 前者记事， 后者记言， 言事分记， 这种单一的记事或者记言， 缺陷非常明显， 即忽视了身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而《左传》一书抛弃了这种单纯的记事或记言的方式， 集记事与记言于一体， 从而将“人”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
《左传》叙事记言中的历史事件显然不是对历史原貌的真实记录， 而应当是作者出于自身的某些揣测或猜想做出的大胆猜测。如鲁隐公元年发生的郑伯 （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 克段于鄢的事， 在《左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来记叙这一事件， 更是直接写出了众多人物之间的言行细节， 然而在《春秋》一书中对于这一事件不过寥寥几字：“夏， 五月， 郑伯克段于鄢”.非常明显， 《左传》是基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加以其它部分资料展开想象， 猜想当时的情况，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合理的猜想使得《左传》中的历史故事更为丰富多彩， 人物也更为鲜活真实， 更使得《左传》本身具有了较强的文学性。此外， 《左传》中还有大量神奇怪异的传闻和通过占卜解释梦境的故事， 如鲁成公十年 （公元前581年） 发生的晋景公 （公元前599年-公元前581年） 之死， 情节怪异曲折， 整个事件主要通过三个离奇怪异的梦境来连接。先写晋景公梦到“大厉”, 画面令人读来毛骨悚然， 再写晋景公梦到“疾为二竖子”, 画面此刻又变得生动有趣， 最后写“小臣”梦到他背晋景公升天， 更是充满了神秘气息。
《左传》言事相融的叙事方式以及大量神奇怪异的传闻和通过占卜解释梦境的故事使得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并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语
《左传》叙事以《春秋》为纲， 在《春秋》简短记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事实和传说， 形成了鸿篇巨制的叙事散文。同时， 又依靠叙事手法、叙事角度、叙事特点、人物塑造和叙事记言五个方面将其叙事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而在叙事上超越《春秋》而形成了相当成熟且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叙事艺术。由此， 《左传》也成了我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更为重要的是， 此处对《左传》叙事艺术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先秦叙事散文叙事艺术的演变、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并且对现今叙事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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